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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開啟人類歷史新紀元的觀念不適用于美國黑人，因為贏得獨立后的美國只是“一個與歐洲殖民主義世界體系進行了重新鏈接的國家”，①它把歐洲殖民主義改裝為種族主義繼續維護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權。這種異相同質的宰制延續了歐洲中心主義對非裔文學、文論的誤讀與預設，從而催生了黑人的強烈反抗，他們毅然決然地抵抗白人的話語和認知暴力，尋覓穿透或翻越文化隔離墻的入口，以解構白人“中心”，建構族裔文化身份。這種文化生態不僅孕育了非裔文學理論的萌芽與發展，還決定了它在誕生之初就與后殖民批評具有重疊性:“兩者都在追問白人/西方文化霸權如何宰制非白人文化，以及這些附屬文化如何反抗和抵制這種宰制。”②正是這種特性導致非裔文論無法規避“奈保爾謬誤”(NaipaulFallacy)，即與白人文論霸權之間是一種既抵抗又依賴的關系，最能體現這種關系的載體是小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LouisGates，Jr．)的非裔文學理論，因此本文就旨在分析蓋茨文論的“奈保爾謬誤”。   一、理論緣起:挫敗“中心”   美國非裔文學誕生于白人的“主人式”貶損，其成長語境依舊無法擺脫“主人”文學批評的打壓排擠。正是這種權力嚴重失衡的種族文化沖突與交融促使非裔文學成為“由一種曾經完全被否定的文化意識嫁接移植到主流文化傳播工具而產生的文學品種”，③因此它不可能得到白人文學批評的禮遇。為了維護宰制秩序，白人文論不僅刻意誤讀非裔文學，還把自身定義為唯一存在的闡釋工具和評判標準。這種生硬的形而上的預設在法國“五月風暴”爆發后遭到雙重攻擊:其一，歐美學者紛紛提倡打破中心、解構標準、挫敗秩序，進而掀起了全球性解構主義熱潮;其二，少數、邊緣和流散群體爭先恐后地申訴族裔歷史、話語、知識和權力等文化身份，從而掀起了席卷全球的后殖民批評浪潮。在這兩種文化思潮中開始理論創作的蓋茨，在1979年以文章《從序言到黑人性:文本和前文本》進入理論界時就肩負著解構白人文化霸權的重任，同時由于這種霸權不同程度地被一些族裔學者吸收、內化，因此蓋茨理論之旅的起點既包括針對白人宰制的揭示，又含有對族裔內部的語境化反思，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揭示文化霸權體制中白人和本族裔學者對非裔文學的誤讀。白人對黑人/非裔文學的誤讀至少始于16世紀，并延續至美國獨立之后，是歐洲殖民主義和美國白人種族主義的文化口實，具體表現為三個階段:其一，16－17世紀，白人認為黑人不會“寫作”:“人類著書立說，好的書籍反映卓越的天賦，而卓越天賦只屬于歐洲人。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不能‘寫作’”;④其二，18世紀早期，白人認為黑人“寫作”不具有“文學性”:“沒有發現任何一個黑人在表述觀點時能夠超越簡單的敘述水平”;⑤其三，18世紀中后期，白人認為黑人“寫作”不具有“想象性”:“如果黑人能夠寫作和發表想象性文學作品，他們就能有效地在‘存在大鏈條上’前進幾個等級。”⑥由此可知，歐美文學理論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壓迫沆瀣一氣，具體表現為:在歐洲殖民時期，殖民者“闡釋少數族裔文學與其對弱小民族實行的殖民壓迫這兩種行為之間存在著彼此呼應、相互聲援的關系”;⑦在美國種族主義時期，種族主義者將種族歧視植入文學批評之中，使其對非裔文學的解讀與對非裔族群的種族壓迫共謀茍活，因此這種解讀只能是一種誤讀。   族裔學者的誤讀源于19世紀末，并在20世紀早期得到較大發展，是一種“啟蒙的后果”，即一些黑人學者在接受白人的教育、文化等洗禮之后逐漸“白人化”，主要表現在從兩個方面對殖民主義進行重新審視:一、認同殖民者的“文明使者”角色:“殖民主義是至今降臨非洲大陸的最大恩賜”，因此黑人應該“感謝白人把我們從腐朽、非理性的傳統和風俗中拯救出來”;⑧二、認同“啟蒙”的益處:“歐洲帶給第三世界的最大禮物就是啟蒙”，因為它“為人類大眾擁有理性世界創造了條件”。⑨   這種審視表現出他們對白人文化霸權的敬畏，具體表現在文學方面則贊同白人文學/標準英語文學的高等性，承認黑人口頭文學/“破英語”文學的低等性，代表人包括亞歷山大•克拉梅爾(AlexanderCrummell)、斯特林•布朗(StarlingA．