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本語言的藝術審美探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劉效壯   單位：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本土化與西化   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本土化與西化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很多作家。從“五四”起中國文學就開始了苦苦的向世界文學的趕跑，雖然有一些作家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但卻總是不能引領世界潮流。20世紀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學的興起以及40年代初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在一定程度阻礙了這種追尋，直到“”后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追尋才又興盛起來。在這一追尋過程中很多作家都意識到了中國文學自己的根的問題，所以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進入經濟日趨占主導地位的90年代以后，文學面臨的壓力和問題越來越多。莫言作為一個一直追隨西方文學潮流的作家逐漸意識到了文學民族性的重要性，所以《檀香刑》創作的一個指導思想是向民間的后退，增強作品的本土化色彩。但是評論者對文本的本土化和西化卻做出了不同的論斷。   較早對莫言的《檀香刑》本土化和西化進行論述的是鳳媛的《撤退與進擊———試論〈檀香刑〉的敘事藝術及意義》（《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文章指出：“《檀香刑》不論是汲取民間傳統精神文化資源，還是接納西方現代敘事技巧，都建立起了基于中國本土文化土壤，開放性的當代小說審美敘事品質，為新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樹立了一支醒目的標桿，并達至莫言藝術創作的新的高峰。”鳳媛認為《檀香刑》的藝術技巧上雖然具有東西方兩者的特點，但是文本的立足點是中國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鳳媛肯定了文本的本土化，鳳媛指出文本運用了我國古典的敘事結構形式，即“鳳頭———豬肚———豹尾”模式，并且通過民間說書藝人的視角消解了內心獨白和時空顛倒著兩種西化的文學表達方式，從而肯定文本完成了向本土的轉化，并且認為莫言實現了在藝術上的自我超越。緊接著進行論述的是陳離的《是“民間敘事”，還是“精神逃亡”———從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說起》（《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陳在文章中指出“：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創造了一個關于‘高密東北鄉’的民間神話。作者聲稱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是一次向民間的‘大踏步撤退’，實際上卻反映了作家的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作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我確認的艱難。”陳在論述中具體認為“：《檀香刑》里的高密東北鄉，既不同于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也不同于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北方的民間世界。可以說,它講述了一個完全中國情境下的‘中國故事’……應該說《檀香刑》在敘述語言、故事結構和情節發展等方面‘回到民間’的努力還是比較成功的。”