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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邢力 單位：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13世紀的蒙元王朝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書─—《蒙古秘史》。它是以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興衰過程為中心,記述蒙古族從神話傳說起源到13世紀40年代五百多年歷史演進的一部“敕修”官方史書,同時也是一部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永久價值的文學經典。它雖然以一定的史實為依據,但糅入了一些神話傳說來解釋英雄人物的誕生和歷史事件的關系,同時在寫作和敘事方式上形象生動,具有鮮明的文學性,因此可以說,《蒙古秘史》在對蒙古帝國創業史的記述中表現出很強的文學傳說和歷史色彩,是一部歷史文學著作和重要的文化典籍。楊義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一文中稱贊此書“不僅在蒙古族文學史、而且在整個中華文學史上是一部擲地有聲的奇書”①,此譽絕不為過。從內容來講,《蒙古秘史》包羅萬象,涉及13世紀中葉前蒙古族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語言等多方面的珍貴材料,堪稱反映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百科全書。就文本而言,《蒙古秘史》的畏吾體蒙文原文早佚,流傳至今的最早形態是14世紀末出自明朝翰林院的漢字音寫本,即以當時的漢字拼寫原書蒙古文發音并附有旁譯和總譯的一個特殊讀本,具有很強的學術研究價值。

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魅力和價值,《蒙古秘史》引起了中外眾多學者的高度重視。六百多年來,它的流傳和研究遍及多種文字。目前,關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發造就了一門風靡世界的專門學科———“秘史學”。不言而喻,在《蒙古秘史》走向國際的過程中,翻譯尤其是英譯(有鑒于英語作為目前使用范圍最廣的國際交流語地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國內翻譯界對于有關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注意,更沒有聯系到典籍翻譯和翻譯學的建設進行專門研究。另一方面,長久以來,我國民族學界對這部民族文史經典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史學、文學和蒙古文獻學領域,對于其翻譯研究價值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對《秘史》的英譯研究更是從未有人問津。考慮到秘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要求的扎實框架和這當中英譯研究的空白現狀,本文擬對《蒙古秘史》的英譯史進行縱向梳理,對其最具代表性和影響性的柯立甫譯本展開微觀評析,并對其英譯的總體趨勢進行分析和評判,以期從民族文學外翻的角度為秘史學甚而整個民族文學、翻譯學建設提供新的學術視野和研究視角。

一、《蒙古秘史》及其英譯史

1、《蒙古秘史》簡介

《蒙古秘史》(Mongqol-unniucatobcaan),意即“蒙古的秘密歷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記載成吉思汗孛爾只斤黃金家族出身和家譜的古書。多數學者認為其原文為畏兀體蒙古文,約成書于13世紀,成書地點在蒙古高原的克魯倫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流域,作者佚名。《蒙古秘史》成書后,身為統治者的黃金家族將之視作“祖傳家訓”秘籍,“事關外禁,非可令外人傳寫”②。直到元亡明興,此書落入朱明王朝手中,明太祖朱元璋為培養通達蒙古民情、軍情之人以掃除漠北殘余的北元勢力,命翰林編修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等以漢字音寫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譯、總譯,以供學習蒙語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奇書概貌。然而,遺憾的是,這部奇書其后只有漢字音寫本傳世,蒙文原本自漢譯后迄今下落不明。也正由于此,《蒙古秘史》成為一部充滿懸疑的“謎”書,有關的眾多問題,如成書年代、原文形式、書名作者等,一直困擾和吸引著眾多的蒙古族專家和文史學者。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吾體蒙文原本早佚,“現存的《元朝秘史》,則是以六百余年前河北地域的漢字方音,譯寫《蒙古秘史》原文(當時尚存)的古蒙古語音而成者。”③換言之,目前對我們而言,《蒙古秘史》的存在源頭就是一個包含了音譯以及簡單意譯的漢譯本,它在文獻學上的地位堪比原著,其價值不言而喻。這個漢譯本大約在明朝洪武初年(約1382年左右,有爭議)形成,后有12卷本(正文十卷,續集二卷)和15卷本(明永樂年間收入《永樂大典》)分別傳世。這兩種本子在內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分卷有差別。

