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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顯揚門楣、克振家聲的宗族意識   “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2］   宗族意識是華夏文明的組成部分，在歷代詩文中，稱頌、追念父祖功德勛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對歸有光來說，這份強烈的宗族意識尤具典型意義。   歸有光的祖上顯赫一時，在昆山曾是名門望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于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3］，“吾歸氏雖無位于朝，而居于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為縣人所服。時人為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3］但歸有光未能“仰圣門之蔭澤，挹令子之豐標”，從他的祖父輩起，歸家日趨衰敗。歸有光的祖父歸紳、父親歸正都未謀取功名，不曾有一官半職，祖輩的基業很快被消耗殆盡，至歸有光這一代，只余留碎瓦頹垣、陋室空堂和無盡的惋惜與哀傷。在局促、破舊、陰暗的項脊軒中，“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3］，這便是少年歸有光在讀書習業、溫籍經史的同時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讓歸有光痛心疾首、“深自傷悼”的不僅是家族光景的衰落，更有人心的分崩離析與家風的急轉直下。他在《家譜記》中痛陳:“歸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未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于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恤，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3］目睹此情此景，歸有光悲憤交加，亦心有不甘:“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于骨肉之間乎?”［3］歸有光不僅賦予自己重振家邦的使命，潛心于科舉入仕，還將儒家倫理道德觀導入，作為治家的良方，希冀于“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表現了他作為一個經世尚儒學者的匡扶家國的使命與決心。   二涅而不緇、忠于內心的磊落性情   《北周書•盧誕傳》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歸有光卜居安亭鎮時期的講學授徒即為世人樹立了“人師”的典范:“竊以為科舉之學，志于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圣人之書，所稱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圣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3］，歸有光在《山舍示學者》中語重心長地勸勉四方慕名而來聽他講學的弟子。明代的科舉制度已落入程序化的窠臼，以八股取士，限制考生的自由發揮與創新思維，這是封建專制政權發展到極盛的產物。在這種形勢之下，應舉士人的志氣和熱血逐漸冰冷、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投機僥幸心理。但在歸有光看來，既然所學的是“圣人之書”、所承續的是“圣人之道”，所傳播的是“圣人之緒言”，那么就應該堅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并以此作為讀書人的畢生追求。放眼歸有光的一生，無論是在文壇，還是官場，無論是出，還是處，他都有著自己的堅守和追求，遵循著心底的道義和原則。   首先來看文壇上的歸有光。歸有光生活在明前后七子之交的時期，在七子的大力仿效和倡導之下，“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風氣彌漫了當時的整個文壇。歸有光和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復古思潮的影響。但與七子對古文的一味模仿和優孟衣冠不同，歸有光以其對古文精神氣質深入獨到的領會對抗形式主義的復古逆流，自成一格。據錢謙益的《震川先生小傳》:“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于六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3］，歸有光的文風上承《史記》、《漢書》，下繼韓愈、柳宗元，開啟了明清古文創作的新境界。