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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國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近年來研究易學與文學關系的成果非常豐富，同時出現了梳理、反思這些成果的綜述若干篇，如張善文的《〈周易〉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綜述》［1］144－157和黃黎星的《觀其會通、探其精微———關于〈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存在兩種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對象不同。前者是選擇重大文學理論問題的宏觀研究，后者則是圍繞作家的作品、批評及文學思想而展開微觀的個案研究。其次，理論基礎不同。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論基礎則是作家闡釋易學的相關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從《周易》出發，尋找其對于文學影響的痕跡;后者則是將作家本人的易學著作與其文學著作看成一種平行類比的關系，分析二者之間一致的趨勢以及相互關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易學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觀、言象意、陰陽辯證、通變、美學思想等是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一)文道觀   《周易》在六經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經的文學觀之下，討論文學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難離開《周易》。《文心雕龍•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響。祖保泉的《〈文心雕龍•原道〉臆札》認為，劉勰在《周易》的基礎上建立了文道觀，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從理論體系的建立到語詞運用，都受到《周易》的影響。［3］王運熙的《〈文心雕龍•原道〉的思想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都認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響范式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運用統計方法定量測定《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周易》對《文心雕龍》影響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體影響《原道篇》，周勛初的《〈易〉學中的兩大流派對〈文心雕龍〉的不同影響》認為《原道篇》的道，與《易》中的道涵義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7］   范文瀾先生認為劉勰是經學古文學派，周勛初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劉勰受到漢易與王弼易學的雙重影響，其“文”、“道”關系論也受到易學兩大流派的影響。黃高憲的《〈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則認為:《原道》與《周易》的“道”相同之處在于:《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的影響，包括《易傳》的“觀物取象”說、“八卦生成”說、“三才”說、“乾坤，《易》之門戶”說等。［8］王少良的《〈易傳〉及魏晉玄學的文藝本原論》認為除了《文心雕龍》之外，《易傳》還對其他的文學本源論產生影響，他認為古代文論中的文道觀是在《易傳》及魏晉玄學的啟發下而獲得的周密闡述。［9］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一書中認為《周易》之道是文學起源論與本質觀的最重要的思維原點，［10］他還在《〈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劉熙載〈藝概〉中的援〈易〉立說》二文中對歐陽修、劉熙載的文道觀從易學的角度做了解讀，［11－12］他認為歐陽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來源于《大畜》卦。［11］范中勝的《〈周易〉與歐陽修的文道觀》則在黃黎星文章的基礎上，更全面地討論了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認為《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大畜》卦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賁卦》的文質關系論是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經過王弼《周易略例》的進一步闡釋，對意象理論、典型理論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1．意象   易象與意象本自相通，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胡雪崗在《試論“意象”》中說:“‘意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國藝術論的基元》則認為中國古代藝術表達的途徑是用語言來創造象，而這種重“象”與“易象傳統”有很大關系。［15］王振復也說:“中華意象美學智慧的源頭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響意象?敏澤的《中國古典意象論》認為《周易•系辭》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達的，可由“象”來表達，就是說，“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現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關系有兩個影響:一是由小見大，由具體表現一般的原則;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詩的比興。