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環境與詩人心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關于地理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中國古代有“江山之助”論。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新唐書》張說本傳說“(說)既謫岳州，詩益凄婉，人謂得江山之助云”。“山林皋壤”確實能激發文人的靈感，說它是創作的源泉也不為過;偏遠之地的“江山”亦可影響詩人的身心，進而影響詩歌的風格，這無疑也是正確的。雖然前賢之論有僅限于情景關系的嫌疑，但也給我們探討環境對詩歌的影響以莫大的啟發。生態環境中的地理區位、山川地貌、氣候、物產資源等多種要素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一個動態關聯的整體，對文學產生多向度的影響。環境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通過詩人表現出來，具體說是通過詩人的生理感受、心理活動，詩人的身心變化影響詩歌的內容、題材的選擇，最終影響詩歌的藝術風格以及語言表達、意象選擇、審美方式等。   不同的自然生態環境對人的心理和精神有不同的影響。有學者指出，自然生態環境對提高人的精神生活質量和促進人類精神健康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即生態環境對人類有著積極的“精神效用”［1］。以生態本體論為基礎的生態環境美學強調生態環境的積極作用，應環境保護的時代需求而起，自有其合理之處。就古代文學領域而言，生態環境對詩人心態(或說精神狀態)的影響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自然生態環境中的負面因素，如地理位置的偏僻，氣候炎熱，瘴霧彌漫，地貌荒涼等，常給詩人的心態帶來消極影響，產生失意、沮喪、恐懼、悲傷、絕望等情緒，本文稱之為生態環境的負效用。那些“一官瘴土”而埋骨他鄉的詩人可作為這一負效用的注腳。自然生態環境中山奇水秀、物產豐富等正面因素往往對詩人心態產生喜悅、新奇、愜意等積極情緒，不妨稱之為生態環境的正效用。那些到風景秀麗之所宦游、目睹佳山秀水之后發出“茲游奇絕忘羈宦”(范成大《次韻許季韶通判雪觀席上》)感嘆的詩人亦可作為證據。“   粵西”是廣西的古稱之一。唐宋時期粵西的生態環境中既有地理幽遐、氣溫高、瘴氣多等負面因素，也有山拔水清、洞奇石美、物產資源豐富等正面因素。其對詩人心態或說精神狀況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可大致概括為:淪落心態、憂懼心態、喜山悅水心態、樂游心態。   一、淪落心態   唐宋時期，粵西遼遠的地理區位常常使身處其地的詩人產生淪落感。   粵西僻處西南一隅，閉塞落后，遠離中原王畿，最南端的欽州“北至上都五千五十里，東北至東都四千八百五里”［2］952，中部的柳州和北部的桂州到上都長安、東都洛陽的距離也都有四千里左右。遠道而來的外地詩人一踏足該地，便有一種處于天地邊緣的感覺，仿佛由人間樂土淪落于“魑魅之鄉”、非人之境。   古人一向以中原地區為天地之正中，中原之外的四方皆為鬼魅之地。如《左傳•文公十八年》說:“流四兇族……投諸四裔，以御魑魅。”這種根深蒂固的地域偏見一直延續至唐宋時期。五嶺之南、漲海之北的粵西更被視為“天邊國”、“天涯”等。唐睿宗景云間(710－711年)宋之問流欽州逗留于桂州時所作的《桂州三月三日》說:“代業京華里，遠投魑魅鄉。登高望不極，云海四茫茫。”唐朝南方的極邊之境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即當時的安南都督府，但在宋之問的意識中，粵西桂管的桂州與容管的欽州與安南無甚區別，都是“魑魅之鄉”。