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再論后現代歷史小說的社會意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趙文書 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華美文學中，歷史具有特殊作用，不僅是眾多華美文學作品的大背景，更是若干華美文學經典作品的核心主題:湯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中國佬》、徐忠雄(ShawnWong)的《家園》、趙健秀(FrankChin)的《唐老亞》、黃哲倫(DavidHenryHwang)的《鐵路與舞蹈》等都直接以華美歷史為題材，對華人勞工修筑太平洋鐵路的這段歷史尤為用心。在華美文學研究中，對這些作品的批評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把它看作歷史，以還原歷史真相為旨歸，以歷史上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對比華美文學中的歷史再現，討論小說中的華美歷史再現對當下華美的社會政治意義;二是把它看作后現代歷史敘事，用后現代史學方法，關注文本的敘事特征，以發現和解構歷史敘事中的虛構性為目標，討論其中的矛盾、含混、不確定性等后現代歷史敘事學特征。

這是兩種相對立的方法:前者以歷史的真實性為前提條件，以歷史的真實再現為目標;后者以歷史的虛構性為基本假設，放棄對歷史真實的追求，以揭示所謂的“真實歷史”的虛構性為目的。在理論闡釋多元化的今天，用兩種完全對立的方法來解讀相同的文本并不矛盾，批評話語之間的差異也不奇怪。本文感興趣的是，利用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卻能夠得出驚人相似的結論。無論是用傳統的史學方法還是用后現代的史學方法，華美歷史小說的評論者往往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華美的歷史寫作顛覆了扭曲并掩蓋華美經歷的美國官方歷史，矯正其謬誤，填補了官方歷史中華人經驗的空白，發出了被官方歷史消泯了的華人聲音。

無論是從其創作年代還是從其創作手法上看，湯亭亭等人的華美歷史小說都可以歸入琳達•哈欽(LindaHutcheon)所說的“史學元小說”(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實際上，湯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國佬》正是哈欽討論歷史元小說時所用的典型樣本之一。這種后現代歷史小說通過再現歷史，達到解構歷史的目的，通過揭示歷史敘事的虛構性，解構歷史的真實性，顛覆歷史的權威。根據哈欽的定義，史學元小說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特點，它一方面“指向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一方面又具有“強烈的自我否定性”(intenselyself-reflexive)(5)。也就是說，它既有探索歷史真相的訴求，因此具有現實的社會政治意義，同時又質疑歷史的客觀性，掏空了其社會政治意義的邏輯基礎。

包括華美歷史書寫在內的后現代歷史小說無疑具有社會政治目的，這是哈欽理論思考的基本假設。哈欽承認，后現代歷史小說“對歷史小說的文學傳統和模仿說的局限性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但同時又能夠通過文本把讀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連接起來”(5—6)。但她直接把這個命題當作其史學元小說理論的前提，并未討論文本如何使讀者和現實世界連接。在后現代史學觀的框架下，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的自我否定性與其強烈的社會政治訴求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有若干問題值得思考:首先，在歷史的客觀性受到普遍質疑的后現代語境下，華美歷史書寫如何能夠再現歷史?再者，如果說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屬于旨在解構歷史客觀性的后現代歷史小說，它如何能夠超越后現代歷史書寫的自我否定性，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總之，如果說后現代歷史小說能夠連接讀者和現實世界，使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有可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那么這個連接點何在?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的矛盾對于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讀者和批評者普遍看重其中的文化歷史信息。從70年代至今，對華美作品的政治批評是華美文學批評的主體，華美歷史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受到普遍關注。為此，華美文學中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成為批評焦點之一，引起了很大爭議。湯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于1976年發表之后，在華美族群內，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的讀者對作者戲說和改寫中國歷史頗有微辭，指責作者“歪曲了中國歷史和華美歷史”(Fong21—22)。從70年代末作品出版，到90年代初趙健秀提出“真偽”論，這個話題直到今天仍然時有討論。

