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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暢 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劉勰與齊梁文壇主流究竟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目前學界仍有異議，今后還會爭論下去。①筆者以為，爭論雙方都能夠拿出自圓其說的確鑿證據，說明《文心雕龍》本身就包含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豐富原質，具有極大的理論彈性，所以，導致“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點，是一種方法；窺其全貌，也不失為一種角度?！缎蛑酒吩疲?ldquo;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唯務折衷，即調和對立雙方，取其中正，持論周洽，無所偏頗。這可視為劉勰分析問題的一種原則性方法，《文心雕龍》通篇幾乎都留下了這種思維痕跡。近來，不斷有學者從“唯務折衷”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心雕龍》。②這些意見，筆者基本同意。這樣，確實能使一些爭執不休的問題得到圓滿解釋：例如劉勰思想屬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他與文壇主流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他對“文貴形似”的時流風尚贊同還是反對……從資料分類還原梳理的層次看，這一問題似乎已解決。但是，深入探討劉勰這一思想的成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筆者注意到，已有學者試圖從齊梁時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確實，齊梁之際寬松的文化氛圍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溫床，但在時代氛圍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樣可以影響其他人，況且多元的時代也可產生偏激的見解，如裴子野的《雕蟲論》。由此入手，只能解釋問題的普遍性，卻未能解釋為何偏偏是劉勰產生了“唯務折衷”思想這一特殊性。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詳，而詳人所略，擬從劉勰與時流的距離關系探討“唯務折衷”思想的成因。時流者，一代之時尚名流也?！端螘?bull;蔡廓傳》云“：廓年位并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本文認為，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微妙狀態。實際上，《梁書•劉勰傳》已透露出了這種信息。即者，入其環內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離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重。”結合二者，就是不即不離。不即不離者，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態把握準確，分析透徹，就找到了解釋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一劉勰與時流的距離之一，是他骨子血脈里遺存的濃厚北人意識。齊梁之際，南風勁吹。不僅政壇南人秉政，文壇也是南人的一統天下。作為南渡北人的后裔，劉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矯正時弊的意圖?！缎蛑尽分校麑η叭宋恼撟畈粷M的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而他用來“尋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尋根”“、索源”、“述誥”云云，并非書面上簡單的引經據典，而是有深層的文化心理內涵。從家世淵源看，劉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劉勰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東莒縣），屬齊魯舊邦。莒，周時為莒國，春秋屬齊。后又入楚，楚滅魯后，遷魯君于此?！墩撜Z•子路》所云“子路為莒父宰”，即此?！端螘?bull;州郡志》“：南東莞太守領縣三：東莞，莒，姑幕。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晉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舉族遷徒、聚居的特點，易地而不移俗?！端螘?bull;州郡志》載：“南瑯邪太守，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余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按南東莞一郡領戶不過千余，而瑯邪郡一次性過江就有千余戶，幾與之相埒?？梢娖湔暹w徒之人多勢眾。東莞郡的遷徒也有千戶規模。事見《晉書•徐邈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間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東莞領縣有三，東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屬一郡，姑幕亂則莒必無寧日。以姑幕移民的數量推之，劉勰祖上一族由莒南遷的規模也不會太小。勰祖靈真。據梁書本傳，靈真為宋司空劉秀之之弟，而秀之則為劉宋開國元勛劉穆之之從兄子?！端螘穭⒛轮緜髟破?ldquo;東莞莒人，世居京口”。這種北人整族整郡南遷的直接結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許多北方的社會習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帶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處于這種特殊的南遷文化氛圍中，劉勰祖上也不會例外。楊明照曾分析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猶重，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于學術，必有啟厲者。”（《梁書劉勰傳箋注》）不無道理。

這種聚族遷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僅保留了北方風俗，而且遺傳了北方的思想意識。中華文明，崛起北土；齊魯舊邦，斯文尤盛。作為有著齊魯文化背景的南遷北人后裔，其血脈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識和自負感是非常濃厚的。如顏之推祖籍山東瑯邪，永嘉南遷至之推之世已歷四代，可他《觀我生賦》還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東運，我祖于是南翔。去瑯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邑，樹杞梓于水鄉。”無獨有偶，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痕跡：“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傳播齊魯文化的榮幸和自負之意溢于言表，可見其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觀念。正如汪春泓所說，假如劉勰的籍貫潛意識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應稱“迎”仲尼而南“來”，而不應稱“隨”仲尼而南“行”，這一“隨”一“行”，明顯透露出劉勰身為孔子鄉人的驕傲。①《序志》又說：“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夢里夢外，以與至圣孔子同鄉為榮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諸篇中，劉勰一再盛贊孔子對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原道》云“：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鑄《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享，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宗經》云：“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p#分頁標題#e#

