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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的零度與意識形態觀   巴特對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否定首先來自于對“寫作的零度”狀態真實性的肯定。所謂“零度的寫作”不能摻雜任何意識形態效應。為了撇清意識形態寫作的混亂干擾，巴特采用了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以來就一直在西方哲學中長盛不衰的經典范疇——“形式”與“內容”。在文學中，“形式”是指“文學性話語”的“構成機制”，“內容”是價值和意義與時代文化和社會背景演變之間的參照。“形式”關乎于能指，而“內容”則關乎于所指。在巴特看來，“形式”與“內容”相分裂后以“形式”也就是“能指”為中心的寫作是現代性的寫作方式，而“形式”與“內容”相結合的寫作才是純正的原汁原味的古典的寫作方式。古典語言是以字詞及其關系為主導線索的，也就是說，字詞不能離開與其他字詞的關系而獨立存在，它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條件下尚且還不具備獨立的能指功能。單個字詞的形式不會沉入一種內在現實，盡管這種內在現實是與該字詞的外形現實具有某種程度的同質性，而是在單個字詞的形式剛一發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詞，從而形成一個“表層的意圖鏈”。這種字詞與字詞之間的相互發散與延伸就構成了字詞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才使得意義成為可理解的事物。但是在現代詩歌中，情況就不一樣了。現代詩歌完全是以“形式”為居中性的。單個字詞的形式是具有豪門性質的“家宅”，單個字詞形式就是一個具有獨立存活能力的個體，并具有突然啟示某種真理的能力。正如巴爾扎克和福樓拜的寫作比較一樣，前者是古典寫作的典型，而后者是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進行辯護的寫作能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寫作方式。“資產階級的寫作”首先是工具性的，其次是修飾性的。“福樓拜……根據一種勞動價值觀的出現，明確地使文學成為對象，使形式成為一種‘制作’的項目……（應當說，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現為景象，被強加于讀者）”。［1］5   現作使得作為內容的所指被作為形式的能指所統攝，目的是將一種觀念強行施加于讀者的目光，思想在這種虛無的歡快中上升，超越了整個逐漸凝固的狀態。文學作為對象，首先是作為目光的對象，然后是作為勞動的對象，最后是作為被“謀殺”的對象。所以現代性的寫作不再是作者自主性的創造活動，而是能指的宣告為王的加冕過程：能指-所指-景象-讀者，這個鏈條表明了正是這種外界的制約性與主體選擇的自由性之間的張力使得主體的自由選擇成為無根據之物。因而出于保護合理選擇的目的，人們應該擺脫掉各自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真實的話語得以呈現。這樣，巴特把擺脫意識形態偏見當作一種倫理性的選擇標準。他認為寫作就應該是無色的、不偏不倚的、零度的，任何作者的所謂道德觀念都是被外界因素所干擾過的，寫作需要擺脫社會價值判斷，這樣才能維持認識論與實踐論的統一性。   羅蘭•巴特從虛構切入，發掘虛構中的真實狀況，同時考察小說和歷史所共同具有的文本的結構和功能，把結構和功能作為一種文學話語的形式分析問題，其實就是有關話語的真實性問題。“文學-政治-意識形態”模式在一種間接方法上得以表現，使得話語的真實性在歷史和小說中獲得聚焦點。他比利科更在意的是意識形態如何通過一種似真理的話語結構而得以形塑。巴特將對文本的懷疑主義的運作從文學分析轉移到價值虛無的分析上來，他的這樣一種論點為列斐伏爾的“空間符號-價值載體”研究和鮑德里亞符號社會化批判提供了思想啟發：作為“歡娛”或“歡快”原則的能指不過是一種虛無的“能指”，是沒有目的的目的，是沒有靈魂的靈魂。這樣的表面快樂原則實質上是內心頹廢的深刻寫照，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物欲世界的真實鏡像。