古代相傳北雁南飛不過衡陽，而桂州“北去衡陽二千里”，以至于詩人作“無因雁足系書還”(《登逍遙樓》)。地理幽遐，音訊難通，因而到粵西的詩人有被隔離于中原之外的邊緣感。“非九州之域”［2］952的欽州，瀕臨天然巨浸北部灣，流放該地的詩人更是有到天地盡頭的感覺，宋之問流欽州途中至藤州時即作“魑魅天邊國，窮愁海上城。”(《發藤州》)在欽州貶所逗留兩年多的張說將欽州之貶看作“萬里投荒裔”(《嶺南送使二首》其二)，“南溟宅放臣”(《南中贈高六戩》)，地處天涯海角，詩人的情緒往往是多愁而善感，“江勢連山遠，天涯此夜愁。”(《和朱使欣二首》其二)欽州東南一百多里的合浦，同樣瀕臨北部灣，亦被視為人跡罕至的魑魅之鄉。唐肅宗至德年間張說之子張均流合浦就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流合浦嶺外作》)中唐柳宗元貶柳州，亦借木槲花來形容自己是“飄零今日在天涯”(《種木槲花》)。   流貶詩人皆因悲傷、失落等情緒而使詩句語帶夸張，其他一些幕府、游宦詩人也將粵西視為萬里之外的天涯而抒發飄零之感。大歷年間(766－779年)戎昱客桂管為觀察使李昌巙幕僚時就有:“二年隨驃騎，辛苦向天涯。”(《桂州臘夜》)把旅居桂州的自己說成是“歲暮天涯客”(《桂州歲暮》);敬宗寶歷年間(825－826年)出為桂管觀察使的李渤，于途中見北雁南飛時深有感觸，形容自己赴桂州途程之遠亦如雁之“往復皆愁萬里程”(《桂林嘆雁》);李商隱形容其在桂管幕府為“天涯正對螢”(《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在桂管思鄉時亦說“萬里峰巒歸路迷”(《鳳》)，李商隱在桂管所作的《北樓》云:“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因為粵西遠離中原，詩人竟至于把桂州當作中華之外的“異域”。大中年間(847－859年)曾官邕管經略副使的陳去疾，回憶起自己在邕管的為官經歷時也說:“魂夢天南垂，宿昔萬里道。”(《偶題》)事實上，即使是那些未到過粵西的詩人，也把粵西視為偏遠之域。如戴叔倫《送李審之桂州謁中丞叔》云:“知音不可遇，才子向天涯。”元結任容管經略將行之時劉長卿有送別詩《贈元容州》曰:“萬里依孤劍，千峰寄一家……舊游如夢里，此別是天涯。”可見，無論是桂管、邕管還是容管，中原人士都習慣將之視為遙遠的邊地了。正因為地理位置幽遠，往粵西為官之人“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嘆;或暫來屬邑，即聞歸去之辭”(李商隱《為滎陽公桂州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而李商隱在赴辟入桂管幕府與親友告別時才會“東郊慟哭辭兄弟”(《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猶如生離死別。#p#分頁標題#e#   宋代，由于政區的收縮，粵西更是成了王朝的西南邊疆，與趁勢立國的交趾海陸相接。恰如周去非所說:“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因此，詩人置身邊地的心態較為明顯。如陶弼《安城即事二首》其二:“樽前一節清商曲，銷盡窮邊萬里愁。”(安城，即賓州)楊幼輿《游老君洞》:“古人一麾恥外郡，今我半刺來邊州。”(老君洞在融州)在詩人看來，粵西為西南窮邊之地，并非像西北邊疆那樣是成就功名的理想之所，故每有“落南”之嘆。范成大帥桂時即感嘆:“此豈功名場，往戍清淮濱……為言落南客，病作寒螿呻。”(《送唐彥博宰安豐，兼寄呈淮西帥趙渭師郎中》)劉克莊入幕桂州，自云“北戍逢君歲建寅，豈知今作落南人”(《武岡葉使君寄詩至桂林次韻二首》其二)，亦有“落南”之嘆。   粵西既非成就功名之地，出入粵西的詩人，總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當時出入粵西的主要通道是湘桂谷地，其中要經過一處重要的關口就是位于靈川、興安兩縣交界處的嚴關。李師中《過嚴關有感二首》其二直言“嚴關便是玉門關”。