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我站在這兒熨燙的敘事手法，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典敘事學開始遭到不少敘事學家的批評。學者們認為，經典敘事學只注重形式主義分析，而忽略了對文本意識形態和社會歷史語境等的研究。1981年，作為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創始人，美國學者蘇珊•蘭瑟，在她的著作《敘事行為：小說中的視角》中，創造性地將形式研究與社會歷史語境相結合，大膽探索敘事行為的性別意義，將敘事形式分析與性別視角融為一體，打破了長期以來西方文學界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的對立，也為女性主義文本批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分析方法。1986年，蘭瑟在《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女性主義敘事學”這一名稱，論述了建立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標志著女性主義敘事學這一學科的正式建立。作為后經典敘事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女性主義敘事學和經典結構主義敘事學的主要區別在于，它結合性別政治和社會語境建構敘事話語，在形式研究的同時，也將性別政治和歷史語境等因素考慮其中。   二、女性主義敘事學對三種敘事聲音的劃分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對三種敘述聲音的劃分。1992年，蘭瑟在她的著作《虛構的權威》一書中，將敘述聲音劃分為三種類型：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敘述聲音和集體型敘述聲音，并闡述了每種敘述聲音對建構敘述權威的作用。在敘事學里，“聲音”指敘事中的講述者，通常是指形式結構，“敘事學研究一般不討論敘述聲音的社會性質和政治寓意”(Lanser,1992:4)。而女性主義者所謂的聲音，通常指“那些現實或虛擬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這些人表達了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和見解”(Lanser,1992:4)。在蘭瑟看來，敘述聲音位于“社會地位和文學實踐的交界處，體現了社會、經濟和文學的存在狀況”(Lanser,1992:4)。三種敘述聲音的提出，將社會身份和敘述形式聯系起來，使屬于形式主義范疇的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屬于政治批評范疇的女性主義批評，這兩個不同學科有機結合。蘭瑟認為，話語權威指“由作品、作家、敘述者、人物或文本行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識名譽、意識形態地位及美學價值”(Lanser,1992:5)。雖然在西方的文學傳統中，話語權威大都附屬于主導意識形態中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但任何一位發表小說的作家，包括女性作家在內，都有著對話語權威的追求，這是一種想“獲得聽眾，贏得尊重和贊同，建立影響的企求”(Lanser,1992:6)。本文以蘭瑟的理論為基礎，分析美國著名猶太女作家蒂莉•奧爾森代表作《我站在這兒熨燙》中的敘述聲音模式，尤其是通過個人敘述聲音和集體型敘述聲音相結合的獨特手法，使邊緣女性的沉默心聲得到展現，達到顛覆，讓邊緣女性這一群體從沉默中解脫出來，在主流文化圈中樹立起“話語權威”，讓她們能如露絲•伊里蓋蕾所說，有了聲音便有了路可走。《我站在這兒熨燙》是奧爾森沉寂文壇多年后復出的第一篇小說。在美國文學史上，很少有人像她一樣，僅靠寥寥幾部作品就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很少有人像她一樣，剛嶄露頭角，卻又很快銷聲匿跡，直到二十年后才又重新動筆。工作賺錢、養育子女、操持家務，這些繁重瑣碎又無法逃避的任務耗費了她整整二十年的光陰。正如她自己所說，“二十年里……我連寫作創作的基本環境條件都不具備”（Olsen,2003:19）。加拿大小說家和評論家瑪格麗特安特伍曾惋惜地說，她停止了寫作，僅僅因為一天只有24個小時。