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代旅游文學反思，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關于旅游文學概念的界定，目前學術界尚未有統一意見。但歸結起來大體有狹義和廣義兩種劃分：狹義旅游文學概念是嚴格意義上的旅游文學，范圍比較狹窄，專指在徜徉自然或市井鄉里的旅游過程之中或之后用文字模山范水抒發性靈的文學作品；廣義旅游文學概念是寬泛意義上的旅游文學，范圍比較寬，凡記述描寫部落遷徙、士卒征戍、游子離家、帝王巡游、貴族狩獵、官宦歸隱、士大夫貶謫、士子游學、藝人游藝、學者游歷考察、僧侶拜謁傳經、商賈異地經商等旅行和旅游過程中所見所聞及抒發思想感情的文學作品都歸于旅游文學。本文采用的是廣義的旅游文學概念，原因是嚴格意義上的旅游文學是在魏晉以后才出現的，而中國古代旅游文學最初就產生在廣義旅游文學概念所包涵的旅行和旅游之中，   這和中國古代文學最初就產生于先民的勞作之中同出一理。旅游文學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相當分量，具有重要影響。每一時期的旅游文學都受到前期及當時思想文化的共同作用，并在積淀之基礎上求得不斷發展和革新。研究其歷程，會發現一些相對穩定并長期延續的特征。這些特征在積累中一再地重復出現，在變革中穩定地保留傳承，對當時及以后的旅游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便是旅游文學的“傳統”。   一、重游傳統   旅游文學的重游傳統，指旅游文學創作者重視旅游的傳統。這個傳統的形成是民族傳統心理結構影響和一定歷史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的產物。從本質而言，重游是古代旅行或旅游者對于旅游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恐懼，這種傳統對旅游文學的發展一直有著重要影響。   旅游文學重游傳統的思想基礎是行路難，即對旅行和旅游的一種恐懼。中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人們出行受限。加之道路不暢，荊莽叢生，虎豹出沒，盜匪猖獗，出行時有生命之虞。古代著名旅行指南《山海經•海外北經》神話中夸父逐日的故事，就是古代徒步旅行艱難的寫照。戰國時蘇秦游歷求學“贏滕履躋，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1］（P85）“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1］（P92）飽嘗旅游艱辛。徒步旅行難，憑借交通工具同樣也難。九曲黃河，洶涌長江，高山深谷，原始森林，浩瀚沙漠，構成旅行巨大障礙。李白的《行路難》：“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2］（P215）堪稱旅游文學中的絕唱。   這種對艱險之途的憂懼，行路難的慨嘆，便積淀成旅游文學中反復詠唱的主題，成為重游傳統的思想基礎。重游傳統在旅游文學創作中主要體現為懼游、慎游和重游。   (一)懼游。即對旅途的畏懼。《詩經•檜風•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3］（P197）   晉陸機《赴洛道中作》詩“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馀，林薄杳阡緜?；[深谷底，雞鳴高樹顛。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4］（P294）陸游《自興元赴官成都》：“此生均是客，處處皆可死”［5］（P526）。   都表達了對旅途危險的畏懼。韓愈貶潮州刺史赴任途中作《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6］（P806）   強烈地表達了自己被貶謫后面對艱險行途的悲涼憂悸與生死未卜的驚恐心情。   (二)慎游。指在恐懼旅游的心態下潛移默化形成的旅游者對旅游十分審慎的行為準則和規范。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1、保重身體?！抖Y記》勸戒世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6］（P684）旅游者出門在外，往往要經歷生死險境，故要求以保重身體為第一要務。旅游文學中多有表現慎游的作品。如《詩經•魏風•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3］（P148）   父親要求兒子快快回家，切莫死在異鄉。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棄捐無復道，努力加餐飯。”［7］（P91）是婦女對即將遠行的丈夫在旅途中要萬萬保重身體的叮囑。   、結伴而游。據許慎《說文解字》解釋，旅行猶侶行，是一種結伴而行的集體性行為。按照《禮記》的觀點，結伴而游比單獨行走安全可靠?！对娊?bull;唐風•杕杜》：“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3］（P161）   表達了對結伴而游的呼喚。從《詩經•鄭風•秦洧》、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前赤壁賦》、柳宗元《永州八記》、歐陽修《醉翁亭記》等作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古代旅游常常是結伴而游。