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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并最終形成獨立的學科，是近百年來的事情。體育的現代學術發展與更大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影響息息相關。自文藝復興以來，身體練習就越來越受到改革派教育家的重視，地位不斷獲得提升，并最終演化為明確的“身體教育”，而被納入到近代教育的總體體系之中。

作為體育學科的基礎課程之一的“體育原理”自誕生以來，就擔負起指導體育認知與發展的基礎理論重任，而作為正式課程進入近代中國學校，也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

近代以來，中國體育學科的發展受美國影響甚深。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體育學的早期發展與美國體育學的發展可說是亦步亦趨。所以，審視近代中國體育原理的變遷，就如同從一個側面審視中國近代體育學科的發展，從中也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美國體育思想對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1近代中國體育原理從日本主導向美國主導的轉變

“體育原理”在中國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1920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體育科的課表中還沒有“體育原理”，至1925年許禹生、劉蕓生創辦北京體育學校時，“體育原理”已出現在課程設置中[1]。其后，便普遍出現在國內各個體育專業的課程表中。可惜的是，這些早期的體育原理課程所使用的教材今天無從查找。目前有據可查，最早類似體育原理的著作為1912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徐福生編譯的《體育之理論與實際》。這是一本以技術見長的舊式體操原理書籍。我國第一本相對正規的《體育原理》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末[2]。此后民國期間《體育原理》的出版出現過兩次高峰期，第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受1932年《國民體育實施方案》頒布，以及教育部體育委員會成立的影響，體育發展被納入到國家行政管理的范疇而備受關注，由此引發了我國近代第一次體育學術發展的高潮。第二次則是抗戰勝利后，社會出現暫短穩定，體育學術的發展再次進入上升期。

民國時期的體育原理書籍，無論是徐福生的《體育之理論與實際》，還是江良規的《體育原理》，結構上都相似，這說明了體育原理的編纂實際上存在一個看似松散，卻又不得不依附的寫作規范與框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體育被廣泛視為是教育的組成部分，尚未成長為具有獨立領域和特質的學科。正如宋君復[3]9在其《體育原理》的第一章第三節中所述：“體育為普通教育之一部分。”吳蘊瑞、袁敦禮[4]也在其書中指出：“體育為教育之一種形式與方法，不能離教育而獨立。”所以，體育原理實際上主要是以教育原理作為藍本編寫的。

在指導思想上，近代中國體育思想經歷了從赫爾巴特教育思想向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轉變。這一轉變以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為界點。表現在形式上，則是從體操向體育的轉變。

我國早期體育思想受日本影響很深。徐福生的《體育之理論與實際》一書實際上是日本早期體操原理的中文簡譯版。其基本結構仍然遵循赫爾巴特學派由目的而手段的基本思維模式[5]。該書出版之際，正值我國大量從日本借譯西方學術的階段。當時體育是“身體的教育”(EducationofthePhysical)的認識仍然占據主流。后來，隨著教育思想整體向杜威實用主義的傾斜，體育界對體育的認識也開始向“體育是通過身體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thePhysical)認識過渡。

這一過渡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干事麥克樂的體育思想為主導，宋君復的《體育原理》是代表性書籍。第二階段則主要以威廉姆斯的體育思想為主導，吳蘊瑞、袁敦禮，以及方萬邦的兩部《體育原理》為代表性書籍。

1.1麥克樂體育思想與宋君復的《體育原理》

宋君復的《體育原理》是一本帶有科普性質的體育理論書籍。該書是作者就任于滬江大學期間所完成。

實際上，這是一本美國體育原理的簡化本。作者在序言中也說的非常明白，書的完成獲得了包括麥克樂、巴格女士、麥口臺博士的大力協助。

翻閱宋君復的《體育原理》，麥克樂的影響隨處可見。該書對體育并無明確的界定。體育僅僅被視為普通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種影響個人行為與文化的特殊學習方式。其目的是要在保證獲得足夠的精力之余，最大限度地發展人的品性與人格。這些觀點都與麥克樂對體育的詮釋如出一轍[6]。不但如此，該書還多處大段摘錄了麥克樂的論述，如第三章“體育對于政治之影響”，實際上完全脫胎于麥克樂[7]的《體育與德謨拉西克》。

