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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是一個沒有任何美譽度的名詞。在日常生活中，無政府主義曾等同于自由主義，甚至比自由主義還要邪惡，它意味著無組織無紀律，用俗語說便是無法無天，那是一直需要“反對”的對象。在政治文化層面，無政府主義曾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敵人，而且在有些經(jīng)典著作中還被宣布為共產(chǎn)主義“最兇惡的敵人”。盡管中國現(xiàn)代歷史表明，無政府主義革命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一度處于同步關系，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思想家與無政府主義革命組織的成員，例如巴金、蔣光慈、胡也頻等，離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也不過一兩步之遙，事實上相當多的這類人士都成功地跨越了這一兩步，但人們仍然相信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之不共戴天。在歷史認知范疇內，人們光知道“以人劃線”是相當危險的做法，殊不知最危險最不科學最容易導致巨大謬誤的乃是以“主義”劃線，無論這個人的思想內涵和人格品德如何，一旦“主義”不對，立即打入另冊；這時候，“以人劃線”反倒是值得珍視的判斷方法了。

這樣的歷史認知決定了無政府主義的研究長期處于被冷凍狀態(tài)。雖然20世紀50年代中央黨校就已經(jīng)整理過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內部資料，80年代又正式出版過類似的資料集①，但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并沒有因此啟動，包括相對來說較為安全也可能較為溫和的無政府主義文學的研究。直到本世紀初，無政府主義文學的研究才真正出現(xiàn)向學理深度進發(fā)的勢頭，單是陸續(xù)出版的博士論文便有四五種，其中，張全之關于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的影響的研究學術深度較為明顯，學術創(chuàng)新力度較大②。無政府主義及其文學的研究應能從學理方面為人們更加深刻地認知無政府主義思潮提供足夠的啟發(fā)，從史識方面為人們更加準確地理解無政府主義與文學的關系提供珍貴的導引。現(xiàn)謹從思想鄰壑現(xiàn)象和意念理性角度為無政府主義的中國角色提出一種認知策略，進而分析無政府主義與文學之間的天然因緣。

一、思想鄰壑現(xiàn)象

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經(jīng)歷了從社會主義的同路人到與社會主義分道揚鑣進而成為兇惡的敵人的過程。雖然這種價值體系確實存在著反對包括無產(chǎn)階級專政在內的一切形式專政的思想因素，但在社會革命時代，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其巨大的批判力是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須借重的對象，將無政府主義當作兇惡的敵人，自然有著極“左”思潮影響的痕跡，同時也透露出相當深刻和復雜的社會心理信息。無政府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派別的共產(chǎn)主義。不過它與共產(chǎn)黨的共產(chǎn)主義理念確有很大差異。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等曾明確著文批評馬克思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政策論”表示過“絕對的不贊成”①。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qū)聲白等1921年前后還與陳獨秀展開過激烈的論爭，針對《新青年》陣營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進行猛烈的反批評。這樣的批評和反批評文章分別揭載于走向政治化的《新青年》和無政府主義刊物《民聲》，應該被視為那時候頗為重要的一場思想論爭。無政府主義思想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最嚴重的分歧，便在于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認識上。當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提倡“勞工專政”也就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時，無政府主義者表示不可能存在這樣的專政：“無論任何種之專制政治，統(tǒng)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權，所以一實行起來便變成官僚專制，斷沒有真正的勞工專政”②。無政府主義者師復早就認為，一切專政統(tǒng)治都不具有學歷上的合法性：“Anarchisme者，主張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統(tǒng)治，廢絕首領及威權所附麗之機關學說也”③。后來還明確宣布“反對未來的所謂勞農(nóng)政府及集產(chǎn)制度”④，反對列寧的蘇聯(lián)政權，認為“李寧拿馬克斯的集產(chǎn)主義，在俄國實施起來，弄出勞農(nóng)政府”，屬于無政府主義的異教異派⑤。這種無政府言論，對于志在奪取政權并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共產(chǎn)黨人看來，當然是應該加以批判和清除的異端邪說。