黨圣元在《談“易象”》、《象•實象•假象》等文中認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說、“言”“意”關系說對文學形象理論產生影響，他認為易象有“形象”與“象征”兩個特點。他說:“當我們把易象的這些特點與詩歌的‘比興’……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它們之間達到了驚人的一致。”我國古代形象理論“溯其源頭，實始于‘易象’及《易傳》之‘取象’。”［18－19］吳廷玉在《易象與意象》中探討了從易象到意象的三個階段:(1)由《系辭》發端，后以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所討論的象、言、意的關系，為審美意象說的建立奠定哲學基礎。(2)《系辭》“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創作經驗總結，以及司馬遷溝通《詩》、《騷》與《易》的批評實踐，揭示出意象營構的規律與模式。(3)王充、劉勰對易象之象所做的語義轉換，“意象”這一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便最終生成。［20］賀天忠在《“意象”說: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的詩學理論》中認為意象說的理論經歷兩次大的理論建構和三次自身的理論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盡意”和“觀物取象”說，構成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王弼的言、象、意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21］#p#分頁標題#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龍》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包含了“個別蘊含了普遍，或具體顯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則把這種典型理論的源頭從劉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盡意以小見大———〈周易〉中形象與典型思想試探》中認為《比興篇》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論來于《周易》，這正是“典型性”理論的胚胎。［23］馬白在《論〈易傳〉的美學思想》中也說:“《易傳》‘類’的思想，開后世藝術概括論、人物塑造論的先河。”這種思想“對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論的指導”。［24］陳桐生的《〈史記〉與〈周易〉六論》分析了司馬遷的典型理論與易學的關系。他認為:《易傳》“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司馬遷運用這種典型化理論去批評屈原，同時是他史傳創作的指導原則。［25］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對《離騷》的評價化用了《系辭》之語，認為《離騷》以芳草美人比擬主人公志行高潔，并寄寓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   (三)陰陽辯證   葉朗認為《易傳》與《老子》是中國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同樣構成了中國古代美學史上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易傳》的辯證思想從四個方面影響古典美學:陰陽剛柔的美的兩大類型的統一、文藝發展中的通變思想、“知幾其神”的審美標準與理想、“修辭立誠”的詩品與人品的統一。［26］78《周易》陰陽辯證思想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辯證思維、藝術風格、理論范疇等三個角度展開的。   1．辯證思維   蔣樹勇的《中國古代藝術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傳統》認為《易經》中的‘變易’與‘不變’是中國哲學智慧的光芒，影響了姚鼐的陽剛、陰柔之美，劉勰、葉燮的變與不變的通變觀。［27］《文心雕龍》充滿辯證智慧的文學思想與《周易》密切相關。繆俊杰的《略論〈文心雕龍〉中的辯證法思想》認為劉勰關于“神與物”、“體與性”、“通一與變”、“情與采”、“動與靜”、“夸張與含蓄”、“以少總多”、“文約辭簡”等關系的闡述，都受到《易經》影響，充滿了辯證智慧。［28］馬白的《從方法論看〈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認為劉勰運用《周易》“分而為二”的思想，分析文學現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對立統一內容的命題;運用《周易》“變動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學發展的輪廓通變;運用《周易》“類族辨物”的思想，辨別了事物的異同，建立完整的文體論。［29］宗小榮的《通變成文極數定象———從〈周易〉的辯證思想談我國詩歌形式的發展變化規律》認為從詩騷到二、三、四、五、六、七等雜言，以及古詩、律詩、絕句、樂府等詩體，詩、詞、曲、賦等文學樣式的變異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學內部的陰陽對立、剛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變到質變的矛盾運動，這些都可用《周易》的辯證思維來解釋。［30］黃壽祺、張善文的《〈周易〉對立變化創新思想中的美學意義》指出《周易》樸素辯證思想與“寓和諧于對立”、美的相對性、美的創新等美學思想密切相關。［31］儀平策《“中和”范式•“陰陽兩儀”•“一兩”思維》一文則從《周易》的辯證思維出發，探討了中國美學以“中和”為境界的思想源頭。［32］   2．陰陽風格論   易學的陰陽、剛柔之分，對于文學風格的劃分產生影響。陳永標在《試論陽剛陰柔之美》中說:“陽剛陰柔之美，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真正以陰陽剛柔去闡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的是《易傳》。”［33］李小成《周易的陰陽之道對古代文學風格主流形成的影響》認為《周易》對文學風格的深刻影響表現于:陽剛之氣與“風骨”，陰柔之美與“平淡”的藝術追求。［34］風格的二分法與《周易》陰陽思想有關，《周易》崇尚剛健的思想對“風骨”論產生影響。如朱良志認為《周易》具有崇陽抑陰的思維傾向。