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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世紅 單位：國際關系學院英語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英國文學史研究與整體外國文學史研究都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1956年，教育部參照蘇聯高等院校同類教學大綱，制定了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教科書則采納了蘇聯學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該書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可見影響之大。盡管《美國文學簡史》(上冊)和《法國文學史》(上冊)已于1978、1979年相繼問世，中國學者用中文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卻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本文首先回顧陳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兩部影響深遠的英文版英國文學史，隨后介紹王佐良先生領銜編撰的中文版英國文學通史，最后評述楊周翰先生撰寫的斷代史，總結前輩學者既有的學術貢獻與成就，展望英國文學史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陳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貢獻

陳嘉、范存忠教授是國內英國文學研究的老前輩。20世紀30年代，兩人在耶魯和哈佛大學分獲博士學位，是最早獲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貒笏麄冮L期在南京大學任教，研究、教授英國文學，并在80年代初分別推出兩部英國文學史，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嘉著《英國文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四冊，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英國文學史教材。由于編寫量大，四冊教材全部出版歷經了五年時間: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冊，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冊，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冊。從1986年開始，陳氏文學史一直作為我國高校英語專業英國文學史教材，已多次再版，聲譽卓著、影響廣泛。陳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據作家及其作品在社會和文學史的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否健康來確定其地位。”①陳著文學史采用了編年史的結構和體例，第一冊分為四章: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國文學、中世紀英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資產階級革命與王朝復辟時期英國文學;第二冊不分章，標題為“18世紀英國文學”;第三冊分為三章:19世紀初期英國文學、19世紀中期英國文學、19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第四冊也不分章，標題為“20世紀初英國文學”。

本書內容豐富，學術性強是陳嘉先生多年研究講授英國文學史的結晶，對于英國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有重要參考價值。由于本書是在結束后不久編寫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即“首先綜述時代背景，然后介紹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題思想，最后略及藝術特征”，②也就是說作品的藝術特點被擺在末位。但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在敘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時，不是簡單陳述其社會背景和創作經歷、羅列作品，而是對其主要作品的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以及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全面介紹、分析。該書以其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嚴謹的分析方法具備了教材和學術著作的雙重特點，是國內用英語寫作出版的篇幅最長、質量最高的英國文學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國文學教材。全書1986年2月出齊，而陳嘉先生數月后即辭世，令人扼腕嘆息。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的陳嘉、宋文林合著《大學英國文學史》(上、下冊)，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陳先生指導下縮編的兩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編著的《英國文學史提綱》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記”中寫道:“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四年級‘英國文學史’課程的講授提綱。同志們認為仍有參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還翻印流傳。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較大的范圍內能起到更多的參考作用。”③

《英國文學史提綱》是英文稿，但“為了讀者便利起見”，由張月超等翻譯成中文作為“附錄”，這份中文附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建國后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國文學史。全書共12章，末章標題為“一些現代作家”，介紹了哈代、高爾斯華綏、威爾斯、蕭伯納等隸屬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卻沒有提及現代派作家，真實反映出那個時代對于現代派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該書1983出版后，許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將其當作教材，受到普遍歡迎。關于這部書的編寫目的，范存忠在“后記”中寫道:“一方面對于并行的‘文學選讀’提供必要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擴大文學視野，為以后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④范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學、比較文學、語言學、翻譯學等方面均造詣深厚、著述豐碩。他淵博的學識通過本書的三個特點得以體現:其一是將英國文學置于歐洲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加以敘述。例如，第三章談到英國人文主義者時，介紹了意大利文藝復興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對英國作家的影響;介紹伊麗莎白時代時則指出，此時文學翻譯相當繁榮，眾多翻譯作品極大地促進了英國文學的發展，其中影響較大的譯作包括廷德爾和科弗代爾的《圣經》以及托馬斯•諾斯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其二是將英國文學發展史與英語發展史相聯系，使讀者既掌握英國文學的概貌，又了解英語的演變。例如，談到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的區別時著者指出，古英語重音多，輔音多，詞尾屈折變化大，語言的變化自然會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從頭韻體詩到雙韻體詩的變化就是很好的例證。其三是在敘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時，結合提出獨到的、精辟的評論。例如，前人關于莎士比亞及其作品的評論見仁見智，有人認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猶主義的作品，范存忠對此并不認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亞對受到迫害的猶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對基督教商人的憤懣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對笛福的《魯賓遜飄流記》，范存忠沒有從階級或意識形態方面去評論，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達了普通人處于逆境時克服困難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為代表的英國文學史寫作

