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沈從文與盧梭浪漫主義特質，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胡程 許思友 單位：池州學院中文系
情感是文學創作必然顯現的特定內容。離開了情感，藝術直覺就失去了動力，因而，情感性是藝術直覺的一個特點。情感因素在藝術思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藝術思維的發展方向。這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一般規律，以此為基礎，中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又有著獨特的貢獻。沈從文和盧梭在文學創作上更是以“情感的審美化”為藝術旨趣，在文學批評上又以“審美化的情感”為批評標準，雖然各自的理解有著中西文化的差異，但對我們解讀中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傳統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情感的審美化:沈從文和盧梭文學創作的藝術旨趣
一般來說，作家、藝術家愛憎好惡的審美情感傾向性異常強烈、鮮明，情感與直覺在他們身上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沈從文和盧梭在抒發一般意義情感的基礎上，更是以自覺的審美眼光觀照了人類的情感，排斥工具理性，浸潤著自然的審美理念，通過抒發審美化的情感，把藝術美精粹化，呈現出獨特的浪漫氣息。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那種自然情感、自然性情的表達便是他“情感的審美化”的典型表現。他的湘西風情小說以傳統鄉土文明的質樸、自然與現代城市文明帶來的墮落對比，謳歌鄉土文明的自然狀態，發掘并贊美“愚夫愚婦”身上那些看似瑣碎卻源于自然的人情、人性，嘲笑并譏諷都市人們的虛情假意和趨炎附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所抒寫的是一種理想的湘西人生形式。然而，他正是以“審美化的情感”這一理想人生形式，呼喚優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表達對整個中華國民健全的精神人格的追求。沈從文在作品中創造了一種淳樸自然的環境，這是一種愛意洋溢的生存空間，也是溫馨恬淡的藝術境界。那種順乎生命本性的自然情愛追求，那種天真無邪、欲說還休的“思春”情懷，實則體現了至善至美的情感向往。沈從文一直憑借他的自然直覺和他的自然情感，希望借助文學的手段來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進而實現重造社會、國家、民族的社會理想。這種希望對民族進行一種道德的重造，視文學為“重造的工具”的創作態度甚至逐漸發展成一種抽象的抒情，表現出一種靜思的審美化的浪漫情懷。譬如，《邊城》描繪的是那種淳樸的人性，而《長河》等作品開始揭示人性墮落的趨勢，抒寫了靈魂失去憑借的焦慮;《燭虛》《潛淵》等一系列散文，進一步顯示出在敵機轟炸和躲避警報的戰爭背景中的詩性沉思。“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養對于當前社會制度懷疑和否定的種子，這是支持我們情緒的唯一撐柱，也是重造這個民族品德的一點轉機!”［1］214在沉思之中，他將個體的生命體驗投放到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造之中。蘇雪林較早地對沈從文的文學審美理想予以較為準確的定位:“他的作品不是毫無理想的。……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他很想將這份野蠻氣質當作火炬，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2］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中注重情感的浪漫主義美學思想早在18世紀的法國盧梭作品中獲得了同樣的呈現。“盧梭是法國第一位情感作家。”［3］99這是法國浪漫派詩人拉馬丁對盧梭的一個著名評價。盧梭是自然情感的崇尚者。他始終以人的純樸直率毫無諱飾的情感向統治階級的虛偽造作、腐朽病態的風習挑戰。他為自己確定了這樣的生活原則:“我作了一番大概從無先例的最熱情、最真誠的探尋之后，我決定在我的一生中選擇感情這個東西。”［4］100這里的“感情”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深藏于人類心靈之中的喜怒哀樂。盧梭善于用最恰當的形式將人類的“自然情感”———人類在被壓抑和束縛中生發出來的種種顧慮、矛盾、委屈、失望、痛苦、希望和欲求等內在情緒進行十分細致的描繪和突出的渲染，因而他的作品不斷涌動著熾烈的情感波濤。盧梭認為如果理性造就了人，那么情感就是指引人的。