［35］王振復也認為《周易》推崇的剛健生命力，而這種剛健生命力衍生出劉勰的“風骨”說。［16］150楊鳳琴《風骨論及其思想淵源》認為《周易》崇尚剛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風骨論的深厚底蘊。［36］   3．藝術范疇   成中英認為有中國、西方、印度三類辯證法，中國特色的辯證法是來自于《易經》的“陰陽辯證法”。《周易》陰陽辯證法是諸多創作論范疇辯證統一的思想來源。鄧軍海的文章《〈藝概〉風格論的陰陽辯證精神》就以此理論為基礎，分析了《藝概》中的柔與剛、圓與方、沈與快、婉與直、密與疏等范疇。［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中認為《風骨》和《隱秀》是陽剛陰柔風格二分論的濫觴形態。［5］在《〈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易〉學淵源》中他進一步完善了他的說法，認為《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體系包括十個范疇。其中作為美學理想的范疇有“風骨”和“隱秀”，作為基本風格類型的范疇有《體性》八體。其中“隱秀”、“風骨”相當于陰、陽二儀，“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則分別對應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劉勰構建風格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主要來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為其模型。［38］   (四)通變思想   《周易》的通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尤其是《文心雕龍•通變篇》產生很大影響。馬茂元《說〈通變〉》、劉文忠《〈文心雕龍〉儒家的淵源關系》、張國慶《略談〈文心雕龍〉中的“通變”》等文均認為《系辭傳》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劉勰“通變”觀的思想源頭。［39－41］學者大多從《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劉勰“通變”原意。穆克宏的《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認為劉勰的“通”為繼承，“變”為創新。［42］他的觀點受到不少學者反對。蔡鐘翔不同意穆文觀點，在《釋“通變”》中他從《易傳》及王弼易學的角度出發，認為“通變”包括文學創作論中的通變以及文學發展論中的通變。《易傳》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劉勰的通變與《易傳》相通，所以“‘通變’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與復古相通”。所以“通”不僅有繼承意，還應該包括復古。［43］童慶炳的《〈文心雕龍〉“會通適變”說新解》本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窮”、“變”、“通”、“久”順序來闡明《通變篇》中“會通適變”的內涵，他提出了“運動”說，認為“變”是文學創作發展的橫向運動，“通”是會通古典作品的縱向運動，劉勰是想把文學放到運動變化中來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第四章“文變”部分，對文學通變觀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文心雕龍•通變》有四種解釋:復古說、繼承革新說、會通適變說和變新說。他對《周易》中的“變”、“通”、“通變”、“通其變”、“變通”、“變而通之”進行分析后，得出三個結論:“通”有通曉、貫通和通達之意;“通變”和“通其變”都有通與變化之意;“變通”指事物因變化而通達。“通變”與“變通”反映了《易經》作用的兩個方面，通于變化和因變而通。他說:“‘通變’這一概念的內涵的核心是是趨時而變。所謂‘通變’即如《系辭》所說的‘通其變’，也就是通于文章的變化……又有文章因變而得通達永久的意思。”［45］232他認為通非但不包含繼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維森的《〈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陳良運的《周易與中國文學》、李平的《〈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等均對易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的影響作了系統的梳理。他們認為《周易》還影響到了《毛詩序》、《詩譜序》、《文選序》、《詩式》、《詩源辯體》、《原詩》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學通變觀。［46－48］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的第四章對此問題作了總結。他認為易學的“變”除了“窮則變”、“變則通”等語之外，還有“生生之謂易”、“易一字而含三義”等。這些“變”的思想對于文藝思想都有不同的影響，他總結為六點:①變動不居:《易》學的觀念性影響;②生生不已:文藝發展的生命力;③與時偕行:文因時變的認識;④變以求通:變化發展的要義;⑤變易不易:變化中的辯證法;⑥革故鼎新:新陳代謝的規律。［10］118－151#p#分頁標題#e#   (五)美學思想   宗白華是較早闡釋《周易》美學思想的學者，他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中以《賁》、《離》為例，分析了《易經》包含的豐富美學思想。他認為《賁》卦主旨是文與質關系，《離》卦則有四層意思:附麗與美麗的統一，虛實結合，對稱、對偶、對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紀80年代兩部重要的美學史著作，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與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均關注到《周易》。前書認為，《周易》對中國美學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疇的影響，作者以“文”、“象”與“意”、“陽剛”與“陰柔”等范疇為例，分析他們對美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于思想體系的影響。如《周易》中人與自然的統一、陰陽的平衡統一與運動、辯證法等都是藝術創造的理論基礎。