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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靚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以下簡稱《史論》)和林庚的《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文學史》)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出現的兩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論》是王瑤在1942年至1948年期間于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這一課程時的講稿。而《文學史》亦是林庚于廈門大學教學期間所寫,全書在1947年5月出版。兩部書誕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學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專著。在這點上,不少學者曾做出過評價,如程千帆曾評價《史論》:這(《史論》)也許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斷代分體的文學史,但它是一種獨特的構思和編排,它能夠使這一時期文學上的若干問題從不同側面凸現出來,從而顯示了整個中古文學的全貌……這部書不僅本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文學史的寫作上,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為后出許多同類書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評價《文學史》時也說:他可貴的獨特之處,或者說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乃在于他是以詩人之心從事研究,是帶著新詩創作的問題和困惑來研究古典文學的,同時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2〕可見兩部書文學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認為《史論》開辟了一種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來許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則認為《文學史》的創新之處在于獨特的研究方法———以詩人之心來解讀文學史。事實上,學界在對于這兩部書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孫玉石的《王瑤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斷想———以〈中古文學史論〉為中心》,〔3〕認為《史論》的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對于“史識”的自覺追求與客觀的考證態度,以及“歷史”與“現實”的統一。①又如葛曉音的《詩性與理性的完美結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4〕作者從林先生的生平,對于楚辭、唐詩以及明清小說的研究中,探討其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林庚先生研究文學史,既有宏觀認識作為主線貫串始終,又很注意以微觀研究作為立論的依據。尤其重視作品字詞的解釋。”此外,徐曉村的《學術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觀態度———王瑤先生治學特點管窺》、〔5〕陳國球的《詩意的追尋———林庚文學史論述與“抒情傳統”說》〔6〕等論文都對兩位先生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探討。這兩本書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創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兩者的不同對古代文學研究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一、闡釋現象與溝通新舊

王瑤在《出版自序》中說:本書的目的,就在對這一時期中文學史的諸現象,予以審慎的探索和解釋。作者并不以客觀的論述自詡,因為絕對的超然客觀,在現實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夠貢獻一些合乎實際歷史情況的論斷,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題記》中他又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評價作品的藝術成就為任務的文學批評,也不同于以探討文藝的一般的普遍規律為目標的文藝理論;它的性質應該是研究能夠體現一定歷史時期文學特征的具體現象,并從中闡明文學發展的過程和它的規律性。〔7〕在他看來,文學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學科,與文學批評、文藝理論之研究亦有明顯區別。文學史研究的任務不僅在研究文學現象本身,更重要的是從中找出文學發展的規律。由此可見其寫作目的即是對于中古時期的文學現象做出相對合理客觀的解釋,并從中探討文學發展規律。而林庚寫作《文學史》的目的則大不相同,他在與張鳴的談話中說道:“1934年我還在北京民國學院教書的時候,沒有可用的文學史,我就想自己編一本,而且這本文學史能跟新文學銜接,而不僅僅是把古典文學講完就完了,我那時是在寫新詩的基礎上,作為一個作家去寫文學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寫作目的,也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溝通新舊文學史是為其一,其二則是因為“近世文壇上派別與糾紛之多,其所以有這許多糾紛的緣故,便因為缺少了一個主潮。”〔2〕從兩人的闡釋中可見出,王瑤想以一個純粹學者的目光來剖析中古文學的各種現象,并用客觀的態度從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中找出原因,從而得出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林庚則不同,他試圖在新詩創作的基礎上創作出一本新的文學史,用以溝通舊文學與新文學之關聯,進而尋覓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主潮。

二、“史識”與詩意

“史識”是王瑤在文學史研究上的指導思想,也是《史論》的特色所在。所謂“史識”即善于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資料與現象中,通過理性的思維和分析,進行提煉和升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來嚴肅地對待在研究過程中所陸續發現的大量的新的事實和資料,從它們的整體和相互關聯的關系中來嚴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判斷和歷史結論來。王瑤在大量占有事實材料的基礎上,對材料進行嚴密的分析論證,從而得出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如在《論希企隱逸之風》中,作者分別從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漢末的時代背景、玄學的影響以及隱逸文學這四個方面對魏晉時期的隱逸現象進行了闡述。全文共列舉了94條引文,其中包括《后漢書》、《魏志》等史書,《謝康集》、《弘明集》等文集,還有一些具體的詩作,如阮嗣宗《詠懷詩》等等。資料之詳實令人驚嘆,作者有條不紊地將魏晉時期的隱逸之風置于社會大背景之下進行探討。他認為初期文人的隱逸只是為了逃避黑暗的現實,經過時間的沉淀,隱逸漸漸發展成理論,而理論又隨著時間的推移得以升華,變成了單純的為隱而隱。又如在《文人與藥》中,作者為說明魏晉男子喜愛“熏衣”這一習俗,列舉了《魏志•朱建平傳》、《太平御覽》、《晉書•賈謐傳》、《世說新語》、《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書•王述傳》等九條引文,從正反兩方面說明當時男子愛美的現象。接著又從這一客觀事實出發,聯系當時社會的實際,對文人的愛美心態進行分析,揭示了文人與藥之間存在的不可隔斷的聯系。