盧梭的“自然人”思想與沈從文那種對于順應自然而生發出的情感、情操的贊美是相通的。這種精神進入現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自然獲得了生命的現代性意義上對于人的本性和精神的關懷。在盧梭看來，人類生命力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因為人性中情感和想象力的因素具有永遠清新和無限豐富的內容，它中肯地表現了整個浪漫主義運動的一個信念;文學應有其特有的語言，應從真情性出發，個性、情感、天才創造性的想象理應取性和機械模仿而獲得自己的權利。愛情是文學中最具人性意味的永恒主題之一，愛的觀念實質是人的價值觀的體現，文學作為人學，對兩性之愛的描寫實際上體現了人們對自我的不同理解，而文學在兩性之愛表現上的此消彼長，正是人的觀念演變的晴雨表，作品《新愛洛伊絲》主人公之間的純真愛情便是盧梭對人類崇高純潔的情感的一曲贊歌。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在評論《新愛洛伊絲》時曾指出，盧梭對愛情的觀點也和其他方面一樣，“他希望愛情也處于自然狀態，在他看來，處于自然狀態的愛情是一種猛烈的不可抗拒的感情”［4］17。《新愛洛伊絲》給了法國古典主義時期關于感情的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它一反古典主義悲劇崇尚名譽、尊嚴和國家義務，以榮譽來扼殺愛情、以理性來節制情感的沉悶格局，第一次把活生生的個人感情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圣普樂盡管有騎士的品質和美德，卻像一團感情的烈火，在克拉倫斯樹林里的第一次親吻就像雷電一樣，引起了觸電般的感覺和感情的大火;當朱莉向圣普樂俯過身來吻他時突然昏厥，完全不是戴假發的時代那種賣弄感情式的昏厥，而是猛烈的感情在健康真純的少女身上引起的反應。”［4］17這簡直是一部主張愛情自由、號召感情解放的宣言書。
如果說《新愛洛伊絲》以情感和自然見長，那么《懺悔錄》則以自我取勝。作者把自己的真實面目和內心世界赤裸裸地和盤托出:“當時我是什么樣的人，我就寫成什么樣的人;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么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官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5］1－2盧梭真誠大膽地袒露自己的一切，有人說這部作品寫的是情感的真，而不是事實的真，這是真正理解了作品的情感審美化的特質。#p#分頁標題#e#
二、審美化的情感:沈從文、盧梭的文學批評標準
沈從文與盧梭既是真正地對情感予以審美化的作家，也是以審美化的情感作為審美尺度的批評家。在他們的文學批評中，一向重視作品的情感因素，尤其是作者自然情感的表現、自然性情的表達。通過文學批評來達到“工具的重造”，以此實現重造文運、重造經典，抗爭文學審美危機，可謂兩人共同的審美理想。沈從文說過:“事實上如把知識分子見于文字、形于語言的一部分表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6］287當然，他對于自然情感的宣泄，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審美傾向。20世紀20年代，中國軍閥混戰，生活在現代都市里的沈從文生活極度潦倒，他也易于感傷和憤世嫉俗，所以，在《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中，沈從文不滿詩境太清的詩，認為朱湘的詩“清麗華貴，卻不亢放”，而贊賞高長虹的詩“有力而且真”，“看他的文字正憤著，我的心同時也在憤了”。［7］28這時的沈從文在欣賞文學作品時多注重作家表現的情感是否傳達了他的心理感受，引發自己的情感活動，滿足他的心理需求。沈從文性格內向、性情沉靜，本應鐘愛那些注重節制悲憤、激情的作品，但因當時年輕氣盛，陷入了困境，心情悲憤，加上郁達夫直接抒發感傷、憤慨的“表現自我”的創作方式的影響，使他情感反而更傾向于狂熱、富有激情。他早年的自敘傳作品《一封未曾付郵的信》《棉鞋》《生之記錄》等都反映了其早年悲憤、苦悶、感傷的心理，所以其早年的文學批評都看重作品情感的直接抒發、宣泄。
