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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大學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對提高大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無庸諱言，多年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現代壓制傳統的問題，本文想就古代文學研究教學中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關注的問題展開討論。   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因為古今之爭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哲學史家馮契曾說：“古今中西之爭貫穿于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今后若干年這個問題大概還是社會的中心問題。”[1]這里的古今中西之爭其實可以簡化為古今之爭。   因為受過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認為中西之分實際就是古今之異。西方先于東方近代化，因此是今；東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這個區分里面蘊含著價值判斷，表現為“今”是先進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來的幾代知識分子都陷在古今之爭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來的思想文化大勢就是以現代改造古代、解釋古代的歷史。   大體說來，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也是在古今之爭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況且，現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此，總結百年來這一學科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今后的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帶來有益的啟迪。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   中國古代文學史不是從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來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構起來的。這一建構過程的得失，值得我們審思。   現代我們熟知的學科分類，比如文學、史學、經濟、法律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國傳統的學問分類，當然不會是這樣，而是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也與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傳統的學校是私塾和書院，教授的主要是詩詞歌賦和五經四書之類，側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來中國實行的教育制度無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結果。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當然也就沒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沒有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學問。雖然“文學”一詞，本為中國所固有，然而五四以來人們習以為常的“文學”概念，卻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截然不同。中國傳統講的是一種泛文學觀，如《論語》先進篇孔門四科論學，即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   其中所謂文學，對德行、政事而言；所謂學文，對力行而言。中國五四以來所采用的文學概念，是沿襲近代西方的文學觀念。現代西方關于文學是富于想象與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從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那里開始的。1759年萊辛在《關于當代文學的通訊》一書中，才初步賦予“文學”一詞以現代意義。1800年法國斯達爾夫人發表《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一文，標志現代意義“文學”的真正確立。當代美國學者米勒也認為：“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不可避免地要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只是最近的事情，開始于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西歐。”[2]學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學”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構了，于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就逐漸建構起來了。這個建構的途徑，就是采用“反向格義”，對傳統文學里的詩文評和文苑傳進行改造。所謂格義，是在佛教初入中國之時，為了便于理解，學者們拿本土的老莊思想來解釋外來教義的一種方法。由此看來，格義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逐漸式微了。晚清五四以來，中國學人自覺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體系以及理論框架來研究分析中國的文本和思想，這種方法就是“反向格義”。[3]   “反向格義”說穿了就是“以西釋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觀念為依據解釋中國的傳統。   也就是說，通過“反向格義”，我們用西方近代的“文學”替換了傳統的“文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國人漸以抒情者衡文學，于是詩歌、小說、戲曲被視為文學，而史傳、論文之類被排斥在文學之外，傳統的泛文學觀被改造成了狹隘的現代文學觀。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根本性的轉變？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來的屈辱史，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學東漸之后，中國的文化譜系開始轉變，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觀念為核心重新梳理中國的傳統文化。于是，來自近代西方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新文學的成功，這些理論自然成了讀書人的常識，它的歐洲血統反而被遺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把中國古代文學史逐步建構出來了。   二、“古為今用”，古代成了現代的奴婢   既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為核心的，那么，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勢必成了一堆沒有靈魂的東西了。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文學成了論證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材料了。   為了服務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國古代文學被無情地閹割、改造、重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領袖們各自從古代文學里挑選適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構自己的文學史。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深受啟蒙運動影響，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語言上也要擺脫高雅的拉丁語，主張民族的日常用語。這一思潮對五四新文化人影響深遠，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是顯著代表。此書極力為五四新文學張目，認為白話文學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有著千百年的歷史淵源的；且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有價值的都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是毫無價值的。   