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盧前思想流變對考察中國文化的進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李曉梅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

1938年10月15日，一代曲學大師吳梅躺在病榻上寫信給自己的弟子托付后事。這位弟子不負厚望，在吳梅去世后，在艱難的條件下相繼刊行了老師的三部遺作，使之得以面世。令人遺憾的是，如此受到吳梅器重的弟子卻由于種種原因，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失蹤者。這個人就是曾被稱為“江南才子”的盧前。盧前的一生，是頗為坎坷的一生。他出身于書香故家，卻在大學期間就為經濟所迫，兼職奔波；他才思敏捷、才華橫溢，卻又經歷動蕩的時局，四處漂泊；他一心救國，卻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備受冷遇；他熱愛教育事業，卻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被迫離開深愛的崗位。盧前家學深厚，飽讀詩書，筆下洋溢著濃郁的書生才氣，和吳門其他弟子一樣，盧前也是在新的教育和學術制度下培養起來的學者，接受新式教育的他能夠自覺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補充自己。在研究中他自覺運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學化、體系化，因而取得了許多的實績，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財富。盧前的文學思想較集中地體現在《盧前文史論稿》和《盧前筆記雜鈔》中。深入地思考和不斷地實踐，促成了盧前文學思想體系的建立。在《四知》一文中，盧前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孰優熟劣、應該如何正確對待，文學的發展是進化還是退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哪一種更適合新時期文學的需要以及如何對待古今文學等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他文學思想中的現代因素。

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廣大國民思想意識的更新對于社會的進步至關重要，于是他們發動了晚清思想啟蒙運動和晚清文學改良運動。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向廣大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掀起了后來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1917年，《新青年》又先后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舉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大旗。“八不主義”和“三大主義”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傅斯年、魯迅、錢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積極響應。錢玄同視摹仿六朝駢文的文選派文人和摹仿唐宋的桐城派文人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1]。胡適也一鼓作氣提出文言已經是死掉了的語言文字，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2]。周作人也撰文指出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文言的還是白話的，都有許多“非人的文學”。雖然進入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反思了自己過激的主張，但在當時，這些主張確實對廣大的青年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眾多高等學府，青年們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卻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的現象較為普遍。盧前曾創作過一首小令[一半兒]“：拜倫、戈德果如何？詩國新開碧眼科。李、杜、蘇、黃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兒‘焉斯’一半兒‘努’。”表現了對廣泛存在于青年中的重“西”輕“中”思想的擔憂。