在王瑤眼中,文學史是一個文學的歷史沉淀過程,文學史之所以呈現出千姿百態,是受當時不同社會環境的影響,王瑤致力于解釋這種關聯與提煉出普遍的規律。而在《文學史》中,林庚秉持的理念大相徑庭。他把文學史看成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如他對文學史的分段———“蒙昧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與“黑夜時代”。他說:“文藝是為人生服務的,它之所以能領導人生,就是因為它可以啟發人的創造性,一個時代,只有富于創造性,它才是偉大的時代。”〔8〕在他看來,文藝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他同樣會對社會產生一種反作用力,對人類思想發展形成影響。所以在闡述時,他將文藝思想看成是創作的素材,同時又很注意用詩人的思想分析這些文學現象。在《文學史》中,林庚很注重詩學的發展,而其對于文學史的劃分亦按詩歌的成長軌跡:先秦到兩漢的早期,詩歌處于萌芽階段,因此謂之“蒙昧時代”;到了東漢至唐代古文運動時期,詩歌發展處于鼎盛階段,在文壇占據著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謂之“黃金時代”;到了宋代,詩歌較之唐代有所衰落,但比之后代又遠遠領先,而且出現了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所以謂之“白銀時代”;而元明時期,詩歌徹底衰落,俗文化漸漸興起,因此被林庚稱為了“黑暗時代”。可見文學在林庚眼中,就如同一個生命的成長,由蒙昧而睿智,由睿智而混沌。#p#分頁標題#e#

三、理性的閃爍與感情的澎湃

王瑤曾為《文學史》寫過書評,“寫史要有所見,絕對的超然的客觀,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林庚的這部書中,“作者用他的觀點處理了全部的文學史,或者說用文學史來詮釋了自己的文藝觀,”所以王瑤認為這本書“不僅是著作,同時也是創作”,他認為貫徹在《文學史》中的整個的精神和觀點,“都是文藝的,或者可以說是詩的,而不是史的”。〔10〕他既承認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又不贊同這一種撰寫文學史的方法,所以他說林庚在書中的觀點都是文藝的,是詩的,而不是史的。這也充分說明了《文學史》與《史論》的重要區別在于:《史論》閃爍著著者理性的思維,全書行文嚴謹,王瑤在不動聲色中將問題一一解決,而《文學史》全書跌蕩起伏,字里行間體現著著者深深的感情。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看:

(一)語言的凝練簡潔與行文的才華橫溢

簡單來說,《史論》行文言簡意賅,猶如老吏斷獄,一針見血。《文學史》則處處洋溢著作者的文采,高潮迭起。如《史論》中各章的題目,簡單明了,“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士地位”、“玄學與清談”等,讓人一目了然。當然王瑤的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論文,成篇充斥著專有名詞和枯燥的論述,他也善于運用比喻使得文字生動活潑,如在論述酒與魏晉文人的關系時,他把酒比作文人為自己布置的“煙霧彈”,這樣他們就可以“終日酣暢,不問世事了”。再如寫到陶淵明與謝靈運的區別時,其敘述也頗有意思,“淵明的寫田園,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實踐者,所以即使寫景也寫得自然親切,”“這一類句子,都有一種單純自然的美麗。謝靈運則不然,他結隊群從,像是要以英雄的姿態來征服山水似的,所以處處把山水當作欣賞和作詩底對像”,〔7〕短短幾句話就把陶淵明悠游田園之間,而謝靈運刻意在山水間尋求詩作的姿態體現出來。可以這么說,王瑤的比喻是建立在對于理論的補充說明上的,而林庚行文的最大特色則在于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來吸引讀者。較之《史論》,《文學史》中的章節標題就讓人浮想聯翩,“他給每章一個新穎的題目,暗示問題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時是一篇獨立的論文,并且要引人入勝。他寫的是史,同時要是文學;要是著作也是創作。”如“女性的歌唱”、“旅人之思的北來”、“修士的重現”、“凝靜的刻畫”這些小節的標題等。〔2〕在行文中,也處處體現了著者的文采,如在第四章對于散文發達的原因進行闡述時說:女性的歌唱既已深入了中國的文化,然而一種少年的徹底的精神,原始的遼遠的情操,那單純的思維,那自由的信念,總要求一次盡情的表現;這使得先秦的思想造成無可比擬的光輝,它同時帶來了男性的一切。〔2〕再如在給“苦悶的覺醒”做全文總結時說:然而這個時代既揭出了生命的悲哀,也認識了生命的美麗,這丑與美的矛盾,相伴著悲傷中的喜悅,都已非舊日的文體所能說明,乃必等待著一個新生的形式的出現而完成。〔2〕一段本來可能枯燥無味的總結性文字在林先生筆下顯得如此生動活潑。所以可看出王瑤的文字簡潔嚴謹,而林庚則是才華橫溢。