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用中文撰寫的英國文學通史方才出現。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玨良主編的《英國20世紀文學史》(五卷本《英國文學史》第五卷)。王佐良先生是我國英國文學研究的前輩，著作等身的學界泰斗。60年代開始，他便與周玨良、李賦寧等老友共同編寫《英國文學活頁文選》，其實已在為英國文學史編寫做準備。李賦寧先生在《學習英語與從事英語工作的人生歷程》中的一段話有助于我們了解他們之間的友誼:“我和當時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王佐良和許國璋學長，以及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的周玨良學長通信相約，將來學成回到清華外文系教書。我教中世紀，佐良教文藝復興和莎士比亞，國璋教18世紀，玨良教19世紀(以詩歌為主)。這時楊周翰學長也在牛津留學，夫人王還學長在劍橋教中文。適逢吳達元老師休假，來美訪學、游歷。我向吳先生談到我們將來企圖辦好清華外文系的設想，并建議清華聘請周翰來清華教書。”⑤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魯大學讀博士時的設想。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學，這幾位老友分別到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但是他們共同推動英國文學教學研究事業的志向沒有變，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國文學活頁文選》。1982年出版的《英國文學名篇選注》在活頁文選基礎上編寫而成，影響很大。其中為名篇所作的詳盡注釋凝聚了編者的學術探索與心血。在某種意義上，通讀《英國文學名篇選注》就相當于回顧了一遍英國文學史。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玨良先生開始攜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在項目進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國詩選》。他準備在此基礎上編寫多卷本英國詩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長達350多頁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連續出版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英國詩史》和《英國散文的流變》之后，王佐良先生獨立撰寫了單卷本《英國文學史》(下稱王氏文學史)，長達686頁。遺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親眼看到《英國文學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寧波大學段漢武教授看來，該書的出版在中國學者敘述和研究英國文學史的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敘述與研究英國文學史的中國學派開始形成，其學術價值是每一個研究文學的人都不應低估的。⑥#p#分頁標題#e#

王氏文學史是單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內，既要把英國文學史的演變過程交待清楚，又要對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獨到評介，實屬不易。著述的過程無疑也是一個學術探索的過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談到:“沒有綱則文學史不過是若干作家論的串聯，有了綱才足以言史。經過一個時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以幾個主要文學品種(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的演化為經，以大的文學潮流(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為緯，重要作家則用‘特寫鏡頭’突出起來，這樣文學本身的發展可以說得比較具體，也有大的線索可尋。”⑦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學史采用編年史的結構、體例，而且按照文學品種來編排。全書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論”、第二章“中古文學”、第十五章“二十世紀文學:總圖景;新戲劇”、第二十章“英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其余16章的標題均為文學品種:第三章敘述文藝復興時期的詩與詩劇，以馬洛、莎士比亞等作家為特寫鏡頭;第四章敘述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以培根為特寫鏡頭;第五章敘述17世紀詩歌，特寫鏡頭推向彌爾頓;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別敘述18世紀的小說、詩歌、散文，小說的崛起無疑是18世紀英國文學的亮點，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論述小說的興起與發展;第九章、第十章敘述浪漫主義時期的詩歌，彭斯、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茲等著名詩人成為這一時期的特寫;第十一章敘述浪漫主義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別敘述19世紀的小說、散文、詩歌，重點論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奧斯丁、薩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敘述20世紀詩歌;第十七章敘述地區文學中的詩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敘述20世紀小說和散文，現代主義曾一度占據20世紀英國小說的主流，著者用相當的篇幅評介了詹姆斯、康拉德、喬伊斯、吳爾夫等現代主義小說家，并以《尤利西斯》為例，對喬伊斯的貢獻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說家極少，也許因為它是無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學喬伊斯的樣子自由、大膽地運用英語的則大有人在……把小說從傳統的模式里解放出來，喬伊斯的最終功績也許是在這里。⑧王氏《英國文學史》用了八章討論詩歌、五章討論散文、三章討論小說，而對于戲劇，除第三章論文藝復興時期“詩與詩劇”外，只有第十五章討論20世紀愛爾蘭“新戲劇”。