目前行世的主要有三種版本:15卷《永樂大典》本、12卷顧廣圻本和12卷葉氏觀古堂刻本。學術界研究和譯注一般都是以錯誤相對較少的12卷“顧廣圻本”或“葉德輝本”為底本的。1980年,額而登泰、烏云達賚兩位《蒙古秘史》專家以上述三種版本中錯訛較少的顧廣圻本為底本,參照另兩種本子進行校勘,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這是目前比較權威的一個通行版本。現存的《秘史》由三部分組成:正文、旁譯和總譯。正文大字是用漢字音寫的蒙語原文;旁譯是附在正文每個詞語旁的逐詞訓沽解釋;總譯則是指正文后面直譯大義的漢譯文。學術界為了研究方便,將明譯正文段落(不一定是蒙文原文的自然段落)順編序號,約定俗成,遂有了《蒙古秘史》共有282節之說。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譯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蒙古秘史》是原書名,而《元朝秘史》則是明廷譯官在翻譯后加上的題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只有在尊重史料引述原貌時,才采用后者。

2、《蒙古秘史》英譯史

作為一部稀世奇書,《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注意。自從1866年帕拉基•卡法羅夫主教(Palladiǐ.I.Kafarov)第一次向西方譯介《蒙古秘史》起,它的俄譯本、日譯本、德譯本、法譯本和其他語言譯本迅速涌現,很快形成了《秘史》譯介和傳播的高潮。然而,在《蒙古秘史》的多個語種對外翻譯中,最為典型的還是它的英語翻譯和研究。雖然起步稍晚,但英譯本數量眾多,近些年來更是成果顯著。從上世紀50年代起,《蒙古秘史》的英文譯本先后涌現,逐漸成為該著作譯本最多的西方語種。早期的《秘史》翻譯主要屬于節譯和改寫。最早出版的英譯本就是由印度的孫維貴(WeiKweiSun)于1957年節譯完成的。它未參照蒙文,是針對漢語總譯(除第278節外)的一個全譯本,起初發表在《中世紀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爾(Aligarh)大學歷史系出版成書。另外,美國的包國義(ünensecen)也在1965年發表于《烏拉爾———阿爾泰叢書》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對《秘史》卷九進行了拉丁轉寫和英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節譯改寫本是阿瑟•韋利(ArthurWaley)的譯本。韋利是著名的翻譯家和漢學家,曾經英譯過《詩經》等許多中國典籍。1963年,他根據漢語總譯翻譯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將譯文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一書,由GeorgeAllen&Vnwin出版社出版。韋利文學修養很高,加之將譯文讀者定位為普通讀者(manywhodonothaveaccesstolearnedpublications④),故譯文流暢簡單,故事性強。羅依果先生在談到其譯文時稱“就漢語總譯的翻譯而言……韋利的譯本毫無疑問是最具可讀性的”⑤。這個譯本全文除用方括號標出必要解釋外無任何腳注,基本上屬于改寫。#p#分頁標題#e#

作為一部蒙古民族古代的文史巨著,《蒙古秘史》的翻譯要求譯者具備極高的文學、史學、歷史語文學等多方面學術素養,這種基礎顯然非短期積累可成,因此《秘史》的英譯以節譯和改寫開始既在情理之中,又符合典籍譯介由簡到繁的自然過程和目的與讀者由淺入深的認知期待。但在節譯的同時,英文全譯的工作也逐漸展開了。就全譯本而言,最早的當屬柯立甫(F.W.Cleaves)譯本了。該譯本雖然由于某些原因一直耽擱至1982年才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面世,但早在1956年即已完成,1957年已附印。而且據保羅•卡恩研究,“盡管其出版推遲了幾個世紀,但早在20世紀40年代,柯立甫譯本的抄本就已經在諸如H•戴斯蒙德•馬丁和約翰•A•鮑埃勒等多個東方學家和歷史學家中流傳并被引為出處”⑥。這是一個純學術性譯本。七八十年代是全譯本相繼問世的時期。1971至1985年,澳大利亞的蒙古學家羅依果(IgordeRachewiltz)在澳洲的學術期刊“遠東歷史論文”(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上陸續發表了散韻結合的《蒙古秘史》英譯文。這個譯文已在修訂后于2004年由Brill出版社最新出版,名為《蒙古秘史:13世紀的蒙古史詩編年史》(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MongolianEpicChronicleoftheThirteenthCentury)。1990年,俄崗各•奧儂(UrgungeOnon)也編譯了他的《成吉思汗的歷史和生活(蒙古秘史)》(TheHistoryandLifeofChinggisKhan(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一書,由Leidon出版社出版。該譯本在經過修訂后題名為《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生活和時代》(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TheLifeandTimesofChinggisKhan),于2001年由Curzon出版社再次出版。這是較新的一個譯本,應進一步受到關注。