(二)學者的中正平和與詩人的激情澎湃

閱覽兩人的著作時感受到王瑤的文章沉穩深刻,作者態度中和。如對魏晉時期社會狀況的描述中說:在政治史上,魏晉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方面結束了漢帝國的統一,一方面又開啟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長久的分裂。漢末的離亂,是由東漢中葉以來多年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底病態腐蝕所演變成的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農村破產,政治腐化,權力集中在少數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統一局面崩壞的因素。〔7〕短短一段話,把漢末至魏晉時期混亂的社會局面表述得清清楚楚,毫無夸張,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完全是站在一個研究者的角度來敘述這一景象。從王瑤的生平可知,他是一個革命的愛好者,在清華讀書期間,就非常關注社會和民族的命運,還因為積極革命而兩陷囹圄。事實上在這之后他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也夾雜了很多的社會政治感情,而在這本著作中,他能站在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來分析社會狀況,實在是難能可貴。再如,文壇上多對齊梁繁縟文風有所詬病,并認為這種風氣始于陸機,而王瑤卻并不如此,他認為:實則文主綺麗,是魏晉的普遍觀念;魏文也有詩賦欲麗之言。但這時所謂的綺麗,實即自然的美觀;和齊梁文學的作風不同。文人言韻,也并不始自陸氏,司馬相如之論賦跡,已有“一經一緯,一商一宮”之說,陸氏所論也還是著重自然的和諧,所以取喻多以樂曲;與永明聲病之說不同。〔7〕

在這里,王瑤沒有被前人的觀點所左右,從原始的文獻資料出發,通過《文賦》中記載的“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等語得出了“文貴感人,所以必須講求聲色美藻,才能‘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7〕從而進一步印證了追求文章的綺麗是魏晉時人的觀念。在行文過程中,他的態度是相對客觀的,并未夾雜自己的感情于其中。而在這一點上,林庚先生就如同一位充滿激情的戰斗者,他總是能被某一種情緒帶動而寫出激情澎湃的語句,讓人深刻體會到他的情感。“他(林庚)將文學的發展看作是有生機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們的文學和文化衰老和腐化,教我們警覺,去‘摸索光明’。”〔2〕把文學史看成是人生,本身就是感性的,而林庚又在語言敘述中添加個人感情因素來指引讀者。如其在論述漢武帝至建安時期的這段歷史時言:美的興奮,永恒的懷疑,人生的刺激,這時都失去了昔日的魔力。人的倦眼在一塊比較安靜的地方就要合上,于是夏日的酣睡,就彌漫了整個文壇。它沒有真實的認識,也沒有深刻的痛苦,這是一個浮淺的暫時的睡意,是一個最承平而又無所謂的季侯。神仙的幻想,安慰了每一個人的飄渺的夢境,秦漢的書禁,思想是久不用了,文藝自然更談不上。〔2〕讀這一段文字,會讓自己忘記了是在閱讀學術著作,而仿佛在欣賞美文。作者用了通感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漢初文學在他眼中留下的印象,就像進入了讓人沉沉欲睡的夏季,自漢初三百年間的文學也進入了休眠期,而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漢代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得“自由的時代過去了,安分守己的思想發達起來”。這段話的字里行間都滲透著作者的情感,顯然他更留戀于“楚辭帶來的驚濤駭浪”和之后建安文學給人的深沉感,而不是漢初這種寂寂無聲的文學。林庚在論述時飽含激情,讓讀者不得不受其感染,而王瑤的《史論》則更顯公允。#p#分頁標題#e#

