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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語言研究,實際上主要是要解決三個問題:文學語言應該是什么樣的?為什么文學語言應該是這樣?怎樣創造應該是這樣的文學語言?在現當代,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的文學語言研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使現代文學語言學得以創立,并初步具備了獨自的理論體系。今后,根據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依照促進先進文化的目的,按照繁榮文學藝術的大眾需求,參照外來文化的價值判斷,現代文學語言學必須大力發展。為此,發揮文化反省機制和文化選擇機制的作用,對文學語言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加以嚴肅而審慎的學術探討和學術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經過爬梳清理,筆者認為文學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幾個誤區值得語言學界和文論界本著學術爭鳴的精神,協同展開檢討和評說。   一、觀念誤區   觀念之一:變異是文學語言的實質;文學語言的最主要的特質是“變異性”。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文學語言是一種變異的語言,是變異的語言藝術,變異是文學語言的闡釋基點,是文學流派的主要特征。   (一)文學語言的實質究竟是什么   這是關系文學語言是什么或者說應該是什么的根本問題,關系文學語言為什么是這樣的根本問題。   文學語言,實際上就是文學文本的實際語言形態,進一步講也就是文學語體的語言形態體系。筆者在拙作《文學語言性質綜論》一文中指出:“文學語言是作家(或作者)在創作文學作品時使用規范的民族共同語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獨特體驗,從而實現文學的各種功能所形成的言語特點的綜合語態。簡言之,就是民族共同語的文學的審美功能變體。”[1]這是筆者在分析借鑒關于文學語言的文藝學本體定位、修辭學本體定位、語言學本體定位的學理基礎上界定文學語言的。根據這個界定的哲學思辨過程,筆者明確提出文學語言的本質應該是語言的、文學審美的,是語言型和審美型的雙向融合。關于語言型,勿庸置疑,就是指文學語言這個極端復雜的語言形態體系存在本身。對此,我們既可從語言層面作多角度的靜態考察,也可從言語層面作多側面的動態認識。先看語言層面,文學語言是個構成極端復雜的語言形態體系,是個表達手段或者說修辭手段極端豐富的語言形態體系,是個語言表達方式或者說修辭方式包括修辭格極端豐富的語言形態體系;再看言語層面,創作主體的文體創新意識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語形態呈儀態萬千的氣象,創作主體對語言手段或者說修辭手段的選擇創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具體言語形式或修辭形式和言語意義或修辭意義呈千姿百態的風貌,創作主體的語言表達方式、方法或者說修辭方式、方法的選擇創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語表達方式、方法或者說修辭方式、方法呈萬紫千紅的景觀。而其中的組成部分——變異的方式方法,只是一點點搶眼的奇特的風景。[2]關于審美型,也勿庸置疑,這是由文學語言學的學科定位——美學語言學決定的。   從文學的整體功能看,審美的功能是文學功能的基本功能和主導功能。文學的功能是個復雜的流動系統,一般來講,它由政治的、認識的、倫理的、審美的等功能構成。   這些功能都蘊含在文學作品本身之中,也就是蘊含在作為文學的美學形式之中。其它各項功能必須融合于審美功能才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其它功能的實現都要通過主導的審美功能。由此而論,文學語言的審美具有表現和再現的功能,自然制約并服務于文學的審美功能。綜上所述,文學語言語態是由多層級多個元素構成的復雜語態,具有語言性和審美性雙重屬性。如果把這個復雜事物的本質歸于單級化即單一的層次,簡化為單元化即單一的元素,是很不科學的。也就是說,對文學語言的本質,任何一種單方面的學科把握(不論是文藝理論的,還是語言學的、修辭學的、語體學的),都是片面的。