作為圣人同鄉和齊魯移民后代，在心態感覺上，劉勰對南方主流社會不無俯視之態，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和距離感，尤其當他處于想進入又難以進入這種主流文化圈的邊緣狀態之時，這種距離感就尤為強烈，對圈內風氣看得就更清楚，言辭也趨于激烈———“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鬼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搫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這種距離感使他本能地從北方圣賢的著述中去尋找思想武器，其見解超出圈內人士，超出南方時流，乃有一種邏輯上的必然———“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梢赃@樣說，當他以齊魯文化后繼者自任，有意識地借助北方儒家經典矯正時弊之日，就是他無意識地超越了自己所處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圍之時。他在《序志》中明確提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這種思想，與齊梁之際儒學衰微，文壇求新變、貴形似的整體風氣是大異其趣的。按《文心雕龍》成于齊末，已成定論。②另有成于梁說，也在天監初年。③與日漸繁榮的文壇相比，此期儒術的情況很不妙。據《南史•儒林傳序》，天監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龍》付梓之時，南方儒學，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莫肯養眾，后生鼓勵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郁也久矣!”劉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規范文體，提倡《原道》、《征圣》、《宗經》，其社會背景正是這種局面。這對以齊魯文化傳人自居的劉勰來說，獨立蒼茫，一覽眾山，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和責任感。何況他之著書立說，本來就有弘揚圣賢經典之意，所謂“敷贊圣旨，莫若著經”是也，只是因為“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可見，在他心目中，論文與著經有著同等地位。

劉勰生當南北分裂之時，主要活動在以建康（今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這些都明顯限制了他對北朝或北方文學本質特征的觀察與認識。但文學是一種通過書寫符號傳播、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藝術形式。劉勰一生雖缺乏在北方生活的親身體驗，但并不缺乏間接了解、認識北方文學審美特質的精神渠道，這種渠道就是建安文學或“建安風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次提到建安風骨，字里行間充溢著欣賞、贊美之意。如《時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不僅描繪出其文學活動的生動圖畫，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氣”這一精神上的本質特征。又《明詩》篇“：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留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容，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妙；驅辭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風骨》篇中，還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了建安文人的整體美學追求，其云：“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可見他對建安文學的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建安文學都帶有明顯的北方文化審美特征。劉勰抓住了建安文學“多氣”、“任氣”、“重氣”這一特點，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學的核心審美特征。從多種角度觀察，建安風骨具有鮮明的北方藝術審美屬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學之花。簡略言之，其北方屬性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為地域性文學集團，主要活動在中原一帶，這決定了其慷慨悲涼帶有鮮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為文武兼備型文學集團，尚武為其精神內核，不僅曹操一生戎馬，曹丕亦“長于戎旅之間……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軍，長乎亂”，其《白馬篇》中驍勇的幽并游俠兒就是他內心精神的寫照，這與單一崇文的南方文學集團很不一樣，很符合劉勰“文武之術，左右惟宜”的觀點；三為征服意識強烈，北方古為華夏政權中心所在，所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勝南是中國歷史軍政格局演變的規律之一，從地利上看，曹魏集團已處于征服者的地位，這就決定其詩多有憂患意識和剛猛之氣。鐘惺論曹氏父子，稱其“高古之骨，蒼涼之氣”（《古詩選》）；譚元春評曹操云“此老詩歌中有霸氣”（《古詩歸》）；《世說新語•豪爽》記：“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均指其剛健力度而言。從三曹、七子的籍貫、活動范圍和其作品反映的內容三方面來看，建安文學具有濃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種“鐵馬秋風冀北”式的陽剛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產物。從籍貫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脈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剛性血氣；從身份看，他們是統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為基地，懷有進而掃蕩天下的雄心霸氣；從活動范圍看，其灑筆酣歌、耳濡目染的環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條件限制在北方；從其接觸的景物看，是視野開闊、線條勁直的北方山川，不僅體積巨大，氣魄雄偉，而且人文歷史積蓄深厚，古代圣賢、帝王的精神貫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業的博大情思；從其吟詠的對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處動蕩、戰亂的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局勢變化不定，人的壽命變短，于是生命意識特別敏感、強烈，形成其獨有的一種憂患意識和悲涼風格。這與處在溫暖環境中、重感官享樂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異其趣的?？犊瘺龅娜松形?，建功立業的濃烈情思，哀憐民生多艱的人世詠嘆，構成“建安風骨”重剛健、尚骨力的審美特征。#p#分頁標題#e#