不過，正是這段生活經歷，讓奧爾森深刻體會到社會邊緣人物的窘迫和無奈，對她的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付出之后，奧爾森的小說中大都以常被忽略掉的邊緣人物，尤其是被婚姻和生活壓迫的普通母親為主人公，這些女性形象對讀者產生了很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   三、個人型敘述聲音   蘭瑟用個人敘述聲音來表示那些有意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敘述者，其中講故事的“我”也是故事的主角。而作為這個自身故事敘述者的“我”，統籌著其他人物的聲音，因此具有結構上的優越性。雖然在某些情況下，與作者型聲音相比，個人型敘述聲音使其女性權威大打折扣，“因為作者型的敘述者擁有發揮知識和判斷的寬廣余地，而個人型敘述者只能申明解釋自己經歷的權利及其有效性”(Lanser,1992:21)。但是，蘭瑟也提到，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個人型敘述聲音往往會為特定的女性群體所用，以達到特定的目的，其敘述聲音的權威又往往名正言順。正如海倫娜西索所呼吁的“寫自己，你的身體必須被聽見……婦女必須參與創作，必須寫自己，必須寫婦女。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文本———就像通過自己的奮斗嵌入世界和歷史一樣”（轉引自西慧玲，2003:132）。《我站在這兒熨燙》中，奧爾森正是采用了這樣一種大膽直接剖析女性心聲的敘述方式。文中那位不知名的母親，在熨燙衣服時接到了女兒的老師的電話，要她找時間到學校去談談她女兒的情況。于是，這位心力交瘁的母親開始回憶起女兒19年來的成長歷程。通過這位普通勞動母親意識流形式的個人敘述，故事的情節得以展開，讓讀者開始窺測到這位看似平凡的家庭婦女一生所經歷的復雜變遷。   2.1個人型敘述聲音與母親心聲釋放   奧爾森選擇的這位講述自己故事的敘述者，與傳統標準背道而馳。批評學者們認為，只有那些“異常敏感或情感豐富的角色”(Schultz,1997:4)，才能成為意識流寫法的載體。可奧爾森筆下這位母親，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勞動婦女，不是什么個性鮮明的主要人物，她沒有敏感的情緒，不具備任何藝術美感，人們更是很少關注她會有怎樣的內心世界。可就在她斷斷續續，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語的看似不經意的敘述當中，我們了解到了一位普通母親所經歷的過去：女兒8個月大時，被丈夫無情拋棄，那時正值經濟大蕭條時期，年輕的母親帶著幼女彷徨無依；為了生計，不得不將女兒寄養在別人家中，她所承受的骨肉分離之痛；再次結婚，生活有所好轉，她為給女兒重建一個完整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隨著女兒長大，心中的擔心、內疚和感慨的復雜情緒。通過母親絮絮叨叨的述說，那個年代廣大母親的日常生活也被展現在讀者面前：撫養、教導兒女的責任；經濟大蕭條中艱難持家的重擔；以及回憶起兒女成長過程中，“哪些是我曾經做過的，哪些是我未能做到的，哪些是本該做好的，哪些是無可挽回的”（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時的復雜心情。女性，尤其是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的母親，由于受到婚姻和社會的雙重壓力，很少有機會能夠釋放她們內心的思想和看法。正如奧爾森所說，“母親身份，是一個很少被理解，也很少被探尋的領域，而這種身份，恰是女性們所承受的痛苦壓力之根源”(Olsen2003:202)。通過將一位母親作為這篇小說的聚焦人物，讓她敘述其作為母親這一身份而經歷的事件，并單單通過她的敘述，讓整篇小說故事情節得以展開，奧爾森成功把普通勞動母親，這一在文學創作中常常被忽略的人物，推到舞臺的最前沿，讓她們的沉默聲音得以釋放。#p#分頁標題#e#   2.2個人敘述聲音與婦女自我實現中的障礙   在《我站在這兒熨燙》一文中，作為敘述者的母親“我”，起初并太不情愿開啟回憶的閘門，因為“再說我哪來的時間去追憶、思忖、權衡、判斷、打量這一切呢？