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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自1991年《孤島》的發表走向文壇，在早期寫作中，帶有明顯的“先鋒實驗”色彩，雖然在文學史中畢飛宇被冠以“新生代”作家，可他的前期寫作如《那個男孩是我》、《五月九日或十日》、《充滿瓷器的時代》等小說則顯示了和1980年代的先鋒寫作者們遙遠的呼應，而長篇小說《上海往事》的歷史敘事和《那個夏天、那個秋天》的青春敘事則被淹沒在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海洋中。但自2000年的轉型之作《青衣》始，畢飛宇的寫作開始呈現出獨特的文學世界與敘事風格，此后的“王家莊”系列小說，從中篇小說《玉米》、《玉秀》、《玉秧》到長篇小說《平原》，更是奠定了他作為一個當代文壇重要小說家的位置。本文試圖探討的正是畢飛宇的這一系列寫作所構建的文學世界、呈現出的敘事倫理，及其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   一、“啟蒙”敘事之外的復調民間史   在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上，鄉土書寫從新文學的開端時期就成為建構“民族國家”想象的重要一翼。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鄉土作家以現代知識者的“啟蒙”姿態回望鄉土，發現了鄉土的“蒙昧”與“麻木”，寄予了現代知識分子對“鄉土中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懣與焦慮。   以30年代的沈從文為典型“，離鄉者”通過對鄉土的“田園牧歌”想象，寄寓了對當下中國的“深憂隱痛”和對未來中國的期許與熱望。   而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的“趙樹理”方向，則呈現出鄉村敘事與“左翼”意識形態的高度契合，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鄉土文學的政治化書寫的先河。這構成了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的三個重要脈絡，這三個脈絡上的鄉土文學書寫在知識譜系上分別與“啟蒙”“、審美”“、革命”的話語系統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知識譜系上，魯迅、沈從文、趙樹理式的鄉土書寫，在被不同的知識資源和精神姿態重新建構。   在這樣的知識脈絡上來考量畢飛宇的《玉米》、《平原》等鄉土小說，就會發現畢飛宇的鄉土書寫的獨特之處。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鄉村既不是承擔被“啟蒙”的蒙昧與混沌之地、不是美麗的田園牧歌，也不是“革命”主題下新舊勢力的沖突或“明朗的天”的“解放”敘事。“王家莊”雖然在時間序列上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密切相關，但畢飛宇的鄉土書寫擱置了“”的苦難和悲情敘事，而是還原了民間的日常生活史。   在畢飛宇建構的“王家莊”的小說世界中，啟蒙話語遭遇了對抗與質疑。在“王家莊”這個封閉的空間中，“鄉村”和“城鎮”并未構成鄉土書寫中典型的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也并未在文明/落后、現代/傳統、鄉村/都市等話語譜系中展開敘事。你很難用蒙昧、落后等來定義“地球上的王家莊”。在“王家莊”，瑣碎的日常生活和被政治浸染的生存狀態共時存在，青年們旺盛的生命力與青春無處安放的躁動纏繞在一起，民間倫理與政治倫理、革命倫理互相滲透又互相背離。敘事者似乎就是生活在“王家莊”的蕓蕓眾生中的一個，是“玉米”、“玉秀”“、端方”、“曼玲”的鄰居，是他們的朋友。他娓娓講述著發生在身邊的故事，講述著民間大地上混沌而瑣碎的日常生活，講述著青年們內心隱秘的激情和在世界面前左沖右突但不免再次陷落的處境?？梢哉f，“王家莊”作為一個完整的美學意義上的鄉土世界，并不是寫作者的對象性存在，而是寫作者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是在對鄉土民間的書寫中，透視生活于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畢飛宇的鄉土書寫從個體經驗出發但超越了個體經驗，從鄉土出發但同時也超越了鄉土。   在20世紀的鄉土小說中，不管是“啟蒙”“、審美”還是“革命”的鄉土，在小說中往往有一個作者的聲音在說話，或在啟蒙理性下召喚古老的鄉土中國的覺醒、或在美學意義上對田園牧歌的由衷抒懷、或在革命實踐中對鄉土進行詢喚。