劉勰骨子血脈里遺存著濃厚的北人意識，他對借助北方思想文化來規范文體和文壇風氣，本來就有一種本能的自覺。劉勰之重視并推崇建安風骨，實為找到了一條與北方文化審美精神溝通的渠道，他總結的建安文學“雅好慷慨”、“梗概多氣”，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之處。這種評價不僅適用于建安文學，而且可以擴展到評價整個北方文學的審美特征，為他進一步思考融合南北文化兩長的問題奠定了基礎。這些都使劉勰的眼光、見識能夠超越自身所處的南方文化氛圍。

二劉勰與時流的距離之二，是士庶之別。這種距離和區別不僅是社會地位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關于劉勰究竟屬于士族還是庶族，王元化的《劉勰的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一文辨析甚詳①，筆者傾向于這種判斷。但感覺辨明劉勰士庶屬性這一成果的學術價值尚未被充分利用，仍有思維馳騁的空間。筆者認為，辨明劉勰士庶屬性的最大價值在于：據此又找到了判定劉勰與時流距離的另一把鑰匙。南朝齊梁，文在皇室宮廷，故社會主流和文壇主流具有同構共趨性，劉勰與社會時流的距離是由其庶族地位決定的。據《梁書》本傳：“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關于劉勰依僧佑，有王元化的逃避租役說，及張少康的結交名流說。②逃避租役是由于出身微賤，結交名流是尋找登仕捷徑，從不同角度肯定了劉勰的庶族地位，也正微妙地說明了他與主流若即若離的社會地位因素。入寺清貧著書，而不是出沒于官場文壇，這本身就是一種距離?！段男牡颀垺芳s在此期成書，就是這種距離的產物。據《梁書》本傳，書成后，無人賞識，而劉勰本人卻是“自重其文”，可見時流所輕和他自己所重是矛盾的，其間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離。應該看到，這種距離，并非劉勰的主觀愿望，而是“士庶天隔”的社會產物。劉勰想通過主觀努力改變命運，但時代對他的接納十分苛刻，尤其在《文心雕龍》構思、醞釀及寫作的齊末梁初，他尚為貧寒庶族，與主流社會如隔天壤。距離既是一種拒絕，也是一種旁觀者清的有利位置。處于社會底層，對銳意求仕進、自視自期均極高的劉勰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其心態中常有壓抑、憤懣、不滿的陰影，對“士庶天隔”這一社會現象提出了批評。這在《文心雕龍》中時有表露。如《史傳》的尖銳批評：“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照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嘆息者也!”《程器》中慨嘆：“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又如《知音》篇：“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迢聞聲而相思’也。”結合《文心雕龍》終齊梁之世“未為時流所稱”的史實，可以見出其中個人懷才不遇的憤激之情。出于庶族立場，劉勰對世家大族多有批評，集中表現在《程器》中。

由于旁觀者清，所言寄慨遙深，多憤世嫉俗之語。尤其可貴的是，在南朝狂熱尚文的氛圍中，劉勰能指出“：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于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齊梁之世，舉世崇文，所謂“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梁書•江淹任昉傳論》）。劉勰此說，略顯突兀。但考之史實，可知其有極強的針對性。劉躍進先生在考察了東南豪族，尤其是吳興沈氏在東晉南朝的興衰遭際后，得出結論說：“以吳興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約在文化上的振起為標志，東南最有影響的豪族都已棄武從文，先后從武力強宗轉向文化士族。同東南豪族一樣，絕大多數僑姓士族也相繼棄武從文，逐漸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齊梁之際，這種轉變已經大體完成。”③《梁書•到洽傳》載任昉對梁武帝語：“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極簡潔地道出這一士風的嬗變。這種崇文時尚導致的弊端就是士人“迂誕浮華，不涉世務”，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終日“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其風俗柔脆至于此。及侯景亂起，這些“膚柔骨脆，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的虛弱文士，多不堪一擊，“坐死倉促者，往往而然”（《顏氏家訓•涉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劉勰提倡文武并重“：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轂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程器》）此種崇文弊端，害國誤政不淺。以朱異為例，此人以文起家，“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為其長……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大同六年，“異啟于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余人，為一時之盛”（《梁書•朱異傳》）。頗得寵任，所謂“四官皆珥貂……四職并趨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梁書•朱異傳》）。而在是否收納侯景這一關乎國家命運的問題上，朱異善窺人主之意，阿諛以承上旨，以致釀成梁末大亂。此為單純崇文之惡果，亦可見劉勰不幸而言中，他對舉世崇文、士人不堪器用的擔憂也含有一種“后之視今”的遠見。

