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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史上，1985年是一個具有非凡意義的年份。學者洪子誠論及80年代文學時說：“因為1985年發生的眾多文學事件，使這一年份成為作家、批評家眼中的轉變的‘標志’”，“1985年也因此被稱為文藝學的‘方法年’”［1］。其他學者亦對1985年給予了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錢理群在談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反復提到1985年發生的一些事件。陳平原也強調“回頭看八十年代學術，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兩回事。……我的感覺是，一九八五年，整個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動’，不，是‘躍躍欲試’。”［2］1985年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份？它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認識它的意義？一、新的文學批評場域及方法建構布迪厄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3］1985年的中國文壇正是各種力量和理論交鋒所逐漸建構起來的這樣一個文學新場域。“”之后，社會導向有了巨大變化，黨對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進行；經濟上，改革開放政策的出臺；文藝上，文藝方針的調整及“二為”方向的提出，為八十年代文學發展提供了較為寬廣的空間。隨著文聯和作協的各級組織逐漸恢復正常工作，其所屬的各種期刊也恢復經營。文學創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識形態清算“”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在自身合邏輯性發展中出現了“越界”現象，文學界管理層則對“越界”現象進行“規范”，1981年展開對白樺《苦戀》的批評，1983年，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鑒于“”的慘痛教訓，人們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隨主流意識形態，而是有了更多的個人思考。這些運動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沒有上升到對作者人身傷害等層面上來，文學界管理層對文學創作“越界”現象的規范沒有對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形成多大阻礙。1982年到1984年，文壇展開了一場關于“現代派文學”的持續討論。   徐遲、馮驥才、劉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評家相繼加入討論，評論界由此展開對西方現代派，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現代化與現代派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探討。   “現代派文學”討論未能達成共識，卻預示著中國文學發展新景觀的到來。1985年前后，文學期刊活動頻繁，推動了許多重要文學學術會議的召開，對文學批評與創作方法的創新產生了積極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學》編輯部、《西湖》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聯合召開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評論家對話會議，就文學的當代性問題展開討論，會議特別針對作家的創作觀念作了重點分析。會議認為，批評家們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評個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鋤自己的地”［4］。   此次會議為后來文學批評方法的進一步探索打開了局面。1985年，有兩場重要文學會議應該提及，一場是3月份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另一場是4月份在揚州舉辦的“文藝學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   前者就“新的文學批評方法的探索與嘗試的意義”、“文學觀念更新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后者在文學批評方法引進，新方法與傳統方法的關系及方法論的層次與體系等多個層面進行了探討。兩次會議不約而同指向一個主題：批評方法創新。   會議表明，方法創新已成為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共識。   “廈門會議”參會單位有雜志社、作協、大學等多個部門，“揚州會議”涉及更廣，有文學所、社科聯、作協、研究所和大學等各個部門的幾十家單位參加。兩次會議的參會單位涉及文學評論界的各個層面，形成了期刊搭臺、文藝唱戲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學》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學》共發表文學批評理論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幾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學》理論探索性大大增強，它的“理論版將繼續探索新時期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中一系列已知與未知的問題，力爭在文學觀念與創作論方面不斷有新突破，理論要面向創作實踐，面向文學的未來，既有回顧，又有預測”［5］。《上海文學》當時是一家地方性的綜合性文藝雜志，它對八十年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和意義卻堪與“全國性”文藝雜志媲美。“文學評論雙向發展的《上海文學》，與被稱為‘方法年’的1985年內所發表的文學評論文章，不僅展現了特定歷史處境之下歐美文藝理論移植中國的復雜過程、理論對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還揭示了評論者和編輯如何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重新定義了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學》的銳意創新刺激了文壇關于文藝批評的探討。