二、柯立甫譯本評析

在《秘史》的眾多英譯本中,目前為止最有影響、最值得關注的是哈佛大學出版的柯立甫譯本。柯立甫是美國資深蒙古學家,他的這個譯本以學術性見長,富含了大量的注釋、腳注和評論,不僅是翻譯而且也是一部珍貴的學術專著,對《秘史》的翻譯和傳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羅依果所言,“田清波和柯立甫的心血之作(按:柯立甫在翻譯過程中曾接受了田清波大量指導性建議)為所有目前和將來的譯作奠定了基礎,是一部具有永恒價值的里程碑式巨作,所有1982年后有關這部蒙古史詩性編年史的譯本和版本都極大地受惠于它。”⑦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個經典譯本給予重點關照,以下試就其總體特點做綜合評析。

1.純粹學術性譯本的認知定位

柯立甫譯本原計劃包含兩卷,卷一為翻譯,卷二為評論;但實際上只有卷一譯本問世。譯本包括有發音列表、序言、導言、正文(12章282節)和兩個索引。

1)長篇學術導言

柯立甫譯本在正文之前包含了一篇長達近50頁的導言,回顧了《秘史》在中國經孫承澤、萬光泰、錢大昕等學者之手的流傳和研究情況以及西方學者的早期研究,列出了《蒙古秘史》的各種流傳版本,同時對秘史學研究中諸多富有爭論的問題都有涉及或自己觀點的提出,如《蒙古秘史》的漢譯時間、成書年代、《蒙古秘史》與《華夷譯語》的關系等,不啻為一篇史論結合的學術論文,極具參考價值。可以說,這個長篇導言在譯本的開篇即設定了其以追求學術高度為目標的基調。學術上的認識與研究滲透到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當中,使得譯本具有濃厚的認知特征。

2)學術注釋和索引

由于意識到“如果不給出一些評論以作為即時的導引,許多東西不僅注定不能為普通讀者所理解,而且也會令專家不解”⑧,柯立甫譯本在導言和譯文中都廣泛使用了腳注,其中導言注釋381條,正文注釋116條。區別于一般譯本注釋主要補充解釋譯文對原文無法對等的非足額翻譯,該譯本腳注范圍很廣,既包括對文中個別詞句的語文學溯源和解釋,也涵蓋了內容上的互文見義,同時還有參考文獻的拓展延伸等,可以說具備極高的學術價值。即便如此,柯氏仍然認為其不過是介于無注釋和專家所要求的盡可能多的翻譯注釋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妥協,詳細解釋按原計劃需見諸卷二更為豐富的評論,然而卷二始終未出也將不再出版。因為在1992年1月27日寫給羅依果的一封信中,譯者柯立甫明確表示“我實際上已經決定不再竭力去完成我的《秘史》翻譯的第二卷……有太多的材料要處理─—我手頭有數十個關于已出版材料的文件夾,因此要花費的時間遠多于我所能騰出的時間。”⑨具有詳盡材料和說明的柯立甫譯本卷二因隔時多年大量新出現材料不好整理和作者學術時間緊迫而不得問世了,我們因此對很多學術性的討論和柯立甫對譯文內容的一些解釋將無緣得見,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柯氏譯本最后附有兩個索引─—名稱索引和短語索引。名稱索引標注了該名稱出現的章節和在該章節中出現的次數,同時給出了稱謂、稱號和表諸自然特征的術語的英文翻譯,對其中人名進行了簡單的身份認定。短語索引則以同樣方式對所有文中保留原文音譯形式未進行英譯的詞匯短語標注出現的章節和在該章節中出現的次數,同時附有各詞條中文旁譯訓詁的英譯文。這兩個索引皆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不僅方法科學便于讀者查詢,而且也充分反映出英譯本建立在譯者對原文詳盡細致的研究基礎之上,更添譯著的學術性分量。

