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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歷史的文學性追憶,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重要敘事傳統,例如流亡中的著名思想家赫爾岑所寫的鴻篇巨制《往事與隨想》,給讀者留下來的不僅僅是從十二月黨人到186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歷史,更有作為知識分子的作者參與這段歷史的現場感和獨特理解。由此,盧納察爾斯基主編的《文學百科全書》,甚至收錄有“回憶錄文學”條目,稱這種文學是對歷史的追憶性敘述和文學性描寫相融合。不過,后蘇聯對歷史的追憶還是不同于過往的回憶錄,按批評家巴辛斯基《回憶錄———一種復雜而崇高的文體》的說法,是全體俄國人都遇到了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我們無處躲藏”,對歷史的追憶成為棲身之所和理解現在問題的通道。所以,早在1993年著名批評家涅姆澤爾《未曾發生的事件:文學家視野中的悖論性歷史》就敏銳指出,后蘇聯出現了思想觀點各不相同的史學家、作家和政客等共同關注歷史的現象,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神化的)被證明是一個棱鏡,經由它可以看見不確定的現在和模糊的未來,俄國人尤其感興趣對俄國歷史上轉折點的討論,并帶來兩種不同反應,或者抱怨過去的一切是一錯再誤,或者世故地認為不可能是別的,只能如此。

這種判斷是有根據的,自蘇聯末期就開始重新敘述蘇聯的熱潮:1986年流行艾布拉德澤導演的幻想性歷史題材《悔恨》(反斯大林主題)、1988年出版地下作家鮑里斯•亞姆波里斯基的《莫斯科大街》,以及暢銷多時的謝爾曼•阿拉諾維奇執導的影片《我當斯大林貼身警衛》、《我擔任斯大林的機要秘書》和《人民的大型音樂會》等,促成了激烈否定斯大林和蘇共其他領導人、拒斥蘇聯體制和蘇聯的歷史文學藝術,在蘇俄迅速暢銷起來。并且,閱讀歷史文學不是臨時性現象,不是部分讀者的興趣所為,而是一種社會潮流,是廣泛的公共現象,按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馬雅可夫斯基城市圖書館數據,“最近十年來,讀者對閱讀歷史文學遠甚于此前的蘇聯時期讀者”;2001年閱讀調查顯示,對21世紀俄國讀者而言,歷史尤其是關于蘇聯的歷史仍然是流行的讀物,雖然這種趨勢正如期間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那樣———文獻類的影視片日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群,但俄國讀者卻經歷了對自己歷史的復雜變化。而且,歷史文學藝術的這種廣泛流行之情景,在表面上似乎是延續蘇聯時代對歷史小說熱衷的余熱,也符合重新發現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復雜性的敘述,還契合俄國文學和歷史關系本來就很模糊的情形,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和阿克肖諾夫《莫斯科傳奇》等經典作品分別是對俄國不同時期歷史的再敘述,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邦達列夫等則熱衷于把自己時代的現實置入不同時段的歷史語境下理解;但是實際上,后蘇聯的歷史文學潮流和蘇聯時代對歷史題材的文學藝術之熱衷有很大不同,因為蘇共意識形態掩蓋了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公開性就是要尋求歷史真相,這種政治變革行為卻因文學在蘇聯的巨大能量,導致價值觀和審美觀念變化,即揭示歷史性真理,走向重建歷史。換句話說,這種歷史文學潮流并非作家個人的一廂情愿,而是后蘇聯國家得以產生的重要動力、建構的重要方式:后蘇聯誕生于不斷重新解釋歷史,尤其是重建蘇聯歷史的過程中,即1987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全蘇宣傳工作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如是主張———俄蘇歷史和文學不應該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應該有其真相,開始引發還原俄國原貌的歷史文學;后蘇聯諸多變化,在很多方面是因對歷史尤其是蘇聯歷史的解釋方式和立場有了變動。