Brown)和阿蘭•洛克(AlainLocke)。   其次，揭示白人中心主義闡釋體系針對非裔文學理論的種族主義預設及其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白人認為黑人文學沒有原創性:“黑人作者在寫作中沒有原創性，而只有模仿(白人)性”，⑩從而被稱為“鸚鵡學舌”、“嘲鶇詩人(mockingbirdpoets)”。這種預設被黑人作家內化之后產生了兩種負面影響:其一，極力宣稱其作品的絕對原生性，即沒有文學上的黑人前輩，從而拋棄了黑人文學傳統固有的統一性，代表人物為保羅•鄧巴(PaulLanrenceDunbar);其二，承認其作品的文學“祖先”是白人，“親戚”是黑人，從而支撐了白人的文學優越感，代表人為拉爾夫•埃利森(RalphEllison)。   第二，白人認為黑人沒有文學理論，最早提及此預設的是西卡羅納州的參議員約翰•卡爾霍恩(JohnC．Calhoun)，(大約1833/1834年)他在談及奴隸制時指出:“如果能找到一個懂得希臘文法的黑鬼，那么我就相信黑鬼也具有人的基本屬性，并應該被當成真正的人來對待。”??隨后，這種觀點得到擴展:“理論是西方傳統的專屬領地，對非裔美國傳統這種非正典的傳統而言，理論是陌生的、無關的。”??這種預設導致很多非裔學者在尋求客觀解讀族裔文學時完全依賴于白人的闡釋體系，但是由于后者定位了前者的低等性，因此這種闡釋“不僅可能導致錯誤解碼或負面誤讀，還會導致錯誤的結論”，從而促使黑人學者開始意識到建構族裔文學理論的重要性，即“建立一套針對性的批評話語和理論體系，以對具有自身特點的文學文本進行有效的闡釋”。#p#分頁標題#e#   這就是蓋茨經歷的理論轉向:“我曾經以為對于我們(黑人)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掌握西方的批評正典，并模仿和利用它(去解讀黑人文學)。然而，現在我才明白我們必須轉向黑人(文學)傳統本身，去為我們的文學構建一種‘本土的’批評理論。”??因為“歐洲和美國白人既沒有發明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沒有控制其發展的壟斷權利”。   二、理論建構:回歸本土   在理論定位轉向“本土”之后，蓋茨著手關注當時族裔內部的文學理論發展形勢，并驚訝地發現族裔前輩不僅早已開始探索族裔理論建構，還在20世紀50－80年代爆發的各種黑人運動，主要包括50－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60－70年代的“黑人權力”運動和黑人女性主義運動、80年代的黑人藝術和美學運動中取得了不斐的理論成就。只是由于文化霸權忽視、遮蔽和刪除了這些成就，因此它們既無法進入主流學界，又未受到族裔內部應有的關注。為此，“敞明”這些理論文本就成為蓋茨非裔文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部分則是撰寫自己的理論體系，具體表現如下:首先是發掘、編著族裔前輩的理論文本，主要包括前后兩個時期。前期關注20世紀后半葉黑人美學運動和黑人女性主義運動的理論成果，代表作品為三部文集。其一是1984年的《黑人文學和文學理論》，全書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大內容:在關于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理論部分，蓋茨收錄了索因卡(WoleSoyinka)、斯尼德(JamesA．Snead)、愛德華茲(JayEdwards)、阿諾謝(SundayO．Anozie)、阿皮亞(AnthonyAppiah)、本斯頓(KimberlyW．Benston)等六位學者嘗試采用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解讀黑人文學的文章。蓋茨贊同他們的嘗試性闡釋，因為“盡管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西方的‘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觀點，但絕不是泛泛‘重復’和‘應用’這些闡釋模式”，而是“質疑和修正了這些主流理論，從而為建構族裔文學理論開辟了出路”;在實踐部分，蓋茨收錄了斯特普托(RobertB．