這一方面反映了英國戲劇在文藝復興黃金時期最為輝煌，另一方面則是顯示出作者對詩歌和散文的偏愛。在本書中復辟時期的喜劇只得到這樣一句話:“頗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風》和韋丘里(威克利)的《鄉下老婆》，是至今還常上演，叫座不衰的。”⑨對18世紀喜劇則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戲劇一瞥”，簡單提及蓋伊、哥爾斯密斯和謝里立丹的創作。王先生引用了蕭伯納論菲爾丁離開戲劇舞臺導致戲劇衰弱的話，然后說:“這話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殺了18世紀80年代哥爾斯密斯和謝里立丹的貢獻。”⑩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王先生對18世紀戲劇的簡單處理也是一種抹殺，因為他的文學史竟然沒有給這些劇作家展示的機會。但是，作為個人獨著的《英國文學史》，本書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為中國讀者提供一個了解欣賞英國文學的特殊視角。“五卷本英國文學史”項目從《英國20世紀文學史》(1994年出版)開始著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與何其莘合著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編寫進展緩慢。按照最初設想，第一卷《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由李賦寧先生撰寫，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寫了古英語部分，接近全書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則由何其莘教授負責組織幾位學者合著。18世紀卷吳景榮先生只參與擬定了大綱，還未開始撰寫就去世，因此整卷實際由劉意青教授負責完成。這個大項目從1984年啟動，直到2006年五卷出齊，歷時20多年，共有33位學者參與編寫工作。這套英國文學史從總體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為斷代史又自成體系，可為研究具體某一時期的英國文學史提供較完備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國20世紀文學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談到了編寫模式的問題。他認為，英國文學史編寫有兩種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蘇聯模式。

英美模式注重學術考證和作品欣賞，有可讀性，但缺乏系統性;蘇聯模式雖然系統性強，但史的根據不足，敘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過于濃重。???顯然這兩種模式都不盡人意，有嚴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運用中國模式來編寫英國文學史，并確定了總的指導思想。劉意青教授在《英國18世紀文學史》的序言里將王佐良先生的指導思想歸納為五條:“1.體現中國學者為中國讀者撰寫的特點，面向大學高年級程度的青年人和文學愛好者;2.以敘述文學事實為主，交代清楚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和主要的評論意見;3.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編纂的指導思想，也同時介紹一些西方其它觀點和說法，作為參照;4.著重作品文本討論，從中摘選加以翻譯與闡釋，使讀者能體味作品的風貌;5.寫法要有點文學格調，注意文字清楚、簡潔和趣味性。”???這五條原則里，第一條最為重要:“即從中國學者的視角出發，來審視和解讀英文學的發展。”???五卷本《英國文學史》是按照王佐良制定的總體框架來編寫的，即以文學品種為經，文學潮流為緯，重要作家為特寫鏡頭。這就是中國模式。因為英美學者和蘇聯學者在編寫英國文學史的過程中也會論述文學品種和評介作家，但不會以此方法統領文學史。王佐良指出，中國有探討文學演變、文學體裁的興衰、品評古今作家作品的深遠傳統，文學史的中國模式就在此傳統中。???五卷本《英國文學史》是中國模式在英國文學史編寫中的具體實踐，也是中國學者的創新。例如，第一卷《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就是以“文學品種的演化為經”來展開的，論述了詩歌、散文、頭韻詩、韻文傳奇的演化，以喬叟、高爾、朗格蘭等主要作家為特寫鏡頭;第二卷《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則如王佐良所言，“突出文學品種的演進，詩劇的興衰一連用八章敘述，使其有首有尾，發展的軌跡明顯。”???除了詩劇，這一時期的玄學派詩歌、培根的散文、隨意文體等其他文學品種也得到論述和評介，特寫鏡頭給予了莎士比亞、莫爾、錫德尼、斯賓塞、馬洛、瓊森、多恩、彌爾頓等重要作家。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卷甚至用了整整一章(共30頁)評價地位并不高的兩位劇作家鮑蒙特和弗萊徹，與評述莎士比亞的篇幅(33頁)差不多。西方評論家對鮑蒙特和弗萊徹的評論大多是負面的，例如，柯爾律治認為“鮑蒙特和弗萊徹的劇作僅僅是松散的聚合”，艾略特甚至把鮑蒙特和弗萊徹劇中的比喻手法稱作是“插在沙地上的死花”。???但王佐良并未囿于西方學者的觀點，而是根據大量的史料并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礎上，對鮑蒙特和弗萊徹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他指出，“如果僅用20世紀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鮑蒙特和弗萊徹的戲劇，那么就很難看到他們的劇作對現代讀者有什么積極意義……道德標準并不是評論戲劇的唯一準則，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避免生搬硬套現代的標準———包括藝術、美學、道德等標準———來評論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戲劇作品。因為不同于小說和詩歌，戲劇更多地依賴于當時觀眾的反響，因此也留下了更深的歷史烙印。”#p#分頁標題#e#