唐人以為春風不度玉門關，玉門關之外的邊地即是皇家恩露不及之處，極言其偏遠。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之城下，不復南矣。”嚴關以南是瑞雪難至的邊地。李師中以嚴關比作玉門關，也是有感于嚴關以南的粵西地理位置的偏僻。在宋代詩人看來，“賓鴻諱入嚴關去”(曾豐《興安縣西南石峰秀拔無數》)，粵西之地連鴻雁都忌諱，何況人呢!而出了嚴關離開粵西的詩人則倍感輕松，張孝祥《興安》云:“已過嚴關了，吾行且緩驅。”那種逃離邊地而北返的解脫感油然而生。因為在詩人看來，進了嚴關不僅皇恩難及，似乎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位置，并且連自身的生死都未卜。故陶弼離開粵西時作“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出嶺題石灰鋪》)是代表了多數詩人的心態的?；浳髦咧?、賓州、郁林州等因與交趾迫近，故被視為南疆邊塞;欽州、合浦更被視為天涯海角。陶弼《郁林鼓角樓》云:“五更將吏知人意。吹作梅花塞外聲。”《邕州》云:“絕塞多秋色，孤城易夕陽。”直以邕州、郁林為南疆塞外，與西北邊塞等同。陶弼在欽州所作《天涯亭》、《望海嶺》等以欽州為天涯海角，如《望海樓》云:“望海樓高目力寬，海潮來處是天根。”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時偶遇歌女而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慨嘆。筆者以為，撇開詩歌藝術成就的高低不論，地處比江州更為偏僻的粵西詩人的天涯淪落感，比白居易無疑要更強烈。   二、憂懼心態   粵西炎熱的氣候以及彌漫山巒草莽、盤桓江河上空的瘴霧，常常使詩人產生擔憂感和畏懼感。   粵西瘴霧之惡名的記載最早見于《后漢書•馬援傳》。馬援當時見到的景象是: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宋人祝穆認為馬援所經歷之地即唐宋時容州的容江“(容江)即馬援所謂‘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者是也。”［3］755當時的容州“地多瘴氣，春謂青草瘴，秋謂黃茅瘴”［3］755。初唐沈佺期貶驩州道經容州鬼門關時說:“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入鬼門關》)他所說的“瘴江”即指容江，也即今天的南流江，發源于容州北流縣，向南流經牢州(今玉林)、白州(今博白)、廉州合浦而入海。經容州鬼門關往南邊的欽州、合浦一帶，瘴癘更甚，“自瘴江至此，瘴癘尤甚，中之者多死，舉體如黑。”［3］713因此，流經欽州而入海的欽江，也被詩人稱為“瘴江”?？梢姰敃r粵西瘴癘遍布之廣。歷史記載與現實情景相結合，更增添了途經此地的詩人的恐懼感。流放欽州的張說在送北使還京時說:“山臨鬼門路，城繞瘴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二)于瘴癘大作之地待罪的詩人，對自己能否活下去有明顯的憂懼之情。柳宗元《嶺南江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待流年。”其所憂心者非一端，但卻首列黃茅瘴。柳宗元在柳州英年早逝，非必與瘴疾有關，但從他剛到柳州便感覺“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寄韋珩》)來看，炎熱氣候與瘴癘或許對他健康狀況惡化有一定影響。并且柳宗元不止一次在詩中表達過對粵西瘴癘的憂懼，如《別舍弟宗一》說“桂嶺瘴來云似墨”，既是囑咐舍弟要注意防瘴，同時也透露出詩人對瘴癘的畏懼感。   唐代旅桂詩人對瘴霧的懼怕也同樣表現在宋代旅桂詩人的詩歌創作中。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李師中起任廣西提刑，歷數年方出嶺，他形容自己在廣西為官的生涯是“冒瘴煙于此四年”(《嘉佑三年九月受命來嶺外七年十一月得請知濟州感恩顧已喜不自勝留詩四章以志歲月》序)［4］，如同冒著槍林箭雨戰斗的軍人。