30年代后，特別是與張兆和結合后，沈從文心境日趨平和、安詳。劉洪濤將沈從文在1931年秋到1938年夏之間創作的特點概括為:“情感和文字追求含蘊，純凈，優雅，思想趨于古典化，與傳統文化尋求認同。”［8］6沈從文早年在創作與批評中沖動的情緒這時冷靜下來，牢騷、感慨少了，加上他逐漸認識到文藝作品的情感表現必須考慮藝術效果，他開始反省自己曾在熱烈情緒狀態下創作的不足。在《論施蟄存與羅黑芷》中，沈從文從羅黑芷生活于戰亂環境這一角度分析他煩躁的創作心態。“苦悶，恍惚，焦躁，羅黑芷君想要捉到的并沒有在作品的‘完全’上作到，卻在作品的‘畸形’上顯出……”接著沈從文坦言自己早年的某些作品與羅黑芷的這些作品具有同樣的不足:“為憤怒(生活的與性格的兩面形成)，使作品不能成為完全的創作，對于全局組織的無從盡職，沈從文一部分作品中也與之有同樣的短處。”［9］175－176這時的沈從文從情感上更傾向于節制悲憤，克制熱情的表達方式。而此時對劉延蔚、朱湘的詩也表示認可，他贊賞兩位詩人在創作中善于節制情感、克制熱情。沈從文在1931年6月寫成的《〈山花集〉介紹》一文中推崇劉延蔚這本詩集，認為這本詩集可以讓年輕人“靜味自然的美，體會人生的愛”。［10］225可見沈從文的審美化的情感是隨著其創作心理與欣賞心態的轉變發生相應的變化。他贊賞周作人“用平靜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靜的美，用略見矜持的情感去接近這一切”的審美趣味。［11］145－146所以在文學批評中，沈從文常以作品表現審美化的情感是否自然、蘊藉這一標準來評論作家作品的得失，認為藝術的最小限度是“用有節制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用筆最少輪廓最真的是藝術”。因此，沈從文強調文字的節制，實際上是指作家在創作中應善于分析，節制自己的哀樂愛憎，正確把握自己情感的“度”。所以他不怎么欣賞郭沫若“夸大豪放，缺少節制，單純的反復喊叫”［12］458的詩，從審美化的情感上更傾向于朱湘、聞一多講技巧懂節制的詩。沈從文的文學批評完全憑借自然情感在文學的世界里探幽索隱、尋奇覓勝、評品優劣，難以分清運用了什么理論哪種方法，一切只屬于批評家審美的自然情感的體驗。現代人或許責備這樣的直感式的概括有些模糊和籠統，缺乏嚴密的邏輯和科學體系，但同時也贊美其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和思維的靈氣。
身兼作家與評論家雙重身份的沈從文堅守文學的本體性，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他是在文學范圍內研究文學，來重造工具。他常以敏銳的藝術家的感覺全身心地感受作品的情境，注重與藝術家進行心靈對話，深入領悟藝術世界的生命體驗。沈從文在品評徐志摩的詩文時，拋開了徐志摩的信仰、世界觀和社會意識、政治理想及其復雜的思想背景，而以其敏銳的直覺體驗了徐志摩“對現世光色的敏感，與對于文字性能的敏感”，從而把握住徐志摩的創作個性和獨特風格。在《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中，沈從文引用了徐志摩的大量性情詩文來突出他怎樣感受、領悟自然美，并指出徐志摩把康橋、康河描寫得實在“嫵媚美麗得很”。“他要你凝神的看，要你聽，要你感覺到這特殊風光。”這是因為徐志摩多以“官能感覺和印象溫習來寫隨筆”［13］251，從而文字清新，作品給人一種“柔美的判斷”。在這里，沈從文完全是進入徐志摩創作情境中，沒有做“名理的判斷”，而在印象、感覺中對徐志摩作品的精神內涵作啟悟式的把握，從而傳達對徐志摩詩文的情調和韻味的直覺感受和主觀印象。所以不少評論者認為沈從文的文學批評為印象主義批評是有道理的，沈從文的文學批評多來自他閱讀時感悟作品所獲得的感受與印象，他批評的直觀、印象式特征主要取決于他批評中的直覺思維。他在《落花生》一文中也稱自己的批評方法是“近于抽象而缺少具體引證的。是印象的復述”。歸根結底，他的文學批評是將自己的審美化的情感擺在首位。盧梭注重作品的審美化的情感，但他的這種審美化的情感不像沈從文很明顯地表現在對作品的直接批評上，而是隱含在其哲學和美學思想中，體現在其文藝創作和藝術世界中。