問題是，無政府主義同樣也持共產(chǎn)主義之論，它在理論上與共產(chǎn)主義學說的近似點遠遠多過分歧點。“共產(chǎn)”也曾是無政府主義觀念的重要關鍵詞，早期無政府主義者曾創(chuàng)辦過《共產(chǎn)》雜志；師復曾撰文倡導過“無政府共產(chǎn)主義”，在上海曾成立過“無政府共產(chǎn)黨”。無政府主義者同樣對腐朽的剝削制度痛心疾首，對資本制度發(fā)出了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相類似的敵愾，與共產(chǎn)主義者有著完全的共識。無政府主義主張不妥協(xié)的革命，其徹底程度甚至超過了最激進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強調人民的自由，公眾的平等，倡言“勞工神圣”，其激烈態(tài)度并不弱于共產(chǎn)主義陣營。甚至，在“五四”前后，無政府主義對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對于孔孟之道的否定，對于國粹主義的聲討，都與最進步的新文化思潮步調一致⑥。這無論如何屬于一種同路人的言論，共產(chǎn)主義者似乎毫無必要對之防范過分，更不應將之視為宿敵。為什么會將思想跡近共產(chǎn)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視為最兇惡的敵人呢？除了無政府主義反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關鍵學說外，更重要的是，激進的共產(chǎn)主義者非常擔心，越是跡近共產(chǎn)主義理論的異己思想或異質思想，越容易在精神影響方面產(chǎn)生種種混亂，進而混淆甚至歪曲正統(tǒng)的革命理念。這種思路實際上體現(xiàn)為思想鄰壑現(xiàn)象。所謂思想鄰壑現(xiàn)象，是指思想表述和理論運作中的主體對于自己思想、理論和精神創(chuàng)造的一種保全性防范心理：他們往往并不害怕來自于不同立場甚至相反的價值體系的思想理念的質疑、挑釁和抵觸，而更敏感于與自己觀念相近、相似的精神價值所可能造成的紛擾、含混與消解，因此，他們對敵對的觀念常常表現(xiàn)出不屑置辯的輕松或泰然處之的雍容，而對于與自己立場相近、精神價值相類的觀念及其表述則往往表現(xiàn)出如臨大敵般的緊張和急于劃清界限的焦慮，這頗類似于中國成語“以鄰為壑”所昭示的那種人生現(xiàn)象，不過體現(xiàn)在精神現(xiàn)象中其意義卻并不那么消極。

思想鄰壑現(xiàn)象無論處于傳統(tǒng)文化環(huán)境還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可能會使人們麻木而無所憬悟，但不會讓人產(chǎn)生強烈的陌生感。一個政治組織對于內部出現(xiàn)的異見者以及叛徒之類的憎惡常常不亞于對敵方的仇恨。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在不止一個階段，都首先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宣布為最兇惡的敵人。這其中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原理是：人們的行為總是基于他們對自身處境的認知，當其處境被認為是熟悉的，其意義配置也完全清楚之時，人們就可以在這里根據(jù)其認知組織他們自己的行為并期待別人的行為①。理論行為更是如此。完全敵對的思想理論無法擾亂思想主體表達的話語環(huán)境，因而顯得并不可怕，但相近的思想理論卻很容易使得這種話語環(huán)境受到干擾甚至遭到破壞，因而必然引起思想主體的格外警惕。因此，越是在思想上與主體相近的非主體思想，其對于這種思想環(huán)境的破壞就可能越大，對于主體思想顯在的或潛在的威脅和危害就越大，這就逼得思想主體對這些某些時候甚至可以稱為“同路人”的鄰近思想實行“鄰壑政策”，從而使得思想鄰壑現(xiàn)象在人類文明史上得到十分普遍的展現(xiàn)。其實，無政府主義者對待共產(chǎn)主義也懷有思想鄰壑的心理，雖然他們口頭上將共產(chǎn)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稱為“同類異派”，表示要“協(xié)同進行”②，但心底里卻對共產(chǎn)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所防范和戒備，甚至是公然的仇視，攻擊信奉馬克思主義者為“拍馬屁”③，明確宣布“我們反對‘布爾札維克’”，“反對馬克斯主義”④，完全不見了寬容忍耐和“協(xié)同進行”的心胸。原因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與他們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馳，而是相反，他們的許多思想都已為馬克思主義所覆蓋，是精神上以鄰為壑的心理迫使他們人為地拉開了與馬克思主義的距離。#p#分頁標題#e#