哲宗年間，因入元祐黨籍而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的范祖禹，其《賀州安置謝上表》云:“已投身于魑魅之域，將淪于瘴癘之鄉。”透露出些許擔憂?；兆诔鐚幵?1102年)因忤秦檜而編管昭州的鄒浩，為讀者描繪了當地瘴氣的恐怖場景:   昭于廣西，最為惡地。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則瘴大作，以故南人日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監司弗飲其水。予至之日，適又甚焉!素巾滿郊廛，喪皷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無有也。嘗于蒼埃白霧中怪鳥正飛而墮，雞豚狗彘正行而顛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瘴然也。(《銘張明墓》，鄒浩《道鄉集》卷36)［5］   鄒浩的仆人張明染瘴疾而卒，這一活生生的例子無疑在詩人心中投下了恐懼的陰影。其《平樂告天青詞》云:“惟茲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煙尤甚他邦，局形影循愆而處。”以昭州平樂的瘴癘為最甚。因此，當聽說與自己同年遭貶的友人吳某得以還朝時，鄒浩禁不住呼號:“庚子頻年憂患同，君依墳土我飄蓬。聞君已復云霄上，顧我須逃瘴霧中。”(《聞吳圣取還朝》)企盼友人救助自己逃離瘴癘之鄉的急切而帶點絕望的心情表露無疑。北宋初，知昭州的梅摯作《五瘴說》，聲明粵西瘴癘并不可怕，但實際上詩人心里還是有一些隱憂。他在昭州所作的《昭潭十愛》其九云:“我愛昭州酒，千家不禁燒。醥醪一爵舉，瘴霧四時消。”詩人可以從言語甚至精神上戰勝瘴氣，但是瘴疾能致人于死地的現實使人在潛意識里不能不感到擔憂，梅摯只不過是借酒消憂，驅除意識深層里對瘴氣的畏懼感罷了。#p#分頁標題#e#   粵西瘴氣使身臨其地的詩人產生憂懼之情有現實經驗作為基礎，而并非憑空杜撰或夸大其辭。唐宋兩朝，無論是旅寓粵西的官員還是販夫走卒，多有遇瘴染疾而卒之人。皇祐年間任廣西轉運使的孫抗“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六”［6］677(王安石《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治平年間任廣西轉運使的李寬“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6］711(王安石《廣西轉運使李君墓志銘》)。孫抗與李寬都是在廣西轉運使任上因公務染瘴疾而卒。宋時的廣源州，原屬邕州羈縻州峒，于熙寧十年(1077年)改順州，陶弼任知州時“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7］，但陶弼仍“躬督板筑，上冐氛癘，下涉榛莽，撫士卒疾苦，恤其死亡。閱歲，順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遂卒，實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四。”［8］陶弼與其所部順州戍卒，多因感染瘴疾而亡。上文所提到的鄒浩仆人張明，到昭州不久即因瘴疾而死。有這么多歿于瘴癘的官員、戍卒等作為前車之鑒，中原士人更是視往粵西為畏途。唐人陳去疾《送人謫幽州》云:“莫言塞北春風少，還勝炎荒入瘴嵐。”陳去疾曾官邕管經略副使，他認為同是貶謫，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幽燕之地，也比往瘴霧彌漫的炎荒之地要好，可謂現身說法。   