在談及如何獲得體育目的的時候，宋君復[3]15特別強調要“依學習原理順次進行”，來“發展技術”。在教材選取上則注重“自然式運動”，如籃球；而反對“人工式運動”，如瑞典式柔軟體操[3]16。而在描述各國體育制度的時候，一方面指出德國、瑞典和日本的體育均帶有很強的軍國民主義特點，另一方面將美國體制同名于“青年會制”，稱其“保留日爾曼與瑞典兩制之健身術，一方面舍棄其過重形式與軍紀化之部分，復加以英美少年之游戲與健身術……是一個適當之混合制度。”[3]5這種注重體育課程設置上理論與實踐的嚴密配置，重視教學的階段性，強調技術的熟練度對教學效果的影響，以及在教材的選取上偏重于自然體育的指導思想，實際上也都是麥克樂一向提倡的體育思想。

而將美國體育體制簡而稱之為“青年會制”，則更加顯現出麥克樂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體育總干事的身份對其產生的影響。

1.2威廉姆斯體育思想與方萬邦、吳蘊瑞、袁敦禮等的《體育原理》

耶西·F·威廉姆斯是美國體育史上影響最大，同時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有人將其視為現代美國體育理論主要的奠基人，但也有人對他的學術觀點與行事方式大加批評。但無論如何，他對美國體育，乃至于世界體育的影響之大卻不容置疑。他的體育思想受杜威影響至深，堅信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認為體育本質上就是教育，是一種通過身體的，完成人的全面社會化的教育[8]；所以，他提倡“全人教育”，注重參加各種身體活動所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價值[9]。他曾于1923~1940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體育系的主任，期間培養出無數優秀的體育教育人才。其中包括中國的袁敦禮、方萬邦、吳蘊瑞等人。實際上，威廉姆斯領導下的哥倫比亞大學體育系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美國近代體育思想轉型的最終完成。#p#分頁標題#e#

由于長時間受歐洲體操教育影響，美國早期體育帶有濃厚的身心二元論色彩，強調體育的核心是其所具有的矯正性和治療方法性。深受進步主義思潮影響的威廉姆斯[10]，對此表示出強烈的反對。他認為美國學校中廣泛施行的形式主義體操教育已經過時，它的繼續存在不合時宜，甚至不切實際[11]。

在威廉姆斯[12]185看來，(體操是)建立在對美國青少年的特點、特性和需要完全陌生的一組思想之上的人造練習，并且取得了那些認為體操是矯正錯誤、獲取健康和促進紀錄的人們的認同。

威廉姆斯[12]65認為體育的主要目的不單是獲取健康：“……體育完全不應當是為了健康的目的而組織的。它是一個教育活動。將體育課程說成是‘身體的福利工作’，缺乏對獲取健康以及體育的教育價值的正確評價。”威廉姆斯認為，盡管當時美國體育中的體操很大程度上已經是經由美國人改造過的美式體操，但歐式體操教學長久以來積累而成的陳舊思維與各種弊端已很難改變。形式體操對于體育達成其教育目的從根本上是有害的。體育應該是“全人”的教育，而跑步、打球、游泳一類“自然體育”是履行這一職責的最好手段。因為，無論競爭、追逐、跳躍，甚至敵意，都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作為教育的一部分，體育應該是通過身體來進行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thePhysical)[13]，它的目的應該是協助人在整體社會中的發展。所以，威廉姆斯[12]26一再強調，教育的功能，以及體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為兒童將來在民主社會生活做準備。體育作為教育，必須要培養具備充足知識與思想的，最能適應生活，同時最有能力服務于社會的公民。“體育應該奉獻自己來表達處于社會主體位置的思想和需要，以及美國人民的意志，并且幫助他們獲得更為完善的思想，去認識到更為合適的需要，去擁有更為崇高的決心。”為此，威廉姆斯公開批評帶有軍國民色彩的體操教育，呼吁民眾參加自然的、帶有休閑性質的運動[14]；鼓勵美國民眾支持子女在學校參加社交舞蹈等其他身體活動的課程[15]；簽名反對美國政府在某些教育機構開展軍事訓練的做法[16]；公開反對使用鬧鐘、洗冷水浴和過分健身[17]。

