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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亞麗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
沒有人懷疑文學經典的藝術價值與思想魅力,但在當今拜金主義盛行、價值信仰迷失、人們紛紛攘攘都去追金逐利、文學越來越邊緣化的中國社會,閱讀文學經典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即使在大學的文學院,這種狀況也十分明顯,值得認真對待和反思。當今時代,追求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思想已經漸漸侵蝕人們的靈魂,但文學卻不具備產生經濟效益的功能,所以中文專業招生數量每年都在縮減,而中文專業在校生對文學作品的閱讀也明顯缺乏動力。鑒于此,引導在校大學生加強經典閱讀,成為當前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史教學的關鍵所在,這就意味著,每一位大學的文學課老師,都必須堅持將引導學生閱讀經典作為文學史授課的主要任務。本文擬就閱讀經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學關系試作討論。
在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中,作家作品顯然占據著核心地位,但具體到文學史的課堂教學,如何指導學生在無限的文學史作品中,選擇有限的經典性代表性作品進行閱讀和把握,對于教授這門課程的教師而言,是一個十分迫切也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特別是隨著“20世紀中國文學”等新的文學史概念的提出,“現代文學史”的上限與“當代文學史”下限上伸下衍,涉及到的作品數量也隨之加大,但在現有高校教學體制下,隨著課程無限擴張,對每一門課程都制訂明確的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教學時數也作出嚴格限定,鑒于此,在有限的教學課時內,教師讓學生既能接受文學史完整的知識系統,又能達成培養人文精神與文學審美能力的教學目標,這樣,如何裁剪文學史內容,切實處理好作品分析與文學史講授的矛盾,就顯得尤為重要。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重寫文學史”實踐始終在推進,但從教者不論使用何種敘述范式的文學史教材,如何處理史的講授與作品的講讀之間的關系,在規定的教學時數內把握好二者之間的比例與深度,都是讓講授者很糾結的問題。但在文學史講授上注重文學審美賞析能力培養這一點上,無疑獲得幾乎所有人的共識。那么,如何講授文學史,如何指導學生讓他們有興趣與熱情去廣泛閱讀作品,成為文學史教學的一個癥結。論者認為,在文學史課堂上,教授者應幫助學生充分理解經典的內涵與價值,引導他們主動閱讀經典作品,這應是現當代文學史教學的核心要素。歷來研究文學史教學的學者都格外強調這一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可以舍棄文學史的講授而將文學史課變成純粹的作家作品賞析。任何經典作家與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文學現象,必須要將其放在文學史整個參照系統下來審視其經典性價值及意義,如此才能讓其成為有源之水。可見,文學史的傳授也相當重要,而要解決好文學史敘述與文學作品閱讀關系,可以對文學史部分適當簡化,讓學生以教材的學習為主,教師在緒論中將文學史的幾個板塊,按文學史線索勾勒梳理出來,將重要的文學社團、流派、思潮作適當闡發,明確其具體地位及意義,以便讓學生把握文學史發展的脈絡和重要節點。
在此基礎上,文學史課堂教學的主體內容應當是以經典作家經典作品作為核心,而分析經典的過程,教師不是將其作為孤立的案例,而是以文學史系統作參照,認識其作為一個“網結”的位置與意義。如果只注重講好作品而忽視文學史知識傳授,學生就無法形成文學史的系統概念,而如果只注重文學史而忽視作品的細致分析,使文學史缺少了讓學生產生深刻印象的經典文本的支撐,也就成了“死”的文學史,不足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也完全喪失了文學史課程培養學生文學審美能力的功能。所以這二者的關系必須處理地非常恰當才能圓滿完成文學史課程的教學任務。在此過程中,教師講好作品、分析透徹經典是非常重要的,而學生要切實在教師引導下去閱讀經典,把握經典,真正從經典中汲取營養,這同時也需要學生具有主動性,要積極配合教師的講授去選擇經典,這是學好文學史課程的前提。學生不愛沉潛下來讀經典,其中原因追究起來十分復雜,有文學經典本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西方文學理論家指出,文學作品的接受,“與讀者群體相關的關鍵問題包括:意義的生產,其普遍性或相對性,對我們解釋自由的限制,對新的文化、歷史或個體環境的適應。”[1](P52)