相應的,反復敘述歷史,尤其是蘇聯歷史,成為后蘇聯文學重要內容;后蘇聯文學變化過程,許多方面就是通過敘述蘇聯的立場或敘述方式的變化所標示的,并隨時間延伸,“蘇聯人”、“蘇聯文化”和“蘇聯文學”等不僅是作為專門的歷史概念,而且成為文學的內容,“蘇聯”之于后蘇聯人不只是歷史,還是一種切膚之痛的記憶。這些情形,成就了這樣的具體文學事實:在后蘇聯的文學產業中,僅次于大眾文學規模的是歷史文學;歷史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類,包括回憶錄、歷史演義、歷史小說等不同文體;后蘇聯的蘇聯歷史文學的作者,不單單是歷史小說家,也可能包括其他經歷蘇聯的人。

二、在歷史文學中,規模最大、經常引起社會關注的話題,是對執掌蘇俄24年(1929-1953)之久的斯大林,以及被涂抹了濃厚的斯大林色彩的這期間并延及到蘇聯末期的蘇俄體制和文化。1920年代末以來的蘇俄,無論歷史如何變革,包括文學藝術在內,斯大林總是揮之不去的形象,甚至是1930年代后期以來的蘇俄文學最熱衷描寫的人物,無論是正面塑造,還是反面諷刺批評,持續的斯大林熱,甚至刺激了西方和東方的文壇。這種情勢,自然刺激了歷史文學中關于否定斯大林題材的文學繁榮。其中,曾親歷這場戰爭創作的兩卷本小說《該詛咒的和該殺的》,是最應該被提及的。第一部《鬼坑》有題辭“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它從第21步兵團的一個士兵視角生動描寫衛國戰爭中的許多瘋狂、恐怖景象,和蘇聯紅軍中不公正的死刑和威嚇;第二部《登陸場》用日記體敘述紅軍解放基輔的一次戰役,指揮混亂、官兵貪生怕死、政工干部虛偽并專橫,尤其是諷刺性描寫斯大林1942年11月7日紅場講話———鼓勵將士英勇抗戰,但鼓勵的對象是他懷疑的人民,并虛假通報戰事進展的消息。

阿斯塔菲耶夫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否定性描寫,卻沒有妨礙他兩次獲得俄聯邦國家獎(1996年首次獲得,2003年去世后又被追加一次),這是意味深長的文學社會學事件!遠不只是阿斯塔菲耶夫在后蘇聯如此投身于批判斯大林及其體制的熱潮,并激烈否定蘇聯津津樂道且引以自豪的衛國戰爭,實際上,這是1950年代中后期解凍思潮所開啟的描寫衛國戰爭殘酷性之先河的延續,許多作家先后發生了這種轉變,如著名的猶太族裔蘇聯作家格羅斯曼,曾以《人民是不朽的》和《為了正義的事業》而贏得聲譽,解凍思潮之后,耗時八年創作成功的70萬字巨著《生存與命運》嚴重疑惑這場戰爭的偉大性———以戰壕真實派筆觸披露蘇軍在戰爭中許多令人恐怖的事件,當時沒能發表并殃及作家命運;該作直到1988年才得以出版,這屬于討論蘇聯問題的正常升級;1990年代大量出現這類作品,是自然不過的接續。于是,繼《阿爾巴特街上的孩子們》之后,雷巴科夫發表進一步強烈反斯大林的小說《灰塵與灰燼》。在此敘述中,1939年8月23日,在斯大林—希特勒操縱下簽署的蘇德外長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協約,實際上已對蘇聯構成嚴重傷害,是戰爭的一部分,而且這份《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僅是臨時的軍事撤退,還是有意識的選擇;被蘇聯官方打扮成衛國戰爭功勛、地位僅次于斯大林的伏羅希洛夫,實際上是缺乏軍事指揮能力的,他和斯大林等軍事領袖對戰爭進程的延誤,是衛國戰爭變得艱難起來的最主要原因。#p#分頁標題#e#

