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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成為中國國民政府的陪都。   然而，重慶陪都文學卻由多種因素所促成。重慶陪都文學的形成,重慶陪都文學之所以能成為大后方文學、抗戰文學的重鎮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奇葩，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即是“重慶精神”及其所起的支撐作用。當然，重慶陪都文學的“重慶精神”，既是重慶本土的、草根的，又是時代的、現代的。   一、“重慶精神”：內涵及其成因   “精神”一詞，含義頗豐。我認同一種解釋即“精力、活力”之意，有如李郢在《上裴晉公》詩所說的“龍馬精神”——似龍的馬，十分健壯，精力、活力無窮。后人常以“龍馬精神”指稱人的精神或一地方、一城市的精神狀態。   人，只要是健康的人，都是有精神的。精神于人之重要，王充在《論衡》中作過這樣的界定，他說：“人之所以能生者，精氣也。”哲學層面上的“精氣”指精神之氣，亦即現在所說的精氣神。“精氣”——“精神”——“精氣神”是為人之本、為人之根、為人之魂。那么人的“精氣”——“精神”——“精氣神”從何而來呢？我以為最簡單、最生動、最確切的答案就是一句俗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重慶精神”歸根到底是重慶人具有的精神。重慶人有如重慶的山一般的堅韌精力和重慶的霧一般的旺盛活力。這樣的“重慶精神”帶有本土性和草根性。這樣的“重慶精神”經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血與火的冶煉得到了提升而與民族解放意識合一了，因此有了時代的現代的濃厚色彩。那么，“重慶精神”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重慶精神”自然得力于重慶這方水土的孕育。   重慶位于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兩江擁抱。同時，重慶有南山、歌樂山等高山環繞，樹木蔥蘢。造物主用鬼斧神工造就的雄峻幽深的群山和奔騰不息的江河，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薄霧、濃霧、大霧，孕育著并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英偉之士。號稱“縉云之子”的黃帝，曾在重慶城郊的縉云山修煉，播下重慶文明和整個華夏文明的種子，成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疏通九河為中華民族子孫后代永造福祉的大禹，在重慶歌樂山上召開治水慶功大會。巴人姬巴，為周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宋元之際，重慶及其所在的巴渝軍民在重慶遠郊的合川釣魚城血戰30年之久，不僅為中國還為世界文明的定格與走向，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近現代以來，重慶亦出現過不少推動社會人生與文化進步的可歌可泣的人物與事件。這一切，充分表明重慶從古到今，都是一座“地靈人杰”的城市。   文化即人化，文學即人學。重慶這方水土不僅孕育了重慶人，同時孕育了重慶文。法國文史學家丹納在《英國文學史》的“序”中，認為文學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有三：一是地理環境，二是種族，三是時代。他把“地理環境”放在決定文學的三大要素之首，意在強調“一方水土”對“一方文”的形成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重慶陪都文學恰恰是經歷了重慶這方水土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時代的孕育與濡染。重慶陪都文學承傳、演繹、傳播、提升著重慶精神——精氣、精氣神。重慶陪都文學的重慶精神與民族解放意識合為一體了。惟其如此，重慶精神才對重慶陪都文學起著支撐作用。   二、“重慶精神”：山一般的堅韌精力   重慶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坡坎重疊。其狀貌有如一句民諺描述的：“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20世紀80年代以前，重慶人出門，基本上是爬坡上坎。張恨水曾在《出門無處不爬坡》一文中說道：“重慶半島無半里見之平原，出門即需升降。