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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歷史主義視野中的話語與權力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新歷史主義以其蓬勃的氣勢,在七八十年代進行了更為宏觀而合理的“歷史─文化轉型”,旨在強調(diào)并揚藝術與意識形態(tài)、文本與歷史現(xiàn)實、文學與權力話語之間錯綜而復雜的關系。他們宣稱,對任何文本的進入,都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層面,必須“不斷返回個人經(jīng)驗和特殊環(huán)境中去”。所謂特殊環(huán)境,不可否認是與“權力結構”有所關聯(lián)的。   作為新歷史主義的哲學基礎，福柯的“權利話語”理論對翻譯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福柯看來，話語即是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個機制、慣例以及習俗之間的“關系”。“話語”本身包含了“實踐”，是“實踐的語言”。任何話語都具備社會性和歷史性。福柯承認，在他的概念里，話語包括各種實踐、體制、標準、行動和空間分布之間的關系，甚至學校和基督教堂等建筑物也可視為話語。他說，“我們始終停留在話語的范圍中”。福柯提出，物質因素與思想觀念之間并非因果關系，話語形成顯示語言事件與非語言事件之間存在著立體的交換關系和交互作用，其中蘊含了極為復雜的權力關系。   福柯的“系譜學”認為所有的知識行為同時就是權力行為。   這就將歷史與權力、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聯(lián)凸顯出來了。   話語權力指話語中蘊含的強制力量或支配力量。權力關系蘊藏于話語方式中，并以此種形式彰顯權力的影響。話語既是權利的表征，又衍生權力。   話語是權力的表征，是權力恩賜、挪用和爭奪占有的客體，權力借用話語對人發(fā)揮壓迫、操縱和解放的功能。而這種功能效應的產(chǎn)生往往是及其隱蔽的，它通過語言的表述來達到價值和規(guī)范的建構，進而將這種價值與規(guī)范強加于或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傳送給參與者，從而規(guī)范他們的思想行為與價值觀念。權力通過話語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使其服從并被整合到社會秩序當中。達到“話語的作用就是使人們實際上不能在話語之外進行思想。”的目的。當然，福柯也指出，話語雖是權力的表征，但它們并不完全對權力俯首帖耳。有權力的地方就會有對權力的消解與反抗。因此，話語與權力是一種辯證關系。   權力與反權力都需要借助話語來實現(xiàn)。   話語既是權利的表征，又衍生權力。“話語”是超越個人的系統(tǒng)性的東西。由于它已經(jīng)受到特定社會團體的認可，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實踐，可以用于規(guī)范和約束人們行為。   甚至能無意識地被人們所接受并內(nèi)化其行為準則。由此可見，話語一方面作為權力的產(chǎn)物使話語本身凝聚著權力的內(nèi)涵，另一方面話語在其運作過程中又不斷加劇著權力，掌握和支配著對象。   因此，話語是權力爭奪的對象。爭奪話語權控制話語是掌握權力的關鍵。掌握了話語權也就意味著在實踐活動中占據(jù)了權威地位，具有了支配和影響他人的力量。   二、權利話語之于文學經(jīng)典復譯   譯者的翻譯活動，在權力話語的視角下，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游戲，而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權利功能。新歷史主義詩學堅持權力話語的制約作用。其領軍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認為，歷史是文學參與其間，并使個人與群體，文學與政治，社會權利與它異權利相互激蕩的“作用立場”（王岳川，1999:459）。   作為社會歷史的產(chǎn)物，人在自主參與社會實踐的時候已經(jīng)被潛移默化地被強加一定的價值觀和主觀判斷力。因此，其對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會包含自身所處時代語境和文化歷史傳統(tǒng)的獨特性。一名譯者，無論其學識、修養(yǎng)、主觀意愿如何，在進行翻譯實踐的時候，除了要理解原文本和原作者意圖之外，也不能完全將自身從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因此，譯者的翻譯實踐，從對譯著材料的篩選，到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和把握，都受到隱形的社會政治和權力話語的影響和制約。這種新歷史主義的洞察力讓我們發(fā)現(xiàn)權力話語與翻譯研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根據(jù)福柯的理論，在任何社會，話語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權利形式的篩選、控制、組織和再分配。作為翻譯活動的執(zhí)行者，譯者自然要受到權力話語對自己的一種隱性的、微妙的、自發(fā)的、籠統(tǒng)的但有理所應當?shù)闹萍s。雖然語言本身是無階級性的，但作為言語，乃至話語卻無不關系著人的認識層次、主觀意志，因而與意識形態(tài)、權力機關、社會政治相互關聯(lián)。   我國每一次翻譯高潮的興起和沉寂都蘊藏著和權力話語的沖突和順應關系。這種現(xiàn)象在五四前后、解放初期、期間和改革開放之后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二十世紀初，國人處于文明啟蒙覺醒時期，各界知識分子在翻譯語言的選擇上曾展開過與封建八股文這一充分凸顯權力話語的文體進行的博弈和斗爭。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翻譯活動也被要求配合新的政權的鞏固，譯者只能在隸屬國家權力機關的翻譯機構的監(jiān)管下進行譯著工作，自然而然此種環(huán)境下的譯本帶有強烈的社會政治痕跡。期間，由于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翻譯工作得不到支持、甚至受到諸多掣肘。