2.以忠實為要義的翻譯策略

柯立甫在自序的一開始即點明了泰特勒著名的翻譯三原則,并以之為自己的翻譯標準。這三原則即:一、譯作應完整地再現原作的思想;二、譯作的風格與筆調應具有與原作同樣的特征;三、譯作的行文應和原作一樣流暢自然。為了達到這個標準,柯立甫在譯文中訴諸于不同的翻譯方法。

1)字比句次的嚴格對譯

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再現原作的思想,柯立甫遵循嚴格的對譯。一方面,他用方括號將所有添加之詞(冠詞、第三人稱代詞、表示所有格的介詞以及may、might、shall等各助動詞除外)標出,力求與原文相比一字不可多。另一方面,柯氏在英譯文中力圖保留原蒙語句式句序。“蒙語句子成分的一般配列程序,主要成分表現為‘Su[主語]—O[賓語]—V[謂語]’格局,次要成分定語置于主語和賓語之前,狀語處于謂語之前。”⑩為了保留這種蒙語句構特征,柯立甫在翻譯中往往舍棄英語常用的句式,盡可能地保留原語的句型和句序。對比原文與譯文,明顯可以看出,除英語和蒙語中動詞位置差距太大無法保留外,譯者基本上完全沿用了原文的句型和順序。正如保羅•卡恩所言,“為了盡可能地直譯,他(柯立甫)犧牲了常用的英文句法,重構了蒙語原文的語法結構。”○11字對字的翻譯久為譯界詬病。譯者過于刻板的對譯確實使譯文在很多地方表現出了不堪卒讀和令人費解的必然后果。然而,考慮到《秘史》作為一部文史巨著的特殊存在形式和史學價值,我們應該承認譯者本著學術譯本觀力圖精確再現其原貌的良苦用心和實際效果。#p#分頁標題#e#

2)古體風格的有爭議再現

柯立甫在序言中表明“由于意識到‘譯作的風格與筆調應具有與原作同樣的特征’并有意保持原文的古味,除拼字法以外,在自己看來可行的范圍內,我都使譯文參照《欽定本圣經》的語言模式,因為我認為它的詞匯和風格是唯一與蒙語原文一致相符的”○12。在這一原則指導下,柯氏譯文表現出諸多的欽定圣經式語體風格:①古雅詞匯和習慣用法的使用。如you的主格選用古體單復數形式ye和thou,you的賓格、與格和屬格則用thy、thee、thine,第三人稱單數現在時動詞變位以th結尾(cometh,drinkth,departeth等),動詞過去式變化根據古英語而非現代英語習慣(spake而非spoke,brake而非broke等)……②連接詞“and”和介詞的廣泛使用,使譯文產生莊重典雅的古典風味。③平行對仗結構多見,句式勻稱,節奏感強,一如《欽定本圣經》般凸現對句法結構的重視。④否定式采用動詞原形加not的古用法,不用現代英語助動詞加not的形式。問題在于,《蒙古秘史》的語言風格可否和《欽定圣經本》進行類比?后者的語體行文方式是否契合《秘史》的風格?《圣經》是基督教的經典,源出于希伯來猶太文化;而《蒙古秘史》作為蒙古民族的創業史“洋溢著浩瀚博大的狩獵游牧民族文化精神”○13,二者從文化起源和精神氣質上是迥然不同的。另一方面,《欽定本圣經》是1611年在英王詹姆士一世治下由47名學者聯手譯成,以古樸莊嚴而著稱。而《蒙古秘史》雖在1240年成書,古則古矣,語言風格上則更多地以純樸自然、渾然天成為特征。正如鄭振鐸所說,其“天真自然的敘述,不知要高出懨懨無生氣的古文多少倍!我們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紀》等敘同一的事跡的幾段來對讀,便立刻可以看出這渾樸天真的白話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夠真實地傳達出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來了”。○13從這個意義上對比來說,《欽定本圣經》的語體文風與《秘史》還是有差距的,因而以其語言模式來再現《秘史》的古味還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實際上,評論界對柯氏譯本的批評也主要集中在此。柯立甫因此在1990年12月18日給羅依果的一封信中抱怨道:“你一定已經注意到,幾篇評論中沒有一篇是肯定的,它們中沒有任何一篇從整體上對我在文中所處理的無數問題給予些微注意,而只是一味痛惜我僅僅因為原文語言本身古老就選用了一種有些古老的英文來作為翻譯載體。”○14