方萬邦、吳蘊瑞、袁敦禮的體育思想深受威廉姆斯的影響。這在他們的兩部《體育原理》中得到體現。

首先，不同于宋君復，在吳蘊瑞、袁敦禮和方萬邦的書中，對體育原理的概念做了更加深入的討論。

吳蘊瑞、袁敦禮[18]6在第一章就道出了體育原理的“原理”，是為了“將許多駁雜、表面上不相關或無明確意義之事實，解釋之、引申之或歸納之成為一種定律式的說明。”同時，原理是“于實施或解釋此事物時，能引用之為指南針，為判斷是非曲直之根據。”[18]6故此，原理必須要根據事實，而不僅僅是事實本身。原理具有廣泛的應用效力。不但如此，原理還可以通過實際應用來進行檢驗。然后，作者進一步說明了原理所具有的時效性，“在科學進步如此神速之日，則今日所據以為是者，明日或即為非。”[18]7方萬邦[19]11在其《體育原理》中也指出，體育原理作為一門“原理”，必須要根據事實而獲得。體育原理的創設離不開事實，而是根據胚胎學、心理學、解剖學、生理學、人體機動學、社會學等基本科學的事實而創設。同時，也承認“體育學術是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19]112其次，在探討體育的概念問題時，兩本《體育原理》的作者都贊同，體育是教育的一個方面，同時體育是通過身體的教育。所以，吳蘊瑞、袁敦禮[18]12定義體育為“乃以身體活動為方式之教育也。”而方萬邦[19]115將體育定義為“體育是以身體大肌肉活動為工具而謀達到教育目的的一種教育。”由此也引出體育是“全人”教育的概念。為此，方萬邦[19]102指出體育的目的是要謀求“‘整個’兒童的發展”，以便將他們培養成為“健全的現代公民。”因為，體育作為完成教育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其訓練成效對人生的其他方面產生效用的時候，體育才有價值[19]85。而吳蘊瑞與袁敦禮[18]118也指出，體育作為教育“視兒童為一整個機體，一切教學均影響學生之各方面。體育自早即根據此原則實施。”對于體育的目的，吳蘊瑞、袁敦禮[18]81指出：“體育既入教育之軌道，體育與教育同進退，體育之目的，即隨教育目的為轉移。近代體育目的之演進，大率由此。”然后，他們從機體之充分發達、技能與能力之培成、品格與人格之培養3個方面對體育的目的進行了分析。而方萬邦[19]117-118則在其書中指出體育的目的可以從兒童的生長發育與體育課程的設置兩個方面獲得“發達”。文中還專門列舉了《教育部頒布中學體育暫行課程標準》所定之體育目標，與威廉姆斯所設定的體育目標進行對比[19]121-127。

盡管表達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方萬邦、吳蘊瑞、袁敦禮3位先生都贊同體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在身體、心理與精神上都健全的人。而體育的目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需要根據相應的社會狀況來進行設定，同時還應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同時，身為自然體育的倡導者，3人均對體操作為早期體育課程的主體表示異議。這與威廉姆斯對于美國學校中廣泛施行的形式主義體操教育的強烈反感如出一轍。

從以上關于體育的概念、體育目的、體育理論的定義、對體操的認識等方面的敘述中，反映出威廉姆斯對方萬邦、吳蘊瑞、袁敦禮體育思想的影響。

2麥克樂與威廉姆斯體育思想的異同及其在中國的折射

在美國，麥克樂的影響力并不亞于威廉姆斯。在人體測量學與競賽規則設定、運動組織制度的規劃等方面，麥克樂甚至略勝一籌。

兩人的共同點在于都提倡身心一元的體育教育，且都是自然體育的崇尚者。盡管如此，兩人在體育目的的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差異。在麥克樂看來，體育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人的身體。所以，他非常看重對運動技能的掌握。而威廉姆斯則認為，體育的終極目的是通過體育來幫助人獲得有益于民主生活的社會價值與技巧。

實際上，威廉姆斯認為，強調身體練習對精神的強化作用，雖然也套用了“通過身體的教育”的表述，但實際上仍然沒有擺脫傳統二元論的影響。也就是說，麥克樂的體育思想實際上介于赫爾巴特教育思想與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之間。而這一思想上的區分在宋君復與袁敦禮的著作中體現得非常清楚。#p#分頁標題#e#

宋君復[3]50“強健之精神，常寓于強健之身體中”的說法，明顯受麥克樂的影響。因為麥克樂[20]77-78認為，人盡管是身心合一的有機整體，但身體在全部中要占相對大的部分。而袁敦禮[21]則指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只是“經驗派所論斷，而近于副現象之二元說，與近代生命唯一——機體唯一——之科學觀念不同”，并指出這種認識是一種中和了二元論與一元論的狹隘論斷。這一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由于麥克樂與威廉姆斯在體育思想上側重點的不同所造成的。

