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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課程是我國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理論課程,一般在大學一二年級對學生講授。 作為該專業的基礎入門課,文學理論課程在整個學科設置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在向學生傳授文學基本原理知識的同時,還旨在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學觀念,提高邏輯思維能力,啟迪生存智慧,陶冶高尚情操等,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能夠感悟文學,思考人生,整體素養得以提升。但是,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這種理想的教學效果是很難達到的,甚至使文學理論課程的“教與學”同時陷入危機。究其原因則是多方面的,概括來講,是由文學理論課程的學科特點、教師課堂教學方法的不當、學生自身理論素養不夠等多種因素造成的。 一是課程自身性質。文學理論課是一門闡釋文學的性質、特點和一般規律的課程,是對文學普遍規律的一種高度的理論概括、歸納和總結。因此,就顯得抽象、深奧與枯燥。二是學生理論素養的缺失。這門課程的開設對象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他們剛剛開始接觸文學史和閱讀文學作品,此時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文學理論課程則是以古今中外的文學活動為基礎來闡釋一般規律的,因此,在學生理論素養缺失和理性思維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開展教學,良好的教學效果自然難以達到。三是教學方法陳舊。針對課程本身的抽象性與學生理論素養不足的狀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努力使灰色的理論形象化,幫助學生理解,從而達到教學效果。而在實際教學中,仍存在教師知識陳舊、教學過程照本宣科、教學方法單一的情況,不利于教學開展。 另外,優秀教材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方面。目前,我國的文學理論教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實現介紹文學基本原理的教學基本目標,但就大多數的教材來講,依然存在重復率過高、理論層次不明確、相似處過多、學術性太強、現實感不夠等諸多問題。加之教材參考書較少,不便于學生的預習和復習。針對文學理論教學的現狀來看,教材的編寫是否成功直接關系著良好的教學效果能否取得。而筆者認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應該具備的要素是脈絡清晰。所謂脈絡清晰,就是教材的編者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應力求用清楚明朗的體例把錯綜復雜、枯燥抽象的理論知識融會其中。在這里,教材的體例框架的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是一本教材編寫的邏輯起點和思路的最直觀顯現。 筆者認為,編者對文學理論的認知能反映在體例框架的建構上,因此,對教材框架的研討能夠從一個側面把握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觀念的承繼和更新。 一、80年代:在承繼中發展 (一)“板塊”模式的延續 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教材在編寫上呈現出明顯的承繼傾向。在體例框架的建設上,80年代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紀60年代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及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的傳統模式及主要理論的延續。在以群本中,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學的基本原理,除了緒論四節以外,將教材分為三編,即“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文學自身的創作規律”“文學的鑒賞和評論”。其中,又分為十一章,章下以節的形式開展論述,為“編•章•節”的方式。[1] 而后同時期出版的易健本及王先霈本、童慶炳本等都基本是沿襲這一體例,將其按照“編•章•節”或者是“章•節”開展文論梳理。例如,1981年1月,14院校編寫組的《文學理論基礎》中,采用了“章•節”的體式,把教材分為十二章。大致可以分為三大塊:第一塊是“第一章至第三章,講文學的特征、本質、作用及文學與生活的關系”;第二塊是“第四章至第十章,講文學自身,包括文學創作;文學作品的體裁、內容與形式,文學遺產問題”;第三塊是最后兩章,講文學的批評與鑒賞問題。雖然在組織安排上略有變動,但是總的框架是不變的。直至1981年鄭國銓、周文柏、陳傳才編著的《文學理論》問世,使以群和蔡儀兩個經典教材的體系框架特點變得更加清晰,形成了影響至今的“五大板塊”的體系框架———本質論、創作論、鑒賞論、作品論、發展論。[2] “五大板塊”的框架模式一直持續影響到現在的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例如,復旦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的吳中杰著《文藝學導論》(修訂本),該書即是按照“緒論•編•章•節”的方式論述五大部分,是繼承“五大板塊”傳統的典型個案,只是在具體的章節中增加了新的內容。新世紀以來,某些教材的編寫也是如此。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的楊春時等人著的《文學概論》,把全書分為四編十七章,其中四編分別為“總體論、文本論、創作論和接受論”,雖然“五大板塊”的傳統未被全然承襲,而事實上具體的內容都被融會到章節中。所以,從體例框架的構建上來講,雖然有些教材對其進行了修改調整,但是總體還是沒有大的變化,這種承繼特點是很清晰的。 (二)文學理論觀點的承繼 上文提到,文學理論教材體例框架的建構是一本教材編寫的邏輯起點和思路的最直觀顯現,編寫者對文學理論的認知會在體例框架的建構上反映出來。 80年代的諸多文學理論教材在觀念上也是對60年代文論的承繼。教材的穩定性特征不僅表現在框架結構上,也表現在內容上。