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天秤星座的藝術特征，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唐•德里羅的《天秤星座》發表于1988年，被譽為美國后現代小說的經典之作。作品一經發表就得到評論界的廣泛贊譽。《今日美國》曾經將其評價為“小說中的奇葩，其開挖之深與表意之切令人嘆為觀止，其驚心動魄同樣令人難以釋卷”（德里羅，1997：1）。作為德里羅的代表作之一，《天秤星座》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為題材，但是卻無意提供總統遇刺的真正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本書是一部充滿想象的小說。本人雖然截取了部分史料，但對于任何有關總統謀殺案的問題，本人并無提供實際答案的意圖。”（德里羅，1997：465）德里羅將肯尼迪遇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創作相結合，創造出了這部極富想象力的作品，其推理層層深入，筆法嫻熟，把事實和虛構結合的渾然天成，是一部具有代表意義的“歷史編纂元小說”。   一、新歷史主義   對于傳統的歷史學家來說，歷史和文學是涇渭分明的。文學是虛構的藝術，而歷史是對外在世界最真實最具深度的探索，二者無交集可言。但是，在當代的文學理論中，尤其是隨著“新歷史主義”的興起，文學和歷史的這種截然相對的區別受到了空前的挑戰。作為新歷史主義主要代表人的海登懷特曾經說過，“不論事件還可能是別的什么，它們都是實際發生過的事件，或者被認為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這樣的事件，為了構成反映的客體，它們必須被描述出來……后來對這些事件的分析或解釋……永遠都是對先前描述出來的事件的先前分析或解釋。”（朱剛，2006：386）   因此，對于新歷史主義者來說，歷史話語代表著被解釋和編織過的歷史，歷史事件更是一種“虛構”的文本。因而，歷史文本本來就無純粹的“真實性”而言。歷史文本的創作包含了史學家的想象，語言的使用，以及學者本身的個人經歷等等諸多因素的作用，都屬于“非原創”的敘事。“歷史編纂元小說”（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這一概念是加拿大著名文學理論家琳達•哈琴（LindaHutcheon）在其論著《后現代主義詩學》中提出的。在哈琴的定義中，歷史編纂元小說是“歷史編纂學”和“元小說”的有機結合。它們既具有元小說自我指涉和自我反映的特征，又不是單純的元小說，因為它穿插借用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憑借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戲仿和反諷，促使讀者重新進行思考。哈琴具體地將歷史編纂元小說定義為“眾所周知的流行小說，他們具有鮮明的自我反映的特征，同時又悖論式的宣稱擁有歷史事件和真實人物”（Hutcheon,1988:P5）。她將《五號屠場》、《煙草經紀人》、《公眾的怒火》以及《女勇士》等多部后現代作品歸入“歷史編纂元小說”的范疇之內。歷史編纂元小說作為元小說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是當代元小說在經歷了激烈的形式試驗后向現實主義的回歸，這種回歸不是回到傳統的現實主義，而是借助歷史素材對歷史進行創造性的“再加工”。   二、《天秤星座的新歷史主義特色》   歷史編纂元小說與傳統歷史小說的最大區別就是，在歷史編纂元小說中，小說中的歷史材料既基于真實事件，又能讓讀者意識到其虛構性，否認歷史編纂學的唯一真實性。因此，德里羅的《天秤星座》中，作者明顯的“篡改”了歷史。在《天秤星座》中，歷史上著名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則成為德里羅戲仿的對象。肯尼迪遇刺發生在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12：30，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肯尼迪和妻子杰奎琳•肯尼迪在德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陪同下，乘坐敞篷轎車駛過德克薩斯州的迪利廣場時，遭到槍擊身亡。肯尼迪總統的突然遇害舉國震驚，但是對于他遇害的真正原因，卻仍然是個歷史之謎。   《天秤星座》是一部典型的歷史編纂元小說作品。它以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肯尼迪被刺為題材，但是卻無意提供實際答案。正如作者所言，他“對事實做了修改與渲染，將真實人物推入想象的時空，并虛構了某些事件、對話和人物”（德里羅，1997：465）。德里羅在小說中力圖展現的并非肯尼迪遇刺的真正原因，而是通過這一事件勾勒出美國后現代社會扭曲壓抑的社會環境，和由此所孕育出的病態、荒誕的人生。德里羅以嫻熟的筆觸，勾勒出一個迷茫、失意的美國下層人物—奧斯瓦爾德。他從小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貧困而神經質。奧爾瓦爾德由于生活的不幸，對美國社會存在深深的怨恨，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向往。但是，當他歷盡千辛萬苦甚至冒著自殺的危險終于成為了一個蘇聯公民的時候，他卻發現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讓他失望，物質匱乏，體制僵硬，最后他又不得不回到了美國。這一系列的經歷最終使他成為了一個被“遺棄”的人。出于對社會體制的種種不滿和對古巴革命的同情，他最終決定刺殺肯尼迪。奧斯瓦爾德是一名悲劇式的人物，是美國政治體制和社會壓力下的受害者。后現代社會無法給人們以應有的歸屬感，因此才成就了奧斯瓦爾德這樣病態的人生觀。德里羅通過對后現代戲仿技巧的應用，顛覆了我們對固有的歷史概念的同時，也重構了歷史，將歷史與虛構緊密結合，同時也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作者寫作的主旨—美國后現代社會的荒誕可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的無奈與辛酸。《天秤星座》在表現形式上，大量的運用了戲仿的創作手法，揭示小說的虛構性。   戲仿是后現代小說家經常使用的創作手段，他們通過對歷史事件，或者日常生活中的現象，或古典文學中的人物形象等等進行夸張的、變形的模仿，來達到對傳統及現實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批判、諷刺的目的。哈琴認為，在歷史編纂元小說中，戲仿是其利用后現作形式的典型敘述特征，因為這種手法既顛覆又模仿敘述對象。后現代戲仿不同于傳統戲仿，其目的不僅在于模仿前文本，更重要的是要借此來突出小說的虛構性和荒誕性。按照哈琴的理論，戲仿是“帶有批判距離的重復，她能從相似性的核心表現反諷性的差異”。（Hutcheon,1988:P26）在這里，相似與差異凸顯論文后現代藝術再現形式與過去的張力。后現代小說通過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反諷和戲仿，促使讀者重新對歷史進行思考和定義，從而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p#分頁標題#e#   三、結論   德里羅作為知名的后現代小說家，其作品一向以政治色彩濃重見長。但德里羅的小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小說，德里羅力圖通過這些歷史事件所反射的，是后現代社會中人的迷茫和無所適從感。歷史編纂元小說是典型的反映后現代主義矛盾的文本，它通過戲仿知名的歷史事件或歷史文本來突出現實社會的諸多矛盾。《天秤星座》通過戲仿肯尼迪遇刺這一歷史事件，所突出反映的是政治制度對人性的壓抑，從而造成的人的無歸屬感。正如主人公奧斯瓦爾德所言，“他多么需要一個能容納她的環境，多么想知道他到底屬于哪里啊”（德里羅，1997：366頁）。德里羅力圖通過這一悲劇式的人物，來凸顯冷戰時期社會的異化感和荒誕感。《天秤星座》作為一部典型的歷史編纂元小說，在凸顯了其藝術特征的同時，更書寫了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和對人性的壓抑，為美國后現代文學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