Stepto)、鮑恩(BarbraE．Bowen)、約翰遜(BarbraJohnson)、貝克(HoustonA．Baker)、華盛頓(MaryH．Washington)、威利斯(SusanWillis)等七位學者的文章，旨在探索黑人知識分子如何在文學批評實踐中規避白人批評的謬誤，主要包括兩類:一、“對稱性”謬誤和“社會學”謬誤，即“白人認為黑人創造文學的目的在于展示他們在智力上與白人等同，以駁倒種族主義”;二、“人類學”謬誤，包括“集體性謬誤”和“功能性謬誤”，即“白人永遠站在‘非文學’平臺上闡釋黑人(文學)文本的內容功能(抵抗種族壓迫)，而非它們的內部結構，例如，語言行為以及其他構成藝術作品的形式身份等，從而認為所有非洲藝術都是集體性的和功能性的”。   其二，1986年的《“種族”、寫作和差異》共收錄了20位學者探討早期歐洲批評體系對種族、書寫、差異進行預設的后果:一、限制了有色族裔的文學創作;二、影響了批評家闡釋有色族裔文學的方式;三、限制了有色族裔文學理論的生成與發展。其中，由于白人闡釋體系長期制約著黑人的文學發展及文論構成，因此“只有通過閱讀黑人文本，并在這些文本構成的文學傳統內部建構一種有用的批評原則，才能客觀地闡釋黑人文學的內在聯系”。   其三，1990年的《閱讀黑人，閱讀女權主義者》是一部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集。   蓋茨在序言中指出編著此文集的兩個原因:一、黑人女性主義運動生成了數量眾多、視角新穎的文學批評理論，而這些理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視角深刻地影響了幾乎所有有價值的黑人文學批評”;二、盡管族裔女性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就，但是她們“在黑人的官方歷史和文學批評體系中都是缺席的”，所以此書旨在“盡力復活、闡述和正典化美國非裔女性的文學遺產”。   蓋茨后期的理論編著關注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葉的“新黑人形象”，包括“新黑人運動”和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的理論成果。其中，“新黑人運動”旨在建構真正的“黑人性”，因為長期以來“西方白人建構的‘黑人性’是一種‘缺場’”，所以“世世代代的黑人作家就在努力把它重構為一種‘在場’”;??哈萊姆復興倡導黑人知識分子重估并肯定自己的藝術創造才能，對黑人文學創作提出了兩點要求:一、塑造“新黑人”形象，打破逆來順受的“湯姆叔叔型”陳規;二、探討黑人文學的定位:“是藝術還是宣傳”。   為了“敞明”這些被遮蔽的成果，蓋茨進行了艱苦的發掘工程，最終把它們集結成書:《新黑人:閱讀種族、表征和美國非裔文化:1892－1938》(2007)。   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三部專著。1987年的《黑色象征》(FiguresinBlack)是“一本有關假設和試驗的書”，??即多角度地嘗試運用西方文學理論闡釋族裔文學的可能性。這種試驗源于蓋茨的博士生導師約翰•霍洛韋(JohnHolloway)的要求:“采用現當論(主要包括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盎格魯－美國實用主義等)對黑人文本進行細讀。”??這種過于依賴白人理論的闡釋姿態讓蓋茨無法察覺到族裔文學的形式特點:“我只能通過分析它的內容，并以我自己的生活經驗解讀黑人在充滿種族主義的西方文化中的生存處境”，而“當我使用同樣的方法解讀西方文本時就沒有遭遇這些問題”。   正是這種差異促使蓋茨的理論之路有了兩度轉向:一、從運用白人批評理論去闡釋黑人文學的內容轉向闡釋其形式，包括語言、修辭、象征、比喻和轉義等;二、在“白為黑”用的基礎上轉向建構“黑理論”，闡釋“黑文學”的形式，以邁向真正的“本土化”。#p#分頁標題#e#   1988年的《意指的猴子》就沿著《黑色象征》的雙重轉向找到了非裔理論的“本土”定位:一、定位形式:美國非裔文學的基質———黑人口語體語言(vernacular)，因為它支撐了非裔文學傳統;二、定位理論:美國黑人與非洲黑人共有的闡釋體系———意指理論，一種內含于黑人文學的口語體語言閱讀理據。