的確，“五四”以后，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詞紛紜呈現，而又層層高盈，生活在這個由新概念、新名詞所編織而成的政治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行動的方向都發生了變化。年輕的讀書人可能因為對舊的已經失去信心，對新的未知的世界又無限向往，因而一兩個名詞或一兩個概念，便可能成為一種形塑個人和社會的重要資源。盧前非常認同吳芳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同時他接受了黑格爾對文學民族性的闡釋：“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的和其它的觀念的目的”[3]認為民族性是一種文化的根基。盧前認為中國要建立新文學，使中國文學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中國知識分子應正確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做到“不忘其本”。他說：“文生于情，情因國性。以溫柔敦厚為詩教者，中國文學之精神也。吾人生于域內，稟受如是。舍己從人，不可也。今欲躋中國文學于世界文壇，正應發展固有，以有別于他而自立，庶無削足適屨之弊。”在如何對待西學的問題上，盧前主張積極有效地利用西方文化資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適時的補充。他已經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新的歷史時期所暴露出的諸多不足，因此他期望新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文化時，更加注重西方科學的學術態度和學術精神，在講究科學精神和方法的學術大勢中，建立新文學，實現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盧前這種“不忘其本”的主張，乍一看似與復古派屬同一論調、仿佛與“五四”精神有所背離，但認真思考后不難發現，盧前是站在“學習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立場上提出“不忘其本”的，與胡適等人的主張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不同的只是，他為納新加入了一定的條件，所以其本質與“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二、《四知》中有這樣一段論述：“文體遞變，代有偏勝。固有體裁，未嘗廢焉。詞盛于宋，蘇黃二陳之詩，卓然不朽。曲創于元，姚盧虞劉之文，并有足多。不可以其詞而棄其詩也，不可以其曲而棄其文也。文章一體，必適宜表見其一種之情。人各不同，體各有別。以曲為詞，未免直率。以文為詩，風神頓減。文體固不可相假也。且新出于舊，豈可泥舊而鄙新。舊亦嘗新，豈可泥新而鄙舊。”這是盧前針對當時學術界出現的文學激進派和文學保守派的激烈論爭發表的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種主張都有偏頗之處：激進派忽視了傳統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希望在割斷文學民族性的情況下，借助西方文化建立中國的新文學，這種移植是不科學的；同時，保守派一味駐守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領域，忽視了文學的時代性特征，反對文學與時俱進，也會喪失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文化進行交流和互補的有利機會。盧前用一種相對客觀的現代意識和思維方式肯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價值。首先，他引用日本帝國大學校長井上哲次郎的話論證了“中國文學史壯矣”：“支那、希臘、羅馬、希伯來、珊悉訖利多（印度也）諸文學，皆有千古不磨之價值。猶太在西洋式微極矣，其遺民幾受非人之待遇；然而希伯來文學之研究，尚不能預測其告終之時機。惟支那文學，尚在西洋人未甚研究之域，除《詩經》已譯外，李青蓮、白樂天、蘇東坡之詩，亦稍稍為彼譯出。顧上下三千年之文學，以歷史眼光考察之，豈彼等所易企及之哉。”[4]進一步，他認為文學活動具有歷史繼承性，“蓋今人之性情習慣，皆得之古人，黃白面貌雖不同，然皆具人類之共性。精神上相契合，有歷史性與群眾性，是以文化得以繼續不絕，可期大同。”這種歷史繼承性不僅表現在優秀文學傳統直接影響作家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方式方面，還表現在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發展上。的確，縱觀中國文學史，詩歌、小說、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的發展幾乎都經過了由簡到繁、由粗樸到精致、由不夠完美到逐漸完美的過程。這是一個前后不斷繼承發展的過程。每個時代出現的文學繁榮，都是以前代文學發展為重要前提的。因此盧前希望現代知識分子能夠拋棄“西方文化中心論”論調，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平等設置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文化中加以考察，從而探詢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把握文化發展的方向。由此可見，盧前的文學思想體系的建構和完善，是始終把握在中西融合中的現代化轉換方向的。#p#分頁標題#e#

三、王國維1905年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中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之耳目”[5]。的確，進化論思想的傳入，對于中國當時的學術文化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梁啟超、劉師培、胡適等人都曾運用進化論來論述中國文化史的發展軌跡。胡適曾在日記中寫到“：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6]胡適認為“：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胡適的所謂“革命”其實就是進化。胡適進一步這樣解釋說“：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7]。胡適正是以進化論作為文學革命的理論根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了猛烈的進攻?？v觀西方文化史，與文學進化論相對地，西方文化中還存在“文學退化”的觀點，如未來派、達達派就堅守這樣的立場。對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無論是文學進化論還是文學退化論，盧前都不予贊同。首先，就胡適等人提出的文學的五期分法，每期都是前一期進化的結果的觀點，他指出：“……五期者，皆自簡單進而為復雜，自少數進而為多數。第一期，以聲音動作表現情緒。第二期，具言語文字樂調。第三期，更進而有抒情記事之詩，歷史哲學之文。第四期，則貴族之特殊文學。第五期，則為平民之一般文學。其說如此，意有未盡者，蓋自其縱而觀之，自原素萌芽期，進而至成立期，非進化現象，乃自然之理。自專有期進而至普遍期，亦非進化現象。依彼所眼所言，然則專有期之前，文學豈不普遍乎？且普遍期中，仍有貴族平民之別，至近代始有勞動階級文學家出現。此乃時代使然，不得謂之進化也。”盧前從時代、邏輯等方面否定了文學進化的觀點。同時，他指出：“然時代之精神變化不息……是個人有個人之文學，各時代有各時代之文學，故時代之轉易，文學亦隨之轉易，若生物之變化然。”否定了文學退化論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盧前從“一切事物，因果環生”的哲學角度提出了文學“蛻化”的觀點：“古今文學，一部分進，一部分退，進退互有其理。蓋文學之演進，若蟬之蛻皮，若蠶之破繭，層出無窮，謂為有優有劣、有進有退可，謂為無優無劣、無進無退亦可。此不獨文學為然，一切事物，因果環生，莫不如此。進化退化，何必軒輊其間！無已，名之曰蛻化可耳。”