盧梭哲學的終級根據是情感。一般來說，哲學是關于人的本質、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幸福及終極關懷的思考和追問，盧梭哲學內容也是如此。盧梭全力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生命體驗和心性安寧。盧梭不相信能將人的一切都托付給(科學)理性，也因此，盧梭認為哲學的第一個真理就是:“我先有感覺，然后有思考，這本是人類共同的命運。”［14］5“我存在著，我有感官，我通過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這就是打動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個真理。”［15］367因此，“我感故我在”成為其浪漫主義存在意識與哲學特征，所謂浪漫主義存在意識就是指特別基于情感之上的那些最本原的哲學概念。從哲學角度看，盧梭的哲學中也帶有鮮明的審美化的情感色彩。盧梭曾斷言:“如果自然曾經注定了我們是健康的人，我們幾乎敢于斷言，思考的狀態是違反自然的一種狀態，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種變了質的動物。”［16］79盧梭相信的是心靈感覺能力而不是理智判斷，他說:“我不只是一個消極被動的有感覺的生物，而是一個有智慧的生物;不管哲學家們對這點怎樣說，我都要以我能夠思想而感到榮耀。”這里的“思想”即是指心靈感覺能力。“我的才華不在我的筆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種超逸而豪邁的運思方式產生出來的，也只有這種運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華發芽滋生。”［17］497盧梭認為，感覺是認識的唯一源泉，感覺比判斷、推理可靠，因為它最接近外在于主體并對感官發生作用的自然物質。因此他強調感覺經驗，提出“采取多憑感覺而少憑理智這個準則”［14］386。對盧梭來說，本能的感覺比斟酌過的判斷更可靠，憑借直覺的見識比出于理性或清晰的思考更為真實，如果說敏感幻想是盧梭極為個人的氣質特征(休謨說盧梭在整個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覺，在這方面他的敏感性達到從未見過任何先例的高度)，那么，心靈感覺論取向則是盧梭哲學的氣質特征，而以內在情感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則是他哲學的基本原則。盧梭的“信仰自白”不是別的，正是情感信仰了。誠如盧梭所說:“我作了一番大概從無先例的最熱情、最真摯的探詢之后，我決定在我的一生中選擇感情這個東西。”［18］100可以說，從自愛心和憐憫心的自然情感，到愛善愛正義愛秩序，再到內化為供奉心之殿堂的宗教情感，奠下了盧梭浪漫主義哲學基石。羅素曾評說:“把自己的信仰基礎放在人性的某一方面———敬畏情緒或神秘情緒、是非心、渴念之情等等上面。這種為宗教信仰辯護的方式是盧梭首創的。”［19］223盧梭創立了一種新的信仰方式，即情感信仰。#p#分頁標題#e#
一般而言，美學即情感體驗的藝術。盧梭因強調人性中的情感本質而成就了他的文藝美學思想，換言之，盧梭對理性的反思，對文明的批判是一以貫之體現在文藝美學范疇中。盧梭在關于審美以及美的形式和內容上，否定使用純粹的理性來表達思想的方式，懷疑那些冰涼理性的傾向，贊嘆賦予理性以具體的形象感知的能力和技巧，主張借助“語言的象征性表達”，即通過寓言、比喻傳說和可見的各種形式作為藝術的主要表現方式，盧梭尤其是強調通過想象，通過眼睛深入心靈的符號意義。在其看來，美是感性的，而加入想象，感性的力量更強大:“感性的力量本身是薄弱的和局限的:只有加進想象才能使它們成為破壞的力量;正是這個想象煞費苦心地把欲望挑起來，使欲望的對象有比自然所賦予的更大誘惑力，正是這個想象打開人的眼睛，使他看到更加迷人的東西。”［20］178盧梭的文藝美學不似一般意義上的美學理論，而是其浪漫主義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是“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種基于特定情感上的審美體驗。在《愛彌爾》中，他發現對于培養人來說，審美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對想成為有用之人的人。盧梭細致地區別它們:一種是愉悅的，屬于審美的范疇;一種是有用的，屬于倫理范疇。同時他強調兩者的共同聯系:即品味啟發心智，接受所有美的事物，包括道德思想。盧梭認為應努力通過啟發和召喚人的愛美之心來達到愛善。盧梭說:“知道善，并不等于愛善;人并不是生來就知道善的，但是一旦他的理智使他認識到了善，他的良心就會使他愛善;我們確信情感是天賦的。”［15］399