換句話說，黑人利用口語體語言把文學變成了一種闡釋理論，這就是非裔文學理論獨有的特性，因為“黑人傳統一直傾向于用口語體語言對自身進行理論化表述”。   為了證明這種特性，蓋茨展開了對銜接美國黑人口語體語言傳統與非洲黑人語言傳統載體的追尋，最終定位于埃蘇(Esu)/埃蘇－埃拉巴拉(Esu-Elegbara)和意指的猴子(SignifyingMonkey)。   埃蘇是約魯巴神話中神界的惡作劇精靈，它“將天神的意愿闡釋給人類，同時也把人類的愿望帶給天神”，這種闡釋的最大特點是“不確定性”。埃蘇“在尼日利亞被稱為埃蘇－埃拉巴拉，在貝寧的芳族人中被稱為拉巴(Legba)，在新大陸的變體則包括巴西的埃克蘇(Exfi)、古巴的埃查－埃勒瓜(Echu-Elegua)、海地沃杜教(Vaudou)中的帕帕拉巴(PapaLegba)、美國伏都教(Hoodoo)中的帕帕拉巴斯(PapaLegbas)”。這些變體“穿越時空打破日耳曼語和羅曼語的孤立，儲存于黑人口語體語言傳統之中，成為西非和美洲黑人共有的形而上的文化”。   意指的猴子是美國非裔神話中的惡作劇精靈，是黑人文學載體———口語體語言的能指游戲，代表了美國黑人文學傳統的口語痕跡。如果說埃蘇存在于整個泛非洲文化中，是黑人闡釋體系的核心形象，那么意指的猴子則是埃蘇在美國的獨有變體，是美國非裔文學的修辭原則，是一種比喻的比喻，兩者具有如下圖所示的相似性:埃蘇與意指的猴子兩個惡作劇精靈的相似性不僅雄辯地證明奴隸制制造的時空阻隔無法消除美國黑人傳統與非洲傳統之間的形而上的關聯，還表明黑人文學傳統具有一套內在的闡釋模式。這種模式在非裔文學傳統中表現為兩點:一、非裔文學本身內含闡釋理據，即借助黑人口語體語言把非裔文學理論的本質和功能刻寫在精妙的闡釋學和修辭體系之中;二、非裔文學文本之間具有意指關系，主要包括兩種類型:其一，語言意指，即“以非裔美國人的口頭游戲為基礎的語言運用，通過以同音字替換、俚語聯想和修改權威語錄等方式間接達到諷刺、幽默的批評目的”;其二，意象意指，即“針對需要表現的描寫對象，對文學傳統中的一些基本意象的修訂或者改寫，從而含蓄地表達作者對描寫對象的態度”。這兩種意指又可以分為“繼承性和改寫性”兩類，其中繼承性是“對某一主題的深化和發展”;改寫性則指“對某一主題進行調整”??。至此，蓋茨成功完成了其理論的“本土化”之旅，并著手推廣這種理論成果，使它得以“正典化”。1992年的《松散正典》(LooseCanon)就踐行了這種推廣，即把《意指的猴子》的“本土化”定位:文學形式及其闡釋體系的基質———黑人口語體語言及其意指特性，作為建構美國非裔文學文本正典和文學理論正典的篩選標準，旨在讓非裔文學傳統與白人文學傳統平行并置，從而擺脫邊緣，進入中心。   三、理論謬誤:規避創傷   蓋茨非裔文學理論的宗旨是改變幾百年來黑人被強加的“他者”身份，抵抗白人的話語和文化霸權，因此其文論具有明顯的后殖民批判性。這種特性導致理論本身極易走向阿皮亞命名的“奈保爾謬誤”:“一種只能通過把非西方的境況、問題和文化嵌入歐洲文化以對前者進行理解的習慣。”此謬誤取自印裔作家維•蘇•奈保爾(V．S．Naipaul)之名，因為他認為:“后殖民(前殖民地)文學值得研究的原因在于它與歐洲文學基本等同。”   隨后這種觀點被非西方學者廣泛使用，尤其在處理讀者與作者的互動關系時成為一種習慣。對于如何規避這種謬誤，蓋茨早有準備，他吸收了阿皮亞和波林•洪通吉(PaulinJ．Hountondji)的處理方式:前者指出:“非洲文學不需要向西方讀者提供‘合法證明’，用以克服他們忽視它的傾向”;后者認為:“在現代非洲，如果理論話語要具有意義，那么它必須是在非洲社會內部生成的一種‘本土的’理論論辯，從而能夠自主發展其主旨及相關問題，而不再是作為歐洲理論和科學論辯的遙遠附屬物”，因為“從非洲文學研究轉向理論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黑人有時也和白人一樣具有智慧、道德和藝術感，并讓他們相信黑人也可以成為優秀的哲學家，或者從白人那里贏得人性證明，并向他們展示非洲文明的輝煌”，??而“是要和所有其他文學一樣，僅僅為了閱讀(非洲文學)”。   正是基于這兩種告誡，蓋茨有了自己的規避方式:“我們的目標就不能再把歐洲嵌入非洲或者把非洲嵌入歐洲。”??換句話說，建構非裔理論時不能再以“黑色”理論基本等同于“白色”理論作為研究理據。   