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教材內容,所關注和論述的焦點大致相同。例如“,美學的觀點”“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典型理論”“文學的繼承和發展”等問題都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開始討論的,直到新時期的教材中依然在研究探討,而且大部分教材在章節的設置上是雷同的,所探討的問題和研究的范疇也呈現出極大的一致性。又如,1985年劉叔成主編《文藝學概論》第三編第一章和1986年曹廷華主編《文學概論》第三章都以“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為標題,這與1978年蔡儀主編《文學理論》第四章與1980年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問題》(修訂版)第六章所談論的問題相同,雖然在具體“節”的內容上不盡一致,但雷同情況可見一斑,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時期文學理論教材建設存在很多重復現象。有統計顯示,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教材超過50部,雖然教材在數量上取得了突破,但是質量上卻不盡人意。#p#分頁標題#e# 二、90年代以來:在發展中更新 (一)編寫模式的多元化嘗試 和社會的發展一樣,進入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后,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有了很多新特點。在體例框架的建構上,表現出努力突破常規的“板塊”模式,推陳出新的意識增強,教材編寫具有了多元化嘗試。 以童慶炳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理論要略》為例,在框架建構上,分為“上編理論”和“下編歷史”兩個部分。在具體內容上,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紹文學理論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則梳理中國古代文論和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脈絡。整體上來講,已經突破了傳統的“五大板塊”的模式,而更加注重內容的融會貫通。在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中,編者雖然也采用“編•章”體式,但是在具體論述中也打破了傳統的“五大板塊”模式,把教材分為四編二十七章,包括“文學的構成”“歷史與理論“”文學與文化”“批評與闡釋”,新的框架體例的構建能讓讀者打破常式,以新的角度和思路看待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學理論》也獨樹一幟。最新的教材在這方面的努力則是2010年2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新編》(第3版),一改《文學理論教程》的體例框架,每章由兩部分內容組成:“經典文本閱讀”和“相關問題概說”。前者是文本本身,后者則是理論闡釋。二者結合,可以使那些枯燥、抽象、空洞和教條化的理論有具體可感的文本作為支撐,因此,更有宜于學生把握和領會。這本教材力求在編者與作者間、作者與讀者、文本與文本、問題與問題之間構成一種多層次的“對話”關系,而且沖出了傳統“板塊”模式的束縛,不能不說是一次大的突破。 (二)研究視域的拓展及觀念的更新 在內容上,與新時期初的文學理論教材相比,90年代至新世紀以來的文論教材編寫的新特點主要體現在研究視域的拓展和理論觀念的更新上。 在體現時代感上,觀照現實的力度增強。有的學者把我國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這段時間定義為社會的轉型期,社會的轉型所引起的諸多問題和現象將很快被作家捕捉并反映到文學作品中,相比之下,文學理論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會遲滯一些。但雖遲滯卻顯現出了對現實的觀照力。在近年來,文學理論界的熱點問題也被反映到教材中來,對諸如“日常生活審美化”“文學邊緣化”“影視文學與網絡文學”“文化產業與文化消費”等問題作出了反應。如南帆本“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七章”等,分別論述了“傳播媒介“”大眾文學“”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意識。 中西文論的吸收上,新時期之初的文學理論教材中,很難發現專章專節對古代文學理論的探討,有的只是零星的例證。隨著文學理論中國化的不斷開展,在文論教材的建設中體現出對古代文論去粗取精式的吸納,這本身也是一種理論觀念的更新。最典型的是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一書中采用我國古代文論的精華作為例證的名篇比比皆是。如果說童慶炳只是有意識地在吸收古代文論的精華,那么2004年3月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在導言中就提及了“文藝學知識的歷史性和民族性”,在第二章“文學的思維方式”中專列一節“中國古代文論體系中的文學思維論”開展論述,可以看出我國文藝界在探討“古代文論現代化”命題上所做的努力。面對西方文論,也應揚棄適當,去粗取精。中西文學傳統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具體理論的接受和運用中應該顯示出獨特性。當然,文學也是沒有國界的,有很多的相通之處,對待西方文論,應接納那些已經定型的、被檢驗為真理性的東西,揚棄糟粕,豐富我國文學理論的資源。 總的說來,新時期文學理論教材呈現出20世紀80年代以承繼為主,90年代及新世紀以來則以發展和突破為主的特征。可以看到,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由形式單一、內容重復陳舊到多元發展和理念更新,一本好的教材的編寫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但只要能夠把握文學自身的規律以及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整合梳理并合理吸收多種資源,相信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會有一個健康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