歸有光主張文章的實質在于直抒胸臆，而非迎合世俗，除文風自出機杼外，在題材上，他創作了大量不避瑣細描寫日常生活瑣事的散文，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前后七子復古思潮的批判。這些文章記錄著與他的生命軌道相遇相交的人和事，抒寫著種種往來際遇和悲歡離合，滲透了作者的真情和摯感，以清新樸實的生活氣息和沁人心脾的藝術魅力，獨秀于當時枯槁晦暗的文壇。   官場的趨炎附勢、人情世故，歸有光不懂，也不愿懂。   他在科舉之路上艱難跋涉，是為了有效實現家族的復興、為了真正實踐他經世治國的理念，斷非貪慕榮貴、為區區五斗米折腰。歸有光在長興縣令任上，體恤民眾，興利除弊，不惜為百姓福祉得罪地方豪紳。他用古時的教化理論和方式治理民眾，每次審理案件之時，便令人把婦女兒童領到案前，用尖細的吳語循循善誘，斷完案即打發他們走，甚至不寫判決書。上級的命令若在歸有光看來不切實際，他就擱置案頭，不予執行;與上司意見不合，他也徑自照自己的意思辦。最終，歸有光因秉性剛直而得罪地方豪強，遭到排擠，被調至順德府(今河北邢臺)任副職通判，專司馬政。明代，進士作縣令沒有晉升副職的先例，因此，調任通判名為提升，實為重貶。即使遭受了仕途上的明升暗降，歸有光依然不改敬業初衷，秉承內心的價值信念，勤政為民，恪盡職守。在這個崗位上，他遍覽典籍，調查研究，編寫了注重實際、眼光獨到的《馬政志》、《馬政議》、《馬政職官》、《馬政庫藏》等文章，梳理歷代馬政的經驗教訓以供世人參考。此種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三矢志不渝、忍辱負重的堅韌人格   少年時期，歸有光即在項脊軒中開始孤星伴月、寂寞清苦的讀書習業生活。王錫爵在《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志銘》記述他“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3］。歸有光的好學不倦與天資聰穎使其最初的應試之路一帆風順:19歲補學官弟子，20歲以第一名補蘇州府學生員。然而在此之后，這條道路開始急轉直下、險象叢生，對歸有光備加折磨，以致他耗費了畢生精力。從20歲起至35歲的15年間，歸有光5次參加應天府鄉試，最終在嘉靖十九年(1540)取得鄉試第二名。從35歲起至60歲，在這段人生中最能一展抱負的年華，歸有光繼續在漫漫科舉路上跋涉前行，承受著八上春官不第的磨難與苦痛，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終于考中三甲進士，第一次距離顯揚宗族、經國濟世的理想如此之近，然而彼時歸有光已年近60，“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威脅也在另一個方向悄然逼近。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奮斗史，鮮有人能如此執著于心中的理想，人們或者被現實打敗，或者被自己打敗，做了人生的逃兵。#p#分頁標題#e#   歸有光的這份雄心壯志，具體可以概括為重振家業和經國安邦，能夠同時達成這2個理想的方式，在當時首選登科入仕。經商雖能實現財富的積累，但要想以此顯揚宗族，并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并非當時的主流。登科入仕與歸有光匡扶家國的志向統一，因此他認準了科考舉業，并為之忍辱負重，雖八上春官不第其猶未悔。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結構、句法、字數都有嚴格的限制，極大的束縛了舉子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曾憤而指出:“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4］，甚至斷言“愚以為八股之害，甚于焚書。”科舉制度正在漸漸失去活力，這條路之于“奔走富貴、行盡如馳”［3］、“習為記誦套子”［3］、“酣豢富貴，蕩無廉恥”［3］之徒，往往坦蕩通達，但對于磊落正直、堅守“吾心之理”、不與此世道同流合污的歸有光來說，這條道路風雨如晦，他走得格外艱辛。   四細致纖敏、體察入微的仁愛之心   人之一生，俯仰一世，悲歡際遇、升沉榮辱是組成生命樂章的音符。一顆敏感善察的心靈，會因苦難的降臨感到“創巨而痛深”，同時，一顆博大深邃的心靈，又能夠消解、平衡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生發出對抗“痛深”的力量，從深刻的痛楚中汲取前行的動力。豐富曲折的生活閱歷并非成為作家的充分條件，一些僅有簡單平凡的生活經歷的人，照樣可以創作出名留青史的文學作品，如普魯斯特與他的《追憶似水年華》。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作家的藝術敏感。   歸有光在《家譜記》中云:“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后乎，而何以至于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饑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為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3］   人心不古，世風日薄，兄弟族人并沒有歸有光“視其骨肉，舉目動心”般透徹的思考和深沉的痛楚，而是麻木不仁地同其流、合其污，對“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的美好舊日時光和情誼全無眷戀。