但在畢飛宇的鄉土小說世界中，不是“獨語”而是“復調”構成了他小說的基本言說方式。從《玉米》、《玉秀》到《平原》，畢飛宇讓他筆下的人物自我說明，也就是說，在畢飛宇的鄉土小說中，人物不是他表達自我理念的對象化存在，而是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意識和心靈體察。巴赫金在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復調時，認為“主人公的意識，在這里被當作是另一個人的意識，即他人的意識；可同時它卻并不對象化，不囿于自身，不變成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①。   他們是他們自己，甚至于他們的人生選擇并不受作者意識的支配、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在《玉米》中，玉米的精明老到，使畢飛宇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愛玉米嗎？我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我怕她。”②為什么玉米讓作者“害怕”，我想，因為玉米不是《祝?！分械南榱稚?，不能用“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來控訴黑暗的封建禮教，玉米也不是《邊城》中的“翠翠”，以那個湘西如此純美善良的女孩來指認未來中國的烏托邦想象，玉米也不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通過她可以書寫革命的合法性和崇高意味。玉米是生長于蘇北大地上的一棵“玉米”，她汲取天地精華、汲取陽光雨露，但也汲取了鄉村日常的種種不堪而被扭曲，但她依然努力地向上生長。她和世界的關系是緊張的，她警惕地像一個機智的松鼠一樣窺視著她生活的世界，并以自己的方式反抗這種緊張。而對于畢飛宇來說，他和作為自己小說創作對象的“玉米”之間的“潛在的戰爭”，也使他感到了“自己的緊張”。因此，畢飛宇“玉米”系列的小說意義，“不在于他用獨白方式宣告個性的價值，而在于他把個性看作是別人的個性、他人的個性，并能客觀地藝術地發現它、表現它，不把它變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聲音同它融合在一起，同時又不把它降低為具體的心理現實。”③玉米、玉秀、玉秧們的“個性”只能是屬于她們自己的獨立的“個性”，而且，她們應對世界的方式、她們內心涌動的隱秘的生存力量，各自構成了獨立的“風景”。#p#分頁標題#e#   而在畢飛宇的長篇小說《平原》中，政治、革命、宗教、封建迷信等更是構成了多聲部的對話關系。他以生活的“平視者”展示了根植于民間大地上的各種話語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共同構建的復調的鄉村世界。在小說中，以支部書記吳曼玲為首的“政治”和“革命”話語雖然在表層上掌控了王家莊的日常生活，但“革命”話語卻常常被其他的話語方式所僭越。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并沒有使地主的女兒孔素貞“洗心革面”，她依然在佛的極樂世界中尋求超越現世生存的精神寄托。外來的知識者顧先生是“馬克思主義”的“布道者”，堅守著精神的“純粹”，從來不吃集體一個鴨蛋。但顧先生的精神“純粹”卻在鄉村女子姜好花的肉體引誘中迅速失守④。精通天地鬼神的許半仙一直是王家莊的積極分子，什么事都參與，什么事都少不了她。而保證了許半仙存在的“合法性”和“優越性”的是她的“雇農”身份，是她政治上先天的優勢。她不再是《小二黑結婚》中被改造的落后分子“何仙姑”，而成為民間生存的另一種保障，因為“某種意義上說，許半仙的存在捍衛并保證了王家莊，她使王家莊的許多人有了寄托，有了安全，有了私下的、秘密的精神保障”。因此，在《平原》中，革命、宗教、迷信、唯物主義等奇異地纏繞在一起，使“王家莊”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個巨大的鏡像。   如果說20世紀鄉土小說家的視角多是知識分子的“他者”目光，是對“不在地”的鄉土世界的回望與觀照，那么，畢飛宇就是以“在地”目光注視著蘇北大地上最為沉重但也是最為豐盈的日常生存。他不是那個黑暗的鄉土中“持燈的使者”，而是和天地萬物一起生長在大地上的一個平凡的個體，他以自己的生命經驗體察并體恤鄉土生存的沉重與無奈。“在世界的黑暗時代，人們必須對世界的黑暗有所體驗。為此，需要有敢于進入深淵，身歷其中受其煎熬的人。”⑤他不在鄉土之外悲憫地注視，而是根植于鄉土之中和他筆下的人們一起“進入深淵，受其煎熬”，并以鮮活的個體經驗解構了“革命史”、“啟蒙史”、“現代史”所創造出來的群體經驗，以“疼痛”的生命感受逼近歷史現場，還原鄉土生存的某種真相。   