在進化論被普遍承認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盧前提出“文學蛻化”這個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暫且不論“蛻化論”正確與否，無可否認，進化論在五四時期的語境之中是一個強大的知識背景，大有成為“公理”的趨勢。盧前能夠不人云亦云，在激進的時代風潮中始終保持人格的獨立性進行科學的懷疑和批判是現代知識分子逐漸成熟的一種體現；其次，文學進化論的理論根基———達爾文的進化論本身就存在著一些弱點，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質疑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再次，盧前的文學“蛻化論”的提出，有利于糾正存在于文學史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用進化論觀點進行文學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較為盛行，由于對進化的文學史觀念強調過多，使得文學史研究的目的論色彩過于濃厚，文學史研究似乎僅僅為了用來印證事物進化的普遍規律，而文學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義卻多少被忽略了，這都無利于建立文學史的民族品格。雖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有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明確對進化論提出了質疑，如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但相對盧前的自覺，已是晚了一些時候了。

四、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五四時期如火如荼的緊張氣氛感到驚異。學者余英時曾經用“激進”與“保守”的對抗模式分析了中國現代思想史，提出“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8]的觀點。的確，激進情緒是五四時期一注潛在的涌流。盡管激進情緒未曾出示幾條固定的口號綱領，但它卻成了一種強大的歷史無意識，暗中左右了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發言。胡適在倡導新文學之初就明確提出：“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的文學才能是“真正的文學”[9]。陳獨秀更是主張新文學必須“赤裸裸的抒情寫世”[10]，認為“抒情”與“寫世”應該是文學不可分割的職能，并且呼吁把建立“寫實文學”標上文學革命的大旗。經過一系列復雜的理論運作，“現實主義”成為一個享有特權的重要概念，具有了異常的號召力乃至威懾力。許多作家自愿地割棄既有的文學主張，歸依于現實主義的麾下。但是由于當時的文學批評已經明確地擺出了決裂的姿態，批評家不愿在理論上過多地垂詢傳統文化，所以他們過度地擴大了“寫實”的意義。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的創作，作家話語主體背后的個性、風格、性情、格調、感傷、感覺等概念會被淡化，作家的想象力也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對于“現實主義”這個涵義不明的外來術語，盧前進行了潛心研究。在考證了西方文學中現實主義的產生過程后，盧前認為現實主義是世界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文學家安慰人生的一種做法。這個主張將現實主義由所謂的一種進步文化、正確世界觀和先進階級的標記又還原為一種文學類型，使之真正與政治態度、階級立場獨立開來。其次，盧前認為對現實主義中的“真實”應該具有較為科學的認識。

他以莫伯桑為例，指出現實主義文學應該以“歷史理性”求“真”，在創作中區別生活的真實和科學的真實，建立起藝術的真實，要求作家以假定情境表現自己對社會生活內蘊的科學認識和深刻感悟，對客體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觀性和詩藝性。盧前著重指出，提倡現實主義不應該與中國古典文學完全決裂，因為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許多現實主義的作品，現代的文學家應該以更加科學的態度對待現實主義，以求在高漲的文學激情中理智地書寫自己對社會的關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文化變異較為明顯的時期，研究這個時期學者的思想流變對我們全面考察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有一定幫助。作為這個時期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盧前文學思想中的現代因素是值得關注的。研究它們，會有利于我們全面地認識中國文學現代化轉變的復雜性和多樣性。#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