巴特將文學寫作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共謀關系首次清晰地擺在了世人面前。   在文學與意識形態批判的結合途中，符號扮演了某種中介或載體的角色，在卡西爾奠基符號學后，巴特將符號學發揚光大，為符號-空間批判（列斐伏爾）和符號-時間批判（鮑德里亞）提供前瞻性線索。   而“風格”是零度的寫作的另一張面孔。或者這樣表述會更加明確一些：零度的寫作必須排除歷史的干擾，并且它具有個性與共性的雙重方面。零度的個性方面是風格，它是語言與其軀體內對應物之間的絕對自由的聯系，是垂直性的必然式作用；語言結構是零度的共性方面，它是作者行為的場所，是一種無選擇余地的反射，是一種可能性的確定與期待，是具有歷時性的積淀，是水平性的否定式作用。風格與作家的性情相關，而語言結構則相反。它們看似對立，但都為零度的寫作服務。在語言結構中，作者發現了歷史積淀的熟悉性，而在風格中，作者發現了本人積淀的熟悉性。它們為零度的寫作的服務體現在：“語言結構的水平性與風格的垂直性共同構成了作家的一種天性，因為他并不偏選任何一方”，“其中耗費的能量只表現在運用程序方面”［1］10。雖然風格與語言結構可以被例舉和被轉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識別和被選擇。而一旦涉及到后兩項，寫作就必然會具有相應的溫度。   在巴特看來，“風格”是孤獨的，它不是藝術，風格不能成為把作家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那種契約。歷史對寫作立場的困擾體現于一些喜歡藝術的安全性甚于風格的孤獨性的作家身上。而能夠在歷史中拯救“新穎性”的也正是風格，它是一種權威，是作者語言和其軀體內對應物間的“絕對自由”。風格既在歷史傳統之中，也在歷史傳統之外。寫作把作者帶入了歷史的境遇之中。而寫作的零度狀態并不是普遍性的，只有言語才可能是普遍性的。巴特在索緒爾將言語和語言二分的基礎上繼續創新變革。索緒爾認為所有的語言學都是符號學的：“我們保留‘符號’這個詞來指稱這個整體，把‘概念’和‘音響形象’分別用‘所指’和‘能指’代替”［2］149，而此觀點明顯是被巴特繼承的，但是巴特卻對索緒爾的“語言就是言語活動減去言語”［2］177觀點進行了反撥。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一種符號現象，巴特承認了語言的社會性的內在特征，但是他認為符號學本就隸屬于廣義的語言學系統，因為倘若沒有各種形式的語言，符號也無法借以表述和傳播自己。所以，符號學領域不能被隨意擴大到語言學中，否則就會引起嚴重問題：“把語言結構和言語這對概念在符號學領域加以擴大運用并非沒有引起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已顯然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以致語言學模式不再適用而應加以改變了。”［3］18而巴特將其“寫作”置于零度的設問中心，這樣就不能避免言語與寫作的關系問題，通過對它們的關系的研究，從而更好的讓人們認清寫作的真實面目。#p#分頁標題#e#   而零度的這兩張面孔之間還存在著另一種形式性的現實空間——作為實踐的寫作。語言結構與風格雖然是一種天性，一種先于一切與語言有關的設問，但作家與現實之間的“形式同一性”，卻只能由外在于語法的規范和風格來加以恒定的確立。在“形式同一性”之中，寫作的連續流被聚集和封閉于純粹的語言學范圍之內，進而轉變為一套完整的記號，一種有關行動的選擇。介于寫作中保存著某種對“善”的肯定，寫作成為倫理，成為作家介入幸福或不幸的表現與交往的體現。所以寫作使得言語具有了既規范又特殊的形式，并和他者的廣泛歷史相聯系，獲得“社會化”的“交往實踐”特征。而這種歷史性的交往也必然帶來了“異化”的困擾，這不得不使寫作的零度冰封在歷史的塵埃中。“語言結構與風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寫作則是一種歷史性的協同行為。語言結構與風格都是對象，寫作則是一種功能”［1］11，在我看來，巴特所表達的意思是，“語言結構”與“風格”作為零度寫作的兩張面孔，并不涉及倫理，無論是哪一張面孔都不涉及美丑善惡；而寫作的實踐行為則相反。零度不是形塑的行為與實踐，寫作才是。由于寫作實踐的特殊性，使得形塑不得不存在于創造性與社會性的相互糾結的關系之中，并且被特定的重大的社會性目標所轉換。由于寫作“是束縛于人的意圖中的形式，從而也是與歷史的重大危機聯系在一起的形式。”