二、殘酷的青春成長經驗   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從玉米、玉秀、玉秧到端方、吳曼玲等，都經歷了他們生命中殘酷的青春成長，但時間的流轉或空間的變遷并未曾帶來個人青春成長的最后完成，他們或者甘心屈服于權力的馴服、或者無處逃離歷史和他人的剝奪、或者無望地抗爭卻最終陷落。青春經驗不再是現代歷史敘事中的個人成長，如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在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轉換中，終于“長大成人”，演繹了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想象。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青年們的青春成長在性、政治、權力的壓抑和規訓下逐漸枯萎、或者扭曲地成長。畢飛宇提供給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是這樣的一群年輕人：他們內心有美好的一面同時也晦暗不明，在經意或不經意間傷害別人的同時也自我傷害；他們有美好生活的夢想，但歷史并沒有提供給他們個人成長的機緣；他們渴望逃離沉滯的鄉土，但無路可走或者即使有幸逃離但卻不免再一次陷落。   巴赫金在論及“成長小說”時，認為在成熟的“成長小說”中“，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人的成長是在真實的歷史時間中實現的，與歷史時間的必然性、圓滿性、它的未來，它的深刻的時空體性質緊緊結合在一起。”⑥那么畢飛宇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呢？他們經歷了歲月的變遷、時空的流轉，但不變的卻是不曾完成的青春成長。因為在沉滯的時間和封閉的空間里，他們身上依然帶有歷史的沉重負累、內心的掙扎也一如既往。玉米從“王家莊”嫁到“斷橋鎮”，不變的是對權力的熱望，是“人在人上”的夢想的延續。而在王家莊被眾人強暴無路可走的玉秀到了斷橋鎮，內心依然擺脫不了這一夢魘般的過去，并直接導致她失去了兩次有可能改變命運的機緣。玉秧是王家唯一一個靠自己的努力走出鄉村上了師范學校的女孩，但“學校”這個意味著成長為“新人”的現代空間卻成了告密者的天堂，玉秧這個看似純樸的鄉村女孩不僅未曾幸免，而且深陷其中卻不自知。在《平原》中，高中畢業回鄉的端方，也不再是路遙《人生》中的高家林，帶著不容于鄉村的“現代文明”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掙扎。端方在王家莊雖然靠“力氣”和“沉默”贏得了在家庭和在村中年輕人中的威信，但在當兵這唯一可以離開王家莊的可能性喪失后一度沉淪?？傊?，在這些年輕人的青春成長中，歷史顯示了它的冷酷與荒涼，歷史的荒謬、政治壓抑、權力掌控，使青年們的青春成長始終處于一個沒有未來指向性的時空中。他們不僅沒有美學意義上成長的時間和空間，而且就他們每個個體而言，也不曾顯示在不堪的環境中的人性光輝。   不是個體和時間一起成長，而是個體和時間在晦暗的歷史深處一起陷落。   對于畢飛宇“王家莊”系列小說中的女性而言，在殘酷的青春經驗中，女性唯有以“身體”向歷史和男人獻祭。   ?？略f：“自古以來身體一直都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身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⑦玉米正是靠著“在床上又心細又巴結”，討得了郭家興的歡心，借機安排了自己和妹妹的工作，“身體”“、性”、“權力”在這里是同構的?！队裱怼分猩眢w的獻祭則更為震動人心，如果說玉米、玉秀的遭際是在荒謬和扭曲的“”時代，玉秧青春成長的歲月已經是1982年的師范學校，但歷史的災難并沒有結束。魏向東這個慣于搞政治運動的保衛科老師把骯臟的手伸向了懵懂的玉秧，而玉秧面對魏向東“想盡一切辦法”把她留在城里的許諾，覺得“這個大交易，劃得來，并不虧”。顯然，不管是精明能干的玉米、還是木訥懵懂的玉秧，無一例外都以青春成長中慘痛的身體經驗?過破碎的歷史之河。身體的懵懂或覺醒并沒有伴隨著精神的成長，而是以單純的“身體”的獻祭或“身體”的被剝奪作為跨越生存困境的唯一載體。在《平原》中，因為政治對“身體”的拒絕和“身體”對日常冷暖的渴望使吳曼玲處于一種撕裂中，小說中吳曼玲與狗“無量”的相互依偎既讓人心酸也讓人震動，吳曼玲的青春成長不僅被政治異化，最后也成為政治的無辜的犧牲品。#p#分頁標題#e#   在“王家莊”系列小說中，殘酷的青春成長還呈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中。