3)流暢度、可讀性的欠缺

雖然有泰特勒關于流暢自然的翻譯原則指導,然而柯氏為追求再現原文語法句法所采取的字比句次對譯必然導致譯文在流暢度和可讀性上大大受損,“很多時候對于一般讀者而言甚至困難到晦澀難解的程度”○14。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從精確再現的學術追求角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其過度操作也在某些時候導致了譯文的不可解頤。事實上,作為對柯氏譯本古奧難懂的反撥與補償,1984年保羅•卡恩(PaulKahn)以柯氏譯本為底本進行了改寫,改寫后的語言通俗流暢,適合普通讀者閱讀,受到普遍歡迎。

3.民族文化解釋的殘缺不足

作為“蒙古族這個狩獵游牧民族的‘創世紀’”○15,《蒙古秘史》的民族文化特色是鮮明的。作為蒙古學專家,柯立甫對這種文化特征的基本把握是準確的。比如“騰格里”一詞,在原文里指“天神”、“上天”、“蒼天”,但若隨意將其譯作God或Lord,必然造成民族宗教概念的偏離,因為這兩個詞源出于基督教的救世主,而古代蒙古族信仰的是崇拜自然的薩滿教,這種替換會造成宗教概念的混淆不清。因此柯立甫選用了兼具自然和神含義的“Heaven”一詞,這樣的處理是極其到位的。然而,遺憾的是,對于原文中更多反映民族文化的民俗、民諺等詞條,柯立甫或以只言片語簡單腳注或者干脆不予注釋,造成民族文化解釋力度的不足。度其原因,可能有二:柯氏作為蒙古學的大家,對許多蒙古文化特征早已引為當然、不以為異,且作為對定位為學術性譯本的讀者預想亦認為無需過多解釋,此其一;柯立甫譯本原計劃出二卷,詳細解釋及評論均欲歸入卷二,惜終不面世,成為不完整的譯本,注釋亦殘缺,此其二。總觀柯立甫譯本,作為一個學術型譯本基本實現了譯者嚴格準確再現原貌的翻譯目的,譯者所采取的一些翻譯策略因此應當視為服務于目的的有效途徑,但譯本在風格上有所偏離原作,文化性、可讀性有待加強。

三、《蒙古秘史》的英譯趨勢

作為一部曠世奇書,《蒙古秘史》本身的復雜情況決定了隨著研究的深入新譯本的不斷涌現成為必然。繼柯立甫之后,又分別有羅依果、奧儂兩人先后對全文進行了英譯。同柯氏譯本相比,歷時地看,他們的譯文逐漸表現出以下趨勢來:

1、通俗化

不同于柯譯本的學術定位,羅依果在其譯文前言的一開始即言明“我進行此項翻譯的原因,就是要在F.W.柯立甫的巨著出版之前(按:柯立甫譯本1956年即已完成付梓,卻遲至1982年才出版面世),為學生和非專業讀者提供一個現代英語譯本”○16。基于此,羅依果譯文摒棄了柯氏的16世紀《圣經》語匯,改用淺近易懂的現代語言;同時,也不再固守原文的語法語序,而是按照現代英語習慣重新整合組織語言,添加部分不用方括號改用斜體,從而使得譯文減少閱讀阻礙感,更加通俗流暢。另一方面,羅氏譯文保留了腳注形式,給出了必要的直譯和歧義解釋,體現了譯者的學術嚴謹。更為難得的是,譯文后附有宏富的評論,從語文學和歷史學角度展開闡釋,篇幅占到整個譯本的三分之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因此,可以說羅依果譯本是一個介于學術和通俗之間的中間譯本,充分體現了譯者在這兩方面的著力和用心。及至奧儂的譯本,這種通俗化的傾向表現得更為明晰。譯者采用了松散的意譯法,除不得以外很少用方括號標出添加成分,而且拓展和釋意直接以譯文的有機組成部分出現,保證譯本的流暢易懂。總體看來,《秘史》英譯所表現出的這種通俗化傾向恐怕與《蒙古秘史》傳播推廣的客觀趨勢以及譯本越來越針對大眾的交際要求不無關系。