也就是說陳認為《檀香刑》在敘述內容上以及敘述方式上都回歸到了本土，但是作品在藝術審美上存在著矛盾，莫言沒有處理好知識分子視角與民間視角之間的關系，從而反映出中國作家特有的言說方式的難以形成。鄭金勤《淺析〈檀香刑〉的民族色彩》（《閱讀與寫作》2003年第6期）同樣認為《檀香刑》是本土化的文本，具有極強的民族色彩。鄭指出“：《檀香刑》大量吸收了民間說唱藝術、民間傳說等傳統文化的精華，在語言風格等藝術手法上，具有十分濃厚的民族色彩。”鄭具體認為文本在內容上對于“人生本相”的描寫，語言上大量吸收了民間說唱藝術的特點、大量使用韻文，以及將“貓腔”這個富有民間氣息的說唱藝術引人小說、在故事情節中插入大量的有關“貓腔”的傳說、唱詞等三方面表現出了民族色彩。周志雄的《〈檀香刑〉的民間化意義》（《名作欣賞》2004年第3期）也認為文本在敘事視角、敘事結構、語言上都是民間化的，并且指出“：在莫言看來，好的小說應該是面向大眾的，即雅俗共賞的，對讀者面的占有和選擇是不容忽視的。”莫言民間化是為了順應消費文化的需要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是為了更好地占領文化市場，但是這并不代表文本藝術性的降低。   周進一步指出“：莫言推崇西方的馬爾克斯、福克納，但莫言從他們那兒吸取到的只是一些技法和啟示，他要讓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成為他的高密東北鄉。莫言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談到世界意識和一流的大作家意識。因而對于莫言來說，走民間化道路的后撤心態中包含著走向世界的文學意識……從莫言的小說深度和對小說藝術的探索上看，他顯然是屬于精英的立場。從莫言對讀者群的自覺選擇和他小說的感性耐讀上看，他似乎又可以歸為大眾文學作家。應該說莫言對小說的雅俗關系理解得很透，其小說的民間化道路是對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的雙重超越。”周最終認為《檀香刑》的民間化是融合了現代小說敘事技巧的返璞歸真，是在超越自我、超越中西、超越雅俗之間的嘗試。李莉《論小說敘事結構與作家思維方式———以〈岡底斯的誘惑〉、〈馬橋詞典〉、〈檀香刑〉為例》（《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9期）認為“：小說的敘事結構往往能折射出作家的思維方式。新時期作家馬原、韓少功、莫言力圖突破傳統敘事的思維模式、創造新思維,他們各自的代表作《岡底斯的誘惑》、《馬橋詞典》、《檀香刑》體現出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馬原的拼貼思維、韓少功的置換思維、莫言的撤退思維代表了新時期敘事結構創新的三種類型,標志著新時期文學在敘事結構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階段,使傳統的單向、封閉敘事結構不斷走向多元、開放,這是一條不斷創新的道路，也是不斷進行思維革命的道路。”李最終認為文本的這種后退走向了力求從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學中尋找一種更有利于表現小說的新鮮活潑方式，也就一種本土化的言說方式。但是于寧志在《論〈檀香刑〉的敘事角度》（《許昌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一文中用西方敘事學原理對文本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于認為：“《檀香刑》從不同人稱敘述故事，從人物的不同視角觀察感受事物，既增強了故事的可信性和人物的真實感，使讀者進入故事，產生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又使讀者跳出故事，反思敘事者本身，產生啟人理智的間離美學效果。”從于文的切入點和論述理論可以看出，他把《檀香刑》完全當做了一部西化的作品。#p#分頁標題#e#   陳天竺《聲音唱出的民間狂歡———“貓腔”給莫言〈檀香刑〉帶來的超越》（《社科縱橫》2006年第1期）同周一樣認為：“莫言一直是新時期作家中勇于探索的一位,他自稱《檀香刑》這部新世紀力作是其創作過程中的‘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文章從‘貓腔’著手進行深入分析,認為莫言正是用地方小戲‘貓腔’的聲音給作品定調,幫助作品實現了‘大撤退’———作品民間性的更大回歸,同時帶來了整部小說的音樂性、通俗性和豐富性,促成作品悲劇主題的轉化和升華,并預示著民眾的覺醒。