在一個促狹的空間中，他們為了生存的權利，在經意或不經意間構成了對他人的傷害，而“不經意”或者說自以為“正確”的傷害更顯示了人性的晦暗與幽微，顯示著青春成長的艱難。當這種傷害發生在親姐妹之間時就更顯示了它的冷酷，玉米與玉秀之間沒有硝煙的戰爭從王家莊一直延續到斷橋鎮，為了留在斷橋鎮，一向驕傲的玉秀給自己的姐姐下跪磕頭，而玉米為了自己的地位、為了王家和郭家的“臉面”，對郭左透露了玉秀被強暴的經歷，直接導致了玉秀愛情的破滅。“嘴訥，手腳又拙巴、還不合群”的玉秧在師范學校里成為魏向東安插在同學間的一個“告密者”，因為她的告密，詩人楚天精神瘋狂，班主任因為戀愛也精神崩潰。更為可怕的是，玉秧是在“不自知”或者說自以為“正確”中在從事這項工作，就更顯示了埋葬在人心深處的黑暗。   青春成長的晦暗和扭曲，在玉秧的身上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鄉村女孩，內心對尊嚴的重建卻是身體的獻祭和對他人的傷害。而在《平原》中，青春成長更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進行的，混世魔王不管是積極表現還是消極反抗都無法逃脫自己被規定的命運，最后絕望的混世魔王強暴了吳曼玲，而吳曼玲因為擔心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而無奈同意了混世魔王去當兵。   人與人之間外在的搏斗與內心的較量，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并沒有疾風暴雨式的正面沖突，而是以一種隱秘的、日常的方式在進行，惟其如此，才更顯示了青春成長的艱難與逼仄，也使畢飛宇小說中的青春成長經驗超越了特定的歷史空間而成為一種恒久的人性詩學。“青春”不只是受到了歷史的壓抑，更重要的是，它來自人內心的黑暗，這種黑暗不是大惡，而是生活潛流中本來就蘊藏的、甚至連自我都未曾真正意識到的“荒涼”。在畢飛宇的鄉土小說中，現代性的啟蒙敘事再次陷落，他改寫了現代性敘事中漂移的時空帶來的個人長大成人，而是提供了民間大地生存的沉重與無奈，在漂移不定的青春成長經驗中，無望與宿命成為成長的最后風景。   三、隱秘的鄉村政治   在鄉土小說中，對鄉村政治的書寫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從五四新文學到“”后的新時期文學，鄉村政治和“民族國家”的現代想象息息相關。1990年代以來的鄉土小說，則常常以虛構或想象來解構和顛覆政治意識形態視野中的鄉村政治，表現鄉村“權力”對民間生存及民眾精神的傷害。   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也書寫鄉村政治，他的《玉米》、《玉秀》書寫的是“1971年”的鄉村與小鎮，而《平原》書寫的是“1976年”的蘇北大地，但他小說中的“鄉村政治”并沒有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他也沒有以感傷的筆調撫摸鄉村的“傷痕”，甚至沒有以戲謔與嘲諷的方式顛覆“”中的鄉村政治。在他的小說中，政治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和民間生存融為一體，它有時是赤裸裸的，有時看似無形又無處不在。   畢飛宇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雖然鄉村政治無處不在，可政治并沒有成為凌駕于日常生活、掌控著日常生活唯一合法性的存在?；蛘哒f，政治話語與民間生活所構成的對話和互動關系，成為畢飛宇小說頗有光彩的一個面相。如在《平原》中，因為秘密從事“佛事”活動，沈翠珍一行被游街，但游街并沒有“傷痕”和“反思”文學常見的階級專政的慘烈場景，而更像一場民間狂歡，游街的工作交給了十來個七八歲地孩子在鬧劇似的暴力中完成。在蘇北平原上，遙遠的政治中心“北京”對“王家莊”的掌控是通過“高音喇叭”來實現的，但在《玉米》中，“高音喇叭”除了是政治權力的象征外，也和詼諧的民間生活聯系在一起。通過它，支書王連芳廣播來自上級的一切指示，同樣通過它，王連芳生兒子的消息和玉米未婚夫來相親的消息通過它得以傳播。在王家莊封閉的空間中，雖然“北京”政治無處不在，但民間生活、民間倫理更像波濤洶涌的暗流，沉默地、堅定地涌動。   政治、權力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最為癥候性地體現在性或者說身體與政治、權力的糾葛中，“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⑧，政治權力以隱秘的方式建構著身體經驗。在《玉米》中，村支書王連芳因為是鄉村政治權力的掌控者，他的性經驗史穿越了王家莊的“老、中、青”三代，而且無往而不勝?？墒钱斖踹B芳因為“破壞軍婚”被開除后，人們同樣把魔爪伸向了無辜的玉秀和玉葉，她們在看電影的夜晚被村里的年輕人輪奸。