鑒于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韓愈在《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其四中囑咐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絕非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切實的忠告。北宋鄭獬在《戍邕州》中寫邕州瘴癘之劇:“二月瘴煙發，薰蒸劇甑釜。病者如倒林，十才起四五。偶有脫死歸，扶杖皆病僂。”也不是文學寫作上的夸張，而是從事實出發來表達作者對邕州戍卒的擔憂，并申明作者強烈反對派北兵戍守邕州的立場。范成大出帥廣右時，姻親故人“皆以炎荒風土為戚”(《桂海虞衡志》序)也非杞人憂天。至于那些未到過粵西的詩人，如張籍《送南遷客》:“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齊己《送人南游》:“且聽吟贈遠，君此去蒙州。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游。”其詩或為模擬或為行卷之作，但對瘴癘的憂懼卻是從現實的經驗得來。   三、喜山悅水心態   粵西生態環境的惡劣給詩人帶來淪落感、憂懼感，同時，粵西奇麗秀美的山水風光則讓詩人產生驚喜贊嘆、愉悅等積極的情緒。南宋范成大乾道初為廣西帥，“甫入桂林界，平野豁開，兩傍各數里，石峰森峭，羅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動心駭目，相與指示夸耀，又謂來游晚矣”［9］(《驂鸞錄》)。普通人尚且被粵西的奇麗之景所震撼，更何況敏感的詩人。例如張栻為廣西帥時即說:“吾邦雖云僻，山水足奇趣。”(《送陳擇之》)   唐宋時粵西的開發相對來說仍然較慢，部分地區顯得荒涼貧瘠。如中唐柳宗元貶謫柳州沿途時所目睹的是“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寄韋珩》)的荒涼景象;宋朝時，潯江流域的貴州“民貧地瘠，茅葦彌望”［3］729。但正是這種較少經過人工開發、基本保持原生態面貌的山川地貌，贏得了眾多文人墨客的認可與贊美。從中唐柳宗元說“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韓愈“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的經典描繪，到北宋初柳開“桂山嶄嶄兮，翠攢若指”(《袁姬哀辭》)的贊許，以及黃庭堅、范成大等人的揄揚，代表粵西山水的桂林美景可謂蜚聲海內。即使當時較少為中原人士所熟知的粵西偏僻之地的風景，也不乏贊譽之聲。例如潯江流域的潯州一帶，李邦彥《留題白石》云:“潯江窮瘴嶺之南，郡雖僻，旁與都嶠、勾漏為鄰，而白石近在境上，其江山氣象之秀，有足嘉者。”［3］721就連當時僻處桂北、與少數民族州峒犬牙的融州山水巖洞，也被譽為為天下之最?！渡剿畮r洞序》云:“玉融山水為天下最，而真仙巖、老人巖之類又其最也。”［3］P738融州山水的秀麗、巖洞的瑰奇，實與桂州相侔，只是因為僻處一隅，游覽者稀，故較少人知其妙也。正如明人蔡汝賢在《桂勝序》中所云:“粵西巖穴，即荒州下邑，往往多奇絕，匪直桂也。”   粵西山水之美，常常讓詩人發出“江山如畫”的贊嘆，直欲“生綃圖寫北人看”(鄒浩《送長卿》)。五代時人張泌途次桂州時說:“溪邊物色堪圖畫，林畔鶯聲似管弦。”(《春日旅泊桂州》)張孝祥贊譽桂州漓江中訾家洲說:“云山米家畫，水竹輞川莊。”(《訾家洲》)劉克莊作“陽朔千山獻畫屛”(《千山觀》)。黃庭堅貶宜州經桂州時，驚詫于桂州山水的瑰奇，不禁感嘆“李成不生郭熙死，柰此百嶂千峯何”(《過桂州》)，認為只有名畫手如李成、郭熙者方能圖盡桂州山水之妙。一些詩人認為山水畫大師未觀桂林山水而作的山水畫“頑陋”。如北宋章峴游覽桂州山水時說:“營邱水墨師，不識桂林山。半世閱渠畫，今始陋堅頑。嶺邊千奇峰，濃紺梳云鬢。肩輿兀醉夢，所窺才一斑。”(《雉山》)章峴認為，畫師因未識桂林山水之景，其所作山水潑墨畫與桂林山水比起來相形見絀。詩人雖然得以一游，但也只能窺其一斑，桂林山水之妙尚未得觀全貌。