同樣,著名的老作家列昂諾夫在后蘇聯創作的長篇巨著《金字塔》,自動放棄蘇聯時代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獾》、《小偷》、《俄羅斯森林》等現實主義詩學,改用幻想形式,敘述“大戰爆發前一年”的蘇聯,天使德姆科夫來地球探訪,作為撒旦化身的撒旦尼茨基教授設下陷阱,讓天使逐漸喪失創造奇跡的本領,無法回到自己的世界,若不是東正教神甫女兒杜尼婭相助,天使幾乎離不開地球。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等著名文學家影響下的俄國,在斯大林時代變成了魔鬼控制的世界,斯大林甚至試圖征募杜姆科夫這位來自另一個星球、地球人視為天使的人物幫助,用其神奇力量幫助他建立類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所寫的陰郁人物什加列夫所構想的新社會,這個方案第一步就是從肉體和精神上鎮壓導致人類不平等的異己分子;由此,斯大林被描寫成一個十足的魔鬼,他自認為是比伊凡雷帝更為堅忍不拔的絕對統治者,是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的后裔。敘述者認為這個計劃要遭到后代人詛咒的,因而杜姆科夫選擇離開地球,因為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戰勝當時控制著俄國的邪惡力量。這種把傳說中的特異功能大師猶太人梅辛格,變成了對斯大林相信超能力的諷刺。這種把否定斯大林和末世論關聯起來的敘述,顯示出后蘇聯歷史文學和蘇聯現實主義文學的本質性不同,即蘇聯時期否定斯大林多是基于和官方意識形態對抗,充滿著火藥味,很少從被禁止的基督教角度進入,因而哲學韻味不足,而后蘇聯多元化地敘述蘇聯歷史和斯大林,經由基督教去看蘇聯體制和斯大林成為其中重要方式之一,有助于喚起東正教復興中的讀者的熱忱。

尤其是后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以新時代人的眼光重建斯大林和蘇聯形象。1990年代通過題為《論17世紀恐怖年代的俄國》副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的弗拉基米爾•沙洛夫,其小說《此前與期間》提前使用了別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與馬卡寧《地下人》后來才使用的手段———把俄國和蘇聯比喻為精神病院,敘述者阿廖沙作為精神病院的患者,在這兒人的經驗被其記憶所操控,他就這樣斷言自己是真實歷史的敘述者,敘述了法國作家、著名沙龍主人、最受18—19世紀之交俄國作家尊敬的斯達爾夫人,曾和俄國烏托邦思想家尼古拉•費多洛夫生了一個名叫約瑟夫•斯大林的兒子,這個兒子后來做了許多令人恐怖的事情。由此,作品引發了文學如何表達歷史的激烈爭論,批評界嚴厲斥責其歪曲和嘲弄俄國歷史,以及制造這類聳人聽聞的亂倫主題。然而,作家自認為該作很少變動歷史,變動的只是斯大林、費多托夫、作曲家斯科里亞賓等名字,但他們都是可能潛在地破壞科學和理性主義的烏托邦人士,無論每個人實際做了什么,皆曾打算參與或倡導烏托邦。的確,作品展示了當代人希望重新發現俄國的非理性、神秘哲學之類傳統,描寫馬克思主義目的論史學觀和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的理性、邏輯、原因、結果等概念之間的復雜關系。

而安納托里•阿佐利斯基這位蘇聯海軍,在蘇聯時代稱不上是作家,后蘇聯以幻想性手法敘述歷史人物的小說《柏林—莫斯科—柏林》而一舉成名。作品敘述一位曾參與1944年試圖暗殺斯大林事件的人物,多年后匿名在新西蘭向聽眾講述當年的情形,特別描寫了斯大林那令人恐怖的眼睛、不離身的煙斗、軍人短上衣和靴子;他最為重要的長篇小說,即1997年獲得布克獎的《籠子》,主人公巴里諾夫作為數學家、生物學家,一生中一次次身陷囹圄、多次面對死亡,又一次次僥幸逃脫牢籠,用各種假名和假身份證逃生于林海或人海,過著悲慘生活,繼續從事著深奧的遺傳學、染色體的研究工作。敘述中傳達出作家以主人公的經驗去個性化地理解蘇聯歷史,即斯大林秘密警察制度,使普通人宛如被禁錮在籠子里,并且寫實性地描寫了秘密警察行動的細節。與《籠子》相當,瓦列里•伊薩耶夫文獻小說《斯大林的老戰友》立足于克格勃新公布的新材料,敘述斯大林表面上相信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波斯迪舍夫,1938年被逮捕并死于獄中的歷史,凸顯斯大林的陰險、波斯迪舍夫的忠誠和正直,但敘述過程回避后者作為蘇共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清除異己和殘酷對待農民的歷史。至于后蘇聯最被爭議的觀念主義小說家索羅金,其《蔚藍色的油脂》甚至寫斯大林和希特勒1954年還活著,他們曾經密切合作過,但希特勒卻強奸了斯大林的女兒微拉;就是這樣沒有原則的斯大林,居然和赫魯曉夫是同性戀伙伴。諸如此類的荒誕不羈描寫,實際上滿足了后蘇聯讀者批評斯大林對二戰的責任、罪行,同時暗示赫魯曉夫和斯大林是同類。可以說,否定性敘述斯大林,是歷史文學潮流中最為壯觀的現象,比起解凍思潮以來蘇聯時代多從政治上反對斯大林,要豐富復雜得多。