上半城與下半城，一望之距，須道數里。若抄捷徑，則當效蜀人所謂‘爬坡’。”他運用一句俗語來描述爬坡下坎之艱難：“上坡氣喘喘，下坡打腳桿。”20世紀20年代的象征派詩人李金發在《國難旅行》一文中，訴說出他面對重慶的坡坎及重慶人的感嘆與感悟。他說“在90度的斜坡上，挑夫們是拼命地爬，幾乎不相信人類這種忍耐力”。由此，他認定這是“吾人艱苦卓絕的精神和民族性”的體現。生于斯長于斯的重慶人，因爬坡上坎，練就成了如山一般的健壯體魄和堅韌精力。   重慶人如山一般的堅韌精力，為眾多重慶陪都文學家所感知與知解。聞一多在《西南采風錄》“序”中，對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與稱贊：“你說這是原始的，是野蠻的。對了，如今我們正需要它。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應該拿出人性最后、最神圣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蟄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他一口。”重慶陪都文學家們，把重慶精神中如山一般的精力轉化為文學創作的話語，即“原始強力”。他們或寫纖夫擁有的原始強力，或寫重慶煤礦工人擁有的原始強力，或寫一般中國人、重慶人擁有的原始強力。   坡坡坎坎不僅遍布重慶城，就是嘉陵江及長江兩岸幾乎也全是坡坡坎坎。當年的船，幾乎都靠人來拉。因此拉船成為了一種行業。拉船的人被成為纖夫或船夫。這種行業，也是非常艱辛的。生活于重慶陪都的詩人們如阿垅、羽軍、廠民、丹丁、膽石、高蘭、李一痕等人深有所感。他們用詩的語言抒寫出纖夫體現出的原始強力及其意義。阿垅在《纖夫》中描摹纖夫們拉著船一寸一寸地、一里一里地前行；丹丁在《拉纖夫》中寫道：“拉纖夫/拉著自己的重擔/用力拉/想把江流拉住/紫銅的腿/撐起熾熱的沙層/一步緊一步/踏出自己的路。”高蘭在《嘉陵江之歌》中寫道：“在利刃般的石崖上/在生滿荊棘的懸崖下/畜生似的爬著/四只腳爬著/有時頭也是著地的。”詩人們不僅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述纖夫拉船的狀況，而且還揭示出其所深含的意義。#p#分頁標題#e#   李一痕在《我徘徊在嘉陵江上》就這樣寫道：“纖夫的號子聲音里/有饑餓，疲憊/他們拉著豈止是一只古老的木船/而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或淪亡。”路翎隨逃難人群，由武漢而重慶，在重慶繼續讀書，后在北碚天府煤礦工作。在胡風的影響下，他把流亡途中對于社會人生的感受和生活于北碚期間對人生的體驗與認識具像化，寫出了多部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最大限度地挖掘中國人——重慶人的原始強力。他在80余萬字的《財主底兒女們》小說中，通過蔣家三個兒子在1932年“1．28”到1941年12月期間的不同的心態、生態歷程的描寫，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在大時代背景下，要由原始強力而最終融入于民族解放之中，不但要和封建主義作殘酷的搏戰，還要和身內的個人主義及身外的偽裝的個人主義壓力作殘酷的搏戰。這部長篇小說，標明了重慶陪都文學家在重慶精神的濡染之下而探尋民族解放與個人解放相結合的人生之旅與精神之旅做出的努力。   路翎及詩人們著力于重慶人原始強力的開掘與描寫，不僅具有強烈的思想文化價值意義，同時也具有文學歷史價值意義。就思想文化價值意義而言，即如路翎在《論文藝創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所說的：“我試圖‘浪費’地尋找人民的原始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乃因為“原始強力是個性解放的階級覺悟的初生的帶血的形態，是革命斗爭和革命領導的基礎”。就文學歷史價值意義而言，原始強力是五四以來中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作家們，在政治——文化——文學一體化語境里的精神之旅與心理歷程之旅的起點，同時也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家們的創作展現出的精神內容與精神動向。   三、“重慶精神”：霧一般的旺盛活力   重慶是一座霧城，一年之中約有一半的時間被霧所籠罩。陰歷頭年10月到翌年4月，謂之霧季。在霧季里，不少時候，大霧、濃霧從早上到中午都存在；也有不少時候，霧像一條條白色的紗巾一樣纏繞著重慶城，顯得婀娜多姿。造物主賦予重慶城的霧，構成重慶人生存環境的重要元素。沒有霧，重慶人反而覺得不習慣，不正常。