《文學評論》第2期發表荒煤、林非和潔泯的《評論自由與“雙百方針”》，《文學的批評與內心的自由》和《因評論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達了對文學批評自由的“關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學評論》刊發顧驤的《評論必須自由》、殷國明的《應該沖破僵化的、封閉的文學批評方法模式》，錢谷融則于《上海文學》第3期上發表《維護創作自由必須堅決反“左”》一文，對顧驤等進行聲援。荒煤等強調在黨的領導的大前提下進行創作與批評，強調文藝創作與批評自由都是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他們是黨的文藝政策的體現者和執行者。后者則主張大膽突破舊有的種種禁區，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縛，進行藝術創新及批評方法的革新，強調文藝批評家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否定那種摸行情，觀風向、看氣候、察“精神”的文藝批評。從當時情形看，舊有僵化思想依然存在，新的理論要破繭而出，仍面臨重重阻力。毋庸贅言的是，1985年的文學界整體上走向新變已不可避免。當時那種相對開明、自由的爭鳴為新的批評方法的產生提供了比較寬松的環境，各種力量的參與、糾錯無形中為新事物的產生孕育了豐富的土壤。#p#分頁標題#e#   《上海文學》、《文學評論》等一面在為突破禁區搖旗吶喊，一面大力引介西方各種文藝批評方法。   《上海文學》第2期刊出吳亮的《文學與消費》，該文從當時社會變革中的“消費”現象及哲學角度，指出消費問題所涉及的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可能是新時期最早提出消費文學現象的文章之一。第3、10期，它又相繼刊出林文山《小說的“人稱”》、南帆《論小說的情節模式》以及孟悅、季紅真《敘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說審美特性》，以實際行動支持新銳批評家們的創新。《上海文學》第3期還刊載了周始元《文學接受過程中讀者審美感受的作用———從接受美學談起》，《文學評論》第5期則刊出了錢念孫《論吸收外國文學影響的潛在形態及其作用———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談文學的民族化問題》，宋永毅《當代小說中的性心理學》、余鳳高《心理學派與中國現代文學》等，這些文章或運用西方文藝批評方法進行闡釋，或闡述西方文藝批評方法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對西方文藝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引介與重新建構，為“方法年”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開啟文學史重寫新篇章   1985年夏，現代文學創新座談會在北京萬壽寺召開，會上，陳平原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其發言稿由陳平原、黃子平和錢理群共同撰寫）。二十余年已經過去，至今它依然給治中國現當代文學者以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究竟在什么情況下提出，其基本內涵是什么，有何當代史意義？關于這一概念的發生，錢理群曾經談及1983年發生的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到底是什么”的論爭。錢說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界定“五四”文學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許志英在《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是“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許的結論與官方的結論形成嚴重沖突。許志英將許多人尚在頭腦中思考的問題明確提出，無疑引燃了一顆待爆的炸彈，它牽涉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認識問題，勢必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果然，第3期上，陳學超發表《關于建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史研究格局的設想》，第一次提出“百年中國文學”概念，該文認為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學簡單納入古代文學是一個局限，應該將其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其目的是為了打通近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陳針對的是中國近代文學，他是否借鑒了許志英的思考，此處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研究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無疑具有啟發意義。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究竟新在哪兒？概念提出后，同年《文學評論》第5期發表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所撰《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就其整體架構、主體內容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闡述。但其基本思路是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是中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覺醒、大奮起的產物，同時又是中西方文化互相撞擊、影響的產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體性特征。”［7］錢理群認為它“開拓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并且逸出學科界限，影響到其他人文學科。提出者對總主題、美學特征的概括和一些具體評價，都讓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這一論題超越文學史分期的層面，構成了對既有文學史觀和文學觀的挑戰，顯示了一個新的歷史判斷和歷史觀念。”