三、情感與審美:沈從文、盧梭對中西浪漫主義文化傳統的構建
關于沈從文與盧梭的浪漫主義之間的關系，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凌宇曾問過沈從文是否接受過盧梭的影響，沈從文肯定的回答“沒有”，說他不曾讀過盧梭的書［21］，可事實卻不盡然，當今學界有不少學者通過閱讀大量材料已論證之。美國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認為“沈從文小說中提到的，或作品中人物所依據的角色，很多是西方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大都是19世紀俄國與法國小說家、劇作家”，“他對西方浪漫主義很入迷。雖然他指名提到的只有盧梭的《懺悔錄》”［26］72。金介甫還舉例:“作者寫《邊城》中的妙齡女主角幾乎具有盧梭式的美德……然而，《邊城》還沒有寫出像盧梭理想的‘自然狀態’。”［22］155從金介甫的研究中，至少可以得出沈從文接觸過盧梭的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已經表現出接受到盧梭文學審美觀的影響。我們從沈從文《論郭沫若》一文中也看到:“可是《反正前后》暗示我們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盧騷的自白那類以心相見的坦白文字，便不高興動手了。”［6］144他認為盧梭的作品是“以心相見”的，而郭沫若要作革命家，所以他的作品以現實主義為表現方式。這也充分說明沈從文雖然不一定系統地閱讀過盧梭的作品，但間接受到其思想影響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兩者思想的自然暗合。
不論沈從文是否受到盧梭的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肯定的是，沈從文和盧梭在文藝領域都積極提倡以情感與審美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特定內容，為“情感至上”的中西積極浪漫主義文化傳統的構建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在中國新文學中，沈從文以勤奮忠實的創作，執著地展示偏處一隅的湘西風物地貌、人情世態，構筑了一個鮮活而富有魅力的藝術世界———湘西世界。因其對藝術的獨特發現和審美創造，確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引人注目的地位。他筆下的湘西世界，不是虛幻的世界，而是實在的鄉土社會，只是它被理想化了，詩意化了，用以反襯城市文明的墮落，為即將逝去的農業文明唱一首凄美的挽歌。正如沈從文在《〈看虹摘星錄〉后記》中再次談到情感第一和善于想象的敘事策略之于經典重造的重要性時說:“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學上的區別，也不能分辨它在人我情感上的區別。文學藝術只有美或惡劣，道德的成見和商業價值無從摻雜其間。精衛銜石杜鵑啼血，事即不真實，卻無妨于后人對于這種高尚情操的向往。”他的小說整體上展現了兩種不同的人生形式，即現實的人生形式以及出于對現實人生的不滿與厭倦所創造的理想的人生形式，特別是在后一種人生形式中，傾注著自己真誠的情感和審美理想。以《邊城》為代表的小說，深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并且繼承了中國山水田園詩歌的傳統，以謳歌自然人性之美，不僅典型地表現了作者的理想人生形式，更以其完整暢達的結構形式，獨特的審美品格以及深刻的情感內涵，為中國現代抒情小說開辟了一個獨特的境界，為中國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構建了一種理想化的寫實意境，而不像西方積極浪漫主義表現出的幻象世界，那種神秘怪誕的風格。廈門大學楊春時教授用了一個概念，就是“詩性浪漫主義”。