3、游必有方。“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8］（P399）   中國古代封建禮教有一條不成文規定：外出旅行和旅游，須有正當理由，有一定時間、地域或距離限制。古代認為外出旅行或旅游的正當理由是經商、游學、游宦、游方、鎮戍和游豫等?！对娊?bull;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3］（P27）就表達了妻子要求丈夫結束遠游及早歸家的愿望。   (三)重游。重游是由慎游、懼游等觀念演變而來。重游觀念在長期發展演變中，約定俗成為一系列行旅程式或禮俗，久之遂形成傳統。旅游文學作品中廣泛地表現了這一傳統：#p#分頁標題#e#   1、卜行。古人出游前，要先行占卜擇日，以示吉兇：吉則行，兇則避?！对娊?bull;衛風•氓》：“卜爾卜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3］（P85）   《詩經•小雅•杕杜》：“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3］（P240）前詩是為女子離家出嫁前的卜行，后詩是為在外的游子卜歸期。   2、祖道。行旅之人上路要進行祭祀，就是祖道。   反映祖道祭祀的作品很多，如《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出祖”［3］（P473）。許多人還專門寫了祖道詩。如晉孫楚《祖道詩》、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王潔《祖道應令詩》、陸機《祖道潘正》等。   3、送行。旅游文學中描寫送行的作品數量極多。如《詩經•邶風•燕燕》：“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3］（P39）表現了送別時的傷感。南朝江淹的《別賦》寫了各種各樣的離別，更使人覺得黯然消魂。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則一洗送別詩文悲涼之態，意境開闊，格調高昂，是送行詩中上品。送行路程一般以城郊分界為限，唐宋多以灞橋、勞勞亭為界。李白《憶秦娥•簫聲咽》詞：“年年柳色，灞陵傷別”［2］（P19），其《勞勞亭》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2］（P358），即是勞勞亭送客。   4、離筵。親人外出，家人和好友為之設宴。餞飲，是送行即將結束時親朋好友在路邊為行人舉行的敬酒道別儀式。這在旅游文學作品中多有表現。   《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3］（P473），表達了依依惜別之情。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2］（P195）也是為友人餞飲而作。王實甫《西廂記•長亭送別》：“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7］（P301）這些詩句都膾炙人口。   5、折柳。親朋好友與外出游子道別分手，往往要折柳相贈，以寄托依依之情。折柳有兩種寓意，一是柳樹生命力強，示意到天涯海角，都能枝繁葉茂；二是柳與“留”諧音，有“挽留”之意。楊柳入詩在我國很早，《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3］（P233）即為寫柳名句。唐孟郊《橫吹曲辭•折楊柳》更直接寫到了折柳：“楊柳多短枝，短枝多別離。贈遠累攀折，柔條安得垂。……莫言枝條短，中有長相思。”［9］（P196）翁綬《折楊柳》云：“殷勤攀折贈行客，此去關山雨雪多。”［9］（P237）這樣的詩詞數量極多。   6、唱離散曲。漢代出現專寫離別之情的曲子《折楊柳》，離別歌唱開始成為習俗和傳統。李白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2］（P284），即是這一傳統的寫照。根據王維詩《送元二使安西》譜寫的離別曲《陽關三疊》，更成為千古流傳的離散名曲。   7、贈物。睹物思人，旅游程式中又有贈物道別的習俗。所贈之物，則不外乎錢、扇、衣服或隨身攜帶物品。《詩經•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何以贈之，瓊瑰玉佩”［3］（P180）之句，應是這種習俗的發端之作。   8、贈詩。這種習俗和傳統在文人騷客中風靡。古代離別贈詩的作品舉不勝舉，著名的有漢李陵《贈蘇武別詩》，魏曹植《送應氏詩》，南朝宋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梁簡文帝《餞別詩》，唐陳子昂《送客詩》，宋之問《送別杜審言》，李白《金鄉送韋人之西京詩》，宋黃庭堅《贈別李端叔》詩等。送別詩數量多，佳作也多。   9、書報平安。旅游在外，要寫家書以報平安?！对娊?bull;檜風•匪風》：“誰能享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3］（P197）   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鴻雁長飛光不渡，魚龍潛躍水成文。”［7］（P215）即表達了思婦切盼游子書信的心情。韓愈《寄皇甫浞》，杜甫《酬韋韶州見寄詩》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郎》，岑參《送竇漸入京詩》，都是游人書報平安的例子。   10、洗塵和接風。游子遠歸，家人友人要設宴為之洗塵和接風。這樣的描寫甚多，茲不贅述。   