這個話題的核心是歷史的真實性問題，此中的“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和華美歷史。迄今為止，在這個話題上的爭論幾乎全部聚焦于華美文學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篡改，對其中華美歷史再現的真實性問題討論不多。實際上，華美文學所再現的歷史也存在真實性問題。美國歷史上曾發生過華人鐵路工人罷工的事件，華美人士認為這個罷工事件足以反駁主流社會所建構的華美只會逆來順受的概念化形象，是昭示華美反抗精神的重要例證(Chan30)，因此成為華美文學中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關于這次罷工，湯亭亭在《中國佬》中說，罷工取得了勝利，華工每月加薪4美元(145);黃哲倫在《鐵路與舞蹈》中說，罷工取得了勝利，華工每月加薪8美元(Hwang84)。然而，實際情況是，發生于1867年的這場罷工，由于鐵路公司斷絕了食物供應，罷工者被迫回到工地，罷工失敗了(Chan81—82)。在華美文學研究中，不少批評者質疑華美作品里的中國歷史文化書寫的真實性，鮮有質疑其中的華美歷史書寫的真實性。然而，如果說華美文學具有歷史價值和社會現實意義，那么其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華美文學以其歷史書寫挑戰和顛覆美國官方歷史對華美的偏見和忽視，但如果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不顧歷史事實，以一種虛構挑戰另一種虛構，其合法性和效果都值得懷疑。在華美文學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研究中，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但基本上都被研究者忽略了。

在筆者接觸到的文獻中，只有臺灣學者張瓊惠(Chiung-hueiChang)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以一種歷史話語挑戰另一種歷史話語很有危險。真實性和客觀性是歷史的前提條件，因為華美作家是在書寫歷史，他們的寫作同樣也必須滿足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要求。因此，他們在挑戰美國歷史的同時，也為自己帶來了挑戰:他們自己的敘事的合法性也會受到質疑。(47)對于這個問題，她給出的解決思路是: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不是一種歷史話語(histori-caldiscourse)，而是一種歷史主義話語(historicistdiscourse)，這兩種話語的區別在于:華美作家不是呈現過去的事件“是什么”，而是在闡釋過去的事件“意味著什么”，利用有關過去的知識來說明現在。他們提出看待華美歷史的不同視角，為他們的新的歷史主義提供證據，這種新的歷史主義認為，歷史真實完全取決于偶然性，歷史真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重的，觀察歷史真實有多種視角，每一種視角都值得同等重視，不容差別對待。(48)這種“新的歷史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受到海登•懷特的“元歷史”觀影響的后現代史學觀點。與此觀點相近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美文學研究者傾向于把華美歷史書寫看作哈欽所說的“史學元小說”。在哈欽的理論架構中，后現代史學元小說具有“內在的矛盾性:它企圖顛覆現存的［歷史］常規，但卻總是根據現存的常規運作”(5)。哈欽認為，史學元小說與傳統歷史小說的區別之一在于:傳統小說往往用歷史細節或歷史數據來創造真實效果，而史學元小說則以歷史記錄的真假為思考對象，有時可能“故意對某些已知的歷史事件作假，以凸現歷史記錄中存在記憶失誤的可能性，即歷史記錄有可能故意作假，也可能有無心的失誤”(114)。換言之，史學元小說以揭露歷史的不可靠為己任，質疑歷史的真實，而傳統歷史小說并不懷疑歷史具有可以認知的真實性。#p#分頁標題#e#

確實，傳統的歷史小說，無論其中有多少史實與虛構成分，其寫法一般根據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追求“逼真”地再現故事中的場景，力圖給讀者留下“真實”的印象。與傳統歷史小說不同的是，華美文學中的歷史寫作往往故意露出敘事破綻，有意凸顯故事的虛構性:湯亭亭在《中國佬》中為父親的身份提供了三種不同的版本。趙健秀的《唐老亞》通過夢境轉述華人修建太平洋鐵路的歷史，徐忠雄的《家園》通過白日夢般的想象，追溯華人移民先輩在美國的經歷，他們所使用的夢境和想象都不是一般能夠為大家所接受的歷史材料。從創作手法上看，華美文學中的歷史寫作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實際上，湯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國佬》被哈欽當作史學元小說的典型樣本。哈欽之后，越來越多的評論開始關注華美歷史書寫的史學元小說特征，討論其后現代美學價值。這種批評方法側重研究華美歷史書寫的敘事特征，關注文本的內在屬性，本質上是一種美學批評，往往被當作對華美文學的外在的、政治性批評的反撥。在后現代語境中，史學元小說理論是一種美學批評，同時也具有政治意義。雖然哈欽把史學元小說稱為“對過去的消遣娛樂”(thepastimeofpasttime)(105)，但它通過其歷史敘事，顛覆先存的歷史觀(特別是被眾人普遍接受的權威歷史觀)，挑戰并解構權威，其政治含意不言自明。把華美歷史書寫當作史學元小說研究的學者在分析其后現代敘事特色和語言特征的同時，都會結合華美歷史，肯定其打破沉默、在美國歷史中發出華美之聲的政治意義。