這種積極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盡管走著一條崎嶇坎坷的道路，但仍然呈現出頑強的發展姿態，許多當代小說都蘊含著這種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要素，成為一部分作家最恰當、最有力地傳達自己頭腦中固有的某種精神的象征符號，然后利用“回歸自然”這種形式來表達心靈的思想和感情。在標榜“理性法庭”的18世紀，盧梭以孤獨執著的創作，構建了遠離都市而富幻想的異域風光、世外桃源，他的作品塑造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倡導情感至上，質疑人類文明的負值，批判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分裂，提倡“回歸自然”，成為西方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源頭，也構成了盧梭“情感和審美”的特定內涵。他的《新愛洛伊絲》，將分屬不同社會等級青年的愛情故事放在清新、自然、美麗的阿爾卑斯山麓的自然環境中，遠離人煙的自然風光不僅印證著相愛于其間的男女主人公情感的自然天成，而且喚醒人們珍視、珍惜人類的這種美好情感，即珍愛人自己。作品通過抒寫人的自然情感來肯定人類本身，說明值得人贊頌并引以為自豪的，除了人的理性，還有美好自然的情感。作品首次確立了情感至高無上的審美地位。他在《愛彌爾》中的愛彌爾對友誼的態度建立在樸實而真摯的情感之上，他的《懺悔錄》為浪漫主義文學樹立了自我個性張揚的審美典范，他的《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則更是把情感安放到靈魂的宅底，蘊含著一種無比安靜的力量，抒發著靈魂的夢幻和對人類的炙熱之情。盧梭的積極浪漫主義繼承了中世紀的幻想文學傳統，逃離、反叛現實，宣揚個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頌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為最奧秘的源泉。他從宗教神秘主義中尋求對抗現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精神力量，創造了一種理想化的虛幻意境。#p#分頁標題#e#
文藝創作從來都講抒情，但只有到了盧梭這里才被升華到激越的地位。盧梭的情感和審美情趣直接影響了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使得人們對大自然的愛好“在十九世紀初期像巨大的波濤似的席卷了歐洲”［23］41，也使浪漫主義藝術家們對自然、樸實、純真的情感的追求蔚然成風。康德美學思想深受盧梭影響，極力強調藝術天才的“樸素單純”的鑒賞趣味與自由和諧的審美情感。美國學者伯恩斯•拉爾夫寫道:“要闡明盧梭的影響有多大，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是第一個認為感情和情緒所得出的結論是正確可靠的重要作家，他通常被認為是浪漫主義之父。他以后的五十年里歐洲的文學界都在哭泣。”［24］307－308在盧梭的影響下，西方浪漫主義詩學體系把情感放在首位，情感成為藝術生命的源泉，浪漫主義詩學體系的一個核心，其他的一切理論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從拜倫、雪萊的詩歌，到司各特、雨果的小說，都因為這種情感的大膽顯露和極具感染力的審美藝術創造而成就了名聲。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詩論的核心命題就是情感。他所寫的1800年版《抒情歌謠集》序言，被公認為是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一個理論宣言。在這篇序言中，其兩次強調指出:“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的這一著名論斷開了西方浪漫主情說的先河，在西方文藝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拜倫認為“詩即激情的表現”，它“本身就是熱情”。［25］152雪萊在《為詩辯護》中堅持認為，詩是不受心靈主動能力支配的，詩的誕生與人的意識和意志沒有必然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