莫言由此實現了對以往的超越。”但是陳也認為“我們仍能從作品中讀出一些人物心理分析、魔幻寫法等方面洋派的東西”，不過只是比重較小。通過以上的綜述可以看出大多數批評者都認同了《檀香刑》文本的本土化特色，但是覺察到批評者也認為莫言“撤退”的不到位，在敘事手法上還有西化的痕跡。這也就是《檀香刑》的評價在西化和本土化之兩極性色彩上的表現。   審美思想   文學審美指作品對自然事物的藝術性展現，具體來說包括審美和審丑兩類。文學的思想性也就是作品透露出來的對審美事物的自己的看法，審美思想也就是文學思想的更具體表述。雖然韋勒克在其《文學理論》一書中將“文學與思想”歸入文學的外部研究，但是他仍然強調了研究文學中的思想性。由于我國文化傳統中“文以載道”的思想源遠流長，所以文本的審美思想性成為很多評論者的焦點。《檀香刑》具有典型的審丑的特點，面對這種丑（刑罰），不同的評論者認為作家傳達了不同的審美思想。   對《檀香刑》的審丑和其思想性進行強烈抨擊的是李建軍的《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文章認為文本在刑罰敘述上缺失了分寸和一定的真實性，所以莫言的審丑是對丑的自然展現不具備審美思想的批判性。   其他的很多評論者則認識相反，例如：謝有順《當死亡比活著更困難———〈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5期）認為文本對趙甲的刻畫形成了一種劊子手哲學，即劊子手殺人是國家法律強權的必要手段，這種哲學暗合著中國外儒內法的統治政策。謝認為莫言鋪陳這樣恣肆的酷刑場面,是想由此設置一個人性的實驗場,以檢驗人承受純粹肉體痛楚的能力,進而窺見劊子手的冷酷性,以及圍觀群眾和官員在面對殘酷時的各種反應，從而在側面形成對專制、暴政、野蠻和看客麻木、冷漠心理的有力控訴。謝在文章最后認為孫丙的死一定程度上喚醒閑人們沉睡的心；洪治綱《刑場背后的歷史———論〈檀香刑〉》（《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認為“：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既是一部恣肆、激情迸射的新歷史小說典范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場為舞臺、以施刑為高潮的現代寓言體戲劇。它以極度民間化的傳奇故事為底色，借助那種看似非常傳統的文本結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內心深處非凡的藝術想象力和高超的敘事獨創性，張揚了作者長期所崇尚的那種生命內在的強悍美、悲壯美。同時，在這種強悍和悲壯的背后，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隱喻特質，將小說的審美內涵延伸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部，并直指極權話語的深層結構，使古老文明掩飾下的國家權力體系和倫理道德體系再一次受到尖銳的審視。”具體來說洪認為文本的敘事形式是分裂的，即將二元對立的審美理想推向各自的巔峰狀態，例如傳統與現代、民間與個人、殘酷與詩意、悲劇與喜劇等方面的對立；文本對刑罰的書寫是為了道出中國傳統刑術文化的血淋淋的真實本質，進而批判中國傳統文明中的陰暗和殘酷無情的一面；文本描繪的刑場在本質上成為了統治者指揮，施刑者和受刑者聯袂表演，民眾為看客的戲劇舞臺；文本展現了人性關系的撕裂，即親情關系得撕裂和眉娘與錢丁之間情欲關系的撕裂。洪在文章最后總結道“：《檀香刑》的巨大成功，也正是建立在這種對人性內在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的有效表達中。它以人性撕裂的尖銳方式，將敘事不斷地挺入深遠而廣袤的歷史文化中，在撻伐與詰難的同時，表達了莫言內心深處的那種疼痛與悲憫的人文情懷。因此，莫言的《檀香刑》看似殘酷，但在這種殘酷的背后，卻有著強烈的體恤之情———那是對生命中血性之美的關愛，對人類永不朽滅的偉岸精神的膜拜。”朱國昌《〈檀香刑〉人性丑惡的展覽》（《文藝爭鳴》2002年第5期）指出：“莫言長篇小說《檀香刑》大膽運用民間說唱藝術表現形式，把普通市民到劊子手到縣官一直到上層統治者的內心骯臟的東西按照社會地位等級從小到大一步步從淺到深挖掘下去，一塊一塊翻騰出來，讓人性中丑惡難堪的東西掛滿櫥窗，盡相展覽。”