霧在重慶人的生態與心態里形成了一種情結，可稱之為霧情結或霧文化。霧在重慶人眼里有一種充滿旺盛活力的神秘莫測之感。其實，這種情結、這種文化、這種感覺，是重慶人的生命活力的對象化，是重慶精神又一物化展現。正因此，重慶的霧吸引了感染了重慶陪都文學家們。霧進入了重慶陪都文學家們的文學創作之中。   重慶的霧，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期間，對于重慶陪都和重慶陪都文學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霧護衛了重慶陪都和重慶陪都文學。霧季里，能見度很低，日本侵略者的飛機無法對重慶實施狂轟濫炸。重慶陪都和重慶陪都人的財產與生命免遭殘害。這一點，重慶陪都文學家們深有所感。他們一致感到，霧成為了重慶陪都的天然防空設備。他們憑借著這一天然防空設備，大力開展文學活動。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項活動即是每年的霧季演出。據統計，1941年到1945年，霧季演出的大型話劇劇本就達130余部次，《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大地回春》、《天國春秋》、《霧重慶》、《法西斯細菌》、《清明前后》、《萬世師表》、《原野》、《北京人》等等的演出，深受觀眾的好評，場場爆滿。這在中外話劇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重慶陪都文學家們，在霧季里也奮力創作。巴金的長篇小說三部曲“火”的第二部和《憩園》都是在霧季完成的，《寒夜》也是在霧季開始寫作的；老舍的長篇小說《火葬》是1943年底寫成的，《四世同堂》于1944年冬和1945年冬完成前兩部寫作；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等劇本也是完成于1942年1月、2月。.其次，重慶陪都文學家們大寫對霧的喜愛和霧的象征意義。也許正是因為霧護衛了重慶陪都和重慶陪都文學，重慶陪都文學家們才對霧有了特殊的情感，紛紛執筆為文，表達對霧的喜悅之情。司馬訏在《重慶客•黑天使》中就寫道：“對于霧，我不討厭，而是喜歡。世界上有霧，世界就像喝了酒，朦朦朧朧，有趣得很。”張恨水用他的筆寫了多篇稱贊霧的作品，其中《霧之美》堪稱經典。他用詩的語言描寫霧呈現出的不同形態：“霧正盛時，含水分少，而上漂，其色青。青霧終朝彌漫天空，不見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慘景象中，似陰非陰，似雨非雨”“;若濃霧中，己身以外，皆為云氣，則真天上居也”。王亞平的《火霧》可以說把霧的美、霧的活力推向了極致。他喝道：“‘火霧！火霧！’力的旋動！/火霧！火霧！光與火的灼燒！/你用自己的生命，創造了萬物的形象！”王亞平把自己對重慶的霧的感受、體驗與理解，同詩之思融合在一起，使自然界的霧有了活力，甚至使火霧成為重慶形象的代表，成為重慶精神的一種詩化表征。   當然，還有一些重慶陪都文學家賦予了霧另一種含義，直接現實政治意味較濃。任鈞在《霧》一詩中，把霧比擬為魔手：霧像“一只慘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遮斷了璀璨的陽光”，“讓人們的視線/所有的道路”，“變成了一個謎/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著/道路/正有什么東西在等待/在埋伏”。   江村在《灰色的囚衣》一詩中，把霧比作“一副蒼白的紗幕”，比作“無數根鐵柱/圍成了人間的囚室”。老舍的《殘霧》、宋之的的《霧重慶》和李輝英的《霧都》等等作品，都讓霧負載了深刻的鮮明的政治意義，正如徐遲在《重慶回憶》中所揭示的：“風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殺人，大霧彌漫的天氣里可以干一切見不得人的卑劣齷齪的勾當。”《殘霧》寫大霧彌漫中重慶陪都的官員們，為一己之私利而成為漢奸敵特的保護傘；《霧重慶》寫一群外地來到重慶陪都的青年，在大霧包裹的重慶陪都社會里，靈魂被吞噬，或墮落，或沉淪，或彷徨，或憂郁。   重慶的山與霧，孕育了重慶精神。反之，山與霧也成為重慶精神的對象化和詩化展現。重慶陪都文學家們或以“他者”身份或以“自者”身份將重慶精神融入于自己的文學創作中。這就使得重慶陪都文學不僅有了大后方文學、抗戰文學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意義，同時又了重慶特性。今天，我們探討七十余年前的重慶陪都文學的重慶精神這一話題，對于建設現代化的重慶文化文學和凈化與提升重慶人的精神，應該說是有一定的裨益的。#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