2、文化化

作為一部少數民族典籍,《蒙古秘史》所富含的民族文化內涵極其深廣,內容涉及宗教、民俗、民諺、制度等方方面面。因此,在翻譯中文化內容的準確傳遞和適當解釋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方面,柯立甫的不完整譯本無疑是薄弱的,其后的羅依果譯本雖然文化解釋有所增強但仍顯不足,這種情況直至奧儂譯本才有了顯著改善。這一方面與譯者主體(作為不同于以往的達斡爾蒙古人)民族文化意識大大增強有關,另一方面也是與“秘史學”的研究進展相關─—奧儂教授在翻譯中就大量參考了我國和蒙古國學者如額爾登泰、烏云達賚、阿薩拉圖、策•達木丁蘇榮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表現形式上,奧儂譯本的前言除對《秘史》的成書年代、作者、翻譯中的問題等學術問題進行探討外,最主要的是在開篇即回顧了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帶領下的勃興史,并把成吉思汗稱之為與釋迦牟尼、孔子并列的“東方三大偉人”之一。譯本正文后的附錄則是別出心裁的“成吉思汗戰爭藝術”,羅列了成吉思汗的十六大軍事策略。這樣從譯本的總體定位上即凸現出其民族文化讀本的基調來。在正文中,奧儂教授用大量腳注對當時的婚俗(如第18節“娶寡嫂制”)、狩獵(如第13節“獵物被放上馬之前別人有權提出分享”)、宗教(如第43節的“主格黎”儀式)等多方面的文化內容進行解釋,從而使得這個譯本的文化價值、文化意義大大加強。而《蒙古秘史》作為一部少數民族典籍的性質也必將使其文化化傾向在未來的譯本中會得以傳承和發揚。對于這部“謎”一般的典籍,它的英譯工作不可能停留止步于現有階段,新的譯文會隨著“秘史學”的研究進展而層出不窮,這是因為誠如柯立甫教授所言“由于它(《秘史》)作為一個早期文本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在數代學者致力于對它的研究之前,不可能有確定的譯文出現”○17。隨著譯者主體的變化和詮釋角度的豐富,《秘史》的英譯勢必呈現更為開放多元的局面。#p#分頁標題#e#

結語

《蒙古秘史》的英譯研究在本質上隸屬于中國民族典籍翻譯研究。這是一個橫跨民族學與翻譯學兩大學科、身兼二任的交叉研究領域,也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邊緣學術地帶。這是因為,一方面,目前我國的民族學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研究與文獻研究兩大塊,忽視了翻譯研究作為其另外一個下屬分支的應有價值。事實上,翻譯作為不可或缺的一環直接參與很多民族文獻的流傳和研究,為民族學研究提供新的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學術信息,從這個角度所進行的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因此無可爭議地隸屬于整個民族學研究的大框架、大學科、大領域。另一方面,當我們設想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翻譯學框架,指出它應當涵蓋理論翻譯學(翻譯理論)、翻譯史(包括翻譯批評史)和典籍翻譯研究三個分支時,又往往遺忘了其中的中國典籍翻譯研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漢語典籍文獻及其翻譯(漢籍外譯)。“民族文學,這里專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漢語言文學主流和漢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補充和中國文學文化全景的重要組成部分,舍此則中國文學是殘缺不全的。”○18民族典籍翻譯因此是翻譯學中典籍翻譯研究的重要的構成部分,舍此則中國典籍翻譯研究是不完整的。本文選擇對《蒙古秘史》的英譯情況展開初步研究,正是鑒于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在目前學術領域中的空白現狀和課題自身所包含的深遠意義的考慮。由于民族典籍翻譯的跨學科性質使然,更由于《蒙古秘史》本身的包羅萬象所致,《秘史》的英譯研究與生俱來要求在方法上跨涉民族學、文獻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翻譯學等多個學科,因而需要各領域的學界同仁以跨學科的姿態共同矚目參與其中。但愿本文不揣淺陋,能夠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可以引起更多學人對于我國民族文學、文化典籍翻譯研究尤其是外翻研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