如果不是由多層級多個元素構成的復雜文學語態作闡釋基點,關于文學語言的一系列相關問題就得不到滿意的闡釋。   因此,我們這樣認識和把握,完全符合列寧在《哲學筆記》中闡述的事物本質的多級原理,完全適應現代美學、現代語言學、現代修辭學、現代語體學的理論科研水平。[3]   再看文論界和修辭學界對文學語言本質的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論斷和看法。著名的文學理論家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是本新說頗多、份量頗重的高校文學理論新權威教材。該書中指出:“文學中的語言,也就是文學文本的語言,是經過作家加工的、旨在創造藝術形象并表達意義的語言形態。一般說來,各種語言形態,如口語、土語、方言、書面語和文學語言,以及文言和白話等,都可以經過作家藝術加工后進入文學文本,成為文學文本語言組織的組成部分。”[4]這是個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的具有時代水平的界說,它建立在對文學語言形態的整體把握和深刻認識上,無疑具有較鮮明的科學性。知名修辭學者高萬云在《文學語言的多維視野》中指出:“文學語言應是以言意并重的審美形態為主要目的,以情趣想象為主要構建方法,以二度規約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話語。”[5]這里的話語,從書中前后行文看,指話語形式,又指功能變體,還指存在方式。這是作者在探討文學語言的語言內核、邏輯基礎、民族品格、心理機制、審美追求、修辭意識、個性特征、游戲旨趣等諸問題的基礎上抽象概括的界說。由此可見,作者的學術視野是開闊的,學術積累是厚重的,這等學術胸襟和氣魄,值得稱道。知名文論學者王一川在《近五十年文學語言研究札記》一文中指出:“在我看來,這五十年文學在語言上呈現大致四種演化形態:大眾群言(1949—1977)、精英獨白(1978—1984)、奇語暄曄(1985—1995)和多語混成(1996至今)。”[6]這里勿需評論其概括的科學性程度,單就縱的歷時考察看,視野開闊,根據充足,認為文學語態呈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總體看法是不可否認的。從縱橫結合的學術背景看,以上引述的三家代表性界說和看法,對文學語言本質等的研究基本上都能站在文化哲學的高度,遵循一般與特殊的關系的哲學原理,采用超驗和經驗相結合的哲學研究方法,作總體的根本的觀念把握和建構。#p#分頁標題#e#   盡管它們也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不具備絕對的真理性,但對文學語言本質的認識和把握離真理是較貼近的。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把上述文論界和語言學界的四家的界說和看法加以比較、加以綜合,絕不會得出“變異是文學語言的實質”的結論。   (二)文學語言的最主要特征是變異嗎   這是關系到變異在文學語言中的地位的大問題。   筆者曾對當代文論界和修辭學界關于文學語言特征的研究作了比較研究。總起來看,文論界和修辭學界概括的文學語言的特征不那么集中,主要有形象性、情意性、音樂性、豐富性、獨創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確性、變異性、口語性等十一個特征[7],再加上童慶炳概括的內指性、陌生性、本色化[8],合起來就有十四個。   顯然,這十幾個絕不會都是文學語言整體的特征,雖然都有各自提出的成為特征的依據。筆者在《文學語言特征的科學指數及其關系》一文中提出,從文學語言整體看,其特征依次應為:形象性、情意性、音樂性、豐富性、獨創性。這“五性”是完全跟文學的內容和屬性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完全適應文學語言的總體特征和根本性質的,是將經驗和超驗結合在一起的,也是符合文學語言的現代性要求和發展趨勢的。也就是說“五性”著眼于整體,而不是局部;著眼于整個結構層,而不是某個層。因而適應面廣,抽象水平高,概括力強。這樣的根據或者說條件,從經驗乃至超驗看,除美感性外(下面還要談到)變異性等其他性是所不具有的,因而,變異性不會是主要特征。[9]這還以語用頻率調查為據。以變異中的變異句為例,據筆者對現當代22位著名作家的24篇(首)代表性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手工調查,變異句總數約占調查總句數的3.5%。那么,主要特征是什么?主要特征應是形象性。著名修辭學家張靜曾說:“文學語言的特征很多,像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精煉性、音樂性等。