在鮑蒙特和弗萊徹生活的時代，他們深受觀眾歡迎，甚至可與莎士比亞、瓊森比肩。給這兩位劇作家書寫濃重的一筆是理所當然的。第三卷《英國18世紀文學史》共16章，涉及的文學品種有宗教寓言、戲劇、英雄雙韻體詩歌、報刊小品、書信日記、小說，介紹的重要文學作家多達18位。第十五章“英國小說的興起和早期繁榮”篇幅達70頁，標題本身就顯示了體裁演化的軌跡。第四卷《英國19世紀文學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浪漫主義文學，第二部分為維多利亞文學。雖然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主要文學品種在全卷都涉及到，但浪漫主義文學側重的是詩歌，維多利亞文學側重的是小說。第一部分中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論述詩歌，特寫鏡頭給了六位重要詩人:彭斯、布萊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拜倫、濟慈。司各特既是詩人又是小說家，但著者將小說家司各特納入特寫鏡頭，用了長達十頁的篇幅介紹其生平和作品，對其詩歌創作僅作了三頁簡短介紹，并強調司各特由于拜倫的崛起而放棄詩作，轉向歷史小說。這一改變使他成為近代歷史小說的鼻祖，創立了一個新的文學品種。???第二部分將三分之一的篇幅論述小說，特寫鏡頭給了九名重要作家:狄更斯、蓋斯凱爾夫人、勃朗特三姐妹、特羅洛普、喬治•艾略特、哈代。顯而易見，從浪漫主義詩歌到維多利亞小說構成了19世紀文學品種的演化軌跡。第五卷《英國20世紀文學史》共有22章，內容豐富，視野廣闊，不僅涵蓋了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主要文學品種，還與時俱進地涉及廣播和電視文學;既關注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等地區文學，又將英國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充分顯示了編著者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學養。盡管20世紀展現了紛繁復雜的文學場面，但依然可以看到文學品種的演化這條主線。例如，著者在論述哈代時指出，“在哈代的小說中可以看到由19世紀傳統的現實主義向現代派小說發展的傾向……當今西方許多大學的文學課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絲》列為現代小說，與苔絲這個現代女性的塑造不無關系。”

三、楊周翰先生的斷代史研究與學術展望

除了上述英國文學通史之外，改革開放以來還出版了為數可觀的英國文學文類史和斷代史，早期代表作正是楊周翰先生所著《17世紀英國文學》，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楊先生在“小引”的最后一段寫道:“本書不打算全面系統地介紹17世紀英國文學，這不太可能，也無必要。全面的論述可檢閱本書所附參考書目。國內通行的英國文學通史對這一時期則又比較簡略，只介紹一下主要作家，本書的目的只是想起一點拾遺補闕的作用，可能對專業研究者有所助益，對一般讀者也可以增廣見聞吧。”???雖然有楊先生的自謙在前，但是這部書實際上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斷代文學史。當時尚未有中國學者撰寫英國文學通史，流行的主要還是蘇聯學者編寫的《英國文學史綱》。楊著《17世紀英國文學》沒有介紹讀者比較熟悉的彌爾頓史詩和班揚，而是著力介紹一些讀者比較陌生的作品。本書不分章節，可以看作是14篇文章的合集，從培根開始，到皮普斯的日記結束，涉及的作家包括鄧約翰(多恩)、伯頓、布朗、馬伏爾、彌爾頓、泰勒、塞爾登、霍布斯、沃爾頓等十來人。看完這本書，讀者的知識不再局限于《失樂園》和《天路歷程》，將對17世紀英國文學增添更加豐富、鮮活的印象。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把英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加以聯系，譬如比較彌爾頓悼亡詩與中國悼亡詩歌傳統的異同?！?7世紀英國文學》出版以后受到廣泛歡迎，讀者反響熱烈。楊先生于是在1987年《讀書》雜志第七期發表了《〈17世紀英國文學〉書后》，介紹本書的來歷，并就文學史寫作問題發表了一些新見解。199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北大名家名著文叢”，將《17世紀英國文學》再版，收入了楊先生發表在《讀書》上的這篇文章。楊先生在文中寫道:“1982年秋，我在復旦大學外文系為研究生開了一門17世紀英國文學的課，第二年春天又為北京大學英語系研究生重復了一遍。兩次講完之后，我想何妨把它寫出來，可以作為學生學習這段文學史的參考。”