部分詩人甚至認為畫工之妙亦遜色于桂林山水的豐富多彩。例如晚唐曹松途經桂江兩岸時所寫的《桂江》云:   未識佳人尋桂水，水云先解傍壺觴。筍林次第添斑竹，雛鳥參差護錦囊。(注:南中有錦囊鳥)乳洞此時連越井，石樓何日到仙鄉。如飛似墮皆青壁，畫手不強元化強。   粵西神態環境之美不僅體現在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上，而且也表現在富于各種風物，如富含傳奇色彩的斑竹，毛色艷麗的錦囊鳥，等等。諸多生態因素糅合于一起，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堪稱大自然的天造地設，即使是天下最好的畫工也畫不出如此景致。   粵西生態環境對身臨其境的詩人的影響之大，表現在他們動輒以“甲天下”、“天下之最”贊譽當地的山水美景，如對桂林、陽朔山水的贊譽。韓愈送嚴謩任桂管觀察使時將此行比為“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隱約可知桂州山水之美在當時已小有名氣。至宋人廣西路提點刑獄王正功首唱“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羅青意可參”(《嘉泰改元桂林大比與計偕者十有一人九月十六日用故事行宴享之禮作是詩勸為之駕》)，廣西帥司范成大有“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之評，都是親自領略當地美景后所得出的結論。陽朔山水從李綱貶謫海南途經粵西時所作《道陽朔，山水尤竒絶，舊傳為天下第一，非虛語也，賦二絶》詩，以及“陽朔谿山冠百蠻”(《送李泰發吏部赴官陽朔》二首其二)的說法看，在當時也是有天下第一的美譽的，所謂“北客多夸陽朔山”(李光《陽朔道中兩絕》其一)，“陽朔千山與萬山，生綃圖寫北人看”(鄒浩《送長卿》二首其二)，可見北客對陽朔山水的推崇。至于粵西的其他地方，如容州勾漏洞，詩人吳元美游覽其中的白沙洞之后情不自禁索筆書曰:“勾漏甲于天下，而此洞為勾漏第一。”(《白沙洞記》)融州的山水巖洞，上文已提到宋人將之譽為“天下最”。南宋戴復古游覽融州玉華洞后說:“憶昨逰桂林，巖洞甲天下。竒竒怪怪生，妙不可模寫。玊華東西巖，具體而微者。”(《玉華洞》)戴復古認為，桂林巖洞甲天下，世所公認，而融州玉華洞之怪奇乃其“具體而微者”，除了規模較小之外，洞之奇，石之美與甲天下的桂林可相提并論。#p#分頁標題#e#   四、樂游心態   粵西生態環境中的山水美景，對于那些生性就喜尋幽訪勝的詩人來說，無疑給他們提供了恣情游賞的場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唐時人楊蘧一見粵西桂州陽朔山水，念念不忘，竟至不嫌偏遠，求為陽朔邑令，以遂其游覽之愿?！侗眽衄嵮浴肪砦?ldquo;陽朔山水條”記:“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楊宰俄而選求彼邑，契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10］   楊蘧可以說是一個有“山水癖”的文人士大夫，在唐宋時期，類似他這樣一見粵西山水便樂意游覽的詩人也很多。如晚唐會昌年間桂管觀察使元晦“性好巖澤”，在桂州時“時恣盤游”(《桂林風土記》)，興之所至，篇詠往往長達五六十韻。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王過知郁林州，道過桂州而游覽巖洞山水，其七星巖題記云:   余素有山水癖，游宦江浙逾二紀，明峰秀川，歷覽幾盡。飽聞八桂巖洞之奇，恨未能以到。得郡郁林，因攜家謁清惠祠，泛舟過龍隱，食已，由曾公巖入氣息東，傍行邃穴，窈窕數里，不能極其涯。既出相羊石扉，宴坐終日，有墅云飄素練，群峰借蒼壁，超然頓忘俗慮，信壺中有天，語非虛誕;又疑飛空步霧，乘風駕鶴而徠，想海島蓬宮，不異此也。［11］168   王過自稱有“山水癖”，飽聞八桂巖洞瑰奇的美名，借之官郁林州道過桂州之機，盡情游覽，以之為蓬萊仙宮，有超塵絕俗之思。