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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瑩

中國文學不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構成，并且浸潤著中國文化最寶貴的精神思想。從先秦至清代的幾千年漫長歲月中，其中雖受到外來思想和外來文化的短暫影響，但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思想始終以獨立的姿態發展著。時光流轉，當今天的我們再次審視全球化語境的中國文化與文學思想問題時，可能與古代的看法已有了較大變化。這是因為全球化語境已然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而中西文化的碰撞更深刻影響了全球化語境中文化與文學思想的發展。

一、全球化語境的本質與文化話語的嬗變

“全球化”語境的出現是伴隨社會發展而逐漸顯現的，其基礎在于信息交流的頻繁和網絡技術的發達。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更為側重自我言說的話語表述模式，誠如陶淵明在詩中所寫：“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國文學和文學思想的傳遞往往是作者自明其意，卻又難以用恰當的語言加以表述，即言與意的矛盾。進入到全球化語境的時代，這種言說所暴露的不足以引起學者的重視。

（一）如何理解全球化中的文化與文學

對于“文化”一詞的理解，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不同學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此各有闡發。弗•杰姆遜曾明確指出：“所謂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種實質或現象，它指的是一種客觀的海市蜃樓，緣自至少兩個群體以上的關系。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獨自擁有一種文化：文化是一個群體接觸并觀察另一群體時所發現的氛圍。”［1］從這一定義出發，我們對于文化的理解應是借助于異質文化的視角去認識問題，才可以做到更為客觀、準確。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從某種文化體系的內部就不能認識文化的本質特征？這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就中國文學而言，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一整套的語意表達系統，具有鮮明的自明性特征。概括來說，文學與禮儀、文學與倫理標準存在相應的對應性特征。雖然古人是將之稱為“詩”，而并非今天慣用的“文學”。我們卻必須認識到這種對文學的認知方式，使得文學語言與禮儀制度、文學思想與社會倫理產生了緊密的邏輯關系。這種認識對于中國文學數千年的發展是十分深遠的，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要求文道兼修。即要求文學作品不僅要能夠反映創作者自我內心的真實情感，更要符合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訴求。伴隨著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取得統治地位，這種認識文學的方式也就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傳統之一，也成為我們理解文學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在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借助于獨立政權形式存在的各個國家及其政府逐漸成為當今社會的主體。

各個國家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但卻絕非是理想化的平等地位。全球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發展過程，它對文化、文學的影響必然是復雜的。概而言之，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是深遠而復雜的，主要借助于兩個維度來展現其價值與作用：其一，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得信息流通和傳播更趨頻繁，進而為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創造了契機。一種文化的傳播往往自誕生之時起就開始了傳播和發展，而不是要等待其完全成熟再展開傳播，一種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是它的傳播過程。因此，欲了解一種文化的本質，不僅要關注其發源地，也要了解其傳播過程，唯有如此才能準確洞悉文化的本質。也因為這個因素，人們對于這種文化的解讀往往會走入誤區，也就無法揭示出問題的本質。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深刻影響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發展。這就是文化傳播的平等性在全球化時代被打破，當文化傳播的節奏日益加快之際，傳播方式、傳播媒介等因素也會對文化加以改造，使其與本來面貌有所不同。文化與傳播方式、傳播媒介等外界因素本應是平等關系，全球化語境中二者的對話不再停留于單一的信息交流，而是實現了有效的對話。這種對話模式的展開，使得掌握強勢傳播手段的文化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文化產生了無以復加的壓迫效應，以致后者身處幾近凋亡的狀態。

（二）中國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出路

全球化自20世紀末期以來，逐漸成長為世界發展的主流，其產生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樣如此。作為一個席卷全球的時代風潮，不僅因為其最直觀的外在特征是全球一體化的表象，還因為表象之下更為本質的內涵，它緩慢而具體地改變著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也因為如此，當我們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中國文學———時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全球化語境與中國文學的發展形成了共生共榮的良好關系。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文學獲得了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不再是文人雅士的懷中之物，而是以自己全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全球化時代提供的傳媒手段不僅激活了中國文學新的生命活力，也緩慢地改造著中國文化的原始面貌。