?他還寫道:“我不敢把我這本小書叫做‘史’，因為它沒有系統，講作家也不是每個作家都全面講，有的只講他一部作品，有時還做些中外比較，我本來想把它叫做《拾遺集》，給英國文學的講授填補些空闕。”???雖然楊先生如此自謙，但他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和闡釋卻是后來許多文學史著難以企及的。實際上這應該算作一部17世紀英國文學斷代史，它是老先生多年研究思考的結晶，是結合中國文學或文化背景從比較角度研究英國文學的重要成果?？上钕壬?989年去世，未能在文學史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離世后，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也由故友李賦寧先生代為領銜修訂。有關上述文學史著的學術價值與影響，學界專家同仁一致給予了肯定。王治國在《深入淺出、抉幽闡微———讀范存忠的〈英國文學史提綱〉》一文中認為，范著《英國文學史提綱》要言不煩，提綱挈領，以少勝多，使人讀后有綱舉目張之感。他同時為該書歸納出五種特點:一是詳簡適當，對一定歷史時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和有影響的流派，有的闡述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有的分析其藝術特色，有的則剖明其思想意義或指出其局限性，視具體情況而定;二是史論結合，脈絡清楚，有系統性，以不多的篇幅闡述了英國文學發展的線索和歷代文學的相互繼承和影響的關系，同時，著者注意書證和引述并重，為進一步闡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史上的一些理論問題，著者不是僅憑單方面敘述，而是援引一些重要的書證和中肯的評論;三是觀點鮮明，不囿成說，如對有爭議的作家奧斯丁，《史綱》指出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于展示了一個真實而具體的社會中實際存在著的各種有關行為和感情的問題，她寫她所熟悉的和理解的，誰也不能指望一個小說家做比這更多的事;四是思想和藝術交相輝映，范先生在分析作品時，既探討作品的思想性又剖解其藝術特色，以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為例，他不僅挖掘莎翁的創作思想，也對莎翁駕馭語言的純熟技巧和生動的人物刻畫進行分析和評論;五是結構嚴謹，文字暢達。該書用英文寫成，夾敘夾議，理論、史實和觀點緊密結合，條理清楚，概念明確，文字簡潔、流暢，毫無斧鑿之痕。王治國最后指出，這部簡明扼要、內容精深的力作，是著者多年心血的結晶，是建立在長期潛心研究、細加鉤沉爬梳的基礎上的。#p#分頁標題#e#

?王佐良和周玨良主編的五卷本《英國文學史》是我國英國文學研究領域里的最新成就，它突破了此前英國文學史的撰寫范式，是一部具有中國觀點和中國風格的英國文學史。自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出版以來，許多專家學者紛紛發表評論，對該書作了非常有見地的分析。區?在《關于英國文學史編撰的思考》的評論文章中用“本土意識”來概括五卷本《英國文學史》的特點。對于“本土意識”的含義，區?專門作出了解釋:“歷史有兩種。第一種是遵循傳統史學觀編寫的，盡量去貼近真相的歷史。這種歷史以研究對象，即歷史資料本身為中心。另一種是有個性的、研究型的歷史。這種歷史以研究者為中心，包括他或她的各種文化身份、世界觀、思想意識、倫理道德標準甚至個人喜惡，凡此種種，我用‘本土意識’這個概念來概括，都會反映有所編撰的歷史之中。(本土意識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識，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個人身上又會表現為不同的時代意識和個體意識，包括體現在個體意識中的階級意識。這是一個把時間、空間和人結合起來的概念。)”一般認為，由于第二種歷史避免了雷同化，往往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并流傳后世。通過分析，他得出結論:五卷本《英國文學史》體現了著者的本土意識。哈旭嫻指出，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受新批評理論的影響，注重文本內部的闡釋。新批評理論的代表人物韋勒克提出了新的文學史觀點，即透視主義。他認為文學作品的結構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動態的，要研究作品就必須指出文學作品在它那個時代以及其后時代的價值，文學作品要經過一代又一代讀者、批評家的閱讀和解析，這是一個無限延續的變化的過程，文學史就是要描述這個過程。從透視主義方法出發，韋勒克提出了文學史編撰的重要工作是找出作品的淵源和相互影響的關系，以及作家之間的文學關系，確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學傳統中的確切地位。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全面體現了韋勒克的這一觀點。