三、實際上,1990年代的作家變成了文學生產者,他們對斯大林的否定性敘述,不單是個人對蘇聯的記憶性表達,也是適應于當時全社會性地批判、否定、顛覆蘇聯之潮流。而蘇聯遠不只是斯大林的蘇聯,因而負面敘述蘇聯,自然也就會延及到其他領域。其中,涉及對列寧和蘇維埃歷史之關系的書寫,同樣是令人矚目的文學景觀。女作家托爾斯泰雅的《情節》敘述普希金決斗沒有死,而是擊中了一個叫瓦洛佳•烏里揚諾夫的青年人(列寧的小名),這個人是激進的沙皇愛國主義者,1918年戰勝德國后當上了內政部長,長期敵視普希金所謳歌的自由精神,甚至反對詩人所描寫的國家和人民;烏里揚諾夫去世之后,德•朱加什維里(斯大林)替代其位置,俄國歷史的這種狀況也沒有完全改變,甚至更嚴厲地限制臣民的思想、言論和意志等自由。而以蘇聯尚健在就問世《追悼蘇聯文學》而名噪一時的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其小說《與傻瓜一道生活》著力描寫長相如列寧般的沃瓦———一個內涵復雜的紅頭發的狂人(沃瓦乃弗拉基米爾的小名)。該作英譯者雷諾茲認為,沃瓦使俄國神圣傻瓜形象得到了諷刺性表達,顛覆了普希金《鮑里斯•戈東諾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等人物形象塑造的傳統,沃瓦暗中破壞了傳統俄國觀念———神圣傻瓜被賦予了精神智慧并總是口說真理,在此變成了對知識分子炫耀俄國人智慧的嘲弄。尤其是,后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別列文《奧蒙拉》也寫到蘇聯人對列寧的崇拜,蘇聯人的正常生活,因為列寧的無所不在而被打亂,甚至無論列寧的話是多么陳腐或莫名其妙,總是被引用或作為根據,以至于造成有人假冒列寧之口說話的現象,如一個中尉引用假托列寧1918年的話“在所有星球和天體中,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月球”,但這種冒用實際上諷刺性模擬列寧“在所有藝術中,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電影”;同樣,有人說,“從那時(1918年)以后許多年過去了,世界已發生了多方面變化,但列寧評估:時間已證實其正確的,列寧這些話的火光仍在照耀今天的日歷。的確,月亮在人類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則是諷刺蘇聯人把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列寧形象發生的這種變異,類似于僑民藝術家亞歷山大•科索拉波夫的“社會主義藝術”反宣傳畫《可口可樂———它真正的事情》———無所不在的蘇共黨旗,變成了商業化的可口可樂廣告的底色,也隨處可見。米哈伊爾•庫拉耶夫《遇見列寧:來自檔案的真實故事》,敘述者意外有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手稿,這份手稿不能說出1967年紀念列寧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芬蘭火車站會見幾千工人失敗的故事,老布爾什維克試圖創造一個宏大的紀念列寧場面,卻被許多因素破壞:這給理解蘇共失敗試驗提供了隱喻,顯示列寧不可能重回那個歷史瞬間,俄國人不可能回到蘇聯歷史,“現在許多人不再相信列寧,人開始相信基督并期待著其第二次降臨”,敘述者明白復活歷史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坦白存在著一塊歷史幕布,從而質疑何謂真實的歷史。而且,正是在再造斯大林和列寧形象變化基礎上,后蘇聯擴展了重新敘述蘇維埃歷史的范圍,并用戲謔態度代之。其中,對十月革命后持續多年的內戰,蘇聯官方史學稱之為反對白軍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戰爭,臨時政府軍和孟什維克被描述為兇惡的敵人———紅色作家富爾曼諾夫的歷史文獻小說《恰巴耶夫》和瓦西里耶夫兄弟執導的同名電影就是這樣描寫這場戰爭的。