但這一看似微小的差別恰恰顯示出體育從“身體的教育”向“通過身體的教育”轉型時所發生的思維過渡。而袁敦禮對此的準確把握顯示出中國體育學人所具有的學術敏銳度。

實際上，麥克樂與威廉姆斯認識觀點上的不同，不光體現在有關“身—心”關系的命題中，也存在于兩人對于健康與體育的關系的闡述上。

麥克樂[20]110認為體育的職責之一就是改善學生的健康狀態，包括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對于我來說，今天的體育面臨著兩個機會……第一個是對學生的身體與心理健康的確實改善。”他始終相信，在維護人的健康方面，體育具有預防人心理與感情不穩定的作用。

同時，如前所述，麥克樂認為體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對身體的發展。在麥克樂關于健康的諸多論述中，始終使用“健康(Health)”來形容“身體性健康(PhysicalWell-being)”[6]33。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宋君復[3]32對于健康的認識僅限于身體健康，“故健康云者，必吾人之各種器官發展得其宜，且不互相抵觸之謂也。”不同于麥克樂，威廉姆斯[22]將健康定義為一種“生活的質量(QualityofLife)”，這一質量使人“最好的活著，并最好的進行服務(tolivemostandtoservebest)。”他認為，健康絕不僅僅包括良好的身體、心理與情感狀態，它還包含一些諸如自我克制與自我控制的價值。而且，健康本身并不是目標，而是最有可能獲得完滿生活的途徑；人如果想獲得健康的生活，必須將健康的原理與知識貫徹到日常生活中去，否則就沒有價值。所以，他并不認為維護學生的健康是學校體育最主要的職責。而體育以外的其他活動，特別是娛樂休閑類的活動才是消解現代生活的壓力困境的良方。

威廉姆斯的這種實用主義體育思想打破了長久以來以健康為至高目標的體育發展路徑，將體育與健康教育以一種更為清晰與理智的認識區分開來。誠然，體育與健康教育有相互重疊的區域，但兩者絕對不是完全重合的關系，也不可能完全相互取代。

所以，健康是一個不可測量的質量，將體質與健康或者身體舒適視為同義詞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這一看法與當時很多體育教育家，如F·羅杰斯(F.Rogers)和麥克樂大相徑庭。羅杰斯[23]等認為，通過人體測量學、力量指標測定、心血管效能測試，人們可以測量身體的舒適度(physicalfitness)，也就是健康程度。

從健康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一爭論，麥克樂等人所持的是一種帶有明確醫學傾向性的定義方式。在他們看來，健康是“一個有機體或有機體的部分處于安寧的狀態，它的特征是機體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沒有疾病”[24]116。

這一定義的優點是可以利用明確的手段和指標來迅速說明問題，但它的最大缺陷是被動的假設健康是一種可衡量的穩定質量，由此使人們的注意力都傾向集中到各種機能失調時所表現出來的體征，卻忽視對穩定狀態的分析，最終導致研究的重點發生偏移，同時也忽略了對健康的社會性與心理性認識的關注。而威廉姆斯[25]所堅持的是一種社會文化性的定義方式。他認為體育具有促進健康的功能，但這不意味體育可以代替健康教育，且體育并不必然帶來健康。定義健康應該以所處的社會環境為參照，且此定義過程應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獲得修正。

這一認識與帕森斯的健康定義有很多相似，都是以個人參與負責社會體系的本質為基礎，說明“健康可以解釋為已社會化的個人完成角色和任務的能力處于最適當的狀態……健康也與他在社會上的‘狀況’，即角色的不同類型和相應任務結構有關，諸如性別、年齡、已有的受教育程度，等等”[25]115。這種從歷史性的角度，將健康置于相應的社會價值與社會結構中進行審視，就其所背負的社會文化內涵進行闡釋的定義方式，無疑是對單純生物性的醫學定義的有益補充與制衡。

實際上，對體育與健康教育的概念認識與日常使用，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混淆。在我國，“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直覺性地將維護健康與參與體育劃了等號，有時候造成對二者概念的混淆，而這一混淆可能引發更深層的問題是對體育教育功能的忽視，或者是對體育醫療功能的夸大。

本文以《體育原理》為切入點，論述了近代中國體育學術發展進程中的美國因素，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近代中國體育學術的建設是如何從無到有，又如何從引進到創新的過程。回顧我國近代體育學術發展的脈絡，在過往的歲月里尋覓早期中國體育學人所散射出來的光芒，對于我國今天體育學科和學術的發展無疑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