［50］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認為《易傳》的美學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這一范疇，以及圍繞此范疇而提出的“立象以盡意”、“觀物取象”的命題。［26］73王振復的《周易的美學智慧》與劉綱紀的《周易美學》是20世紀90年代相繼出版的《周易》美學的兩部專著。與其在《中國美學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對美學史的影響歸結為系統與范疇兩大類。他同時重視《周易》在當代中國美學建構中的作用。在《易學與當代美學的重建》一文中，他認為在當代美學的重建中“易學處于十分重要的基礎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體系。他認為《周易》肯定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統一的思想使得中國美學獨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學智慧》則聚焦到《周易》諸如“氣”的一些元范疇，以及這些元范疇在美學史上的影響。［16］除了專著之外，還有一些論文較為系統地探討了《周易》美學問題。如鄭謙的《從〈周易〉看我國傳統美學的萌芽》，就從“觀物取象”與“立象盡意”———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濫觴、“以象喻理”———對文學特征的自發掌握、“稱名小，取類大”———初露藝術概括的端倪、意內言外———詩詞寄托說之所本、“物相雜為文”與“貞夫一”———藝術辯證法的最初啟示、陰陽剛柔說———風格美論的先聲等六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美學的源頭。［52］刁生虎的《〈周易〉:中國傳統美學思維的源頭》認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陰陽和諧、隱喻象征、直覺體悟等思維方式開啟了中國美學的東方傳統，成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源頭活水。［53］蔣凡、張小平的《〈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批評的影響》簡要地概括了《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發展的十大影響，如陰陽之道、觀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辯、賁飾尚素等。［54］   還有一些論文以微觀的視角探討《周易》的美學思想，這其中《賁》卦尤其受到學者的重視，相關的論文有很多，諸如張慧的《賁飾尚素:論賁卦的審美內涵》、［55］傅志前的《賁卦美學初探》、［56］王煜《〈周易•賁卦〉對中國美學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經〉與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比較》是一篇角度新穎的文章。該文比較了《易經》數學美學和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分析了他們在各自文化系統中的影響。作者認為“參差變化美”是《易經》數學美學體系的總體特征，體現出一種變化與流動的藝術精神，導致了中國文藝“寓變化于整齊”美學原則的形成，成為中國文藝講求參差錯綜美的一個觀念源頭。［58］   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平行類比的研究方法，是蕭馳在關于王夫之的詩學與易學研究中首先明確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不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主要從作者本人的易學著作及其思想出發，研究其對自身文學創作諸方面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正受到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揚雄的易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張濤的《漢賦與易學》聯系他的易學思想分析揚雄賦的一些創作特點。［59］阮籍對易學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論》。錢志熙從《通易論》出發來探討《詠懷詩》。錢著認為，從主題來說，《通易論》“蘊含著阮籍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的真實感受”，其中“天地一終”、“人物憔悴”的一段話“可作《詠懷》詩基本主題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際”的思維模式對《詠懷》的意象創造、表達對象等均有影響。［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論》，王木青的《論王勃的周易美學思想》即聯系此論闡述王勃的太極美學思想，如太極之美的生生不息、陰陽合德、輻射之美等等。［61］查正賢的《試論王勃的易學時命觀及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從王勃易學“時不可以茍遇，命不可以終窮”的時命觀入手，探討它給王勃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影響。這種時命觀不但直接成為其創作主題，而且還滲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響著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藝術感染力。［62］李凱的《范仲淹與〈易〉學》論述范仲淹的易學思想，并且聯系其易學分析了范仲淹律賦的一些創作特點。［63］李文炳的《試論歐陽修及其作品與〈易經〉的關系》分析了歐陽修的易學在易學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學思想。［64］黃黎星的《〈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65］《〈周易〉“乾坤易簡”說對古代文論的影響》［66］二文分析歐陽修的“文道關系”論、“簡易為文”說、“窮而后工”說等所受其易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大畜卦》與歐陽修的文道觀有關，《周易》的憂患意識則影響了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理論。