當然，《文心雕龍》是一部論文著作，但從貧寒庶族的立場和心態出發，劉勰可以把對社會的批判精神融注到文學批評之中。如他強調風骨，明顯是針對文風靡弱；而文風之靡弱，又與士大夫重文輕武，其中多“膚柔骨脆”之輩有關?！段男牡颀垺穼θ崦椅娘L批評的最原始動力，無疑來自他郁郁不得志的庶族地位，對此，《序志》篇已言之甚詳。劉永濟分析說：“蓋自魏文時創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齊以來，循之未改……是以六代甄拔人才，終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門第，而寒族無進身之階，此舍人所以興嘆也。于后義可見爾時顯貴，但以辭賦為勛績，致國事廢弛。蓋道文既離，浮華無實，乃舍人所深憂，亦《文心》之所由作也。”（《文心雕龍校釋》）可謂切中肯綮。世風之重文輕武和文風之棄質崇文，本來就具有同根共生的性質；被社會主流拒絕，與被文壇主流排斥，也明顯有一種內在聯系。欲接近主流社會而被排斥，自貴重其文而難遇知音，就決定了劉勰對南風勁吹的文壇有一種清醒冷峻的批判態度。齊梁之際，沈約為代表的南方派統領文壇，追求新變，構成“近代”文壇主流。《程器》云“近代辭人，務華棄實”，《物色》云“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明詩》云“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尚也”，《定勢》云“自近代以來，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通變》云“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也”。在這種對“近代”極高的批評頻率中，可見劉勰對文壇上南風勁吹的態度。這里“近代”、“近世”云云，即指由北趨南、至齊梁達到極盛的文風演變。這種南北風氣易位的變化實濫觴于魏晉，劉師培認為，建安七子還“悲哀剛勁，洵乎北土之音”，但到“魏晉之際，文體變遷，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嵇、阮詩歌，飄忽峻佚，言無端涯，其旨開于莊周，及其弊也，則宅心虛闊，失所旨歸。左思歌賦，廣博沉雄，慷慨卓越，其旨開于蘇、張，及其弊也，則浮囂粗獷，味厥修辭。北方文體至此混淆……詩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南北文學不同論》）。此期文學，頗染濃厚的南國地域色彩，講究形式美的文風彌漫朝野內外。理論的研討，也都圍繞著文學特質、形式技巧進行，如文筆之辨，模山范水之作，聲律音韻的探索，格律詩雛形的出現，用典使事的講求，駢體文的成熟，宮體詩的流行等。其主流趨勢一言以蔽之曰：文貴形似，氣尚陰柔。其文學思想如影隨形，同樣重文輕質，求新思變，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蕭綱《與湘東王書》，蕭繹《金樓子•立言》，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敘》，都十分注重“文”的特質。蕭統編纂《文選》，更是迂回委婉地把經、史、子、傳排除在外，向辭采情思傾斜：“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文選序》）他把佳詩美文比作愉悅視聽感官的音樂錦繡———“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這就是環繞著劉勰的時流風尚，劉勰對“近代”、“近世”的批評，多指此而言。#p#分頁標題#e#