這些旅游程式和習俗，被廣泛地呈現于古代旅游文學作品中，形成旅游文學的重游傳統。   二、重人傳統   山水無人文勝跡往往無魂。眾多旅游文學作品以人文勝跡為抒情寫景對象，逐漸形成旅游文學的重人傳統。早期旅游文學人文資源較少，旅游文學作品中神話傳說較多，如從詩經、楚辭到漢魏詩歌，大量援用神話傳說，而少寫人文勝跡。旅游文學發展越到后朝，人文資源積淀越加豐厚，旅游文學作品中對人文資源的使用往往是左右逢源、信手掂來。   儒家把人視為宇宙自然中心，天地自然都是人化自然。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10］（P237），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道家看重個體生命存在和人性自然。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1］（P41）。儒道兩家思想都是旅游文學重人傳統的基礎。   重人傳統中重視名人現象十分顯著。正如王世貞《登太白樓》所言：“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7］（P359）旅游文學作品中對名人歷史、名人故里、名人貢獻地、名人游歷地、帝王陵寢、名人墓地、名人紀念地等名勝高度重視，只要可能，都會加以援引使用。如王勃《滕王閣序》：“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于長沙，非無圣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7］（P8）；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飛灰煙滅。”［7］（P61）；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7］（P150）還有左思《詠史》、劉琨《重贈盧諶》、宋之問《度大庾嶺》、王昌齡《出塞》、杜甫《蜀相》、杜牧《過華清宮》、張養浩《潼關懷古》、趙孟頫《岳鄂王墓》、楊維楨《題蘇武牧羊圖》等等，都是這類作品。#p#分頁標題#e#   劉禹錫《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12］（P366）這里“仙”、“龍”，實指名人知名度。“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12］（P366）南陽諸葛廬是幾間不起眼的破草屋，卻由于諸葛亮的知名度而千古流傳；西蜀子云亭，也十分平常，卻因揚雄而名聞遐邇。湖北黃州赤壁，并非三國赤壁之戰所在，卻因蘇軾寫下前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而名聞古今。湖北襄陽峴山，不過一個丘陵，因晉羊祜于民有德，曾登此山，遂名揚海內。滁州醉翁亭本是一處毫不起眼的小山亭，但有了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游人便對此山亭產生了仰慕和敬意。   翻檢古代旅游文學作品可以看到，旅游文學作品中重視對名人資源的利用，往往使作品產生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的良好效應。名人故地因旅游文學作品的表現而倍增其人文價值，旅游文學作品因表現名人故地而成為經典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三、政治傳統   古代旅游文學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造成了其與政治關聯的傳統。   首先，旅游文學表現的內容常與政治關聯。以天子、諸侯為首的封禪、游獵、會盟、巡游、娛游，各國間政治、外交、軍事活動頻繁而萌生的公務旅行、外交盟會，百家爭鳴時各派學者周游列國的講學游說活動，都成為表現對象。徐福東渡、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都是典型的政治旅游，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典籍中有“王有巡守”［13］（P186）、“王巡虢守”［13］（P177）記載。有“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10］（P26）的記載。   《穆天子傳•游舂山》：“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   ‘舂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寶。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瑤。”［14］（P36）記載了西周穆王游覽舂山的活動。秦始皇曾五次遠途巡游，漢武帝共巡幸30余次。史載有72代帝王拜謁泰山，留下了數不盡的碑碣石刻。司馬相如《子虛賦》寫：“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于海濱。   列卒滿澤，罘網彌山。……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纖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15］（P58）以夸張手法和富麗文字，描寫天子游獵場面。唐玄宗登泰山封禪，親手撰寫《紀泰山銘》。