筆者《從“困極而后亨”到“詩窮而后工”》一文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認為《易童子問》解釋《困》卦時提出了“困極而后亨”的命題，可能才是“詩窮而后工”的思想淵源。［67］   張善文的《論以易理為核心的“邵康節體”詩歌》與王利民的《〈伊川擊壤集〉與先天象數學》都聯系邵雍的先天易學來探討其詩歌特點，他們認為邵雍哲理詩是其易學義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數易學、先天易學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釋史”———邵雍詠史詩的一大特征》是從其易學思想出發，來探討邵雍詠史詩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頁標題#e#   在宋代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蘇軾是最受關注的一位。冷成金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成果，如《試論“三蘇”蜀學的思想特征》、［71］《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情本論思想》、［72］《從〈東坡易傳〉看蘇軾文藝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從宇宙生成論、存在論、情本論、事功論等角度分析《東坡易傳》的哲學思想，認為蘇軾是一個“情本體”的哲人和詩人，其易學思想是文藝思想的基礎，而文藝思想又是哲學思想的重要實踐形式。隨后作者以《東坡易傳》“情本論”為核心分析了蘇軾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金生揚的《〈蘇氏易傳〉研究》是第一部專門研究《蘇氏易傳》的專著。該書考辨《蘇氏易傳》的作者，分析其經學成就、思想特色，還探討了《蘇氏易傳》與其文學思想的聯系，特別強調了《蘇氏易傳》“無思無為”的易學思想與蘇軾自然為文的文學思想的關系。作者說:“《蘇氏易傳》又是蘇軾對其文藝思想的總結提煉，其中處處閃現出他在文藝上所表現出的熠熠光彩。”［74］   謝建忠的《蘇軾〈東坡易傳〉考論》認為《東坡易傳》中哲學觀念對其文學觀念產生了深刻制約和影響，他在考辨了《易傳》的作者、系年后，論述了《易傳》中剛柔動靜的辯證哲學思想對他文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東坡易傳》的“至柔勝物，柔外剛中”的宇宙觀、人生觀深刻地制約著蘇軾的文藝觀，如蘇軾的“隨物賦形”論、“自然成文”論等。［75］阮堂明在《論蘇軾對“水”的詩意表現與美學闡發》中以蘇軾《易傳》“水”為中心，論及蘇軾的人格與文藝觀。宇宙萬物之形成、萬物生生化化的運動、萬物“獨化”自生的存在屬性，以及自然主義的人性論等，蘇軾皆借水闡發和說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隨物賦形”論到蘇軾的隨遇而安;從水的“柔外剛中”來看蘇軾的人格精神，進而根據“隨物賦形”來比喻文藝創作特征和規律。［76］馬興祥的《蘇軾的“因物賦形”論》特別強調了“因物賦形”的性質是“柔外”與“剛中”的完美統一。［77］   張煜在文章《〈東坡易傳〉與蘇軾的詩文創作》中認為蘇軾易學具有心學化的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誠”與“自然”的哲學范疇，討論它們對蘇軾創作的影響。［78］而楊遇青《“志氣如神”與“以神行智”———論〈東坡易傳〉中“神”的觀念》則拈出東坡易學關于“神”的一系列范疇，他認為蘇軾易學“神”的概念反映在藝術創作中就是“入神”、“凝神”、“無心”的觀念。［79］劉文元在《從〈東坡易傳〉看蘇軾〈前赤壁賦〉之“無窮”觀》一文是從《東坡易傳》思想出發，來理解《前赤壁賦》中變與不變的辯證法。還有很多學者選擇從易學到文人品格這樣的研究路徑，認為《東坡易傳》中的易學思想和哲學智慧正是東坡人格的文化底蘊。［80］   如耿亮之的《蘇軾易學與其人格》，［81］楊慶波、李秀原的《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理想人格》，［82］齊磊、劉興明的《蘇軾人格氣象的易學解讀》［83］等。拙文《隨與健:蘇軾易學影響下的人格理想與文藝理想》抓住《東坡易傳》中的《乾》、《隨》二卦，認為其中的“生生不息”與“因物賦形”的思想是蘇軾“剛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剛健含婀娜”文藝理想的淵源。［84］陳書錄在《吳偉業詩歌創作與〈周易〉的“一與多”》中，分析吳偉業所受到黃道周易學思想的影響，繼而梳理了《周易》“一與多”的思想在吳偉業詩歌中的表現，如人與人、物與物或人與物、物與人的組合方式;色彩在“一”與“多”自然景物描寫中的對比關系;“一”與“多”的關系在其詩歌結構中以及《圓圓曲》中的表現。［85］陳柏華的《從〈明夷待訪錄〉之命題看〈周易〉對黃宗羲的影響》認為黃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懷，《周易》樸素辯證的發展史觀對黃宗羲產生影響，并且他的書中還吸取了《周易》治國濟民思想，構建治世之法。［86］   蕭馳的王夫之詩學與易學的研究，既有方法論的啟示，又有具體的操作實踐。他對王夫之的“現量說”與“情景”理論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認為“現量說”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學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來“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動洋溢、無始無終的動態之中”，詩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現量是在流動洋溢的宇宙“取景”時的不加追敘、不假思量、不參虛妄。［87］13蕭馳認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論與其“乾坤并建”的易學方法論是相平行的。他說:“在船山詩學的‘話語宇宙’中，其‘本體宇宙論’的‘乾坤并建’的原則表現為‘情景并建’的原則和方法。”［87］80蕭馳將王夫之易學與詩學看成一種平行關系，存在精神一致之處，他把這種研究叫做“平行類比”的研究。他說:“這樣做的好處也許是更貼近船山本身思路的發展，和更少的揣測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一是著重理論，一種重視創作，一偏宏觀，一偏微觀，二者恰好構成了互補，共同推進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