然而，史學元小說的“強烈的自我否定性”使其理論假設與其政治意義形成悖論:后現代史學觀形成于理論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之后，摒棄了人類語言可以再現歷史本體的幻想，把歷史真實打入不可知的空間，放棄了對真實的追求，轉而討論歷史知識的形成，及歷史知識與歷史意義之間的張力，從能指與所指的縫隙間切入，凸現能指意義的多元性和不確定性，把歷史等同于敘事(即虛構)，使歷史知識成為后現代的“自由游戲”。后現代史學理論具有強大的解構力量，固然可以用來挑戰和顛覆傳統歷史(特別是官方歷史)的權威，但它同時也解構了一切歷史，包括它所企圖建構的另類歷史。

在后現代史學觀的邏輯框架中，史學元小說在挑戰和顛覆傳統歷史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一種形式的另類可以取代傳統歷史的權威。如果說傳統歷史屬于語言建構，具有敘事性，因而可以推翻，那么推翻傳統歷史之后，我們是否還需要歷史?答案是肯定的。實際上，史學元小說在解構傳統歷史的同時，也在建構各自版本的另類。然而，根據后現代史學觀的理論假設，同樣屬于語言建構、同樣具有敘事性的另類歷史不可能比傳統歷史更加權威、更加可信，因此也就不可能取代先存的歷史而成為權威的歷史。如果史學元小說所建構的另類歷史與傳統歷史同樣不可靠，那么它何以產生確定的意義?難道歷史真如癡人說夢，充滿了隨時可以變臉的能指所發出的喧嘩和騷動，沒有任何實質意義?文學、歷史與歷史知識的產生在歷史框架內討論史學元小說的社會意義，好比抓著自己的頭發企圖飛上天，因為后現代史學觀以解構歷史的客觀性為己任，在顛覆傳統歷史的同時，也掏空了自己的根基。哈欽雖然認為后現代歷史小說“能夠通過文本把讀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連接起來”(6)，為史學元小說的社會意義預留了存在的空間，但她未能解釋這樣的連接如何能夠產生，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連接點并不在否定了歷史可知性的后現代史學框架之中。歷史小說，無論是傳統的還是后現代的，首先屬于文學，然后才屬于歷史。后現代的史學觀以歷史的敘事性為由，強調歷史的文本性，但歷史的文本性和文學的虛構性畢竟不能作等量齊觀。無論歷史的客觀性受到何種程度的質疑，歷史研究成果與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依然存在本質的區別。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發現意義，求真是歷史研究的最高要求，歷史真實先于歷史意義;而文學寫作的目的是創造意義，虛構是文學的基本屬性，細節可以根據意義的需要進行創造。歷史學從過去發生的事件中發現意義，而文學則通過虛構創造意義。如果說在否定性的后現代史學觀框架里，難以為確定的歷史意義找到合理的邏輯，那么我們可以還原歷史小說的文學本質，把它當作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而非歷史，在文學及文學與歷史交叉的區域內，從文學的社會功能中尋找發現其積極意義的可能性。

歷史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含義:在本體論中，歷史指真實存在的過去，即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或真實存在過的人物，我們一般稱之為歷史事實;在知識論中，歷史指對過去存在的事件和人物的記錄和解釋。從本體論說來，歷史事實業已發生，因而具有特殊性、唯一性。從知識論說來，歷史知識是對歷史事實的概括和闡釋，因而具有普遍性、多元性。本體論的歷史即歷史真實，是歷史知識的對象。傳統歷史觀與后現代歷史的分歧在于，傳統歷史觀承認歷史本體的真實性，并認為歷史知識可以再現歷史本體，且歷史知識必須能夠經受歷史本體的檢驗才具有意義。后現代歷史觀則把歷史本體拋棄在一邊，它也許不否認歷史本體的存在，但認為人類借助語言建構起來的歷史知識不可能再現歷史本體，因此后現代的史學觀只討論歷史知識，這樣的歷史知識不受歷史本體的羈絆，因為歷史本體早已因為其不可知性而被打入冷宮。我們一般所說的歷史是知識論中的歷史，即歷史知識，它至少也有兩個類型:一是專家的歷史，也可稱為科學的歷史，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二是大眾的歷史，即普通人所了解的歷史。