士庶天隔，郁郁不得志，是劉勰指摘社會弊端的動力，也是批評文壇病態的角度。與時流所保持的距離使他能站在主流圈外，清醒地觀察，冷靜地思考，看到表面熱鬧喧囂背后的種種病態。這種視角，圈內人是不會具備的。如以上所舉蕭綱至蕭統、沈約等“貴盛”者，都是倡導一時風氣的人物，他們獨步文壇，領袖群倫，常醉心于自己所倡導的時尚之中，口吻中多有欣賞、自負、得意之態。蕭綱就說：“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與湘東王書》）沈約也認為“音律調韻”乃為詩關鍵，很自負地說：“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把聲律視為一己獨得之秘。有這種孤芳自賞心態，不可能意識到自己所熱衷倡導、參與的文學運動中的弊端，因為無論時代或社會，都沒有賦予他們這種冷眼旁觀的位置和視角。劉勰被主流社會排斥，始終“未被時流所稱”，從他個人發展、命運角度看，是不幸；但從他因此得以冷眼旁觀圈內弊病的角度看，又是大幸之事。身在圈外，才能看到圈內的弊端；知道什么是弊端，才會萌生矯正、超越的意識。猶如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貴形似、尚陰柔的南方文壇本身顯然也不會提供這種自我更新的武器。于是，借助北方的氣質風骨以糾其偏、矯其弊，乃有一種邏輯上的必然。從思想意識角度，劉勰用以糾偏的武器是儒家倫理政教；而從文質角度，劉勰矯弊的武器則是建安風骨?！段男牡颀垺返摹稌r序》、《明詩》、《風骨》中多次提到建安文學“雅好慷慨”“、梗概多氣”的特征，尤其是《風骨》篇強調了曹丕的“文以氣為主”，并一一分列孔融、徐幹、劉楨“氣”之不同，總結建安文學特點為“重氣”。值得注意的是，《風骨》篇中，有時“風“”骨”對舉，有時“風骨”連用，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能找到與氣同等的關系。前者如“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后者如“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劉勰作《程器》，是提倡政事練達，文武兼備，糾士風之靡柔；作《風骨》，則是提倡情感飽滿，剛柔相濟，矯文風之靡弱，從而合南北兩長，樹立一種“風清骨峻，遍體光華”的理想文風。“辭之待骨，如體之樹??；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這本來就是以人體生理之道喻為文之理；所以，《程器》與《風骨》，一說人，一論文，實有內在聯系。

三若離，是排斥，是異趣，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面———若即，即接近和趨同。若離，使劉勰獲得一種思想原則上的把握；而若即，則使他得以接觸、熟悉圈內風氣，從內行的角度和眼光分析文學現象，公允地看到南方文學重特質和形似的長處。學者之論《文心雕龍》與當時主流合拍，多從這一角度立腳。劉勰之向文壇圈內靠攏，是在向主流社會的接近中同時進行的。同傳統文人一樣，劉勰的仕進意識很強，他正常的、理想的生活道路是“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程器》）。通觀其一生，也是朝此方向實踐的。無機會仕進時，他選擇了“窮則獨善其身”，入寺閉門讀書，清貧的環境中仍跳動著一顆熾熱焦灼的功名心———“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因宜蓄素以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干”。而一旦有“達則奉時以騁績”的機會，他馬上就離開寺廟，登仕去也。他自稱感夢而撰《文心雕龍》，夢見的是主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孔子，而非主張遁世的佛教祖宗釋迦牟尼，可見即使身在寺廟，其用世之心仍很強烈。天監初年，儒學復興，四年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并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這無疑讓貧寒庶族士人看到了一線希望，《序志》中所表現出的功名心如此熾熱，其文化背景正是儒學衰微后的復興。劉勰著《文心雕龍》，以文章求顯達的動機很明顯。書成之后，又急于表露于世———“（《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梁書•劉勰傳》），這番良苦用心取得了成功，“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又據《梁書》昭明太子本傳載：“（統）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而劉勰也身在昭明太子所引納的才學之士的行列中，本傳云：“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后來劉勰成為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二人有過直接交往。蕭統以太子之尊雅愛詩章，沈約以尚書之重妙善辭賦，并為文壇盟主，均為倡導一代風氣的人物。其中蕭統編纂《文選》，為文壇一時盛事，影響深遠，功在百代；沈約發現音韻的奧妙，從根本上影響和左右了中國此后韻文學的發展。沈約對《文心雕龍》的態度是“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蕭統對劉勰的態度是“深愛接之”，可見劉勰雖未為時流所重，但明顯接觸到了圈內的領袖人物，呼吸到了圈內的空氣，所謂“若即”是也?！缎蛑尽贩Q：“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樞紐者，提綱挈領之關鍵也。筆者以為，“文之樞紐”說集中體現了劉勰“唯務折衷