(三)論證的謹嚴有度與散文的起伏跌宕

《史論》的敘述非常嚴謹,論證過程中材料翔實,環環相扣。如在第一章《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史地位》中,王瑤在對魏晉時期的時代背景與文人地位做出分析時,層層深入,把論題分成了六個小部分逐一探討。其中第一部分分析魏晉時期軍閥混戰的大局面,以及東漢時期的從仕制。第二部分論證魏武時期的農業、經濟以及選官制。第三部分討論九品中正制,實際上是對門閥家族的政治基礎做一個闡述。第四部分分析他們的經濟基礎。第五部分則從其生活基礎上來分析。第六部分轉向文化,門閥家族實際上是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整章對問題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分析,讓人一目了然,其論證嚴整有序,從物質形態到意識形態,從客觀到主觀,讓人無懈可擊。關于這樣的論述,整本書中俯拾皆是。而在《文學史》中,這種現象卻頗為難得,林先生的論述更像是一篇篇隨筆,他的思維總是呈跳躍式發展著。閱讀他的書,就像看到他站在演講臺上,激情澎湃地為我們作著講演。如在《人物的追求》這一節中,林先生認為魏晉思想之所以如此活躍,其有一部分原因是緊接漢代思想苦悶的時代。他引用了《三國志•高貴鄉公記》里的一段話來說明當時儒學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思想,接著又說:然而漢儒的勢力,雖然因此衰歇,而人生的悲哀,仍成為生活間沉重的壓迫。從理性到自覺,從服從群到領導群,每個人都需了解如何做人,才可以創造一個可喜的生活。于是一些快意的人物,一些超然的行徑,乃成為時尚的追求。〔2〕簡短的幾句話就闡明了漢代至魏晉時期士人心態的轉化以及轉化原因,他認為魏晉時期文人之所以相對超然,乃是對于生活重壓的一種解脫。然而這樣散文化的語言卻不能說服讀者,他只是用語言表述了自己的觀點,卻沒有用事實來說話。

(四)理性的宏觀把握與感情的重點突出

《史論》從宏觀上對整個中古時期的文學進行把握,王瑤在出版自序中說:本書共十四章,大致是分三個范圍論述的。第一部分是“文學思想”,著重在文學思想本身以及它和當時一般社會思想的關系。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這主要是承繼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及藥之關系》一文加以研究闡發的,著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學作品的關系。第三部分是“文學風貌”,是論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內容的。”〔7〕可以看出,他是從時代的政治社會狀況入手,用一章的內容對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然后轉入對當時社會思潮和人物的關注。其先后研究了《玄學與清談》、《文論的發展》、《問題辨析與總集的成立》、《小說與方術》、《文人與藥》、《文人與酒》、《論希企隱逸之風》、《擬古與作偽》等一系列問題。可以說王瑤是站在整個人類文化背景之上來看的,視野開闊。他是在對社會文化進行了整體把握之后,再把具體的人物作品放入其中進行考察。而林庚則不同,他在文學史寫作中偏重于歷史上富于創造性的時代和人物。朱自清在序中就評價本書為“著眼于主潮的起伏上。”比如先秦時代的散文,林庚就談得很多;與唐詩相比,宋詩講的就較少,而宋詞又講得較多;作家也一樣,像“元嘉三大家”,顏延之、謝靈運與鮑照,林庚用了大段的篇章來講謝靈運與鮑照,并且將兩人看作是詩壇的二大柱石。但對于顏延之,則一筆帶過,認為“他的作風與謝靈運有相似處,然而他對于大自然既缺少更深認識,而才力又遠不及靈運,所以處處顯出字句的沉悶,”顯然在林庚看來,顏延之的創造力是遠遠不及謝、鮑二人的,而憑文人的創造力作為取舍的標準這一點也顯示了林庚作為詩人的另一重身份。可以說在《文學史》中看到的都是歷史上重要的作家和文學現象,而在《史論》中作者則是從歷史背景、思想背景、文化建設上對整個中古文學做了觀照。

總體來說,《中古文學史論》與《中國文學史》雖然產生于同一年代,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是各有所長。王瑤側重于宏觀的把握,對于中古文學現象進行了全面的關照,林庚則是重點突出,把握各個時代文學發展的主潮;王瑤行文干脆利落,一語道破關鍵問題,而林庚全文感情激蕩,將作者對于文學的觀感付諸于華美的文字之中;王瑤論證嚴謹有序,全文環環相扣,而林庚則呈現出詩人特有的浪漫情懷,全文跌宕起伏。也因此,兩本著作成為了當時代開創不同研究方法的開山之作,同時也為后來人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