但是,在別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不僅內戰,甚至關于內戰的這種文學,變成了被諷刺性模擬的題材:恰巴耶夫不再是內戰中成長起來的著名紅軍指揮員、富爾曼諾夫筆下的傳奇式英雄,而是另類人物,如他戰前動員令如此干澀,“小伙子們!你們聚集在這里干啥,你們知道。沒什么好磨蹭的。你們會遇到各種情況,經受各種考驗。不這樣行嗎?到了前線,要給那幫狗娘養的顏色瞧瞧。想什么呢———上前線可不是躺在搖籃里玩啊……前方沒有后方不行,后方沒有前方也不行……我們應該到前線去———這就是我向你們說的,別忘了,我這個指揮員會給你們撐腰的”。作為軍事指揮員如此拙嘴,作為一個人卻是詭辯論者:有一次拿起兩個蔥頭,一個紅皮剝光了只剩下白色蔥肉,另一個紫紅色的厚皮還留著,向“我”論述道,同一個蔥頭可以被脫去紅皮顯出白的肉體,但人不會這樣從紅的變成白的。可以說,后蘇聯歷史文學中對蘇聯的否定性描寫,由再造斯大林形象開始,擴展到對列寧形象、蘇聯紅色經典所塑造正面形象的顛覆性描寫,而且這些描寫遠不限于蘇聯僅僅從反主流意識形態出發,而是多元復雜的。#p#分頁標題#e#

總之,1980年代末以來的歷史文學,對蘇聯和斯大林、列寧的批評、否定、反對、貶斥成為主流,正如久爾克夫斯基的《斯大林主義的文學伏魔:俄國作家和蘇聯過去》所總結的,后蘇聯文學是整個后蘇聯社會情緒化排斥蘇聯的感性表達,并且排斥主要集中于斯大林主義問題上來,雖然并未搞清楚斯大林主義乃俄羅斯帝國問題的表達。可是,這種持續十年之久的對蘇聯的否定性描寫,無助于后蘇聯問題的解決,甚至會加劇后蘇聯重建的緊張,并意識到長期負面評價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蘇聯歷史,實際上已經和批評本身的正面意義越來越遠,以至于“1990年代以來,悔恨過去成為俄國的一種獎賞。十年來一致拒絕斯大林暴君是越來越不真誠了。否定的浪潮已經轉向,并且有足夠多的人為斯大林的共產主義終結而遺憾”。因為蘇聯問題不僅僅是俄羅斯帝國的蘇聯時期的問題,而是帝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俄國學習西方,目的不是要把自己變成現代歐洲文明的民族國家,而是經由學西方的途徑而強盛俄羅斯帝國,使歐亞大陸許多被強制性地納入俄國的其他族裔人口,經由帝國官方意識形態壓力,承認各種假定的宏大話語,包括1920年代末以來所設計出來蘇聯共產主義———對外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對內犧牲非俄羅斯族裔的訴求。這種不以建立民族認同為基礎的帝國行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1960—1980年代農村題材的興起就是基于此,但終究因其對俄國民眾傷害過于嚴重,成為其解體的最基本原因;并且,某種程度上還在俄聯邦延續,普京對此批評道,“這個國家在一黨壟斷權力之下存續了70多年。這幾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時光,許多人看到他們自己的生存和列寧名字的關系。對他們而言,埋葬列寧就意味著他們曾為之獻身的價值失敗和那個目標的失敗,他們曾經的生活是徒勞無益的”,并撤出了護衛列寧墓的守衛、恢復列寧墓附近的無名戰士墓守護儀式。然而,蘇聯式的帝國意識始終植根于民眾意識中,2005年普京助手波爾塔夫琴科重提遷移列寧墓問題,仍舊引起社會公眾輿論反彈(1990年代杜馬選舉俄共支持率為20%~25%,到2003年仍維持12.6%),希望通過政治強勢、歷史手段去消除俄共影響力是很難的。由此,歷史文學無法再持續否定蘇聯的潮流———否則,文化產業難以為繼,這正是盧卡奇《歷史小說》所說的,歷史小說應“創造過去的生活”,應“使過去接近我們,并使我們能在它的真正現實中體驗它”。1990年代末,十余年的改革帶來了俄國西方化歷程的挫敗,市場經濟的收效遠非人們所期待的那樣美好,民主政治的實施結果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由此,對蘇聯的批判被代之以對蘇聯時期俄羅斯帝國的緬懷,歷史文學在對蘇聯的描寫上面臨著對蘇聯重新追述的轉化問題,否則無法滿足具有帝國意識的俄國社會蘇聯的懷舊情緒。當然,1990年代末以來的俄國歷史文學感傷性懷舊蘇聯,是另一個需要專門論述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