思想鄰壑現(xiàn)象及其普遍性規(guī)律，有助于我們認知和把握無政府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思想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準確地理解和科學地對待前人相互之間的激進言論，從而能夠以超越的姿態(tài)對歷史的糾結做出歷史主義的評述。對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無政府主義文學，我們應該有歷史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態(tài)度，不應該只是進行簡單的政治化的規(guī)約。

二、意念理性意義

無政府主義在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其實是一種了不起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潮，對于歷史進步起到過相當積極的作用。出于思想鄰壑的社會心理，久已有之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政治標簽對它進行了妖魔化的處理，它才在歷史的和理論的敘述中變得面目猙獰。在強調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面前，鼓吹“沒有主人，沒有元首”⑤，反對一切合法權威的無政府主義當然稚性十足，面目可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重要目標和重要標志便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和政府。然而，無政府主義至少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在舊的政府和統(tǒng)治勢力沒有推翻之前，無政府主義針對舊有秩序及其代表政府的摧毀力、思想批判力甚至組織行動力并不一定弱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于是，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取得政權并建立起政府之前，那么偏執(zhí)地反對無政府主義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顯露出“左”傾的偏激和胸襟的狹隘。置之于現(xiàn)代中國歷史更是如此。研究者已經(jīng)注意到，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并未像普魯東那樣偏激，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首先出現(xiàn)在以重建國家為出發(fā)點的新的話語里”⑥，一度甚至與國家主義走得很近。這至少說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交叉點、共同點更多，其相對溫和的態(tài)度與傳統(tǒng)中庸文化的結合，使得它較之國際上的無政府主義已經(jīng)磨礪了許多銳利的棱角，銷蝕了許多激進的鋒芒，雖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觀相距甚遠，但已決非水土不容的那種。有學者對此分析甚詳，認為晚清文學一個重要的主題是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建構，而無政府主義恰恰要解構民族國家想象，但在晚清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無政府主義對國家民族想象的“制衡”卻從來不是對抗，而倒是“合流”。

這反映了無政府主義進入中國之后，與中國現(xiàn)代性過程之間對抗與合流的復雜狀態(tài)。其實，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構成相當復雜，門派不可謂不多，對之一概加以指責和排斥未免簡單化。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后來成了共產(chǎn)黨的親密盟友，如巴金，甚至成為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如胡也頻等。當然，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是在與文學發(fā)生關系之后才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文學是否就是無政府主義革命與民族革命和國家改良等現(xiàn)念之間的緩沖簧或者甚至是粘合劑？張全之的論述似乎確認了這種可能性①。對于國家和社會的烏托邦式的想象，是新型國家建設者和民族改良者，社會主義革命者共有的文學特征。迫切希望建立新型國家的梁啟超等人頻頻拋出以《新中國未來記》為代表的烏托邦小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文學家也不斷用理想社會的模式鼓舞青年讀者，而“無政府主義對中國社會革命思想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它所提倡的革命烏托邦主義”②。革命烏托邦主義使得無政府主義與其他進步的社會思潮之間建立了非沖突性的文學聯(lián)系，于是，文學使得無政府主義變得可以接受，社會主義者也從不會排斥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小說《滅亡》之類。