到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國家政治方針的調(diào)整，文化氛圍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術界重新綻放出勃勃生機，翻譯理論與實踐也迎來了新的跨越。   文學經(jīng)典是具有內(nèi)在審美本質和特殊語言構造的典范、權威作品。英國新批評文論家簡•湯普金斯指出，“那些獲得經(jīng)典地位、因而被認為是象征了普遍價值意義的作品實際上只能是代表了那些保證了它們顯赫地位的群體和派別的利益。”而艾略特也認為，文學經(jīng)典“意味著那些文學形式和作品被一種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引人矚目的作品，被此共同體保存為歷史傳統(tǒng)的一部分。”因此可見，經(jīng)典不是孤立的文化事件，而其中深藏著錯綜復雜的權力操縱。文學經(jīng)典作為社會政治權利主導團體或階級樹立的規(guī)范人們行為、道德標準的文學事件，隨著歷史的變遷，根據(jù)統(tǒng)治團體或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點的變換或許會不斷更迭，在經(jīng)典和非經(jīng)典之間產(chǎn)生反復。但既然能被稱之為“文學經(jīng)典”，其相對于其他文學作品，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和歷時性。對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翻譯實踐，也隨之具備特殊的穩(wěn)定性和歷時性，這就造就了文學經(jīng)典的復譯現(xiàn)象。#p#分頁標題#e#   外國文學經(jīng)典作品，在每一個特定歷史時期，都會有相應的譯作產(chǎn)生。例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廢奴文學中的豐碑式作品。作為第一部被林紓譯成中文《(黑奴吁天錄》)的美國小說，它對喚起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產(chǎn)生了巨大的作用。半個多世紀后，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翻譯的全本《湯姆大伯的小屋》，黃繼忠充分論證了該小說的文學價值。兩個譯本均誕生在中國特殊的歷史時期，即文化轉型期，林紓的譯本處在鴉片戰(zhàn)爭延至前的文化近代化的轉型期，黃繼忠的譯本則出現(xiàn)在1978年到至今的當代文化轉型期。依照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遵照原文與譯文的語言對比，或者僅僅只從字面上去對比、去衡量譯文，是無法解釋其譯本中出現(xiàn)的某些翻譯現(xiàn)象的。但是從權力話語的角度來分析，就能挖掘出文學經(jīng)典復譯背后的社會政治操控現(xiàn)象。在這兩個特殊社會轉型時期，由于權力話語的更迭，文學經(jīng)典在人們社會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轉變，這就要求新的譯作的出現(xiàn)來為當下的政治利益團體服務。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然受到歷史性的譯入語文化氛圍中權力話語的操控，在譯入語讀者盡可能接受的范圍內(nèi)，對原作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進而對原文本進行適當?shù)膭h節(jié)、補充，最后得出一部歷史性的主觀的譯作。   三、“權力話語”理論對復譯研究的啟示   福柯的權利理論的提出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它對人文科學的自我認識的深度與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西方有人評論說:“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學科性質,每一種學術性學科都能從他那里得到某種啟發(fā)。”（徐賁1996:156）他提出人文學科僅僅只是知識和權利相互滲透的產(chǎn)物，它本身只能歸屬于某一個具體歷史時期，是這一時期權力控制的產(chǎn)物，與此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社會思想控制的一方面。翻譯同樣屬于一種操控行為。所有的翻譯行為都是為某種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對原文本進行的操控。所以，對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復譯，是歷史性的對原文本的改寫，而不是機械地“再現(xiàn)”原文本。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假設就歸功于福柯“權力話語”的思想內(nèi)核，從而使文化系統(tǒng)與語境的關系受到關注，文學經(jīng)典作品復譯研究也必須重視這一理論內(nèi)核。   時代、譯者、語境的變化，伴隨的是不同的文本闡釋和意識形態(tài)趨向，受到不同的權力話語操縱。因此，一方面譯者對原作者所處的社會歷史語境需要加以考量；另一方面，譯入語讀者也應當考察到譯者執(zhí)行翻譯工作時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即使是譯入語讀者本身也是出于特定的語境當中的。根據(jù)福柯的理論，權力話語彌散在這錯綜交錯的相互制約之中，只要接觸到話語，無論是譯者、讀者，還是文學批評學者，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受到權力話語的制約甚至操控。這為復譯研究增加了一個不可缺的維度.四、結語在各個學科飛速發(fā)展的今天，跨學科的學術研究正在以勢不可擋的趨勢迅猛發(fā)展，任何一個門類的學術研究都不能只專注于單一因素，要求的是多維度的考量和探索。許多當代西方翻譯學家如AndreLefevere、TheoHermans、StephenGreenblatt等人已放棄了以原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模式，著手將翻譯放到社會、歷史、文化等宏觀背景下展開研究。不可否認，任何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都與歷史、乃至政治權利有著天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新歷史主義以嶄新的視角為翻譯研究注入一股勇敢、新鮮的時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