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江上漁者》，表達登臨山水時卻也拋不開的天下之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體現政治家對社會亂象的憂思。陸游的紀游抒情詩則是其政治理想的真實寫照。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都是其愛國憂憤的抒發。這眾多詩文為中國古代旅游文學留下了厚重篇章，散發出強烈的歷史滄桑感。隨鄭和七下西洋的馬歡、鞏珍、費信分別撰寫《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和《星槎勝覽》三部有著明顯政治動機的旅游著作，成為中國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顧炎武《昌平山水記》、龔自珍《己亥六月過揚州記》，魏源《游山吟》、譚嗣同《潼關》、丘逢甲《謁明孝陵》、金天羽《黃鶴樓》、鄭珍《五岳游俠歌》等等，這些旅游詩文都蘊涵了強烈的政治情結。   其次，旅游———政治———旅游，成為古代政治家理想的人生通途和從政模式：古代一些文人士子將旅游與政治的關系視為曲徑通幽、出世入世的關系。   孔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還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8］（P41）?？鬃訉τ诔鍪藲w隱的政治態度，對后世旅游文學影響很大。旅游(求仕)———政治(入仕)———旅游(歸隱)，成了部分文人士子追求和實踐的人生模式。這在旅游文學中有較多的曲折表現。如屈原《漁父》、阮籍的詠懷詩、謝靈運《游名山志》、陶潛《飲酒》、《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李白《行路難》、王績《夜還東溪》、宋之問《寒食還陸渾別業》、王維《終南山》、孟浩然《留別王侍御維》、劉禹錫《陋室銘》、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周敦頤《愛蓮說》、蘇軾《定風波》、《前后赤壁賦》、袁宏道、唐寅、徐渭、張岱、袁牧等人的旅游文學作品，其最深層的思想根源，大都與這種傳統相關。   四、與民同樂傳統   古代旅游文學貫穿著與民同樂傳統。與民同樂思想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本思想。從老子“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17］（P28），到孔子“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16］（P3），再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8］（P300），荀子的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比喻，再到明朱熹的“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19］（P127），清黃宗羲的“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20］（P5）。都影響著旅游文學。   《詩經》中有表現周文王與民同樂的詩句，《尚書》中引用商民仇恨紂王獨樂的民諺，孟子勸諫梁惠王“臺池鳥獸”、“田獵”等要與民同樂，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1］（P29）。唐德宗李適《中和節日宴百僚賜詩》：“韶年啟仲序，初吉諧良辰。肇茲中和節，式慶天地春。歡酣朝野同，生德區宇均。”［9］（P184）記述中和節君臣朝野同樂之事。宋歐陽修《醉翁亭記》：“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12］（P538）   #p#分頁標題#e# 是與民同樂的體現。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民同樂演進到讓民先樂，使旅游文學作品更增添了人文關懷的內涵。旅游文學中反映節慶吉日普天同慶官民同樂及民風民俗的作品眾多。如宋朝吳自牧撰《夢梁錄》卷六載：“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大剎寺等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此時，臘八煮粥已成民間食俗，不過，當時帝王還以此來籠絡眾臣。元人孫國敕作《燕都游覽志》云：“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以米果雜成之。品多者為勝，此蓋循宋時故事。”［22］此外王羲之《蘭亭集序》描繪的古代修禊盛會，寫出了文人士子集會游樂的場面。唐德宗李適《重陽日賜宴曲江亭》，記述重陽節君臣與民同樂情況。杜甫《九日》描寫重陽節與家人友人登高歡慶，白居易《西涼使》描繪春節市井熱鬧非凡的舞獅活動，張先《木蘭花•吳興寒食》描寫寒食節民間風俗，李清照《永遇樂•元宵》、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王磐《古調蟾宮•元宵》描繪元宵節普天同慶的盛景，張岱《西湖七月半》描繪官民同游西湖的市井風情畫，內容反映如春節、立春、春分、中秋、重陽、冬至等傳統節日官民同樂的古代旅游文學作品，種類眾多，影響深遠。   悠久而博大的中華文化孕育出的旅游文學上述傳統，既影響了古代旅游文學創作，也對現在和未來的旅游文學創作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