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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松巖 單位：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一、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鮮卑遺存

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鮮卑遺存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分別位于內蒙古東北部呼倫湖附近及內蒙古中部地區。內蒙古中部地區的拓跋鮮卑遺存一般被認為是拓跋鮮卑南遷“匈奴故地”之后的遺存［7］，與北魏遺存在時間上有連續性，而且內蒙古中部仍然是北魏初期拓跋鮮卑的主要活動區域。因此，本文以內蒙古中部地區的拓跋鮮卑遺存為研究對象。這一地區的拓跋鮮卑遺存，主要有: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和日木圖遺存、二連浩特市鹽池墓葬;烏蘭察布市三道灣墓地、東大井墓地［7］、二蘭虎溝墓地［8］、趙家房村墓［9］、石家溝墓地［10］、下黑溝［11］;呼和浩特市皮條溝［12］、另皮窯［13］、討和氣［14］;包頭市百靈廟砂凹地［15］;山西北部與內蒙古交界地帶的右玉善家堡墓地［16］、朔縣墓葬［17］。可供統計的墓葬數量達到105座①。這些墓葬的特點比較一致:以平面呈長方形的土坑豎穴墓為主，少數平面呈梯形，另外有部分石棺墓以及2座土洞墓;絕大多數墓葬的方向為西北，埋葬方式以單人一次葬為主，雙人合葬墓也占一定數量，葬式幾乎都是仰身直肢;葬具以木棺為主，可辨識的木棺為頭寬尾窄的梯形棺，存在殉牲現象，多數為羊骨。隨葬品主要有日用器、飾品、武器工具三大類。日用器中陶器以夾砂大口罐、侈口罐出現頻率最高，青銅質的鍑、罐也占一定比例;飾品種類多樣，其中以耳飾、牌飾、帶扣等最具特色;武器工具中各種鐵質的兵器所占比重最大，多為鐵鏃、鐵刀、鐵矛等，而生活用具如鐵鏟、鐵斧數量相對較少。這些特點與呼倫湖附近更早的拓跋鮮卑遺存十分相似，有一脈相承的關系，無論是葬俗還是隨葬品，都顯示出濃郁的游牧生活氣息。鮮卑墓葬形制簡單，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葬俗的共同特征，如匈奴、蒙古族同樣如此。在這些民族未受漢文化影響之前，多數都是形制簡單的土坑豎穴墓。隨葬品中陶器數量相對少、體型小(高度一般在15－20厘米之間)、制作粗糙(多數為手制、夾砂)，這是由他們“逐水草而居”生活習俗決定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都輕巧易于攜帶，而陶器是易碎品，因此在墓葬中常發現銅、鐵質容器，其他銅鐵器的數量則更多，尤其是射獵工具如鏃、刀等。殉牲現象較為普遍，多為牲畜的頭蹄骨且以羊骨居多，因為“綿羊是最不能與農業兼容的牲畜，愈純粹的游牧者，所養的綿羊也愈多”［18］。此外游牧民族重裝飾，裝飾品都獨具民族特色，如螺旋紋耳飾、鹿紋牌飾等，在其他民族的遺存中鮮有發現。