烏托邦主義是什么？難道僅僅是“空想”？“空想”在漢語中的解釋不僅僅是不切實際，而且暗含著有礙于正常價值實現(xiàn)的意思。無政府主義的“空想”雖然不切實際，但在社會革命時代卻是有價值的“空想”，是能夠啟發(fā)人們思考甚至鼓舞人們斗志的一種意念理性，只不過不適合付諸社會實施而已。所謂意念理性，是相對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一種觀念模態(tài)。工具理性是一種思想體系訴諸社會現(xiàn)實運作的前提與基礎，思想體系的現(xiàn)實可行性及實踐性價值往往通過這一理性層次加以實現(xiàn)；價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觀念前提與理論基礎，是構成思想體系的基本價值要素和主體形態(tài)，體現(xiàn)著與此思想息息相關的價值傾向、邏輯導向，甚至理念意志；這兩者都以社會實踐的實現(xiàn)為價值指歸。意念理性是構成上述傾向、導向與意志的意念前提與思想基礎，它往往并不處于穩(wěn)定的、成熟的狀態(tài)，卻代表著一種或多種富有價值和潛力的思考甚至是態(tài)度，對于人們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姿態(tài)和評論的自由；它常常不會與具體的社會運作直接聯(lián)系起來，往往被公認為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不宜用來作為信念、號召與主張，它常處于思辨和邏輯的狀態(tài)，代表著更加深刻與沉潛的理念。但這樣的意念理性遠遠不只是“空想”，由于它對業(yè)已形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自由，在觀念體系中與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構成某種必要的制約甚至制衡關系，因而它在社會實踐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有時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意義。無政府主義如果作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試圖謀求實現(xiàn)于社會，那結果只能是“空想”的烏托邦：“如果有這么一個社會，那兒所有的人都被說服信仰無政府主義真理，也就是說，那兒誰都不主張擁有合法權威，或者即使有人主張，也沒有誰相信，那么這個社會是否能夠通過其他辦法實現(xiàn)充分的社會協(xié)調呢？”③偏激的無政府主義者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犯了激進的錯誤：他們總是想通過極端的方式將沒有強權沒有政府的社會理想付諸實施。如果只是恪守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意念，堅持用這種思想意念調節(jié)人們的價值判斷，則無疑會對社會秩序的健康發(fā)展起到積極作用。即便是在相對健全的社會體制內，無論是執(zhí)政者還是精神貴族階層，能夠保持無政府主義者強調的“人民完全自由”作意念理性或觀念前提，并運用這種意念理性調節(jié)價值觀念甚至政策法規(guī)，則會使意識形態(tài)更加健康，社會結構更加穩(wěn)定，社會事業(yè)更加繁榮。

無政府主義在意念理性意義上是有價值的，甚至是偉大的，但如果試圖作為價值理性號召人們實踐它，則必然通向“空想”的烏托邦；如果更進一步，作為工具理性的尺碼讓人們亦步亦趨地實施于現(xiàn)實社會體制和社會運動，則可能走向價值的反面，成為人們避猶不及的思想沼澤。鼓吹甚至策動以暴力行為對抗強權的無政府主義者，奉行“破壞主義”，組織各種“暗殺團”①，叫喊著“只有靠著炸彈與手槍”②，完全將無政府主義當作社會運動的工具理性，其結果難免被指責為“過激黨”或者“野獸”③，甚至連積極提倡武裝斗爭的共產(chǎn)主義者也對之并不認同。事實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別的國度，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力量相對而言都非常弱小，即使他們自己，也自認為不過是“只有一班困窮、老實、堅定、世所謂‘好好先生’的無政府主義者”④而已，幾乎難以在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方面有較大作為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p#分頁標題#e#