然而，在白人文化霸權的大語境下踐行族裔理論建構時，蓋茨卻又不自覺地返回謬誤本身，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等同性:把非裔理論載體定位為文學的“形式”;其二，嵌入性:把歐洲批評話語嵌入非洲闡釋傳統，證實兩者的功能對等，因此蓋茨理論的“奈保爾謬誤”可以分為如下兩類:首先，形式謬誤，產生原因是解構白人批評體系預設的“內容論”，證明非裔文學與白人文學一樣具有“形式性”和“藝術性”。整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從使用各種白人文論解讀黑人文學的“內容”轉變為解讀其“形式”;二、從借用白人理論轉變為建構“本土理論”解讀族裔文學的“形式”;三、從定位“形式”———黑人口語體語言到定位“本土理論”———意指理論。其中，連接三個階段的關鍵因素是“形式”與“本土”，而糅合這兩種因素的載體是“黑人口語體語言”。#p#分頁標題#e#   為此，蓋茨不僅把它定位為自己理論體系的支撐點，還把它擴展為整個族裔文學和闡釋體系的基質，因為他認為黑人正是通過口語體語言的意指特性使非裔文學和文論文本之間具有形式上的關聯，從而構成了黑人文學傳統。   盡管這種“形式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白人迷戀非裔文學“所指”的“內容論”極端，即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解讀非裔文學的“內容”，同時因為開始關注支撐非裔文學“藝術性”的形式元素，包括語言、修辭、象征、比喻和反諷等，從而彌補了非裔文學“能指”空無的理論缺陷，但是也正是這種轉向促使蓋茨走向了迷戀“能指”的極端:“我們的文學傳統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文本之間)具有明確的形式關聯”，一種“以眾多黑人共享的語言使用模式為基礎”建立的“文學的形式上的修正關系，因此(族裔)文學批評家的任務就旨在證明這種修正關系”。   這種過度的“形式論”主要有三個缺陷:首先，就語言本身而言，美國非裔文學的主要載體仍然是英語，盡管在字里行間夾雜著黑人口語體語言，使文本呈現出“采用正規書面英語模仿黑人日常語言的口頭文化痕跡”，??但是它始終不可能規避標準英語的影響;其次，就文本形式關聯而言，美國非裔文學從誕生之初就是“黑白混雜體”，因此不能規避白人文本形式的影響;再次，就文學傳統而言，美國非裔文學傳統的完整性包括不可分割的“內容”和“形式”兩部分，因此無法剝離前者的重要性。   嵌入謬誤，產生原因是規避白人預設的黑人“無”理論，證明非裔文學傳統不僅內含獨立的闡釋體系，而且其理論術語與白人的批評術語具有相同的功能。在命名和描述非洲神話內含的闡釋功能時，蓋茨情不自禁地在西方理論傳統中為它們尋找對等物，例如，埃蘇與赫耳默斯(Hermes);艾發(Ifa)與《圣經》;阿斯(ase)與邏各斯、迪達發(Didafa)與細讀等。縱觀蓋茨文學批評理論的“奈保爾謬誤”，可以看出它是黑人學者在白人文化霸權體制下生存的一種迫不得已的文化建構策略，也是流散群體在宰制性語境中申訴族裔文化身份時必然會經歷的搖擺之旅———對白人霸權文化、話語的抵抗與依賴。實際上，美國黑人的這種文化身份困境早就存在于文學之中，因為非裔文學誕生于權力失衡的黑白雙色傳統，其中“白色”宰制著“黑色”，這就使黑人作家“在進行創造時只能通過既依賴又抵抗他們被迫認同的那個既定(白色霸權)秩序來定義自我”。為此，相似處境下的非裔批評家“在建構族裔理論時也必須與作家一樣，既依賴抵抗西方的批評正典，才能正確解讀族裔文學”。   盡管依賴能夠讓黑人最近距離地打量、對抗，但是對抗也能讓他們最清晰地銘寫依賴，所以對于“黑人知識分子來說，最大的問題莫過于要在既敵視又羨慕的白人文化中繼續推進一種獨立的本體”。   正是這種無法改變的拉鋸關系決定了蓋茨所有“去”謬誤的努力，最終淪為一次“搖擺”，因為不論其抵抗是回到約魯巴的埃蘇還是弗吉尼亞洲詹姆斯鎮(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奴在此上岸)的意指的猴子，最終支撐整個“本土化”歷程的理論根基還是源自他在耶魯和劍橋接受的教育。因此蓋茨在建構族裔批評理論時，首先是對“白色”理論“加以有效的改寫、過濾和重新語境化”，進而對富含宰制性的“表征系統、觀念和理念加以清理”，最終才“以最大可能的方式展現邊緣族群的文學文本，并依據這些文本的特點進行理論歸納和提升，以提取自身文化傳統中的理論原創點”，??這就是白人霸權體制中黑人學者無法規避的文化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