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鄉土小說的生態意識，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人類從自然中走來，在鄉土社會與鄉村生活中，至今仍保留著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相互依存的生命印記，與自然融為一體的鄉村世界成為了愈來愈多的現代人醫治心靈的傷痛、返回精神原鄉的最佳切入點。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鄉村日漸走向城市化，并且這一進程還在不斷加速。人類拋棄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鄉村生活，從鄉村到城市，從傳統到現代，這種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轉化并非是飛躍式的，它必然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回望新時期的鄉土文學，讀者不難發現，在眾多的鄉土小說作品中，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特別是鄉村知識青年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人們對鄉土生活與自然生靈的回望與贊美，一種難得而又寶貴的生態意識或隱或顯地融貫其中。   一、鄉村知青的身份焦慮與精神成長   新時期以來，隨著經濟改革在中華大地的逐步展開，那些世代與土地、山林、草原、海水為生的農民、山民、牧民、漁民不斷從集體、政治以及其他權力機制的掌控中脫離開來，回到一個相對獨立、自由的生存狀態。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在平靜的鄉村生活中，一些鄉民竟生發出了一份精神上的焦慮，正如高曉聲評價陳奐生時所言:“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精神生活’這一名詞，但是生活好轉以后，他渴望過精神生活。”［1］“人不僅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僅僅是社會性的存在，人同時還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是人類更高的生存方式，人類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對人類面臨的生存境遇產生影響。”［2］與陳奐生這類見聞不廣、文化水平比較低下的農民相比，那些接受過現代教育或深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鄉村知識青年，他們在精神上的焦慮或苦痛更是強烈與深刻。在新時期眾多鄉土小說中，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天狗》《浮躁》，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鄭義的《老井》等作品生動地呈現了社會轉型期鄉村知識青年的生存焦慮與對自我價值的執著追求。這份焦慮既源于特定時期新舊兩種文明、文化的沖突，同時又與現實環境中個體生存價值的難以實現的疼痛緊密相連。   鄉村知識青年是鄉村社會中最易于接受現代生活觀念與現代文明的獨特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類人算得上是鄉村社會的文明先驅或文化代言人。由于時代的原因，1980年代中國鄉村知識青年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中學畢業后回鄉的青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與田潤生、《老井》中的孫旺泉與趙巧英等;一類為從部隊退伍回鄉的青年，如《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浮躁》中的金狗等。學校與部隊短暫而寶貴的學習、工作經歷讓這些從黃土地、從大山走出的年輕人見識到了外界先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存在，回鄉后，他們一心想擺脫傳統農民的生存方式，去追求一種自主、富足、文明的生活，彰顯自身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現代價值?？稍趶碗s的生存現實面前，這一切又顯得那般遙遠與艱難，一種濃郁的生存焦慮深藏其間。   高加林是農民的兒子，高中畢業回鄉后他一心想擺脫土地，擺脫農民苦難的生存現實。他向往著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的心躁動不安，又覺得他很難在農村呆下去了。……天地總是這么的狹窄!他閉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無邊無垠的平原，繁華熱鬧的大城市，氣勢磅礴的火車頭，箭一樣升入天空的飛機……他常用這種幻想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3］高加林天真而錯誤地認為:只有成為城里人，他才能擁有幸福的生活，才能實現自我的價值?？稍谛疫\進城后，他卻發現所謂高級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并不能撫平他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在劉巧珍與黃亞萍、在純真愛情與大好前程、在物質生活與自我尊嚴之間，高加林不得不做出選擇，可他又無法做到徹底的舍棄。