這是一個天生只配在意念理性世界有所建樹有所成就的思想體系。價值理性常常表現(xiàn)為政治訴求，形諸政治號召。無政府主義是一個以政治號召通向政治消解的思想體系，它過于空想化的政治結構的消解意識與它的政治價值的實現(xiàn)欲望之間正好構成一種悖論關系，正好像它以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形態(tài)致力于一切組織的消解其所構成的悖論關系一樣。只有將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理念視作離開實際政治觀念，遠離實際社會運作的思想基礎和意念前提，則它的價值便無可估量。它對自由的贊美，對平等的謳歌，對勞工的推崇，對革命的認同，已經(jīng)達到相當精微和深刻的程度，確實可以成為一切進步的價值理性的意念準備。

三、不解的文學之緣

正因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魅力和實際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意念理性方面，它所訴諸思想和文學的表述最為適宜；正因為它的主要價值恰恰不在于價值理性，用它訴諸政治宣傳，進行政治號令，便會顯得自相悖背，不倫不類，而且也基本上沒有力量；正因為它的主要價值遠離了工具理性，它的所有構想都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無法實施于社會實際。空想的理論在表述中往往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烏托邦的描述和空想式的虛構在文學世界中不僅會得到寬容的允許，而且會得到切實的鼓勵。無政府主義正是在意念理性甚至是在空想的烏托邦意義上，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于是，無政府主義最先進入中國的文本之一，便是宣傳俄國“虛無黨”的小說，即《偵探談增刊》（陳冷譯，上海開明書店1904年出版）。波蘭作家廖抗夫所寫的宣傳俄國虛無黨人革命事跡的劇本《夜未央》，于1908年被李石曾翻譯成中文，對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影響之大，通過巴金的自述以及創(chuàng)作便可窺其一斑。1912年，魯哀鳴撰著的章回體小說《極地樂》（《新桃花源》）出版，開啟了中國無政府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的序幕。這些無政府主義文學現(xiàn)象與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小說———巴金《滅亡》的出現(xiàn)尚有相當大的時代距離。《滅亡》應該被視為無政府主義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意念天生符合文學的幻想和文學表現(xiàn)的情調。它對于暗殺行動的鼓勵，對于個人英雄主義的提倡，對于革命的絕對激情的激勵，都可以算是文學表現(xiàn)的天然良材。《滅亡》之所以能被推為中國無政府主義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就在于它非常嫻熟而富有情調地運用了這樣的良材。在這種典型的個人英雄和羅曼蒂克的暗殺題材之外，無政府主義的許多思想都與文學的羅曼蒂克想象有著天然聯(lián)系。無政府主義有著天真爛漫的婚姻思想，那就是：“廢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產(chǎn)育者由公共產(chǎn)育院調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養(yǎng)育院之保養(yǎng)。”⑤這不僅是對新文學特別提倡的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等新道德的迎合與鼓勵，而且也是對青年男女革命加戀愛、革命的羅曼蒂克模式的一種倡導與設計。胡也頻、丁玲等20世紀30年代初期創(chuàng)作所刻畫的無政府主義青年群體的行為，正似乎仿擬著這樣的社會關系。無政府主義與文學之間的深刻姻緣，在中國無政府主義小說的開篇之作《新桃花源》中表現(xiàn)得尤為充分。這是一部社會幻想小說，通過幻想的方式傳輸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其根本的創(chuàng)作目的。不過在傳輸無政府主義思想之際，它無疑泄露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文學性”的天機。小說中的主人公，無政府主義者白眼老叟生平有三愿：“一愿廢掉金錢，消滅政府，合五洲為一家”，這當然是無政府主義的空想和理想。“如第一愿達不到，就會合二三同志，離開人群，隱在深山，釣魚打獵，栽花種柳，種種田園……”這第二愿就是離群索居、歸隱山林的文人雅士的心襟了，那不過是陶潛心機，王維情懷。第三愿則完全是文學的作為：“二愿達不到，就離開世界間那些魔鬼，再不看見政府那些蟊賊，乘桴浮于海，高聲呼天，低聲叫地，大聲歌唱，猛聲罵賊……”作屈子般的低吟長嘆，謫仙般的仰天大笑，天狗式的狂吠，雷電式的怒咆！這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情，這是文學身份和文學氣概的自然寫照。這是小說中人物的心愿，更是無政府主義與文學之間深厚淵源的自動揭示。