專家的歷史屬于歷史學的范疇，大眾的歷史則是文學主導的領域。歷史知識必須在大眾社會中得到傳播，才能產生廣泛的社會意義。專家的歷史產生于歷史學家皓首窮經的考證與分析，在歷史論著和課堂中傳播，因其“科學性”，缺乏豐富感人的細節，不易在大眾中傳播。歷史知識的廣泛傳播還得依賴較之科學的歷史研究更加鮮活的文學藝術。正如梁啟超所言:“歷史小說者，專以歷史上事實為材料，而用演義體敘述之，蓋讀正史則易生厭，讀演義則易生感。徵之陳壽之《三國志》與坊間通行之《三國演義》，其比較釐然矣。”(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42)文學也有歷史意義，因為它具有傳播大眾歷史知識的功能。普通人的歷史知識與其說是來自專家們的歷史著作，不如說是來自小說、戲劇、詩歌等傳統形式的文學作品或電影、電視劇等現代藝術形式。比如，我們關于三國的知識大多來自《三國演義》，而非《三國志》這部歷史著作;歷史專家可以根據正史的記載，考證出關羽很可能是個善于逢迎的好色之徒(尹韻公239—42)，但這并不會取代普通中國人心目中關公義薄云天的大英雄形象。在美國，朗費羅(HenryWadsworthLongfellow)的一首詩使李維爾(PaulRevere)在獨立戰爭中星夜馳騁報信的英雄事跡婦幼皆知，而他實際上中途被俘，但這并不妨礙美國人把他當作民族英雄①。對普通大眾來說，文學所傳播的大眾歷史知識往往就是他們的歷史常識。#p#分頁標題#e#

還原歷史小說的文學屬性意味著不必糾纏于其歷史細節的真實性。大眾歷史知識與專家歷史知識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就是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關于文學與歷史學的區別，亞里斯多德的看法至今仍然適用:“詩人描述那些可能發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歷史學家則記述確實已經發生的、具有特殊性的事實。”(Aristotle35)根據這個定義，文學與史學的根本差別在于，歷史不能虛擬，只能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而文學則不必拘泥于歷史細節，可以根據史料發揮想象，按照人為的理想，創造出可能存在的歷史。文學中的歷史書寫與歷史學也有共性:文學與歷史學都以歷史為對象，都能夠指涉歷史真實。文學的虛構特性和想象特征并不意味著文學中的歷史書寫可以完全脫離歷史本體。完全脫離歷史本體的文學不能稱為歷史小說，只能稱為幻想文學。關公和李維爾分別是中國歷史和美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在大眾歷史中的事跡雖然有虛構的成分，但也有指實之處。正因為歷史小說具有虛構和指實的雙重屬性，所以作為文學的歷史小說具有歷史意義，也能夠產生具有歷史意義的社會影響，這也許正是“文本把讀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連接起來”的關鍵之處，只不過，這個連接點不能在歷史學范疇內尋找，必須在文學中發現。

在文學中解讀后現代歷史小說的社會意義探尋華美文學歷史書寫的肯定性的社會意義，需要走出后現代的否定性歷史觀的框架，進入文學的領地，把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當作文學(而非歷史)進行研究，在文學的領域(而非歷史領域)中尋找能夠支撐其社會意義的支點。把華美歷史小說看作文學，意味著它的首要任務是創造文學形象，它對歷史本體的忠實是第二性的，因此考察華美歷史小說中的文學形象比研究它對歷史本體的忠實程度更為重要。如果說華美歷史小說具有挑戰和顛覆意義，那么其挑戰和顛覆首先是針對美國的主流文學，其次才是針對美國的主流歷史，而且對美國主流歷史的挑戰和顛覆也是經由對大眾歷史的顛覆而形成對科學歷史的挑戰。

