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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隨著歷史題材影視劇、紅色經典劇的熱播，歷史題材文學創作又重新崛起在中國的文壇上，呈現在大眾的視野中，的確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概念模糊的現象，諸如歷史與文學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歷史文學創作應堅持怎樣的原則，等等。

歷史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發展過程，也是過往事實足印的記載。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藝術結晶。歷史與文學是兩個概念，兩種體系，前者要求史料翔實，考證精確，客觀敘述，絕無粉飾;后者要求富有想象，大膽創造;前者是鐵板一塊，后者是鮮花一叢。如此看來，歷史與文學的關系確實是一個非常讓人困惑的問題。正因為這樣，作家在創作實踐中對歷史文學的理解和認識就出現了許多不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作品。但不管怎樣，最終人們還是從無數的創作實踐和認識經驗中獲得了共識，歸納出一條歷史文學創作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即: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在堅持歷史框架、歷史精神、歷史走向不變的大前提下，作家按照各自的人生觀、價值觀和藝術觀，展現、發揮各自的藝術創造力和想象力，去塑造人物形象，譜寫自己的作品。郭沫若先生的創作方法，筆者以為是可取的。他在從事歷史研究中，嚴格遵循四個字，即實事求是。他在進行歷史文學寫作中，也堅持四個字，即失事求似，意思是失去歷史表面上形式上的事實，追求精神上本質上的相似。也就是講，在時代背景、人物活動的場景和事件發生的地理環境、歷史的走向、歷史的精神上要“實事求是”，而在具體到人物塑造、場景描繪、情節安排、氣氛烘托上要“失事求似”，進行合理的想象和藝術虛構①。這樣做，也是完全符合藝術審美規律的。歷史學家的任務是還歷史原貌，讓人們從歷史的經驗中獲得借鑒;作家的任務是讓讀者從歷史境界中獲得美感，獲得心靈的震撼。因此，歷史文學的作家既要戴著鐐銬跳舞，又要戴著鐐銬飛翔，確實要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備的硬功夫。張笑天是一位有成就的歷史文學作家，他曾經這樣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但歷史小說什么可以虛構，什么不可以虛構?我遵循的原則是，重要的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重要的年代都必須真實，寫項羽愛上呂后、劉邦與虞姬有染不能叫歷史真實……寫歷史小說，包括那個時代的服飾、語言、官職、稱呼、生活習慣等等看似細微末節之處，都必須有考證，細節失真會導致通篇失敗”［1］。張笑天在《重慶談判》里就虛構了與的一場重頭戲。他根據毛、蔣同住宿林園，且二人都有早起的習慣，早晨他們在林中散步不期而遇，并在石桌旁小坐交談半小時的史實虛構了一場戲。但他是依據當時的社會斗爭焦點，毛、蔣兩位領袖人物的知識素養、語言風格、性格特點以及所思所想虛構的，所以得到了史家和觀眾的認可。所以我們說，歷史文學的虛構部分，只要合理，合乎人物身份，合乎邏輯，能使讀者認為可信并在無形中受到感染，那就可以說是成功了，所虛構的情節與歷史真實應達到一脈相承、音律和諧、化為一體。

著名學者蔣星煜先生的歷史小說在國內外頗受讀者歡迎。他的歷史小說《李世民與魏徵》改編成京劇《興唐鑒》，他的《南包公海瑞》改編成《海瑞上疏》，他的《包拯》、《海瑞》被一次又一次印刷出版。他的所有歷史小說都力求嚴格按照時空的邏輯順序推進演繹，他筆下賴以衍發的環境、衣著、用具都做到唐宋不同，明清各異，一一都有質的定性的東西。他正是嚴格遵循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進行創作的。