每次剛開了個頭，就會有這樣那樣的打擾，于是一切又得重新開始”（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正如大多數有了孩子的女性一樣，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斷地被外界的干擾所打斷：熨燙衣服時，女兒學校老師打電話來讓她有空去學校一趟；好不容易下定決心回憶過去時，小兒子又哭鬧著要換尿布；剛重拾起思緒，女兒又蹦蹦跳跳回來，絮絮叨叨拉著母親有說有笑。這些看似自然的日常外界干擾，卻反應了奧爾森的匠心獨具。因為這些干擾不時提醒著讀者們，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母親，既要照顧孩子，又要承擔家務，她們甚至沒有整塊的時間能夠好好地、輕松地講一講自己的人生經歷。此外，這些外界干擾的作用還遠不止于此，它們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邊緣化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一旦結婚，她對夢想的追求，她自我實現的理想，便不可避免地會被婚姻、家庭和社會不停打斷，甚至破壞。就如《我站在這兒熨燙》中的母親，她的人生軌跡正是被經濟大蕭條，孩子出生，丈夫拋棄以及貧困一次次打斷改變。起初，孩子的突然到來和丈夫的無情拋棄，讓她措手不及。“而我自己，則不得不去找工作，去找工作，或去找艾米莉的父親，他離開時留下一張條子，說他‘再也無法忍受和我們一起忍饑挨餓的日子了’”（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她與女兒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停被貧窮的生活現實所打斷。“但是我又不得不把她送到她父親的家并將她留在了那兒……我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賺夠接她回來的路費。終于接她回來時，我機會不認識她了”（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生活有些好轉后，母親本打算好好補償女兒，卻又被更多孩子的到來再一次打斷。“我只記得我得不停地工作，她下面有4個弟妹，我沒有時間來為她操心……我是一個不成熟的心力交瘁的母親。我的身后還有其他的孩子在推搡著，吵鬧著”（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8）。奧爾森在她的作品《沉默》中曾經談到，“和其他人類關系相比，母親這一身份所承擔的責任和支持要多得多，而母親所面臨的各種打斷因素也比任何人要更多”(Olsen2003:202)。個人敘述聲音中的這些干擾環節，既是行文結構所需，更是一種隱喻。它們不僅是文中母親在講述自己故事時所面臨的各種干擾，也反應了女性在個人實現中會遇到的真實障礙。通過采用以“我”為中心的個人敘述聲音，輔以精心設計的外界干擾因素，奧爾森成功地將讀者引入到一個普通母親的故事中，并通過那些不斷打斷她故事敘述的表面事件，看到了這位邊緣婦女所默默承受的曲折人生軌跡。   四、集體型敘述聲音   蘭瑟對女性主義敘事學的主要貢獻之一，便是提出了“集體型敘述聲音”這一概念，挖掘了曾被經典敘事學家們忽略掉的一種敘述模式，豐富和發展了敘事學理論。在《虛構的權威》一書中，蘭瑟指出，“我說的集體敘述聲音指這樣一種敘述行為：在其敘述過程中某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群體被賦予敘事權威；這種敘事權威通過多方位、交互賦權的敘述聲音，也通過某個獲得群體明顯授權的個人的聲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Lanser,1992:23)。蘭瑟進一步將集體型敘述聲音分為單言、共言和輪言三種形式。單言指某個敘述者代表群體發言，共言指復數主語“我們”的敘述形式，輪言則是指群體中的個人輪流發言的形式。與作者型聲音和個人型聲音不同，集體型敘述聲音基本上都是邊緣群體或受壓制的群體的敘述現象。   在《我站在這兒熨燙》一文中，雖然表面上看，是一位普通母親的自我敘述，但若是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理論角度來看，這種敘述方式同樣也是一種集體型的敘述。在該文中，敘述者“我”實際是集體型敘述聲音中的單言形式，代表這一個特定的群體。正如蘭瑟說言，雖然“敘述者保持‘第一人稱’敘事的句法，但她們的文本卻避開以私人化聲音為特征的個人性質標記……與此相反，敘述者成了集體型的身份。她是社群權威的中介表達者。不僅如此，整個社群通過她的表達，成了她在文本中身份的來源”(Lanser,1992:274)。從《我站在這兒熨燙》文中奧爾森對那位普通母親的描述來看，讀者無法獲得任何具體的有個人性質標記的信息。