總之，在胡適看來，白話的，通俗的，大眾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興》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歷來被廣泛稱頌的古典作品，簡直是難懂的詩迷，全無文學的價值。#p#分頁標題#e#   五四之后出現的其他文學史雖沒有胡著《白話文學史》這么明顯的偏頗，但幾乎無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響，則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來，還有所謂的“整理國故”，這里的“國故”當然包括古代文學，那又該如何“整理”呢？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綱領就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關鍵就在“輸入學理”，說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論和概念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從亂七八糟里尋找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尋找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尋找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尋找出一個真價值來。”[4]在新潮派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簡直是一團漆黑，毫無價值。其實，“國故”一詞已經給傳統文化定了性了，表示這些都是老古董，沒有生命力了。   對于如何理解傳統文化，胡適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就是“配眼鏡”。他認為我們學習了西方的理論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鏡，看問題會看得更清了。其潛臺詞無疑是說中國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視眼。然而，胡適給國人配的不是近視鏡，而是各式各樣的有色眼鏡。比如他本人就學會了美國的實用主義，不但用它建構了中國第一部哲學史，還用它來指導古代文學的研究。   然而，戴著有色眼鏡看到的古代勢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樣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寫實派、反映論等等近代西方理論充斥著中國古代文學史。   所以，盡管胡適也強調要回到歷史中去，“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小說還給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歷史，然而，戴著各種有色眼鏡看到的歷史，不可能是歷史的真相。   在整理國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適的意見：“我們要整理國故，也必須憑借現代的新學說、新方法，才能有點成就。譬如研究文學，我們不可不依外國文學批評的新說。倘若照中國的舊說講來，那么載道之文當然為文學正宗，小說、戲曲都是玩物傷志，至少也是文學的未入流罷了。”[6]國故被這樣“整理”之后，它的靈魂必然變成近代西方的。   縱觀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學研究，概而言之，為“五四”新文學服務，為時代的新思潮服務。不但自由主義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國以來，在對待古代文化遺產方面我們一直強調“古為今用”，即古代社會的一切思想資源都必須為當今社會服務。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價值。其實，“古為今用”理應包含對話的意識，但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之下，大多數人偏向于簡單的理解，即單向的古代為現代服務，而不是雙向的對話交流。   三、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出現的偏頗   這種以西方近論觀照中國古代文學的做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為“五四”以來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務。時至今日，封建制度與文化斷無復辟之可能，再按照原來的思路走，其偏頗之處日益顯見。總結“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偏頗，大致如下：   （一）一味強調為現實服務，而忽視了作家和作品的主體地位   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偏頗，關鍵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現代”徹底壓制，被剝奪了發言權，“古代”于是變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現代”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閹割改造。對人文學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為現實服務當然有其道理，只是我們做的不夠好，顯得太過牽強，太著痕跡。   《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和《長生殿》在過去被稱為五大名劇，尤其是《西廂記》和《琵琶記》，更被稱為雙璧，對明清的戲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有了變化，五大名劇變成了四大名劇，《琵琶記》被從中剔除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原因很簡單，《西廂記》和《牡丹亭》可以解讀為宣揚反封建的愛情作品，《桃花扇》和《長生殿》也可解讀為愛情作品，其中還有現代讀者可以接受的家國之思、興亡之感。唯獨《琵琶記》，它的內容是宣揚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團圓結局，不能和五四以來宣揚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學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擠出一流文學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學史上，我們贊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潛臺詞就是認為他們的作者具有較為先進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級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來反封建。然而，王實甫和湯顯祖作為封建士大夫，他們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思想嗎？   《西廂記》《牡丹亭》宣揚的是愛情嗎？   古人從沒有這樣解讀過。現代所謂的愛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礎之上的愛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會出現，封建社會也不可能提供一個場合給青年男女去談戀愛。于是，不少戲曲作品都不得不虛構一個后花園，讓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愛。對于這樣的敘述，當作莊生之寓言來解讀是比較恰當的。然而，五四以來受過西學訓練的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用反映論來解讀，于是，他們在虛無的后花園里發現了“真實”的愛情。   總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讀為“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做法，是現代人的發明，完全沒有顧及作者的創作意圖，其合理性應當受到質疑。   （二）過分地強調斗爭的層面，而忽略了和諧的層面   #p#分頁標題#e# 中國傳統的思路是強調和諧，比如陰陽這一對范疇，看似矛盾對立，但在落腳點上卻是歸于和諧。所謂陰陽和合，化成天地。對這一觀念，張載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確的表達：“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來我們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傳統的思路全然拋卻，開始用斗爭的眼光看問題了。于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成了充滿斗爭的歷史。   