［1］11因而，寫作是具有“價值”的“形式”，作家在寫作中的相同的運動就是對其形式的社會性慣用法和對其所承擔的選擇的責任思考。這樣，寫作的本質就成了形式的倫理和社會性的場景選擇。而這個社會性場景也絕不是一個實際的消費場，在此場景中，作家的寫作選擇是一個意識的選擇（包括有意識與無意識），而不僅僅是功效的選擇。   二、寫作的溫度與意識形態觀   由于在寫作層面的作家與歷史現實發生了聯系，這樣就提出了零度的寫作的必要性問題。巴特在寫作中也區分了生產的寫作與消費的寫作兩個層面。   作家不可能對消費的客觀材料做任何改變，所以我們不能在言語的消費處，而是應當在言語的源頭處，也就是言語的生產處，來要求一種自由的語言。如果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表述，那么寫作的后過程——消費過程——流通過程，是作家無能為力的失效之所；只有在寫作的當下過程——生產過程——形塑過程，作家才能使寫作與一種歷史的“契合”發生效應。這種“契合”所關乎的便是“能指的倫理”或“形式的倫理”，所關乎的是對“善”的判斷與選擇，這樣就從源頭處使概念與符號的無限衍義成為不可能。于是寫作就這樣成為一個含糊的現實：一方面作家與社會接觸；另一方面，通過悲劇式的逆轉，使社會的目的性返回到他創作的工具性根源上來。所以結果竟是這樣：“歷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種被自由消費的語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種被自由生產的語言。”［1］12   寫作的倫理選擇與責任便是“自由”，使得寫作成為一種自由和具有對先前慣用法和新意指作用環境的“記憶的妥協物”。這種具有記憶作用的自由，是只能發生在其選擇過程中，而不能發生在其傳播-社會化的符號延異過程中。所以，寫作的兩個層面分別就是社會化的前后過程，分別發生在寫作的實踐-符號的形塑及其傳播過程中。后者只能使人們淪為語言的囚徒，否則就必須具有法蘭西學者的批判精神，這樣，“簡單的延續性逐漸使處于中止狀態的全部過去和越來越濃密的全部密碼顯現出來。”［1］13   寫作于是與“自由”一樣，成為一種歷史的“契機”，它的“密碼”就是來自于作家的“意指性姿態”的意指作用。正如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之間的差異一般，他們的寫作彼此對立顯示了一種本質性的分裂的姿態，正好發生于兩種經濟結構相互連接的歷史“契機”之時，兩種經濟結構的變化之間。巴特內心深處的純正的唯物主義思想也就此顯現，這也是他繼承他的偶像——馬克思的地方。   這里可以展開的一個話題是：寫作的零度何以可能？在我看來，零度的寫作顯然和物理學中的理想的零度狀態是一樣的，那只能是一個理想狀態的烏托邦。只要人一旦被出生于這個世界中，就“被拋”入世，就不可能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不得不與周圍社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人只有在社會化過程中才能完成自我的成長歷程。因此，寫作的零度是不可能實現的，否則只會帶來生存的零度，社會化的零度，成長的零度。既然巴特為寫作零度做的辯護是失敗的，也就是說，寫作的零度既然是不能實現的，那么寫作的溫度又是幾何呢？我認為，我們也不能以精確或瞄準式的刻度來衡量寫作的溫度，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獲得相關的方法。   正如利科的文本“四重異化”觀念一般，符號或文本的形塑、播散、解讀過程都會發生異化，這樣總是不停歇地向青年馬克思靠近。而若從時間角度來分析，異化是發生在運動的過程中的絕對方面，而共時空下的符號結構分析就是一種保持相對靜止的狀態下的分析。寫作不能以零度面目出現，但可以被人們研究它的溫度。它有多少度是有意識地為意識形態辯護，有多少度是作者的無意識的偏見，還有多少度專門為自己的讀者所設計？在我看來，除了異化之外，巴特自己所指出的“語言結構”最后充當了否定零度的角色，如果寫作真的可以成為零度寫作，在“語言結構”方面，無數個作者都會被固定于同一個文本的模型中。   當然，零度寫作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特在零度寫作下對“能指的倫理”進行拷問，人們也許還在無知覺地繼續著虛無的歡愉，而現在，我們可以通過零度寫作來衡量寫作的溫度。   