目睹族門滿目瘡痍的光景，以及種種不合儒家仁愛禮儀的歪風惡俗，歸有光不禁“慨然太息流涕”，這讓他備加追憶和景仰先世的道德風范。“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發。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3］祖父的銀絲在心性淵沉的歸有光看來，見證著家族的興衰，記錄著父輩的成長歷程。   但家族的日暮途窮，加上明代江南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封建倫理和宗法制度的沖擊，使得父輩的關系在成年后不甚融洽，人心不古的現實與歸有光憂時傷亂的情懷相互交織，使他的文章具有撼人心腹的藝術力量。   五經世致用、崇儒尚實的載道情懷   歸有光雖將畢生精力傾注在科舉考試上，但并未因此而迷失自我，他深刻認識到“科舉之學，志于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3］，視科舉為工具和媒介，而非人生的終極理想。歸有光不僅自己踐行這種思想，還希冀矯正歪曲萎靡、投機取巧的社會風氣，嚴斥舉業態度不端正的讀書人:“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于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于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圣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祗為父母鄉里之羞。愿與諸君深戒之也。”［3］   嘉靖二十年(1541)，歸有光在第一次參加禮部會試落第后，南返卜居安亭，開始邊讀書習業邊講學授徒的生活。   在30至60歲這段困頓于科場的漫長時光里，歸有光除了定期參加禮部會試，便致力于在安亭的講學授業。數百學子從四方慕名而來，聽他解讀經義、談古論今。據劉聲木《萇楚齋隨筆》記載，“歸震川太仆有光講學安亭，地址實在嘉定縣境，因此嘉定人士多從之游，后來學者皆私淑之。   閻百詩太史若璩至謂:隆慶以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以為得太仆之真傳。”［5］歸有光不僅指導學生習科舉之業，更以儒家義理點化學生，在讀書的同時不忘關注國計民生，使他們懂得讀書人的終極舞臺是江山社稷，不是科舉考試，經世致用才是正確的讀書習業態度。“有光學圣人之道，通于‘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于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于心。”［3］   崇儒務實的歸有光在困頓的布衣生活中，一直將國計民生作為自己的關注的頭等大事。他思考水利的興修，著有《水利論》、《水利后論》、《三江圖敘論》、《淞江下三江圖敘論》、《論三區賦役水利書》，提出切實可行的治水方案?！端膸烊珪偰俊肥珍浟藲w有光的《三吳水利錄》，并對此有積極的評價:“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論形勢，脈絡最為明晰。其所云宜從湮塞而治之，不可別求其他道者，亦確中要害。言蘇松水利者，是書固未嘗不可備考核也。”清代丁元正曾主持修復歸有光的陵墓，在他的《修復震川先生墓記》也有“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靈數十萬”［6］的記載。嘉靖三十三(1554)、三十四(1555)年，昆山地區倭患極為嚴重，他不僅參加抗倭戰爭，還作有《御倭議》、《備倭事略》、《論御倭書》、《昆山縣倭寇始末書》等文章，提出御倭于海上的對策，集合備受倭寇侵擾之苦的中國軍民力量，在各地嚴加查管外人等極具可行性的措施。無奈位卑言輕，這些原本眼光獨具的提案未能受到當政者的重視和采納。但這種經世致用的治學態度，使得歸有光遠遠拔出流俗之上，與眾多死讀經義的兩腳書櫥高下立見。#p#分頁標題#e#   六結語   唐代詩人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有語:“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短短幾句道出了人倫與物理的真諦。在人性的本質與心靈的深處，古人與今人并不因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的差異而有所區別，人類的性情心態與精神追求一脈相承，前后相續，因此我們可以借古鑒今，也可以借今推古。   歸有光生逢家道中落，擔負著考取功名、重振家業的使命，雖未能像先祖那般免科舉之業的俗，但他始終保持主體獨立的精神境界，忠實于自己的內心，踐行著仁者愛人、匡時濟世的最初信念，并以自己勤于事功的一生將這情懷詮釋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