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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際日本文學•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大會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唐偉、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健、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早稻田大學教授高松壽夫分別為本次大會致辭。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美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知名大學、研究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大會并發表了論文。

一傳統文學思想研究與當代文論建構

傳統文學思想與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在理論界是一個常論常新的問題。無論是進行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還是致力于當代文論建構的學者都要對這個基本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在這個基本問題的視域之下，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都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如何認識自己的傳統？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展開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為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定位？與幾年前理論界熱烈討論的“理論焦慮”現象相比，此次會議出現了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試圖以具體的研究成果為理論建設夯實根基，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發出更加堅實有力的聲音。這些研究成果當中既有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和反思，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既有對基本理論問題的清理，又有開掘理論研究新視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會場討論的程正民教授談到的感受：過去談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則有了豐富的實踐成果。

（一）考鏡源流，彰顯傳統理論資源

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一文中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認為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他指出，研究者們關注中國文學的“情”的傳統，卻忽略了中華古文論中“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劉勰所提出的從“物感”論到“情觀”論，恰好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因此，研究者應對劉勰的“物以情觀”的理論以更多的關注。南開大學的盧盛江教授在《蜂腰論》一文中認為“蜂腰”應以《文鏡秘府論》的解釋為準，蜂腰為什么是病犯，是考慮到句中節奏點。永明詩人提出蜂腰，詩作又犯蜂腰，是因為聲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規則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中實際運用有一個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圣元教授在《唐宋類書“文部”的文獻文體學價值》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類書尤其是唐宋類書最豐富、最集中、最系統地把中國古代文體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具有“綜羅文體資料文獻”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教授在《關于“評點”》一文中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通過對評點源流、理論形態特征、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認為“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北京師范大學李壯鷹教授在論文《“選官”與“選佛”》中探討了士林與禪林的風習的交相影響，并重點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貢舉中形成的文人集團的組織形式是受了禪家“選佛”機制的啟發，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詩論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選官與禪僧選佛交相影響的結果。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在《論高啟詩歌審美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對高啟的詩學觀念進行了考察，認為入明之后，其詩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張格、意、趣的兼顧，表現在創作上則是臺閣詩與詠懷詩的兼顧。但由于明初嚴酷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其詩學理想與創作實踐同歸于失落。首都師范大學吳相洲教授在《“綺靡”解》中認為：陸機《文賦》中所說“綺靡”是指詩歌聲律而言；“詩緣情而綺靡”實際上承襲了儒家對詩歌的一貫看法；后世學人對“綺靡”的種種指責其實是一種誤會。北京師范大學姚愛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當中認為王夫之在評語中提出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的觀點，不但與詩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詩歌情景觀。忻州師范學院劉淮南教授認為《文心雕龍•原道篇》在文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和文化血脈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北京語言大學郭鵬教授在《論“邵康節體”》一文中探討了“邵康節體”作為一種特色化詩體從開始確立到流傳的過程，辨析了包括《滄浪詩話》在內的宋人詩評中所謂“邵康節體”的本來含義。安慶師范學院方錫球教授認為明代中后期，唐詩學研究出現大量論爭，最著者乃是“唐無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優劣”等爭議。在這些論爭中，包含藝術理想范型與詩歌高潮、范型與詩歌衰落的關系，關涉“詩變”問題。

（二）理論話語資源的重新審視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在《“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以陳世驤之說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對“抒情傳統”的提出背景和內涵進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關注的是，本篇論文以翔實的資料展現出陳世驤站在中西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自己觀點的文化立場，已經表現出那一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時，重新審視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意識和努力。他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陳世驤“抒情傳統”的論斷在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仍有不小的理論闡釋空間。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教授試圖激活傳統文論中的“感興”傳統，為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當代文學研究拓展闡釋空間。他認為無論是“典型”還是“意境”這些來自古典傳統的批評術語，都要回到“感興”。他提出要把感興和修辭論結合起來，即：感興修辭，以彌補中國現代文論術語缺乏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袁濟喜教授在《從道器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知識建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范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后的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要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以古釋古的范圍，與當代文學活動相融匯，變為當代文論發展與延伸的精神資源，這種創造性的精神闡釋與承傳是一項重要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的吳子林副編審以歷史主義的精神透視、辨析了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兩個詩學命題，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詩學思想與其說是“實用”的或“功利主義”的，毋寧說是重視自我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中國社科院彭亞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哲思文化，正是中國哲思文化與智慧文化特有的終極追問意識，影響了乃至決定了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特有本性。這一特有本性與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文構示意性敘事形式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國文學理念中相應的感知、意會的詩歌接受與闡釋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則從中國文論及藝術理論中發掘中國美學中的生命感及空間感。以此來重新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物色”范疇以及“氣化”思想，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特征打開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北京師范大學程正民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國際交流，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在世界文論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顯中國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地位影響。他著重介紹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論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西南大學代迅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要擺脫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觀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跨文化資源，中國文論在異域的傳播并富于建設性地融入西方文論體系，在世界主義文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遼寧大學的高楠教授認為，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終著眼于從文學經驗的維度出發來進行理論的闡發和開拓。北京師范大學毛峰教授則借鑒了傳播學的理論資源來探討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在《批評史、文論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稱的“文論史”的概念中，應當關注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史”概念的獨特性，這源于批評史的概念在提出時所注入的特定內涵。由此可見，文論史的概念不僅不能全部囊括批評史的意義，而且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裂隙與緊張。通過對文論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論之后”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因此黃卓越教授將批評史、文論史兩個概念的區分作為重新理解學科史范式及其轉換的重要命題。

