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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同體”是當代學術界和學術交流中經常提到的概念。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知識共同體可以稱為“理論家共同體”。文學理論的主體既包括理論家個人，也包括“理論家共同體”。   研究者組成的共同體與個體學者的學術活動有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影響了學術交流的模式和研究的走向。尤其是從本質層面看，“理論家共同體”對文學理論活動起著更大的作用。［1］   因此，了解并探討知識共同體的內在機制，對于把握文學理論研究的學科發展和學術生態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從“共同體”理論到“知識共同體”   “共同體”理論最初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滕尼斯的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的初稿，完成于1881年。在這部書中，他第一次闡明了人類群體生活中兩種結合的類型，一是被理解為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的結合，就是共同體;二是被理解為思想的和機械的形態的結合，也即社會。［2］   “共同體”在滕尼斯的德語原文中是Ge-meinschaft，其含義包括了具有共同思想、目標或職業的人或國家所聯合而成的社團、團體，在英文中則被譯為community，又有供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區”的含義。無論是德文還是英文，都體現了這個概念在抽象和具象兩個層面的含義。   滕尼斯所論述的“共同體”，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中實現的，例如家庭或宗族，即血緣共同體。此外，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如村莊、城市也可形成共同體;友誼、師徒關系等思想的聯合體里，也可形成其他類型的共同體，如宗教共同體。滕尼斯將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宗教共同體作為共同體的基本形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共同體”概念在滕尼斯的論述中不如現在我們所使用的意義涵蓋廣泛，主要是相對于“社會”而言。滕尼斯認為，社會是一種機械的混合或人工制品，是目的的聯合體，而“共同體”是出于人的意志而形成的原始或天然狀態的統一體，建立在人的本能或習慣制約的適應之上，或建立在與思想有關的共同的記憶之上，是各個組成部分渾然生長在一起的一個整體。   “共同體”里的生活是一種“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而社會是“公眾性的”。   人們從出生之時就與“共同體”里的“同伙”休戚與共，而走進社會則像“走進他鄉異國”。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比社會更能帶給個人直接的影響，“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   共同體是比社會更為真實的人的群體，是基于人的某方面的共同意志的結合。   滕尼斯于19世紀提出的這一重要理論概念，到20世紀又得到了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進一步發揮，從而具有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重要著作《想象的共同體》中，從與滕尼斯不同的側重點切入，使“共同體”理論得到了深化和拓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象的”。［4］   也就是說，當共同體的成員沒有達到面對面的接觸、交流的時候，這一共同體更多是基于成員對自己的身份所形成的共識，也即某種文化認同，此時共同體以被想象的方式而存在。人們生活在世界上，總是從屬于一定的類別，有自己認可的價值和世界觀，或是使用一套象征、符號系統。憑借這些東西，人們可以明晰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從而形成認同(identity)。人與人之間通過某種同一性而建立聯系，這就是集體認同。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論，各種不同的相互認同的方式———被想象的方式，也構成了區分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概念不同于虛構。