這性,那性,我看都離不開形象性。所以說,形象性是文學語言的總特點。”[10]這樣的論斷,文論家和修辭學家大都是贊同的,并極力加以闡發的。這樣的論斷,不會也不該質疑并輕易變更。在這里,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面說的“五性”都應具有美感性。換句話說,美感性應主導“五性”,生成形象美、情意美、音樂美、豐富美、創新美,使文學語言構成以美感性為靈魂的“五性”有機統一整體,成為美感性以及“五性”的載體和本體的統一體。如前所說,這是由文學語言的本質所決定。因此,不宜單列美感性。   (三)究竟如何看待文學語言變異   這關系到文學語言變異的名分問題。   從上面的探討可以看出,本文所談的文學語言變異是指文學語言的修辭變異。而有的論著中的文學語言“變異”的含義,大致有三個:語言變異、言語變異和修辭變異。因此我們這里所說的觀念誤區之一,可以說是跟“變異”的諸多含義聯系在一起的。這里,有必要逐個清理。   語言變異和言語變異、修辭變異,是分屬語言層面和言語層面的兩類變異。語言變異,簡單地講,是存在于語言體系中的變異,主要有語音變異、語匯變異、語法變異以及文字變異等。言語變異,簡單地講,是語言運用過程中,在特定語境中產生的具體的、特殊的、個別的言語形式和言語意義。[11]這兩類變異往往成為語體和風格的重要構成要素,學者們稱其為語體變體和風格變體,并把它們當作語體學和風格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加以研究。   如果把它們的運用跟語體特征和風格特征的生成聯系起來,并認為它們是文學語言的“主要特征”、“闡釋基點”,是有道理的,這叫“廣義變異”似乎也無可厚非。但是,按照語體學原理,這兩類“變異”也有跟科技語體、政論語體、公文語體的語體特征相適應的,換句話說,科技語體、政論語體、公文語體的語體特征,也可由兩類中的相應“變異”來體現。那么,照此推論,語言變異和言語變異不也是這些語體的“主要特征”、“闡釋基點”嗎?可見,文學語言是一種變異的語言,變異是文學語言的“主要特征”的說法,也是不夠科學的。如果言語變異具有明確的修辭選擇的特征,它就是修辭變異,即有的學者所說的“狹義變異”。嚴格來講,文學語言變異應該指修辭變異。這才是文學語言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如果把它當作文學語言的主要特征,看作文學語言的實質,如同前面所論,人們是很難理解的,也是很難贊同的;如果把它們看作是構成語體和風格的鮮明要素,人們是贊同的。   總而言之,對研究對象的名分能否正確認識和把握,直接關系到結論的科學性和可信度。   觀念之二:文學語言在本質上是反規范的。有人提出文學語言要掙脫語法的桎梏,扭斷語法的脖子;有的大講文學語言要“超越語法”、“突破語法”;有的鼓吹“變形”理論、“陌生化”理論、“疏離化”理論。他們認為非如此,就不會有“變革”、有突破、有創新。   觀念之三:變異是文學語言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學語言的追求目標。有的學者認為“明白如話”、“樸實無華”沒有藝術生命力,只有超常使用才能造成最佳的藝術效果;有的學者認為,沒有變異,文學語言的生命力就完結了。   對于這些看法的評析,見諸有關論著的頗多[12],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必再仔細地深入地評說。筆者認為只要通過探討明確了文學語言的實質,這些誤區定會消除。但筆者還想簡要強調如下幾個問題:其一,在處理變異與規范的矛盾對立關系時,應該時刻牢記規范是基礎,規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自古至今的語頻效應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變異修辭與邏輯理據的關系應是既“無理”,又“有理”,也就是既背理又合理,具體地說,從顯性語言表達看,是不合理的,但從隱性邏輯事理看,又是合理的。其二,文學語言的研究方向、追求目標,決不能脫離文學語言的文學審美功能,要遵循為充分實現文學的審美功能服務的規律;文學語言的生命力源泉在于文學語言再現和表現社會生活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采用“陌生化”等手法創造的文學語言變異雖然具有變異美、具有生命力,但它只是刻意藝術加工之美,它的審美價值是有限的,如果過分追求,變異和“疏離”等過度,大眾是不歡迎的。其三,思維的片面化、孤立化、絕對化不能不說是這些誤解的邏輯根源。