?學者們也指出五卷本的不足之處。劉文榮教授認為，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吸收了中國傳統詩話、文論和史書的敘述方式，是一種“中國要素”的滲入，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化”方面做出最大努力和獲得最好成果的英國文學史著作。在體裁研究方面，五卷本確實富有成效，但在文化研究方面，還有欠缺。例如，基督教文化在英國文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許多經典作品都有基督教的影響，如17世紀彌爾頓的《失樂園》、20世紀艾略特的《荒原》等。在五卷本里，盡管在不少地方提到了文學與宗教的聯系，但對基督教本身還是做了比較簡單化的處理。另外，在文學接受史方面，該書沒有多大突破，在對待20世紀西方出現的新理論如闡釋學、女權主義、精神分析、接受論、解構論等等，仍然有點躊躇不前。劉文榮公正地評價道，原因不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團隊沒有能力朝這方面去做，而是某些客觀因素所致。???然而，瑕不掩瑜，五卷本《英國文學史》在編寫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英國文學史方面開了一個好頭。與陳嘉、范存忠、王佐良的研究重點不同，楊周翰先生的《17世紀英國文學》屬于斷代史研究。至于作者為何選擇17世紀英國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王寧認為，一是因為國內外研究這個課題的專著并不多，二是因為這段時期在英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特殊的重大意義。對于《17世紀英國文學》在外國文學史編寫上的超越，王寧總結為三點:首先，著者突破了傳統的文學史編寫方法，也超越了他自己主編的《歐洲文學史》的立論寫作方法;其次，把17世紀英國文學放在更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達到了超越時空界限的多層次研究。從時間上看，這種超越不僅把17世紀英國文學與當時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風尚結合起來考察，而且往前遠及古希臘羅馬文化，往后運用20世紀西方的新理論對文學史上的老問題進行研究，對一些似乎已有定論的問題作出新的解釋。從空間上看，超越英國，超越歐洲文化傳統，進而與中國文學和文化相比較。例如，在論述彌爾頓時，著者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將彌爾頓的悼亡詩與中國文學中的悼亡詩進行比較，充分發揮自己在中國古代文化方面的精深造詣這一優勢。再次，超越學科的界限。

《17世紀英國文學》以文學為中心，立足于文學這個本體，去探討文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例如，著者引入巴洛克風格這一建筑學術語，分析了勃朗、泰勒等作家的散文，這不僅在中國人編寫的英國文學史中前所未有，即使在外國人編寫的英國文學史中也并不多見。???縱橫歷史、貫通中西是楊周翰先生從事英國文學研究的特色。???這也是《17世紀英國文學》被認為是超越傳統國別文學研究的典范的原因。綜上所述，我國的英國文學史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較好地滿足了不同讀者群的需要。那么今后英國文學史的研究道路該如何走下去?楊周翰先生在1987年就指出:“以外國文學史而言，通史已經出了不少，似乎可以出一些斷代史，或者某一運動的歷史，或者某一流派的專史。”???這段話可以說提出了外國文學史研究的重要任務。20多年過去了，現在來讀這段話仍然振聾發聵，因為我們在外國文學史研究方面離前輩期望還差得很遠。如果就英國文學史來說，1987年我們還沒有出版通史，今天卻可以說通史已經出得相當多了，但是像楊先生的《17世紀英國文學》那樣有見地、有影響的斷代史似乎還很少見，今后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像楊先生所期望的，只有這樣做才能把我國的英國文學史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出現更多的優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