想象的共同體“不是政客操縱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5］   這樣，“共同體”的概念就比當初滕尼斯界定的更為寬泛了。當今，我們可以見到各個學科中涌現的各種關于“共同體”的提法:科學共同體、知識共同體、學術共同體、學習共同體、東亞共同體……這些“共同體”的設定都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思想有關。   “科學共同體”的概念來源于科學社會學。   美國社會學家黛安娜•克蘭的著作《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從科學社會學角度對科學共同體、知識共同體做了相關論述。［6］   “科學共同體”由正式的社會組織和非正式的社會組織組成。“正式組織”指成員之間互動關系比較規范，活動展開比較嚴格的組織，具體表現為“科學共同體”中的各種學科和專業;“非正式組織”則是與正式組織相對的一類組織，其成員間的互動比較隨便，活動也相對自由，如各種業余協會、俱樂部等［7］，在“科學共同體”中則表現為形形色色的研究網絡，或稱社會群體，這種非正式交流群體就被稱為“無形學院”。   “科學共同體”并非單一的實體，不同的學科、專業對于“科學共同體”所認同的規范都有不同的要求。黛安娜•克蘭在她的著作中，用經驗調查的方法分析了“科學共同體”中正式的社會組織———學科中的群體分類，以及不同類別的群體對學科發展和知識增長的意義，揭示了特定學科領域社會組織的變化對科學知識增長和變革的影響。#p#分頁標題#e#   “知識共同體”這一概念既繼承了“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和部分特質，同時又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想象”特征，共同體成員之間有關于知識繼承、創新、研究、規范等方面的共識，由此形成集體認同感;他們既有學科和專業的組織，又從屬于各種研究圈子，也就是“無形學院”。同時，根據學科、地域、歷史等不同條件，存在著各個不同的“知識共同體”。例如，中國學者孫歌所研究的“跨文化”的“知識共同體”，以及吳勵生所探討的“學術共同體”等。［8］   “學術共同體”可以看作“知識共同體”的一個分支概念。如果說“知識共同體”意味著一個掌握、交流、革新知識的群體，以及這個群體的思想自由度和獨立性的話，那么“學術共同體”則進一步框定了學術界成員們的相互關系和認同方式。文學理論家董學文先生在其著作《文學理論學導論》中，將文學理論學科中的共同體稱為“理論家共同體”，就是學術類型的知識共同體。   從屬于這個群體的理論家通過相互認同的學術規則來進行彼此之間的交流，群體的集體意識結構通過群體之中理論家個體的研究成果而得以表達。吳勵生先生認為，學術共同體“應在不同的學術流派、學術傳統以及互相批判和砥礪中產生”［9］，批評原則和學術規范是這個群體得以維系和穩定發展的保證。同時，這個群體為個體成員提供起碼的合法性和自由，它是學術獨立、健康發展的保證。   二、“知識共同體”對于知識增長和學術發展的意義   按照科學社會學的“無形學院”理論，“知識共同體”的運行對于知識增長有著特殊的意義。   黛安娜•克蘭給出的知識增長模式，雖然不能解釋全部學科的知識發展，卻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在她的《無形學院》一書中，知識增長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有創新意義的研究的出現，也就是出現了新的范式，開始吸引新的學者，知識平緩增長;第二階段是常規科學時期，少數高產學者的努力使范式得到承認，大量科學家被吸引到一起，組成合作者群體和無形學院，知識大幅度增長;第三階段是學科的“危機”時期，大量問題解決，社會互動減弱，知識增長速度下降，學科的社會組織出現了日益專門化的趨勢;第四階段是學科的衰落時期，表現為可解決的問題耗盡，社會組織成員減少。［10］   當然，這只是針對某一學科的“知識共同體”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共同體的主要功能，一是保證了學科群體的獨立自由，二是加強了成員之間的交流合作。但同時，“知識共同體”又是一個開放性的結構，當它超出某一學科的界限時，這一知識增長模式就不再適用了。   基于地域、學科、族群的種種“知識共同體”之間，也可以實現相互聯系甚至是融合。當各部門學科進入“知識共同體”時，打通學科壁壘的可能性就增加了［11］，知識增長獲得了新的生長點。而“跨文化”的“知識共同體對話”，也可以促進一種文化內部的認知體系更新。當一種文化內部出現對自身自足性的懷疑時，異質文化作為本土知識共同體自我認知的媒介而使本土知識狀況發生結構性的改變。“知識共同體”就是在尋求“在自足的文化體系內部無法呈現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機”，在跨文化的條件下創造主體認知的新的可能性。［12］   文學理論相對而言是一個較為開放的學科，其他相近學科的思想方法常能為文學理論研究提供新的資源和啟發。