現代文學經典有些難以讓學生切近的原因,比如與現實生活距離較大,魯迅、茅盾等大師們創造的文學世界,人物的心理體驗畢竟與今天的社會生活距離太遠。特別是現代文學作品的語言比較生澀,譴詞造句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因此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這些經典的語言顯得有些艱澀生硬,所以,無論其主題如何深刻,人性傳達多么動人顯然都無法與今天的現實接軌,這樣學生接受起來就比較困難,也使得他們在審美心理上有所拒斥。再比如,在對待十七年“紅色經典”問題上,學生往往情感上十分抵觸,因為他們今天的生活理想與精神世界與這些“紅色經典”所呈現的理想人物之間差距確實太大,教師將他們往崇高境界上引導卻不及現實生活的解構力量更大,革命英雄的政治信仰、思想理念在今天的他們看來,甚至感覺到非常做作與可笑,很難讓他們產生精神共鳴。鑒于這種情況,那么文學史教師就有必要向學生進行文學指導,讓他們清楚文學的作用是通過虛構故事實現關于人性的交流。我們讀楊沫《青春之歌》并不是期望他們一定成為林道靜式的革命者,而是希望他們從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中發掘某些能引起我們反思且可以融入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或自我的元素及信息。
學生不愛讀經典還有外在的原因,這可能最為致命:一是當今處于網絡時代,各種信息泛濫,學生面對著互聯網上的各種信息和五花八門的“心靈雞湯”、“玄幻小說”(且不說各種網絡游戲)等等,他們的時間和精力都像海綿吸水一樣被無情地吸引走了,這樣,閱讀經典似乎不再是一件讓他們快樂的事。二是由于市場經濟的深化、社會競爭的加劇,學生的現實就業壓力確實越來越大,將心思轉向了更為實用的“考證”之學———他們忙著考各種各樣的證:英語四六級證、計算機等級證、會計師證、文秘資格證等,而“沒用的”文學經典自然倍受冷落。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原因,我們不必究其所有,但須承認,不愿去閱讀經典在大學校園里是一個客觀事實,這種狀況著實讓人憂慮。#p#分頁標題#e#
面對這一形勢,作為文學史教師,有義務和責任協調好學生“閱讀經典”和“考證”之學的關系,引導學生盡可能去閱讀經典作品。盡管布魯姆一再提醒“,深入研讀經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2](P21),但閱讀經典能大幅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是無可質疑的,因為,“經典一直都是解決問題的一門工具,它提供了一個引發可能的問題和可能的答案的發源地。”[3](P39)經典不能改變現實,但經典可以提供人生的答案,在學生對經典失去興趣的時代,要想法引導學生去閱讀經典,讓他們認識經典的價值不是只存在書本上,而且也能參與塑造自己的心靈,開發自己的智慧,從而生發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引導讀經典實際做法上也要靈活多變,筆者的做法是:一是改變過去那種放任的做法,采取一些強制性手段(如提問、考核、考試等)。因為只有通過強制性的措施,才可變被動為主動,由他律變為自律,進而喚起學生閱讀的興趣和熱情。第二,適當調整經典作品的閱讀篇目,盡可能地結合當時形勢,選擇一些容易引起學生興趣的經典,可以布置學生寫作品評論,然后教師課上點評,開發賞析能力。當然,卡爾維諾說過,“從閱讀經典中獲取最大益處的人,往往是那種善于交替閱讀經典和大量標準化的當代材料的人。”[4](P8)也許有些學生可以保持心靈的寧靜狀態而不必受外界任何污染,他也許擁有非常充分的閱讀時間,但也要提醒他們在讀好經典的前提下,然后再去讀其他對自己有所裨益的書籍。第三,充分發掘經典的意義,尤其要結合當今時代,發掘經典的豐富文化、藝術和思想內涵,由此激發學生的興趣,這一點在指導學生時非常關鍵。第四,對當前流行的解構思潮,要加以批判,讓學生鑒別是非美丑。如最近網絡上流行的“杜甫很忙”的惡搞,就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經典作家和作品進行嘲笑和戲弄。這種消解崇高的文化和社會思潮,會給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帶來很大危害,會解構一切嚴肅的價值觀念,使社會陷入油滑、浮躁和淺薄之中。
總之,讓學生閱讀經典讀好經典,主要在于教師在課堂上的積極引導,充分闡明何為經典,為何需要讀經典。當然對于經典問題,對于“經典化”問題,已經眾說紛紜,永遠沒有統一的答案,但誰也不會否認,經典應是藝術(美)、情感(善)、思想(真)的高度統一,經典沒有標準定義,如卡爾維諾所說,“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4](P1)現代文學史教學研究界前輩黃曼君先生曾指出,經典應“具有原創性、典范性和歷史穿透性,并且包含著巨大的闡釋空間”,認為“其內涵和特征至少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首先,從本體特征看,是原創性文本與獨創性闡釋的結合;其次,存在形態上具有開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再次,從價值定位看,經典必須成為民族語言和思想的象征符號。”[5]這個認識非常全面,基于上面這樣三個原則,文學史教師應該立足文學本位,選擇普泛的公認經典向學生推薦,幫助其建構個性的、開放的經典闡釋框架;教會學生正確辨析經典,分清文學史普通作品與文學經典差異,使經典與現實互相對照,讓其充分“接地氣”,參與到現實的日常生活中來。如此,在學生對教師的作品分析感到折服的前提下,又讓他們確實從經典中獲益良多,從而獲取他們閱讀經典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