”的文學思想。其中，《原道》、《宗經》、《征圣》是為“人文”尋找理論依據，借助儒家思想意識規范文體，是尚北；《辨騷》則是肯定南方文學的特質和技巧，是宗南。其中典型體現了“唯務折衷”的精神。這樣說，理由有二：一是《離騷》等楚辭作品本身是南國風土的產物，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所謂“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二是劉勰講宗經，并非呆板地文以載道，亦很重視文學特質，相對《詩經》來說，楚辭是一種變體，所謂“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古風》），所以楚辭在“文之樞紐”中的地位是“變乎騷”。經是正，騷是變。無經來規范，則脫離圣賢正道；無騷以新變，則背離文學特質。講變，是在合乎經典的前提下為文學技巧找到了一條合理出路，給形式美留下一席之地，而形式、技巧恰恰是南朝尤其是齊梁文壇之所崇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勰之強調“變”，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和極強的針對性?！段男牡颀垺丰j釀及成書前后，齊梁文壇正處于由古體詩向近體詩轉型的“新變”關鍵時期。以沈約為代表，講求聲律的永明作家步入文壇，其特點是厚今薄古，騖奇追新，如蕭子顯所云“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劉勰對新變派的態度較為復雜，從宗經角度看，如上所論，不無微辭；而從文藝規律出發，他又主張“通變無”、“日新其業”，對“變”和“新”都持肯定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楚辭之“變”與永明文學之“變”，在“文律運周，日新其業”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并且都是南風勁吹的產物，他在文之樞紐中強調要“變乎騷”，在《通變》中提出“望今制奇”，實際是對齊梁文壇新變派的一種委婉迂回的肯定。#p#分頁標題#e#

辨騷，就是辨析騷的價值。騷的價值何在？就是“奇”。《辨騷》開篇就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相對《詩經》的正而言，奇是一種變化，有著濃郁的南方地域特色。從宗經文學觀出發，劉勰認為《離騷》有四點合乎經典，即“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意”和“忠怨之辭”，而這四點恰為北方思想文化特點；又說它有四點異于經典，即“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猖狹之志”和“荒淫之意”，這四點又明顯多染南方文化色彩。就劉勰對騷的總體看法而言，有抽象否定，但更多的是具體肯定，多贊譽之詞，如“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有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又“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彩絕艷，難與并能矣”，并稱“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正緯》），具有全篇總結性質的贊中更是這樣———“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

在“文之樞紐”關鍵的五個座位中給《辨騷》留下一席之地，其意義要遠遠大于五分之一：它在帶有濃重北方文化色彩的宗經思想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使講求文學特質、形式、技巧的南方文風有所依歸。可以說，正因為有了《辨騷》，才會有《麗辭》、《聲律》、《事類》、《夸飾》、《情采》、《神思》、《物色》等一脈篇章存在的合理性，而其背后活躍的恰恰是肯定文學特質、注重形式技巧的南方審美因素。從《聲律》篇中，就可見出劉勰對時流風氣即“近代文學”的參與程度。音韻聲律屬于純粹技巧方面的探討，以宗經文學觀視之，純屬雕蟲小技，沈約也看到了這一點：“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圣賢立言之所急也。”（《答陸厥書》）但又十分自負，稱“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對這種“新變”之物，裴子野專門著《雕蟲論》反對，鐘嶸也有異議，甚至持批評否定態度———“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駕，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詩品序》）。而劉勰卻專著《聲律》篇，從文藝科學角度認真研究了這一“新變”之物。篇中所論多有與沈約意見相合者，如沈約認為宮商音韻出于自然情性，“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劉勰也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故言語文章者，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二者如出一轍。當然，《聲律》篇中更多的是對永明聲律說的進一步闡發。如劉勰認為“：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這里提到喉、舌、唇、齒之別，辨析顯然更為精細。自范曄、謝莊直至王融、謝朓、沈約、周颙都沒有涉及聲律論和喉、舌、唇、齒等發音部位的關系，只有《聲律》篇才明確指出：人的聲音存在著“抗喉”、“矯舌”、“攢唇”、“激齒”的差異，揭示了除眾所周知的律呂五音之別外，還存在著喉、舌、唇、齒五音的差異。這顯然是對沈約聲律說的創造性補充。又如，沈約提出“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但什么是“浮聲”、“切響”，并無確解。劉勰對此作了扼要的描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迭；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暌，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飏不還。并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這種種見解，不僅高于鐘嶸，就是與聲律論倡導者沈約等相比，也不無雛鳳清于老鳳聲之勢。紀昀認為“（《聲律》篇）論聲病詳盡于沈隱侯”，洵為曠世知音。