離開巧珍是痛苦的，可與黃亞萍在一起的感覺并不十分幸福，高加林與黃亞萍不對等的愛情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當高加林飛向城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生活時，劉巧珍走不進他的生活;當高加林落魄歸鄉，作為一個農民生活時，黃亞萍走不進他的生活。”［4］高加林的人生悲劇，既是一場社會悲劇、時代悲劇，又是一場精神悲劇。高加林自身思想的不成熟與不健全性，讓他無法認清自身的現實，并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說到底，高加林的精神追求與價值追求是膚淺的、功利性的，除了要成為“公家人”、“城里人”之外，高加林的精神追求其實并無什么高遠的目標?！度松返淖髡呗愤b讓高加林最后回到故鄉，盡管這一設計隨后受到了很多讀者的質疑與爭論，但其背后卻隱藏著從農村走出的知識分子路遙本人對鄉村知青人生出路的一種指引、一種人生訓誡: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并不等于成為比農民社會身份高的工人或干部，過上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而是能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生存家園。   在隨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遙對“高加林”們的回鄉之路進行了另一番可行性的探索，作品中的孫少平同高加林一樣，高中畢業后回到農村做了三年的民辦教師，最后不得不回家當了農民。可孫少平不怕當農民，“當農民就當農民，這沒有什么可說的，無數像他這樣的青年，不都是用雙手勞動來生活嗎?”“哪怕比當農民更苦，只要他象一個男子漢那樣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滿意足了。”高加林一心向往著城里豐富的物質世界，孫少平卻向往著那份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一個有知識而愛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無法言語的。”［5］對于孫少平而言，他所要過的精神生活，不僅僅是指在空閑時間能閱讀自己喜愛的書刊，想自己的心事，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夠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自由、獨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孫少平———這位農民的兒子勇敢地走進了外面陌生的世界，在黃原城、在銅城煤礦，他用誠實的心靈與辛勤的勞動為自己打造了一個自主、自足、安寧而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在工作上不僅受到了工友與上級領導的認可與尊重;在情感上，他更是得到了美麗的姑娘———省報記者田曉霞的純真愛情。顯然，路遙在孫少平身上為所有的農村有志青年指引出了一條自立、自強的人生之路。#p#分頁標題#e#   與高加林相比，孫少平、禾禾、金狗等人對生存現實的認識深入與實際得多。賈平凹的小說《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禾禾，退伍回鄉后他一心想利用山地的優勢搞個體經營，可在自身資金與技術不足的情況下，他的創業道路走得異常艱難。短短的幾年時間內，禾禾經歷了婚姻的變故和多次經營的失敗，成為了好友山山及眾多鄉民心中的浪子。一個農民不伺候莊稼，這在人們看來是不可思議與不可原諒的?？裳劢玳_闊的禾禾，偏偏要走一條與傳統農民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山里的好東西那么多，都不利用，就那么些地，能出多少油水?”［6］在養蠶成功之前，可憐的禾禾不得不承受著前妻麥絨的排斥、外人的非議與多次失敗的羞辱，可他硬是挺了過來。禾禾最終利用山地植桑養蠶獲得了成功。禾禾的成功，不僅在于他能夠認清自身所處的現實，善于利用各種外在條件，還在于他敢于打破傳統，執著追尋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賈平凹另一篇小說《浮躁》中的金狗，退伍回鄉后，他始終立足于下層的老百姓這一弱勢群體，先后在河運隊、州城報社、白石寨記者站為自己贏得了他人的首肯與尊重，真正實現了自己的價值追求。   二、鄉土敘事中的自然禮贊與生命歡歌   與城市相比，鄉村與自然保持著更為緊密的聯系，無論是東晉文人陶淵明的田園詩歌，抑或是20世紀前期由廢名開創的鄉土抒情小說，這些作品均從不同層面抒發了鄉村生活中人與自然和諧、優美的內在聯系。新中國成立以后，伴隨著“階級論”、“斗爭論”的逐步展開，“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在中國民眾間肆意蔓延，人類與大自然之間天然、和諧的關系被粗暴地簡化為主客觀的對立關系，“天人合一”、“順其自然”、“齊萬物”、“等生死”等傳統的生命哲學與生存智慧被一代人無情地拋之腦后，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生命、乃至人與人之間天然的關系被割裂。新時期以來，從盲目的樂觀主義與狂熱的政治熱情中覺醒過來的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在眾多作家的創作實踐中，人類與大自然之間豐富而深刻的精神性聯系不斷得以續接與重現。   大自然的一切生靈與人類一樣具有同等的生存權利與生存價值，古老的動植物圖騰崇拜傳達了古代人類與動植物間神秘的精神聯系。在何立偉的《白色鳥》、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莫言的《紅高粱》、阿城的《樹王》、張承志的《黑駿馬》等作品中，自然萬物重新獲得了與人同等的靈性，它們自在自然的生活方式不僅消弱了人類肆意破壞自然的匪氣，同時也喚醒了人類靈魂深處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在何立偉的《白色鳥》中，從城里來的白皙少年被鄉下水草邊那對優雅、自在的白色鳥所折服，“雪白雪白的兩只水鳥，在綠生生的水草邊，輕輕梳理著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麗。