（三）方法論的闡釋與反思

作為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方法論探索而提出的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是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北京師范大學李春青教授對“文化詩學”這一理論方法的來源和走向進行了梳理和闡發。在《論“中國文化詩學”的源流與走向》一文中，李春青教授指出：“中國文化詩學”雖然借用了來自西方的“詩學”和“文化詩學”概念，但它的含義卻是指面對中國獨特的文學現象而產生的獨特闡釋理念與方法。它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從“詩言志”到“知人論世”，再到“文變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國式的古典闡釋學傳統。追溯中國式的古典闡釋學傳統，并使這種傳統活躍在現當代的理論闡釋系統之中，這一點成為“文化詩學”這一極具方法論意義的命題的要旨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葉舒憲教授提出“詩學”的概念應該重新進行清理，即重新回到亞里士多德，探討其闡釋背景和理論規定性。葉舒憲教授提醒學者們要謹慎使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對中國文學乃至文化現象做概念化的圖解。他提出了四重證據的研究方法。第一重證據是四庫全書等傳世文獻；王國維把地下挖掘出來的甲骨即甲骨文叫做第二重證據；第三重是聯合國命名的口傳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第四重是地下新發現的考古學物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方喜教授也認為，“文化詩學”的概念需要澄清，但他強調這個概念不必跟西方文論中的“文化詩學”對應起來，因為這個提法不僅在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中存在，而且應該有它獨特的理論內涵。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胡繼華教授認為，方法論蘊含著學術倫理，體現出建構意識，同時與中國古典文化精神有著隱秘的關聯，支配著對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場。

除了方法論的探討之外，還有一批卓有成效的個案研究。山東師范大學李衍柱教授談到了審美視野觀照下的的《大秦帝國》并論述了雜文學觀、純文學觀、大文學觀的互動與轉換。北京師范大學陳太勝教授在《葉公超的現代詩學與新舊詩之爭》一文指出，葉公超以“音組”為基礎提出了關于新詩格律的基本主張。新詩能夠與中國古詩相媲美的不是它的吟唱性，而是基于“說話的語調”為基礎的對現代生活的切入與表現。北京師范大學李怡教授試圖用“民國機制”來構建中國現代文學的闡釋框架。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唐曉敏教授探討了從韓愈到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梁淑媛教授對臺灣鸞堂勸化賦及其內容進行了分析；臺灣政治大學的侯雅文教授以李夢陽詩學為例，討論了和同文化與中國古典詩學之關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唐宏峰討論了晚清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問題。此外，山西大學鄭偉《鄭玄、鄭樵〈詩學〉比較論》、北京舞蹈學院吳海清《魏晉南北朝文體建構活動與社會權力結構的關系》、彭民權《話語建構與政治言說中的文學——論〈淮南子〉對〈莊子〉的接受》等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二海外漢學研究

海外漢學不僅包括對海外漢學家的研究，還包括中國文學藝術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在這種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值得進行文學乃至文化比較研究的文化現象。例如，早稻田大學吉原浩人教授在《尊奉為神的白居易》一文中，以白居易在日本平安朝受到推崇和追捧為論述基點，詳細探討了日本平安朝文人貴族的精神基礎。高松壽夫教授以奈良時代的詔書和敕書為切入點，探討了日本對漢文書籍的接受情況。北京師范大學的張哲俊教授則對日本嵯峨天皇《折楊柳》進行了訓讀與考辨。北京師范大學的王向遠教授則辨析了中國和日本對“文”的不同層次的理解，認為兩國之“文”的含義有一層上下的錯位——哲學意義上的“文”未能深度融入日本文化，而語言學意義上的“文”在中國很少使用；但在文學的層面上，兩國之“文”是完全嚙合的，并且成為兩國統括各體文學的最高范疇。北京語言大學的錢婉約教授通過對于內藤湖南漢詩作品的解讀，揭示處在中日關系復雜時代的內藤的內心世界及其文化史觀。#p#分頁標題#e#

烏普薩拉大學的LenaRydholm教授重新思考了中國文學概念與文學文體概念。輔仁大學的簡瑛瑛教授則在她的研究中，跨時空聯系潘玉良、林麗玲兩位華裔藝術家，探究旅法女性畫家面對主流文化的強勢召喚時，她們如何挪移女性身體符碼成為不同離散脈絡下的異質場域，再現擺蕩于回歸與越界之間，跨文化認同與女性創作的相互演繹關系。臺灣中央大學呂文翠以展現王韜、成島柳北等人的風月冶游書中借游戲筆墨寄藏“傷今思古”深意，從中梳理個人與歷史之文化記憶，以及在跨國流動中創造嶄新文化傳繹的意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王兵梳理了國內學界對宇文所安的接受情況，李佳則考察了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理念和呈現，張愛東教授則在辨析船山詩學的基礎之上，對宇文所安對船山詩學的理解和翻譯。北京語言大學徐寶峰梳理了余寶琳中國詩學研究的哲學路徑和理論旨趣。香港城市大學的張萬民教授則梳理了海外學者“賦、比、興”的研究情況。在大會閉幕式上，李春青教授做了大會總結。認為此次大會展現的成果真正體現了文學思想研究的“多元視角”。在會議即將結束時，來自日本、港臺、大陸的學者紛紛表示，在此次會議上收獲良多，他們期待著以后有更多類似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