此外，其他篇章中也多表現出劉勰對“近代文學”的熱情參與和積極肯定這一基本態度。例如《物色》。筆者以為，《物色》一篇，南國情味最重，最能流露出劉勰對“近代文學”的立場和態度，因為它本質上是肯定形式美的，是感性的，而非理念判斷的。其贊曰：“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紀昀曾評曰：“諸贊之中，此為第一。”既為“第一”，必有不同凡響之處，究竟好在哪里？余竊以為，好就好在它本身就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小詩，而非嚴謹的理論思辨。此贊雖短小，但從中透露出的審美訊息卻不簡單。分析《物色》，有一個長期為人所忽略卻很有意思的問題，即作者寫作本篇時的口吻與角度。這一問題看似無足輕重，實際上牽涉到劉勰對時流文壇的態度?！段锷穼ψ匀恍问矫溃扇〉氖且环N賞玩式的審美態度，其口吻和心態純粹是南方式的?！段锷烽_篇即描繪出一幅心物交感的和諧圖畫：“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這本身就是在進行自然山水審美，而非理論思辨。

細讀《物色》及《情采》、《原道》涉及自然美的部分，會感覺不是在讀邏輯嚴密的理論著作，而是在欣賞一首詩、一幅畫，你看：“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此外，你還會感受到作者面對美麗自然景物所產生的激動和興奮———“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試看這樣的句子：“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邏輯判斷中充滿情感色彩，讀者能感覺到劉勰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躍躍欲試的心態，其中充溢著一種欣賞、把玩、驚喜的審美直覺愉悅。劉勰寫作本篇時，心理上有很強的移情于物的傾向，于是才能感受到“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的愉悅。這不由使人聯想到謝靈運的《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冥色，云霞收西霏……”面對自然風光的感召，二者的審美心理邏輯極其相似。如果這種聯系能夠成立，那么就自然把我們的視線引向這一方面：即劉勰對晉宋以來形成的山水審美情趣是認同的，他本身就在南朝唯美主義氛圍的主流之中。在謳歌山水的大合唱中，他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其中一名隊員，使《物色》的字里行間充溢著一種欣賞、把玩的審美感受，而這也正是齊梁時流對自然美所持的一種普遍態度。南國物性的細致、精巧，培養出審美心性感覺的細膩、精微，如同音樂會促進產生欣賞“音樂的耳朵”一樣，特定的景物也會培養出“物色的眼睛”，即主體的審美敏感?！妒勒f新語•言語》記：“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對劉勰“深愛接之”的蕭統也說：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于邑而屬詞，冬云千里，睹紛霏而興詠。（《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審美趣味盎然。又《梁書•蕭子顯傳》曰：追尋平生，頗好詞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所謂“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就是劉勰“物色相召，人誰獲安”之意。又如《總術》篇專論方法、技巧，說理想的文章是“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這與蕭統所云“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文選序》），用意、語句都很相似。由此，再聯系一下梁元帝蕭繹所說：“至如文者，惟須綺觳紛披，宮徵靡曼，唇吻增會，情靈搖蕩。”（《金樓子•立言》）可見劉勰說的都是內行話，與文壇時流的主導觀念十分接近。#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若即若離的邊緣性狀態是劉勰與時尚主流的距離，這種距離導致了他思想意識尚北，而審美取向宗南，從而能對新變和復古持一種通融折衷的態度。但又應看到，這種邊緣性狀態并非任何人的一廂情愿，而是一種主客觀條件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結果。若即若離，這兩種力量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在劉勰身上綜合作用，形成一種“合力”，使他始終能與時流處于一種邊緣性微妙狀態，對劉勰形成“唯務折衷”思想影響至大。當然，圍繞這一問題意緒紛繁，已遠非小小一篇論文所能包容。日月之下，不息爝火，熒豆微光，理無遠照，冀多思敏求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