三、寫作的符號與意識形態觀  #p#分頁標題#e# 巴特對符號學的理論研究主要是為了對符號拜物教進行批判，并反對概念的無限衍義。符號的解碼與符號的形塑過程都使得意識形態或權力意志作為一種隱性的意指力量凝固在符號的權謀之中。   語言結構和言語的區分在語言學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區分。但是巴特認為，這并不代表了一種全面性的分析。語言結構和言語僅僅是對形象和行為的對象系統作這類區分，只是純粹內化的分析模式。換句話話說，這不是在交互主體和交往實踐以及社會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對社會的全面診斷和分析，語言學需要上升到語義學，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巴特的符號學包括了社會化的符號意指系統在內。而利科的思想則更為全面一些：現實社會-意念-作者-社會化-交往實踐-意指-符號-意指-交往實踐-社會化-讀者-意念-現實社會，就像是一個來回流動的拉鏈結構，把以符號為中心的理論流映照出來。   其中，巴特最關注的“意指”概念其實是從索緒爾的“蘊涵”概念繁衍而來，巴特對“蘊涵”在社會化過程中進行的結構形塑進行了研究，從而改造成為符號的意指功能，它也是巴特在梅洛-龐蒂的基礎上對索緒爾的語言學的“值項系統”進行改造后所植入的東西。因為索緒爾的“值項系統”僅僅導致了對有關語言制度的內在分析的承認的必要性；但內在分析的環節卻與社會化-交往實踐的研究相抵觸，所以巴特認為反而是在哲學的視閾中，而不是在語言學視閾中，才使得系統獲得了較為成功的發展。巴特認為，梅洛-龐蒂重新堅持了正在進行的-說著的言語（在產生狀態中的有意義的意向）和已經被說過的言語（由語言結構所獲得的結果，也是索緒爾的“蘊藏”概念所表述的意思）。梅洛-龐蒂對“蘊藏”概念的基礎進行了擴大化，認為所有的過程都是以系統為前提和假定，發展出“事件”與“結構”之間關系的經典對立說，使得“蘊涵”也在歷史學中取得了相應的公認的成效。   “蘊藏”概念在文化人類學領域內也得到了重大發展。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言語”與“語言結構”的對立是“過程”與“系統”的對立，例如親族結構內的女人的交流過程是這個對立關系的具體體現。對列維•斯特勞斯而言，這種對立在認識論上的價值是非常明顯的。語言結構是機械的、或非“統計學”的、結構的解釋；言語的研究則是統計學的、概率計算的、宏觀的語言學；而后將言語吸收在語言結構之內，正是在這個吸收過程中，發生了無意識行為。巴特認為，列維•斯特勞斯的這一觀點和拉康的無意識的意指理論相似。拉康的無意識的“意指”理論是欲望的表達，列維•斯特勞斯與拉康一樣，把結構語言學與精神分析學結合，列維•斯特勞斯最后歸結為結構人類學理論。對拉康而言，索緒爾的失誤正在于他無視了“潛意識”的力量和作者的論述“風格”。巴特借此也“意指”了自己的思想，“無意識”理論是可以被形塑于固定的結構中的。或許還可以導致人們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描繪“集體想象界”。集體的想象界顯然也揭發了一種社會化的過程。在巴特看來，現在的人們都是根據“主題”來描繪這種想象，但是被拉康的無意識理論而轉變這種想象，人們將根據形式和功能也就是能指來描繪這種“集體的想象界”，而后的遮蔽、意指、隱喻，也都與其欲望相關。巴特指出了索緒爾的失誤之處。對索緒爾而言，記號是被論證為某種深層狀態的縱向延伸的，在語言結構中，這種縱向化如果忽視了橫向化，必然會使得所指位于能指之后，能指是所指的必要途徑。事實真的如此嗎？這種縱向化的思維方式是內向化的，不能實現社會化的表述，從而使得這種隱喻僅僅只能在空間化中發揮作用，失去了“意指的辯證法”。   四、結論   究其根本，巴特在文學中批判意識形態，從歷史、實踐、符號形塑的角度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統治性、幻想性和控制性，分析了文學和意識形態的共謀關系。即便巴特后期從結構主義轉向了后結構主義，他依然認為意識形態是寄生于符號的。利科從文本解碼與文本形塑的雙向研究中揭示權力話語的隱蔽性，而巴特早期更注重于符號與意指的形塑模型構架。巴特的這種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也體現了法國黃金一代的璀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