華美文學研究者耳熟能詳的是，在美國主流文學中，華人向來以洗衣工、傭人、廚子、洗碗工等卑微形象出現。美國主流作家筆下的華人都是卑躬屈膝、唯唯諾諾、低三下四的模樣，是與美國白人完全不同的異類。筆者在研究中曾試圖批判美國主流作家對華人形象的扭曲，但有一位美國朋友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洗衣工、傭人、廚子、洗碗工在歷史上確實是華人的主業，舍此華人還干過什么呢?華美歷史小說回答了這個問題。湯亭亭在《中國佬》中回憶了在檀香山開墾甘蔗園的曾祖、在內華達山脈中修筑鐵路的祖父、在唐人街開賭場和洗衣店的父親以及參加了越戰的弟弟。通過《中國佬》中的人物形象，湯亭亭表明:不錯，華人確實做洗衣工，但他們也是修建橫跨美國的太平洋鐵路的功臣;華人確實做傭人，但他們也是把美國的荒野開墾成良田的開拓者;華人確實做廚子，但他們也是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愛國者。華人不是逆來順受的卑賤奴才，而是建設美國的英雄;他們不是外國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普通美國人之所以把華人與洗衣工或廚子畫等號，不但是因為美國的正統歷史完全抹殺了華人在美國歷史上的貢獻，消除了華人在美國歷史上的聲音，而且因為普通美國人從文學藝術中得來的華人概念化形象已經根深蒂固，在美國的大眾歷史中，華人概念化形象已經成為主流大眾的歷史常識。在華美歷史中，最能夠矯正概念化的懦弱華人形象的當屬華人勞工在建設太平洋鐵路中的功績。與洗衣做飯這類女性化的工作不同，逢山鑿洞、遇澗架橋的修建鐵路工作充滿了陽剛之氣，具有美國人所崇拜的彪悍粗獷的個人主義特征，極具能夠幫助華人塑造正面形象的潛力，因此最受華美作家的青睞，在華美歷史小說中成為不斷重復出現的題材。

把華美歷史小說當作文學，研究其寫作策略，意味著我們需要優先考察其寫作策略如何服務于文學形象的創造，及這些文學形象所建構的社會意義。在后現代的大環境中，華美歷史小說也許擺脫不了旨在解構歷史真實觀的后現代詩學的影響，在形而上的層次上思索歷史的真實性，然而，華美歷史小說作為美國少數族裔平權運動的產物，其首要目的和意義扎根于美國社會的政治歷史環境。誠如詹姆遜(FredericJameson)所言，第三世界文學總是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即便是十分個人化的第三世界文本，也“必然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其政治因素: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總是關于第三世界大眾的文化困境和社會困境的寓言”(69)。華美作家也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自覺意識和社會問題意識:湯亭亭聲稱自己書寫家史的目的就是代表華美發出“還我美國”(claimAmerica)的聲音(IslasandYalom25);趙健秀等人也堅定地認為:“少數族裔文學的主題就是社會歷史”(Chinetal．xxxv)。如果借用黃秀玲(Sau-lingWong)的比喻，我們也許可以說，華美歷史小說的政治目的和社會意義屬于“必須”(necessity)，那么其形而上地解構歷史的真實性的后現代史學意義就屬于“奢侈”(extravagance)了。如果華美歷史小說在解構了大歷史的同時也挖空了自己的小歷史合理性的邏輯根基，就“奢侈”過度了。

華美歷史小說可以具有、而且應該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但其現實意義只能在文學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中探尋。如果把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當作歷史，那么這些作品中的多重敘事、以夢境和記憶為史料等非傳統的敘事策略也許可以解讀為對歷史真實性的質疑和顛覆，但這些文學性的敘事策略本身并不具有歷史合法性的邏輯基礎。如果把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當作文學，那么這些敘事策略就可以根據藝術虛構的自由原則，不拘泥于藝術細節與現實世界的特殊對應關系，優先考慮藝術意義的建構，而非對真實的刻板模擬。從文學的角度看來，華美歷史小說故意露出敘事破綻，凸現故事的虛構性，可以解讀為實現文學再現的“普遍性”要求的一種策略。湯亭亭在《中國佬》里為父親的身份提供了三種相互抵觸的版本:從古巴偷渡到紐約;經天使島合法移民到美國;出生在美國。這樣的寫法并非旨在揭示歷史的不確定性，可以隨意虛構。在湯亭亭寫作《中國佬》的時候，她的父親仍然健在，還能在女兒作品的中譯本上批注題簽②，因此并不存在真實的歷史已經難以企及的問題。

她之所以這么寫，不是出于形而上的考慮，而是由于形而下的“必須”。根據湯亭亭自己的解釋:現在父親去世了，我可以告訴你:其實，他是從古巴搭船偷渡到美國的，而且前后不止一次，而是三次;他被移民局逮捕兩次，遣返兩次。對于父親入境之事，我當然得有合法入境和奇觀入境的許多不同版本，以免移民局官員讀了我的書，再次把我父親連同母親逮捕遣送出境。(轉引自單德興228)當然，如果我們把《中國佬》看作文學，則不必把作者的解釋當作唯一正確的解釋，也可以從文學形象的典型性之中發現這種寫作策略的美學意義:湯亭亭在作品中使用小寫的“父親”(father)，而不是根據英語語法規則，用大寫的“父親”(Father)或在“父親”一詞之前冠以第一人稱物主代詞，因此我們可以說，作者所寫的不是自己的父親這個個體，而是以父親的具體形象體現了其“父輩”(fathers)的經歷，以“父親故事”的名義集中再現了復雜的“父輩故事”，超越歷史的特殊性，達到藝術的普遍性，“通過想象的重構，把一個具體的廣東人家庭移民到美國的經歷描寫成所有華人移民歷史的原型”(Sledge3)，因此可以稱為以家史的形式寫就的華美族群歷史。#p#分頁標題#e#