二、北魏初期遺存

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定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于398年遷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初期，內蒙古中部仍然是其重要的活動區域，內蒙古中部及大同地區有相當數量的北魏遺存，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發現及研究［19］。該墓地發現于1988年，實際發掘北魏墓葬數量達到167座，整個墓地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據人種學研究，該墓地的族屬是鮮卑。研究者通過對出土陶器的類型學分析，綜合墓葬形制變化同時參考其他北魏紀年墓的特征，將整個墓地從早到晚分為五段。其中屬于北魏遷都平城之前的有3座墓葬，遷都平城之后至太武帝統一黃河流域(439年)之前的有33座墓葬，這36座墓葬可以視為北魏初期遺存。這些墓葬表現出的特征是:雖然還存在平面呈梯形或長方形的土坑豎穴墓，但是數量已經很少了(僅5座)，其余均為平面呈梯形的土洞墓，這種形制在漢魏時期即在中原漢地普遍流行，應是受到漢文化影響的結果［19］;在這36座墓葬中隨葬動物骨骼的有7座，但多數是將動物的脊椎骨置于漆盤之上或壁龕之內，這已經與游牧民族的殉牲習俗含義大不相同了，而與漢族墓內放食物設奠的意義接近;隨葬品普遍出土長頸壺、平沿罐，均為泥質、輪制，陶器上絕大多數裝飾有豎向或網格暗紋，制作精致，這種陶器組合以及紋飾也是北魏墓葬中最流行的;除陶器之外，飾品多見指環、臂釧一類形制較簡單的器物，武器工具類器物數量極少，主要是鐵制品。

三、兩者差異及反映的歷史事實

內蒙古中部的拓跋鮮卑遺存被認為屬于拓跋鮮卑聯盟時期，這正是拓跋鮮卑由部落聯盟到建立國家之間的轉變時期，與北魏初期遺存在年代上具有延續性，但是兩者相比不難發現差異顯著。首先，葬俗方面，由土坑豎穴墓至土洞墓的巨大轉變，突出反映了拓跋鮮卑受到漢文化的強烈影響。其次，隨葬品主要類型發生變化，最能體現拓跋鮮卑特征的飾品、武器工具類器物在北魏初期的遺存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陶器。第三，陶器器型及制作工藝等與之前相比差異明顯。既然時間有連續性、地域接近、民族成分沒有大的變化，那么又是什么造成兩者之間如此大的差異呢?在查閱相關歷史典籍及文獻后，筆者找到了答案。這種突然的改變應該與北魏建立后不久拓跋珪實施的離散部落政策有很大的聯系。離散部落客觀上促進了一些部族及時脫離部落統治的原始狀態，是拓跋部落聯盟發展為專制國家必不可少的一個措施。但對于被離散的部落來說，卻是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其過程必定是激烈、復雜的。這一政策的實行，也主要是通過強制的手段完成的，比如戰爭。賀蘭部、獨孤部就是這次離散部落政策浪潮中首當其沖的［1］。而事實上這兩個部落和拓跋部聯系緊密，不但有長期穩定的聯姻關系(如拓跋珪的母親來自賀蘭部、他的妻子則來自獨孤部)，同時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的過程中，也得到了這兩個部落的諸多幫助，由此也能看出道武帝拓跋珪實施這一政策的決心和力度。還有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即人群結構的變化。在3世紀后半期至4世紀初期間，雖然有不少漢族人往來于這一地區，但是并沒有大規模的遷徙。直至北魏建國之后不久，于天興元年(398)將各地居民包括漢、慕容鮮卑、高句麗、高車等不同的民族遷徙至平城及其附近②，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漢族人。北魏王朝向這批移民發耕牛，并計口授田，以努力發展農業生產③。北魏初期遺存中諸多漢文化因素的出現即為明證。正如馬長壽先生說的，“離散諸部，分土定居”與移民京師似乎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4］。

綜上所述，從考古學的視角看大規模實施離散部落政策的時間，應該在遷都平城之后，并伴隨著大量農耕民族的遷入。這一時間也支持各位史學名家的推測———破燕(395年)之后。楊恩玉先生曾認為離散部落的時間更早，同時認為使原來的牧民改為從事農業，不但改變了他們的生產方式，也會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思議的［20］。但考古發現充分證明，這種突如其來的改變已經發生了。北魏建國后借助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實行離散部落政策，使拓跋鮮卑部族聯盟一躍成為封建國家，從根本上改變了拓跋鮮卑部落聯盟的性質，也使內蒙古中部及大同地區的拓跋鮮卑考古學文化面貌發生了質的變化。#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