在文章的最后朱進一步指出“：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在閱讀上不具備給人美感的作用，反倒讓人感覺陰森、壓抑、胸前郁悶。”但是朱又認為這種丑的無以復加的展覽能夠形成更大的張力，促使讀者去尋找美。王寰鵬《人性黑洞與歷史隱喻———莫言長篇小說〈檀香刑〉賞析》（《名作欣賞》2004年第3期）認為檀香刑這種刑罰具有象征性，象征了清王朝的垂死掙扎以及施刑者就是受刑者思想；而看客對刑法的麻木則表現出了人類人性的黑惡，只有結尾貓腔班在刑臺前的演出有一絲覺醒的味道；并且進一步指出檀香刑這種刑罰的象征性的隱性視角文本展現了中華民族與入侵民族之間的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改革派與守舊派之間的矛盾。王在文章結尾還肯定了文本的敘事視角，通過不同人物的不同視角全面地展現人物性格；莫言深諳藝術的辯證法，注意相對性事物的交替描寫，從而沖淡事物的極端性；文本在敘事結構上用了插敘，倒敘，預敘等方法；文本的語言對戲劇化和音韻化的追求使語言具有極強的音樂性。曹金合《刑罰文化的解構性抒寫———談〈檀香刑〉的反諷藝術》（《棗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5期）認為文本具有強烈的反諷性，即莫言細致地描寫刑法是為了否定刑法。文本中的反諷具體來說有三點：第一，趙甲的這種刑罰話語明顯受到以眉娘為代表的人性話語,以孫丙為代表的民間話語，以錢丁為代表的歷史話語的顛覆和消解。第二，敘述人充當話語主體的時候，也有劊子手趙甲卻帶有佛珠并且有一雙能為嬰兒接生的手的同趙甲身份向背的細節描畫，從而形成對刑罰的反諷。第三，刑法場面細致的血腥性描繪也表現出對刑罰價值的反諷。對刑罰反諷時刑罰失去了意義，也就形成了對刑罰文化的結構性描寫。梁小娟《走向祭壇的檀香刑》（《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認為“：莫言的《檀香刑》以刑罰為描寫對象，在對劊子手極其殘忍的行刑方式的展示中，揭示了劊子手、刑罰、暴力、看客、國民性、人性等深刻命題，為讀者設置了一個不朽的靈魂的祭壇。”具體來說就是刑罰使劊子手失去了人性變成了殺人工具；莫言在酷刑的描寫中，統治者無疑充當了編導，劊子手、死囚則是演員，而觀眾就是那些看客了，從而揭示了刑罰的殘酷是為了讓活著的人心靈產生顫栗與驚懼，起到威懾人心的作用。莫言延續了魯迅的看客描寫和國民性的批判，并且認為孫眉娘這個人既有麻木性又具有原始野性的反抗精神。莫言對暴力的描寫是為了表現人通過刑罰來擺脫暴力噩夢的困擾、釋放人性中的惡念，從而讓每位讀者心靈經歷一場洗禮，讓讀者在鑒賞痛與惡的邊緣深刻感受到靈魂的顫栗與反思。#p#分頁標題#e#   通過以上的對比可以看出雖然對《檀香刑》審美思想做出肯定的評論者占大多數，但是李建軍的強烈否定也是不能忽視的。也就是可以說批評者在文本思想性的評價上也存在兩極性特點。   無論是對文本語言，本土化和西化還是文本審美思想的評述上都存在著兩極性的特點。筆者認為《檀香刑》的語言因為文本向“貓腔”這一民間戲劇形式的靠攏必然失去文學語言的一些優點，而染上民間話語的不規范的特點。再加上評論者的苛刻要求就使對文本的語言品評產生了兩極性；而本土化和西化以及審美思想的批判主要是文本的多義性造成的。文本在內容上是回到了民間（莫言自己構建的民間話語場），但是藝術表達方式上很難認定是民族化的，不同的批評者站在這兩個不同的方面必然產生相對的看法；文本對酷刑細致入微的描述以及作者主體的“隱藏”很難讓人了解文本真實的審美思想性，而中國知識分子在外儒內法的傳統文化浸染下形成了兩類人（即一種追求溫柔敦厚的詩教，一種遵循的是殺一儆百的法教），所以第一類知識分子難以接受到酷刑在懲戒方面的藝術美，從而對作品的審美思想產生質疑。這也讓我們認識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矛盾和對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歷史性影響。   總之，《檀香刑》是一部十分復雜的作品，復雜的它兩次與茅盾文學獎失之交臂！但是不能否認它的價值，正因為它的復雜性才使它一直流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