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的虛構性并不排斥對歷史真實的指涉，它以文學的手段創造大眾歷史，在美國讀者中普及關于華美的歷史知識。華美歷史小說承載著兩項歷史功能:首先，它從華美的角度改寫大眾歷史，糾正美國主流文學中關于華美的偏見和誤解;其次，因為過去美國的官方歷史對華美歷史鮮有記載，因此華美歷史小說還兼具挑戰科學歷史的作用，彌補官方歷史對華美經歷記載的不足。為了達到以大眾歷史補正科學歷史的目的，華美歷史小說虛實相間，以虛構的故事指向可以考證的歷史真實，吸引讀者對華美歷史的注意力，帶著讀者穿越虛構的表象，去探尋歷史的真實。湯亭亭和黃哲倫在作品中都虛構了華人鐵路工人罷工勝利的故事，主流讀者對這種虛構的接受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讀者相信虛構，從而得到華人也敢于抗爭的印象，糾正他們想象中的懦弱華人形象;第二種可能是，讀者懷疑故事的真實性，考證歷史，發現華人罷工(盡管失敗了)的歷史記錄，這同樣也能使讀者改變其想象中的懦弱華人形象。這樣看來，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突出其虛構性的手法可以理解為聲東擊西的策略:它并非旨在解構歷史的真實性，而是吸引讀者通過虛構的表象，去發現真實的歷史。

趙健秀在其《唐老亞》中清晰地勾畫出了這種以虛指實策略的實現路徑:華裔少年唐納德在歷史課上聽白人老師說，華人缺乏進取心，不適應極端個人主義的美國，因此在鋪鐵路比賽中輸給了愛爾蘭人，但唐納德連續幾夜夢見先輩修筑鐵路的情形，最后夢見華人勞工在比賽中打敗了愛爾蘭人，創下了一天修筑十英里鐵路的世界記錄，在夢境的驅使下，唐納德鉆進圖書館，查找資料，發現自己的夢境與歷史史實竟然完全吻合。最后，唐納德在課堂上勇敢地站了起來，拿出證據，指出了老師的錯誤，迫使白人老師認錯，為華人挽回了尊嚴。在歷史寫作中，夢境顯然不是具有說服力的歷史材料。趙健秀試圖通過夢境再現歷史，與其說是對歷史真實性的顛覆，不如說是一種通過虛構達到真實的文學策略:即先擺出官方歷史的偏見，通過一個與官方歷史觀對立的虛構故事，促使讀者通過歷史考證，發現故事背后的真實歷史;通過大眾歷史的創造，挑戰并補正官方歷史。結語解讀后現代歷史小說的社會意義必須面對兩對矛盾，一是后現代文學中歷史書寫的敘事性與史學的求真要求之間的矛盾，二是后現代史學觀的自我否定性與歷史敘事的肯定性社會意義之間的矛盾。在史學框架里，歷史再現的社會意義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因此這兩對矛盾都難以解決。我們只有把后現代歷史小說還原為文學，才能在文學領域里為其社會意義找到存在的空間。

把后現代歷史小說當作文學進行解讀，意味著我們需要采用一個不同于歷史研究方法的優先程序和研究路徑，首先考察它所創造的文學形象，而非它對歷史本體的忠實程度;考察其為了創造這些文學形象所使用的文學手段，而非為了解構歷史真實性的敘事手段。在此基礎上討論其創造的大眾歷史與科學歷史的關系，進而探討其所創造的大眾歷史的社會意義。走出后現代的否定性歷史觀的框架，把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當作文學，我們便可以從文學的社會功能中窺見其積極的社會意義:作為文學，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取材于歷史，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歷史細節，通過有意識的選擇，屏蔽被主流文學過度渲染的概念化華美形象，突出顯示曾被遮蔽的華美歷史經驗，通過想象的細節糾正曾被扭曲的華美形象。它運用想象，通過虛構的手段，在文學領域中，以華美自己創造的新大眾歷史取代主流社會創造的舊大眾歷史，進而以大眾歷史質疑美國官方的科學歷史，產生積極的政治意義，發揮正面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