當然并不是說無政府主義的所有理論都適合用文學筆法加以傳述，也不是說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的許多經(jīng)典作品都與無政府主義有關。我們所試圖論證的不過是，在所有政治和社會思潮中，無政府主義與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最為近切，最為自然，無政府主義與文學表現(xiàn)的歷史淵源可能最為深刻。這種深刻的淵源還體現(xiàn)在，當無政府主義已經(jīng)早早地退出歷史舞臺以后，文學的表現(xiàn)還常常帶有某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情調烙印。這并不是無政府主義死灰復燃，而是說明，當一種構思進入某種特定的文學情境，就可能復現(xiàn)無政府主義式的作品情調。我說的是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借槍》。這部電視連續(xù)劇謳歌了地下工作者，抗日英雄熊闊海孤膽狙殺敵酋，英勇壯烈犧牲的義舉。熊闊海在一定的情勢下，決定以單槍決斗的方式刺殺駐守在天津的日本憲兵司令加藤敬二，并與日酋約定了時間地點，通過新聞媒體告知于整個社會。屆時，在眾目睽睽之下的法租界巴爾扎克公寓，熊闊海識破了加藤敬二偷梁換柱的詭計，賣個破綻讓加藤如愿逮捕了自己，然后在侵略者得意忘形之際，用事先暗藏好的手槍近距離地擊斃了罪大惡極的敵寇。孤膽深入的英雄當然最后也難免被殺。這個故事的主角雖然是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者，但他的英雄壯舉似乎脫離了黨組織的安排，更多地像一個獨往獨來的獨身英雄。一般來說黨組織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讓一個地下工作者與敵酋展開一對一的公開決斗，事實上，盡管熊闊海在狙殺敵寇之前安排女兒回到“舅舅家”（黨組織那里），但黨組織似乎在這個大事件中就始終不在場，幫助這位英雄完成刺殺部署的只有流寇式的戰(zhàn)士于挺和老滿，以及暗戀著英雄的市民裴艷玲。甚至來自重慶黨部的負責人所起的作用也比較大。黨組織不可能允許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冒險。

但就是在黨組織的眼皮底下，熊闊海以自己的生命、家庭和愛情的犧牲踐行了殘酷的浪漫。他的英雄壯舉與其說屬于共產(chǎn)黨地下工作者的無私獻身，毋寧說屬于無政府主義的杜大心式的無畏就義。在此無意于指責這部電視劇弱化了黨組織的作用，其實，突出熊闊海個人英雄主義的狙殺行為會使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觀賞印象。這樣的描寫又一次表明，英雄主義的冒險和羅曼蒂克需要強化個人的膽略、智謀和人格魅力，只有個人的膽略、智謀和人格魅力沒有被集體化的“體制”所淹沒的時候，那樣的冒險和羅曼蒂克才會充滿吸引力和刺激性。當文學需要調動這種吸引力和刺激性的時候，無政府主義式的文學描寫就會應聲而出，應跡而現(xiàn)。于是，無政府主義也許不再存在，但無政府主義的文學烙印常常有機會現(xiàn)身江湖。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與文學表現(xiàn)之間不解因緣的深刻體現(xiàn)。#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歷史應該給無政府主義以更加寬容的對待，學術應該還無政府主義以更加歷史的公道。思想上的以鄰為壑現(xiàn)象讓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中承受了難以忍受的重壓，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真正價值實際上不在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而在于作為價值理念基礎和準備的意念理性方面。意念理性直接訴諸自由的思想表達和幻想的文學表現(xiàn)，這便是無政府主義與文學之間具有某種天然因緣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