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受到了來自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從社會制度到語言文化、從國家結構到文化習慣等諸多方面都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中國人似乎更為習慣于西方的話語體系，更能接受異質文明思維方式。對于中國文學而言，全球化語境帶來的絕不僅僅是傳播方式的改變而已，更是我們認識文學、理解文學方式的改變。當我們的頭腦中充斥著從西方借鑒來的文學術語和文學名詞時，中國文學傳承千年的傳統已經被逐漸抹平。這就要求我們能夠以更為謹慎、科學、開放的心態去看待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發展問題。單純的自我保護和逃避絕不是我們認識問題的最佳途徑，開放的心態、積極的方式才是使得中國文學更好發展的最佳抉擇。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張法、張頤武和王一川三位先生就在《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一文中明確提出了研究中國文學必須進行立場的轉換問題。即從西方文化孕育的“現代性”中解放出來，轉換到中華文化為話語背景的“中華性”中。這種理解方式不是全球化時代的倒退，而是經歷了西方文化洗禮后的冷靜思考。作為一種舶來品，“現代性”的概念自從20世紀80年代被引入到中國后，旋即成為學術界追捧的熱點。但這種認知方式是否真的就契合中國文學，卻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既然中國文學是由中國人創作的，所展示的內容和思想的主旨都是中華的，必然也形成了重視本土特征的內在審美訴求。在全球化語境的時代中，重視中國文學本土化特征是經過眾多學人艱苦探索后得出的結論，是適應中國國情的理論選擇。#p#分頁標題#e#

二、全球化語境與中國文學格局

進入到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學所面臨的格局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其中之一即是文學傳播方式悄然發生的變化。這種轉變帶來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在全球化時代中人們不再滿足于對文字的解讀，更多地依附于圖像的認知。讀圖時代的來臨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格局，使得我們認識中國文學的方式必須采取全新的途徑。

1.中國文學的傳統格局

如何去認識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發展格局？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問題是中國文學的傳統格局是何等面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確立的“述而不作”的傳統一直深遠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而他本人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并不擅于邏輯推理和嚴密論證，更多的是借助于日常生活的瑣事表達深刻的內涵。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儒家學說所追求的“道”既不是現實生活的“道”，也不同于老莊對“道”的闡發。他所理解的“天”是最高的法則，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天”的本質就不僅僅可以通過語言來闡釋清楚，而是需要借助于各種具體可感的現實事物加以彰顯。但我們將“天”作為最高的存在物時，也就意味著認可了“天”應該是所有人行動的唯一標準。既然“天”不看重語言的闡發，必然有其深刻的內涵，我們也無須作過多改變，最好的辦法就是遵照“天”的運行方式。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從這一點闡發開去，他借助于“名”、“言”、“事”等概念來表達自己對我們如何遵循自然規律的理解。所謂名即名分、命名，它表達著人們對存在于自然界中特定事物的內涵的理解。同時，事本來就應該是客觀的事物本體，不過，它的出現不是以它的自然、原始面貌呈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而是借助于特定的途徑命名的行為，使得事物具有了從人的角度看來的特定屬性。這種認知模式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在漫長的中國文明歷史中，歷代先民試圖建構起與禮儀制度相匹配的文化模式，其具體手段正是將語言作為信息溝通的核心。但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這種將一切行為神秘化的文化表達，更多是些許的無奈。因為，言以名作為基本單位，而名本身卻具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它并沒有徹底遮蔽事物的本來面目。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不僅因為孔子對言與思的認識，還因為孟子提出的“我知言”和莊子闡發的寓言。無論何種認識方式，均構成了中國文學發展初期基本的面貌。所謂的“言”就是語言，落實到文學作品中就是以各種形式表達主觀情感的語言。

2.傳播媒介與中國文學格局

在全球化語境中，大眾傳播媒介的變革對文學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傳播方式，其中包括書籍、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前者應被劃入到傳統的信息載體中；后者則屬于“熱媒體”，其依介的是較為便利和快捷的信息傳遞方式。這一全新局面的出現使得中國文學的歷史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網絡技術日趨成熟和普及的當下社會，新興的傳播媒介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媒體方式與文學格局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仍然屬于之前討論的“言”與“思”的關系問題。我們理解文學作品中的思想內涵必須借助語言文字的理解，而語言文字從其誕生之初到人們使用之時，再從其初始含義到具體語境的新內涵，無不浸潤著人類思想的精髓。然而，文字表達的文學信息與圖像表達的影視作品的信息，雖然都是傳達“同一部”作品，可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是改編。由于對作品的接受方式發生了變化，以及不同表達方式之間存在的天然鴻溝，使得中國文學的既有面貌發生著深刻、微妙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