劉克莊自垂髫之年即對粵西巖洞十分向往，“舊聞巖洞勝，欲往自髫年”(《游水東諸洞次同游韻二首》其二)，自云其應廣西帥之辟入幕是“若非曾發看山愿，老大何因入瘴云”(《炎關》)，其在粵西數年“來南百慮拙，所得惟幽尋”(《五月二十七日逰諸洞》)，只是盡力尋幽訪勝而已，對官職之升遷不甚在意，雖然詩人北歸時是“官滿無南物，飄然匹馬還”，一貧如洗，但是唯一讓詩人感到不留遺憾的就是“惟應詩卷里，偷畫桂州山”(《乍歸九首》其一)了，能親身領略粵西風光并形之于詩，劉克莊已經心滿意足了。以劉克莊在粵西的行事及所作詩篇觀之，信非虛語。曾為廣西經略使的趙師恕于南宋理宗“端平初知靖江，與桂帥幕羅大經善。嘗與大經游棲霞洞，賦詩。謂大經曰:‘觀山水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髙下。’又曰:‘平生有三愿: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看盡世間好山水。’其興致如此。”［12］(《粵西文載》卷六三)趙師恕為宋宗室，其出為廣西經略使的動機當與“看盡世間好山水”的雅興有關。   一些遠宦粵西的詩人雖有羈旅漂泊之感、思親戀闕之意，但一旦置身于山水奇絕秀麗之區，所有不快便如冰消云散，心態發生了變化，竟至樂游從容。南宋紹熙末、慶元初為廣西轉運判官的張釜即是一例。據象鼻山水月洞題刻:   丹陽張釜，以紹熙甲寅正月四日，集賓僚廬陵胡槻、相臺王思詠、吳門范藻、臨川董居誼、新安汪楚材、郡人滑懋于報恩寺之翛然亭，食已，泛舟龍隱，遂過訾家洲，訪水月洞，登慈氏閣，從容竟日而歸。桂林山水之勝，冠絕西南，易節來此，雖去鄉益遠，而公余登覽，心開目明，歸思為之頓釋云。［11］232   其他如范成大出帥廣右時，面對粵西的江山好景，詩人一反庾信“江山信美非吾土”的哀傷與無奈，“縱非吾土且登樓”(《次韻郭季勇機宜雪觀席上留別》)，縱情游覽，“茲游奇絕忘羈宦”(《次韻許季韶通判雪觀席上》)充分表現了其樂游的心態。繼范成大為桂帥的張栻，自言“壯歲幾成山水癖”(《二使者游東山酒后寄詩走筆次韻三首》其三)，一個以關心民瘼為己任的理學詩人竟也樂游粵西山水，幾至成癖，山水之怡情而能至于此。粵西的山水美景，使旅寓粵西的詩人于縱情樂意游覽之中暫且忘記了旅宦天涯、冒官瘴土、親離友別等種種不快，給詩人的心靈世界透去縷縷陽光，驅散心頭的陰霾，使詩人漂泊的靈魂得到安慰。   生態環境包含的因素有多種，詩人的心靈世界更是復雜而多變，生態環境對詩人心態的影響并非一種線性的一一對應關系，當生態環境中的各種因素同時呈現在詩人面前時，有喜有悲，或悲喜交集，五味雜陳，殊難分辨。蘇軾《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一:   君談陽朔山，不作一錢直。巖藏兩頭蛇，瘴落千仞翼。雅宜驩兜放，頗訝虞舜陟。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   陽朔山不可謂不美，王鞏貶賓州途經陽朔時卻對之充滿鄙夷、驚訝、畏懼等復雜感覺。陽朔山水之奇麗是眾人公認，但是當一位貶謫而來的詩人恰好在這奇麗的山川背景中看見令人毛骨悚然的“兩頭蛇”盤結于山巖，殺人于無形中的“瘴霧”彌漫于山間時，對于山川美景的好感頃刻間便會被驚訝、畏懼，甚而至于鄙棄等感覺代替。又如宋之問流放欽州途經粵西少數民族地區時所寫的《過蠻洞》云:   越嶺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橘花。誰憐在荒外，孤賞足云霞。   詩人此去欽州生死未卜、兇多吉少，本應如杜鵑一般悲鳴泣血才對，但是炎荒之外的美景又使詩人暫時忘卻了近在眼前的災難，生發出孤芳自賞的閑情。王鞏、宋之問等對粵西生態環境的反應告訴我們，生態環境諸因素共同構成一個動態關聯、相互影響的整體，其對詩人心態的作用也是一個動態的、多向度的過程，詩人在生態環境氛圍中產生的種種復雜情感，也折射在詩歌作品的內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