比如，文學史上講戲曲小說等敘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節發展方面必講矛盾沖突，好像離開矛盾沖突我們就無法講文學了。金圣嘆、毛宗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沖突的，他們一樣能把《水滸傳》《西廂記》和《三國演義》解讀得生動傳神。   再比如，文學史對明代詩文的流變一般都歸結為復古與反復古的斗爭，焦點集中在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竟陵派之間。好像復古派是反動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進步的一方。然而，人們想不到復古派卻是提倡民歌，反對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導師李贄卻是對八股文大加贊美的。這真叫人大跌眼鏡。歷史是復雜的，貌似對立的雙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試圖用分清敵我的斗爭理論來厘清歷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勞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讀偶記》試圖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簡化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這種以理論強行剪裁歷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敗的。   （三）機械硬套，簡單比附，極力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   由于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是“以西釋中”，即以近代西方為參照系來觀照中國，因此，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簡單比附，必然成為文學史寫作的慣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詩人李白，在現代中國人看來，他成了浪漫主義詩人。其實，古人自有一套話語評價他，如“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云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嚴羽《滄浪詩話》）然而，這一套話語被現代人視為籠統模糊，基本舍棄掉了。   李白詩多用神話，想象奇特，好像與浪漫主義詩歌頗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當然，我們不否認用浪漫主義的視角審視李白，自然也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但被遮蔽的東西同樣很多。概括地說，這一做法把古人給現代化了，我們看到是一個西裝革履的李太白。這無論是對李白還是對浪漫主義都是傷害。   現代學者的“以西釋中”往往是把“相似”當作“相同”，荒誕可笑。黑猩猩和人類很相似，基因組圖譜相同更在98%以上，難道會把黑猩猩當作人，好像沒有人會這樣做。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然而在更需要嚴謹的學術研究中，類似的錯誤卻比比皆是。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要與國際接軌嘛，要盡可能讓外國人看明白我們的古典文學。   然而，現實卻讓人難堪。有德國漢學家直截了當地告訴陳平原，“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看我買的是什么，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我需要，理論我們自己有，眼光見識我們自己有，我們要的是中國的資料。”[7]我們不是說要和國際接軌么，要和西方對話么，可西方的學者甚至漢學家連我們寫的書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實，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為我們的理論框架來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來佛的手心。對這一套東西，人家比我們熟悉，看你的書干什么？四、“古今對話”，構建古代文學研究新局面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依然處于“以西釋中”的簡單比附階段。中華民族要復興，絕對不僅是物質的極為豐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與更新。因此，我們要重樹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以中為主，融會中西，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其中“忠實的傳承者”這一提法頗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繼承”。其實，只有傳承，才能談得上弘揚和發展。而所謂傳承，就要尊重古人，對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們應該逐步由“古為今用”轉變到“古今對話”的思路上來。要按照歷史的脈絡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地找材料為當代服務；要把古代文學當作源頭活水，而不是把它對象化、工具化；要還古代文學以尊嚴，還古代作家以尊嚴，把他們當作有生命的對話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隨意擺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該如何構建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覺，重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費孝通對“文化自覺”的看法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他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8]這說明端正心態，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抱有一種溫情，充分了解它形成發展的歷史，才可能增強文化轉型、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二）逐漸擺脫“反向格義”即“以西釋中”的尷尬局面。這就要求我們不但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有一個較為透徹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會誤用和亂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國傳統文論是如何評價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這類不倫不類的說法就可以避免。  #p#分頁標題#e# （三）古今對話，激活傳統。這種作法不是回歸，也不是復古，而是傳統與現代相遇之后，激發出新的生命力。佛教進入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許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禪宗和宋明理學就是佛教思想與本土文明相互對話的結果。   （四）具體到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上，也應作適當的調整。較為空洞的文學史應該壓縮，古代經典作品的比重應大大加強，引導學生直面古代經典，增加感性認識。另外，關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紹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論的層面，最好對近代西方文學思想方面的關鍵詞進行知識考古，梳理它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脈絡，使學生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了解它，這樣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當然，這只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尤其要注意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只有教師的觀念轉變了，對傳統的理解加深了，對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進了，這才可能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并在新形勢下激活傳統，最終形成古代文學教學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