我們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誰，甚至連她自己的名字，也只字未提。這位無名母親在講述自己故事時，還在一邊熨燙衣服，而這種家務，又是母親們平日里常常要完成的家務活，因為她們總是要為丈夫、為孩子們熨衣服。通過無名母親的回憶敘述，她的一生經歷慢慢展示在我們眼前：被丈夫拋棄，在經濟大蕭條中苦苦掙扎，獨自承擔其撫養兒女的責任。可是，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經歷的母親，又何止她一人。這位無名母親只不過充當了“代表某群體發言”的敘述者而已。她代表著一群無助的年輕母親，在權威的“他們”面前，只能順從。女兒艾米莉出生時，她只有19歲，被丈夫拋棄后，她很迷茫，很艱難，在“他們”的權威聲音面前，她只得聽從。“我用母乳喂養她，他們都在宣揚母乳喂養的重要性……我盲目地追隨著書上的一切。”“那年她兩歲，他們都說可以送她去托兒所了……我去診所咨詢，他們極力勸說我把她送到郊區的康復中心……”（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在這些“他們”的聲音面前，年輕無助的母親們總是只有順從。她代表著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母親們，在回憶過去時，總是自責難過。他們恨自己當初無力好好照顧孩子，沒有陪伴孩子度過童年，或者沒能給孩子提供一流的教育條件，以至讓他們的才華受到埋沒。“我每天一下電車，就急布跑上散發著臭氣的樓梯，而她，不論是原本就醒著還是被我吵醒的，一見我就會抽抽搭搭地哭個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這樣的抽泣聲至今仍在我的耳邊揮之不去”（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5）。當女兒在表演上表現出過人天賦時，別人建議應該好好培養時，母親很無奈。“你不該浪費她這份天賦------但一沒有錢，二又不懂，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們只能任由她發展……”（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8）。最后，母親們所有的自責和后悔，唯有化為一聲嘆息。“我醒悟得太遲了……她是這個時代的孩子，是蕭條、戰爭和恐懼的產兒”（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8）。處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的平窮母親，除了把這一切歸咎于那個時代，還能做些什么呢？此外，這位無名母親還代表著在美國大蕭條和戰爭時期，所有無法獲得丈夫幫助，只能靠柔弱臂膀撐起家庭的女性們。女兒艾米莉出生后不久，丈夫便不知所蹤。此后，她只能獨自一人面對窘境，艱難奮斗。幾年的苦難之后，她終于再婚，以為生活開始好轉。#p#分頁標題#e#   “那時的她有了一個新爸爸，她正在學著去愛他。一切都在好轉，我想”（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6）。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丈夫又被應征入伍，奔赴戰場，家里家外又全都落在了她一人身上。“等孩子們都上床以后往往已經夜深了……我在一旁熨衣服，準備第二天的飯菜，給出征的比爾寫信，或是照看寶寶”（引自沈艷燕譯《我站在這兒熨燙》,2004:28）。在美國大蕭條和戰爭的背景下，和她有著同樣遭遇的女性們，那些被時代所逼，承受重擔、忍受苦難的社會底層的母親們，數量應該不在少數。綜上所述，奧爾森小說中的這位無名母親，并不僅僅是在講述自己個人的經歷，她已成為某個群體的代言人。通過采用這種“單言”形式的集體型敘述聲音方式，這些被主流文學忽略的，被邊緣化的群體的聲音才得以傾訴，實現“話語權威”。   五、結語   本文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角度分析了奧爾森的代表作《我站在這兒熨燙》，奧爾森以其獨特的手法，通過將個人型敘述聲音和集體型敘述聲音融合一體，不僅讓文中這位無名母親的心聲得以釋放，更通過她的講述，將在當時那個時代背景下，所有以她為代表的被婚姻和生活壓迫的普通母親這個邊緣群體從沉默中解脫出來，獲得敘述話語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