#p#分頁標題#e#   二、語體誤區和方法誤區   這兩個誤區,跟觀念誤區密切相關,可以說是由觀念誤區派生的誤區。這里只作簡要評析。   (一)語體誤區:注重詩歌語言、小說語言,不注重散文語言、戲劇語言語體誤區實際上是材料誤區。這是專門研究文學語言的論著普遍存在的問題。請看筆者手工抽樣調查的下列數據(按時間先后為序)。[13]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七章文學語言共舉文學語言例43例,其中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例分別占總例句數的62.8%、20.7%、13.9%和2.7%。馮廣藝、馮學鋒著《文學語言學》(中國三峽出版社1994年8月)共舉616例,其中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例分別占總例句數的50%、21.1%、16.8%和12.1%。童慶炳主編《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章文學語言組織共舉67例,其中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例分別占總例句數的67.2%、19.4%、8.9%和4.5%。高萬云著《文學語言的多維視野》(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的開篇文學語言的規范之爭、第一章文學語言的邏輯理據、第四章文學語言的審美追求、第八章文學語言的變異規律、結語文學語言的哲學思考五部分,共舉158例,其中詩歌、小說、散文、戲劇例分別占總例句數的58.2%、31%、6.3%和4.5%。中國文學語言研究會編《文學語言研究論文集》(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1991年3月)刊載文學語言研究論文共計19篇,其中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篇數分別占總篇數的47.4%、26.3%、26.3%和0。《修辭學習》編委會編《修辭學習》(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度(1—6期)共收文學語言研究論文19篇,其中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篇數分別占總篇數的52.6%、31.5%、10.5%和5.4%。   上述兩個系列的多組調查數據,足以說明在文學語言研究范圍方面,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偏枯狀況,這不利于文學語言材料的廣泛積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對文學語言的總體把握和系統建構。固然,“小說是積極修辭手法使用的集大成者”,某些“詩歌語言有系統地違反規范標準的藝術變異”,投入足夠的精力去研究是合情合理的,但對戲劇語言絕不能輕描淡寫,甚至漠然置之。這里談兩個主要理由:戲劇語言的研究內容絕不是一個“個性化”所能概括得了,它的研究內容大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是大有可為的開發領域;戲劇語言主要是對話語言,難以數計的電視劇等的對話語言,跟大眾的語言聯系最密切,奮力研究它有利于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向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提升,有利于為現代語用學提供活生生的實踐材料。   (二)方法誤區:研究方法鐘愛歸納法的例證法,還喜歡頻頻采用分析法,其它方法很少使用,或幾乎不用從本質上講,科學研究方法同科學研究對象是互融的,是某種客觀對象的內部各種關系的反映。它也是個系統,具有客觀性、依存性、層次性和多樣性。[14]既然文學語言是由多層級多個元素構成的復雜文學審美語態,就應該根據具體的研究內容和目的、要求,選擇相適應的具體方法,或者是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方法的過分單一,勢必會產生公式化的“套板反應”等后果,給研究價值帶來嚴重影響。再者,某些具體方法只適用于某個層面,或某個范圍,功能是有限的。如果過分夸大它的價值,就會引出脫離語言實際的結論,比如,前面舉的對文學作品中變異句的語頻調查數據就證明,從文學語言整體看,變異不可能成為文學語言的主要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