村里人甚至寫信給玉米的未婚夫，說玉米被人睡了。隱秘的鄉村政治不止體現在權力對身體的傷害，同樣體現在權力的被壓抑者更為黑暗的報復“，身體”成為人們進入晦暗的歷史和穿越殘暴的歷史的唯一通道。在《平原》中，政治對身體的規訓則體現在對具體的物質性肉體的拒絕，“身體被納入了政治的軌道。身體和生命一并被納入到政治學的規劃之中?，F代國家從功能的角度積極地強化身體、訓練身體、投資身體和管理身體。強化身體是為了將身體納入到國家理性的軌道內，并讓身體服從于這種理性邏輯，使身體成為國家理性實踐的完美手段。”⑨在這樣的權力政治對身體的馴服中，“男人能做的事婦女一定也能做到”、“婦女能頂半邊天”“，疾病在精神之外，在革命之外。說到底，疾病是可恥的，它是軟弱和無用的擋箭牌。   懈怠和懶惰才是病。”權力、政治話語壓抑身體，貶低身體，讓感性的身體經驗從視野中消失，在政治、權力的話語空間中，身體成為一種政治美學的象征儀式。   畢飛宇曾經說過：“我們的身上一直有一個鬼，這個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夢。這個鬼不僅僅依附于權勢，同樣依附在平民、大眾、下層、大多數、民間、弱勢群體，乃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身上。”⑩這個“人在人上”的“鬼”在他的小說中就是對權力的掌控，權力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從家庭到鄉村甚至在從事“現代”教育的學校，對權力的迷戀無處不在。#p#分頁標題#e#   在《玉米》中，“玉米任勞，卻不任怨，她絕對不能答應誰家比自家過得強。”在家庭遭遇變故后，玉米更意識到了“權力”的重要，所以她嫁人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不管什么樣的，只有一條，手里要有權。要不然我寧可不嫁”。而村支書“王連芳最大的特點是所有的人都怕他。   他喜歡人們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在《玉秧》中，魏向東整個寒假過得極其漫長而孤寂，因為“沒有人向他匯報，沒有人向他揭發，沒有人可以讓他管，沒有工作可以讓他‘抓’，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標。實在是難以為繼”。   那么，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對權力的迷戀來自哪里呢，也就是說，“從歷史的脈絡檢視哪些事件塑造了我們，哪些事件幫助我們認知所謂自我主體，就是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說什么。”???畢飛宇在小說中并沒有明確地指出這種異化的源泉，而是通過權力對人性的異化，展示了“人性在某種條件下有可能暴露出陰暗兇殘的一面”???，豐富了鄉村書寫中的人性詩學，并以文學書寫反抗這種人性的暴力與陰暗。   當然，在現代以來的文學書寫中，關于政治、權力、革命、性的書寫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畢飛宇表達這一系列主題的不同在于，政治、權力、身體、性在畢飛宇的小說中始終和民間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正是通過政治、革命、權力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和傷害，畢飛宇消解了宏大歷史敘事中政治、革命、權力的“斗爭”意義，消解了政治、革命所建構的暴力美學，在日常敘事、民間倫理的意義上反抗權力的規訓并反省人性的異化。   總之，通過《玉米》、《玉秀》、《玉秧》、《平原》等“王家莊”系列小說中的鄉土書寫，畢飛宇成了當代文壇上獨特的“這一個”。他的文學史意義不僅在于構建了“地球上的王家莊”這一獨特的文學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他的“王家莊”小說世界中遠離現代性啟蒙敘事的民間生活的豐富性、他貢獻給中國文學史的未曾完成的殘酷的青春成長經驗、他在革命、政治、權力、身體、性所構建的話語空間中對固有的啟蒙敘事、革命敘事的拆解。   在這個意義上，“王家莊”系列鄉土小說成為了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完整的美學世界，并改寫了啟蒙、審美、革命等敘事規范中的鄉村經驗。畢飛宇式的鄉土書寫因此成為20世紀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標簽，標識著他帶給文學史與當代文壇的獨特的敘事倫理與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