［8］某種意義上說，錢理群個人闡釋的后一部分正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精髓及其提出的意義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有三個突出之處：一是整體性，它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糅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本體性，它力主從文學內部研究文學發展變化的規律；三是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新，進行了多學科知識的整合。三個方面的突破，開創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新時代。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開拓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它的現實性成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版，以下簡稱《三十年》）“后記”中講道：“我們廣泛吸收了近年來最新研究成果，力圖能夠顯示本學科已經達到的水平，給開始學習或研究現代文學的年輕朋友們提供經過嚴格選擇的新的知識、新的信息。同時充分注意科學性與準確性、以及文學史教材應有的相對穩定性與可接受性。”《三十年》突破了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文學觀，以改造國民性———人的文學為主軸構建新的文學史敘述線索。在此思想主導下，魯迅、周作人在新文學中的比重有所加強，同時，“純文學”如象征派、新月派、現代派及馮至等流派或作家的篇幅均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在“當代文學”生成過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被挖掘，放置在重要位置上。修訂版中，曾被封建、或半封建性化的“通俗文學”，也登堂入室，成為“正統”。王瑤評價說：“他們吸收并反映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打破狹窄格局，擴大研究領域，除盡可能地揭示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主流外，同時也注意到展示其發展中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力圖真實地寫出歷史的全貌。”［9］“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提出后，不僅“人的發現”的現代文學觀得到確認及大力拓展，在現代文學發生的緣起研究方面也產生了新的認識，“五四”新文學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革命和“五四”運動，而是將其與晚清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及通俗小說的繁榮等聯系起來，時間上則將現代文學的發生上溯至晚清，美籍華裔學者王德威就認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大陸學者范伯群也認為現代文學應發端于1892年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打破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僵化模式，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拓寬了現代文學研究空間。#p#分頁標題#e#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引發了文學史書寫的重大變革。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個年輕學人的成功，引起眾多研究者與學人的關注，相當部分已經躍躍欲試了。《上海文論》主編毛時安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1988年上半年《新民晚報》的一篇短文《蘇聯重評金星英雄》激發了他的靈感，他覺得也應該對我們自己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進行重新評價，經過與徐俊西合計，他們在《上海文論》推出了“重寫文學史”專欄。專欄邀請陳思和、王曉明主持，初衷是“開拓性地研究傳統文學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學現象，對傳統文學史在過于政治化的學術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結論重新評價”［10］。“重寫文學史”發展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它不僅打通而且要根本“改變這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11］。后來所謂“純文學”一說大概淵源于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催生了新的文學史寫作潮，誕生了眾多的文學史版本，如郭志剛、孫中田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93年版），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997年版）、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97年版）、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1999年版）、程光煒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2000年版）等。從此，“文學史”寫作出現“百家爭鳴”局面，“純文學”史亦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種基本規范，時至今日，其影響依然不小。   三、新的文學格局之形成   1985年是八十年代文學發展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它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的真正接軌。那年，劉索拉和徐星分別拋出的《你別無選擇》和《無主題變奏》震動了當時整個文壇。前者以某音樂學院為背景，以黑色幽默的筆法描寫了一群頹廢、迷惘的大學生的灰色生活，小說卓異的風格與人物描畫引起文學界的巨大震動，香港媒體稱之為“劉索拉旋風”。后者超然物外，嘲笑一切的生活態度及近乎冷酷的文學風格儼然師承于黑色幽默一路。文學評論界稱它們為先鋒小說。所謂先鋒，即新潮、與眾不同，是時代精神最敏感的觸覺。先鋒文學并不新鮮，早在19世紀末期的西方就出現了達達主義，未來派等現代主義文學，20世紀中期以來更出現了所謂后現代主義文學。根據美國學者詹姆遜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劃分，現代主義文學應該屬于中期資本主義文化現象，80年代中期的中國剛剛開放不久何以出現先鋒文學呢？