捻軍起義是19世紀中葉爆發在黃淮平原上的一次規模巨大的農民運動，它掀起的反清斗爭無論從時間跨度、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都僅僅次于同時期的太平天國。捻軍比太平天國產生時間要早，延續的時間比太平天國還長。捻軍前后堅持抗清斗爭18年，最高潮時期總兵力有數十萬人，先后轉戰于安徽、河南、湖北、山東、江蘇、陜西、山西、直隸等十省區。它不僅是太平天國的盟友和北方的屏障，還是太平天國敗亡后的繼承者，更是中國農民運動的推動者和組織者，特別是在后期，它幾乎成了當時中國農民運動的強大后盾。捻軍運動極大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不僅從政治上動搖了其在黃河流域的政治體系，還使得清室財政危機加重，更在軍事上摧毀了它的政治支柱，前后消滅數十萬清軍及地方團練武裝。捻軍運動在18年的浴血斗爭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英勇善戰、足智多謀的超群領袖人物，像盟主張樂行、軍師龔得樹、梁王張宗禹、魯王任化邦等等。在這些將領的統率下，千千萬萬的勞苦民眾在一次次的戰斗中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戰法戰術，如裝旗戰、圩寨戰、流動戰、步騎聯合戰、圈圈戰等，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捻軍是偉大的農民運動，捻軍是近代人民反抗斗爭的一個重要環節。捻軍在反抗清王朝統治和外敵侵略的斗爭中出生入死的戰斗精神和輝煌業績對后來的革命運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中國同盟會就曾著力宣傳頌揚太平天國和捻軍的斗爭精神，借以鼓動會員和民眾的抗清意志。安徽督軍柏文蔚曾派員專門調查捻軍歷史予以張揚。已故的著名捻軍史專家郭豫明先生在他的專著《捻軍史》里寫道:“捻軍這支縱橫中原的勁旅，以自己的頑強戰斗和卓著業績，在中國近代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奪目的篇章［2］609。學者徐松榮也在他的專著《捻軍史稿》里寫道:“捻軍起義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了生存，為了跳出苦海，反抗剝削壓迫，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農民戰爭……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但他們的抗清業績和英勇無畏精神將永垂史冊，光照人間。”［3］541－542可以說捻軍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和文藝緊密聯系。捻軍將士和他們的鄉親們創作了數以百計的歌謠、故事，形象真實地記錄了那一段血與火的歷史，在當時就曾為鼓舞他們抗清斗爭的豪情發揮過作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捻軍故鄉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又不辭辛苦地搜集、整理、發表了大量的捻軍歌謠和傳說故事，創作了大型歷史劇《捻軍頌》、電影文學劇本《捻軍》、《乾坤劍》和小說《雉河集起義》等。80年代以來又相繼出版了長篇小說《星星草》、《紫塵三杰》、《軍殤》和《捻軍》，這些作品在國內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筆者認為，歷史劇《捻軍頌》、電影文學劇本《捻軍》、長篇小說《星星草》(凌力)和《捻軍》(史清祿)是稱得上優秀之作的，是符合“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的，是實現了作家所追求的“文學應當使人向上，應當激勵人們撻伐假、惡、丑，鼓舞人們實現靈魂和操行的真、善、美，應當把歷史和現實生活中最美好、最高尚的東西開掘出來，奉獻給人民和世界文明”［4］的宏偉目標的。#p#分頁標題#e#

但也毋庸諱言，有些作品顯然嚴重違背了歷史真實，蓄意編造歷史情節，展示低級趣味的性描寫，而對重要歷史人物的形象、語言、性格、行動更是空穴來風地“胡寫”，既背離了歷史真實，又玷污了文學的美學性原則，這一切都是應該引以為戒的。捻軍研究學會為了進一步活躍捻軍題材的文學創作，推出精品力作，專門召開“捻軍暨捻軍文學創作研討會”，這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目前我國的文學事業正呈現出一個大團結、大繁榮、大發展的局面，人才輩出，新作不斷。捻軍是近代農民運動的正義之師，是歷史文學創作的重大題材，作家應該勇于擔當歌頌捻軍英雄的重任，寫出無愧于我們偉大時代的作品。

那么，怎樣的作家才稱得上經典作家，怎樣的作品才堪稱經典呢?與雨果同時代的理論家圣伯夫認為:“一位真正的經典作家是一位豐富人類精神的作者。它確實增添了人類精神的寶藏，他推動了人類精神向前一步的發展，他發現了某些不容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對那些似乎人人皆知，早已被探討過的永恒激情作一番全新的考查。”［5］每一位作家的創作都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天地，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都具有獨立的藝術個性和寫作特色，因而對同一題材的理解、感受的程度和對人生現實意義觀照的程度也不相同，寫出的作品必然千差萬別。平心而論，我們當前出版的一些歷史文學、影視作品，有的“觀照現實”過度，有的“硬貼”、“硬靠”，有的“戲說”，有的“胡說”，更有一些“胡寫”、“漫扯”的低俗作品。難怪德國漢學家顧彬近期仍在批評我們中國的作家少有自己的觀點，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和反思。筆者認為，能夠豐富人類精神，推動人類精神向前發展的優秀文藝作品的標志，就是對復雜人性的深度探索。像雨果的《悲慘世界》是通過主人公冉•阿讓靈魂的掙扎展開對社會的批判;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個》是通過那位含淚舉槍打死白軍情人的女紅軍戰士馬柳特迦內心世界的細膩描寫，令人信服地表現了其人性與階級性的情感糾結。像我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忠誠對奸詐的不懈斗爭，《水滸傳》中除暴安良的英雄血性的展現等，在這些中外文學經典中，無不寄寓著人類的理想，閃爍著人性的光芒。而脫離了對人性的探索，為迎合市場去津津有味地表現血腥搏殺、怪力亂神、畸形情欲等等這樣一些內容，不僅不會引導讀者向真向善向美，相反倒會引人墮落。同樣，歷史題材、戰爭題材的文學創作在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原則的前提下，既要對一樁樁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梳理，再現歷史和戰爭的真實場面，又要表現敵對雙方的人們在特殊環境下的人性的掙扎。作家應秉持悲憫情懷，穿越兩軍對壘的屏障，穿越殘酷的現實，淋漓盡致地表達人性的善惡交織、情感的復雜糾結。只要我們的作家認真地對19世紀中期的“捻軍運動”的這段輝煌歷史“作一番全新的考查”，不僅僅滿足于對歷史事件的陳述和對簡單的善惡是非的二值判斷，而是賦予人物深重的悲劇性歷史涵量，更多的歷史文學的精品力作將會出現，新時代讀者的閱讀期待將會得以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