在文學理論學科的學術研究中，理論家個人主體的創造力往往有引人矚目的作用;同時，本學科的“知識共同體”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不僅為理論家提供學科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空間，也對理論家的個人行為有一定的制約力。   “知識共同體”對成員行為的約束作用，體現為交往行為對交流有效性的要求。成員之間的相互認同和交流行為，可以看作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行為”(kommunikativesHandeln)，也即“至少是兩個以上的具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所達成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為［13］，是“使參與者能毫無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行動計劃合作化的一切內在活動”。［14］   在交往行為中，人與世界之間是直接的關系，更是反思性的關系。   由于交往行為者基于他們的生活世界，反思性地面對作為整體出現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他也就要遵循這三類世界所規定的三個有效性要求，即判斷和陳述的真實性、遵循規范的正當性和表達自我的真誠性。［15］   這也是對“知識共同體”尤其是“學術共同體”中的交往行為者的要求，否則，該共同體中的正常交往行為將得不到保證。   當“知識共同體”中的成員交往性地行動時，每個成員都預先假定了，通過交流，其他成員會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正在進行的研究。   成員們使用共同的學術語言，用相似的方式理解外部世界，并分享同樣的學術規范和基本方法。   這樣，一個成員的自我表達才能為其他成員所理解。這種共同理解得不到保證時，例如，不按一定的標準或不使用規范的術語，就動搖了這種交往行為共同的根基，交往行為就有可能中止［16］，或是交流行為失去了使共同體成員相互理解的效力。   三、“知識共同體”對于文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就筆者所在的文學理論研究領域來看，認識到“知識共同體”的存在，對于文學理論研究是有著重要意義的。#p#分頁標題#e#   文學理論研究具有個體性，理論家的個人才華和思想特質對研究走向有顯著的影響。但作為個體的理論家也是在他所處的社會文化系統、學科體系之中發揮創造力，也是受到社會思想文化語境的影響和制約，并非是憑空生造的。而且，個體認知過程會遭遇認知局限性修正的困難，也就是說，一個作為個體的理論家不可能掌握該領域的全部知識，他既受到語言交流的限制，又受到信仰、興趣等主觀性偏好的支配，因此需要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協同關系和學術交往。［17］   學科化的文學理論不僅僅是文學理論研究者的個體活動，“知識共同體”作為一個超個人主體，可以賦予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以客觀的意義，從而保證這一學科的正常發展。文學理論的認識主體可以稱作“文學理論家共同體”，這是“一個由一定的文學理論家個體聯合起來的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團體、組織或機構”。文學理論家作為理論家共同體的組成成員，他的作用“是把這個階級或階層的文學集體意識結構以最為協調和明晰的方式表達出來”。［18］   首先，“理論家共同體”的存在對理論家的個人研究有修正和篩選的作用。文學理論研究對獨創性的要求給了理論家較高的自由度，而個人才華也發揮著重大的作用，理論家可以以個人主體的方式表達集體主題的超前性和對現實的引領性;［19］個體研究中的獨特價值，會在理論家共同體內得到肯定和發揚;偏差之處，則會在共同體內部的學術爭鳴中得到修正。   其次，“理論家共同體”作為集體性的主體，是文學理論結構與歷史的主體。文學理論結構的建構不是依靠理論家個人天才，而是在每個理論家參與到這個結構之中，參與到彼此之間的交流、討論和修正時，這個學科結構才獲得了活力和穩定性。學科化的文學理論研究，也是在合成和累積其歷史發展中的諸多個體成果，才能為當代研究者提供學理的基礎。   復次，“理論家共同體”既制約又保證了理論家之間的交往行為。“知識共同體”中個體之間的認同就建立在這個共同體完整、一貫的學科觀念上。只有當理論家遵循共同體中交往行為的有效性要求，用協調而明晰的表達方式闡述其理論，使該理論具備“內在一致性”和“合理性”時，它才能得到其他成員的承認。“理論家共同體”需要認同一個共有的文學理論范式，有共同的學術實踐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既有協同關系，也從共同的學術活動、研究對象和結果中對自身進行觀察、反思和批判，從而達到認識的客觀有效性。理論家們的交往行為，使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更新和研究步伐得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