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充分，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在中國卻不缺乏產生的土壤。“”結束后，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逐漸走向正常，原先政治高壓下人們所產生的原罪感現在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的犧牲品，荒謬又沒有任何意義，曾經的狂熱政治追求也被證實不過是愚昧無知的表現而已。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后，一部分人在新的經濟環境中無所適從，現實的荒謬感與生存的危機感時時壓迫著他們。這些使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精神與技法在中國有了新的拓展空間與傳人。劉索拉、徐星等點燃了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星星之火，之后，馬原、孫甘露、洪峰、格非、韓東、于堅、高行健等紛紛加入先鋒文學大軍，先鋒文學隨后在小說、詩歌、戲劇等各個領域全面開花。這批青年“通過自身‘新的體驗’來反觀‘世界’的巨大變革，成為當時文學創作的一股熱潮”［12］。   1985年的中國文學異彩紛呈。先鋒文學異軍突起之際，韓少功在《作家》雜志第3期發表《文學的根》一文，打出“尋根文學”旗號。稍后，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和鄭義的《跨越文化的斷裂帶》相繼發表，推動了尋根文學思潮的形成。有關尋根文學的產生，有不同的說法，一說為受馬爾克斯為代表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刺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激發了作家們從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尋找創作靈感的熱情。另一為文化斷裂說，此說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割斷了中華文化的血脈，需要重續。還有一說認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語，長此下去，中國的文學很可能變成西方意識形態與話語霸權的殖民地，而破解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尋找民族文化之根。尋根文學思潮被裹挾進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潮之中，形成當時文化思潮中的一極。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兩個問題》中認為，現代化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現代化，當前中國根本的問題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文化的沖突”，而這種“文化的沖突”恰恰是八十年代中國現代化深入發展的背景。因此，尋根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尋根文學并不是對現代文學的反動，而是對現代文學的補充，其精神有著內在的一致，它將文學從對于社會政治的關注轉向對于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發現。   新的在不斷崛起，固有的仍在不斷發展。“傷痕”與“反思”之后，一些知青作家慢慢淡出對苦難的敘事，他們回顧過去那段歷史時，漸漸地有了溫馨的回憶、反思，創作理路也逸出了原有軌道，表現出新的時代環境下現實主義的多向度發展。一部分作家憑借自己對生活的獨特體驗，或憑吊流逝的青春歲月，或表達青春無悔的理想情懷，或對人生真諦進行不倦的探索，成為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中最為奇特，頗為凝重的部分。這部分作家以史鐵生、張承志、梁曉聲等為代表，代表作品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黑駿馬》、《北方的河》、《今夜有暴風雪》和《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以張煒、鄭義和朱曉平為代表的部分作家則沉入對現實的深刻體悟、思考中，代表作品有《古船》、《老井》及《桑樹坪紀事》等。另一部分作家則走向了世俗的寫實主義一路，如王安憶、劉恒、方方等。紀實現實主義———報告文學在此時也出現了繁榮景象，涌現了許多優秀作家作品。如劉心武的《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錢鋼的《唐山大地震》等。紀實小說構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一脈。80年代中期以后現實主義作家們日漸擺脫了前一時期那種或政治或道德或人性的單一審視角度的局限，開始對社會和人生采取一種大文化觀念的全方位觀照。他們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由簡單趨于復雜，由表層逼向深層，由單色演變為多色調，時代和人生在文學的鏡子中日益顯示出了它多層次、多維度、多色調的立體景觀。#p#分頁標題#e#   洪子誠在論述80年代文學時認為，以1985年前后為界，可以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985年是80年代文學發展的鮮明界標，它既是分水嶺，又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80年代乃至90年代以來的許多文學現象都可窺見1985年文學發展的蹤影。在文學批評方面，它借著開放的春風，大量引進各種西方文藝理論，形成文學批評的“方法年”，為后面各式西方文藝批評理論在中國文學批評界的試驗起了先導作用，以致后來有批評家說，中國短短的十幾年里幾乎將西方一百多年來的各種批評理論都試驗了一遍。文學創作方面，后來的陳應松、阿來、張煒、洪峰等作家創作里依稀可見當年尋根文學的影子，青春的書寫則在張承志和梁曉聲等作家筆下有了新的進展。更需一提的是，王安憶、劉恒等開創的世俗的寫實主義到后來逐漸形成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和消費主義的頹廢文學等湯湯巨流。學者樊星說，八十年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年代，那個年代里，虛無主義、浪漫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世俗主義共存共榮，后來的許多文學流派的發展都可從中找出源頭，如現代派、新寫實、尋根派以及頹廢主義文學等，而1985年就是其中最值得記憶和思考的年份。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