安詳。自由自在。……白皙的少年想:唉呀，要是把彈弓帶過來，幾多好!然而又不敢這么想。因為那美麗和平自由生命，實在整個地征服了他。便連氣也不敢大聲的喘了”［7］。而在史鐵生記憶的“遙遠的清平灣”，生活在貧困之中的破老漢、留小兒、村長及其他的村民，他們用寬厚、善良、仁慈的心靈善待著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同時溫暖著“我”這顆受傷的心。村里的人有義，動物也有情。特別是那頭老黑牛，雖狂妄、專橫甚至帶有幾分狡黠，但它又憨厚、勇敢與仁慈，它用它強悍而偉大的生命力讓人見識到了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在莫言的《紅高粱》中，高密東北鄉無邊無際、高密輝煌、凄婉可人、愛情激蕩的高粱，成為了東北鄉人輝煌燦爛的生命寫照。人類歌唱自然，不僅是對大自然恩賜的一種回報、對大自然法則的一種認同，更是對自然萬物眾生平等的自然生態的認可與贊同。在汪曾祺的《受戒》中，作者用靈動而優美的筆墨寫到了明海與小英子、菩提庵的和尚們優美而自然的人生形式，這些自由自在的生命，從文化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順性而為，亦如河中的蘆花、野菱角、青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以及河面上自由飛翔的青樁鳥……   從鄉村走出的作家賈平凹，他用生動的筆觸表達出了他對故土的熱愛、對自然生命的尊崇，特別是其作品中各式各樣的民間習俗與民間文化形態的描寫，更是顯示了作者對人類與自然之間緊密關系的探尋。在早期作品《金洞》中，作者一方面寫到了狼的兇殘與仁性，另一方面又寫到了板橋村人因對狼群肆意殺害引發的生態失衡，以至于莊稼被大量繁殖的野羊、野兔所踐踏的自然惡果。眾生平等，自然界中的萬物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無法割裂的生態關聯。對于人來講，狼是異類，但對于狼來講，人又何嘗不是異類?人狼共舞，是自然的造化，任何人都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在隨后創作的作品《天狗》《浮躁》中，賈平凹多次寫到鄉間流傳的古老習俗，從文化形態上再次揭示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天狗》中，作者寫到月蝕之夜堡子里的女人相約去江邊乞月的習俗，在人們的心里，“月亮是天上的玉盤，是夜的眼，是一張豐盈多情的女人的臉”。“天上的月兒一面鑼喲，鑼里坐了個女嫦娥，有你看得清世上路喲，沒你掉進老鴉窩，天狗黑家伙喲。”［8］古老而柔美的歌聲里滿貯著女人們對平安與幸福生活的一種祈禱。月亮是女人的保護神，當天上的月亮受到天狗的攻擊之時，人間的女人利用歌聲來驅趕天狗，為月亮祈禱，也為自家出門在外的男人祈禱。在古老的信念里，男人與月亮女神一樣，是女人一生的幸福保障，古老的乞月習俗既傳遞出自然萬物與人類間神秘的內在關聯，同時也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在《浮躁》中，作者將流傳于民間的習俗、占卜、巫術、鬼神崇拜以及宿命論等觀念全部匯集于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與情節推展之中。如洲河岸上的廟會“成人節”、船幫的船員到平浪宮敬河神、仙游川獨特而神奇的“看山狗”、韓文舉的銅錢占卜與百神洞陰陽師傳統與現代相互混合的扶乩……所有的一切折射出了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底層獨特的文化生態。“文化生態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尋求‘安身立命’之地。……每個人都處在生態之中，卻不一定有生存定位的自覺。‘安身立命’的取向，即尋求生存定位與承擔使命的自覺。”［9］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有著傳奇生世的金狗將為仙游川的父老鄉親謀取生存權力與幸福作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金狗是仙游川農民的兒子，傳說其出生之時，其母落入水中，母亡而他卻托身于水面上的米篩之中，因他胸前的胎記猶如“看山狗”，人們就認為他是“看山狗”所托生。金狗自幼水性非凡，自小就不甘人下，自尊而要強、敢于同強權作斗爭的性格讓他日后成為了仙游川、兩岔鎮船隊的佑護神以及州城老百姓心聲的代言人。無論是在船隊，還是在報社，金狗緊緊扎根于下層農民群體，充分利用自己的學識、記者身份以及國家的政治法規，為那些深受官僚主義作風與政治勢力迫害的無辜老百姓出頭伸冤，最終成就了一段關于“看山狗”的傳奇。這一切似乎是金狗命中的定數，但它卻充分顯現了金狗敢于駕馭時代潮流，盡顯個體生命尊嚴的人格魅力。#p#分頁標題#e#   “生態文學在激發人們回歸自然的情感時，又建構起了一種嶄新的生態審美情懷。”［10］鄉土與自然保持著天然的聯系，新時期鄉土文學在反映社會變革給鄉村帶來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變化的同時，在自然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等方面作出了有力的開掘與探索，特別是作家路遙、賈平凹等人的相關創作具有極強的時代意義與文化和審美價值，對當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如何發展現代農業文明具有極強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