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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一體化和信息技術引出的全球化問題，伴隨著世紀的來臨已形象清晰地迫近眼前。首先感受到它的快捷步履的自然是科學技術和經濟領域，但很快它又擾動著敏感的人文學科。就好似一夜春風，萬象更新。在世紀之交，哲學、歷史學和文學藝術等領域談論有關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話題正在變得“熱”起來，向以領現代科技文化之先自居的歐美等國，不僅在現代高新技術上占盡全球市場的先機，而且也及時地將全球化的問題提交給學術界，在新千年的鐘聲敲響之前，西方的學術界已將全球文化的前景作了一番暢想。過去的一年中，在歐洲和美國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不少是以全球文化為名目召開的，并且無一例外地得到各種基金的資助。他們提出全球文化的前提盡管是西方的邏輯和立場，但作為最先感受到信息社會沖擊的西方學術界，他們敏銳的感受力和正視新沖擊的勇氣仍是值得尊重的。在同一個平臺上，傳統的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域的文化只可能是多種文化參照中的一支，現在仍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中心觀念或強勢文化的觀念已經在受到置疑和挑戰。同樣的狀況，那些仍沉湎于悠久歷史文化優越感之中的民族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多少也會給人保守和落伍的印象，這樣的認識在近年的美術史學研究中已有所反映。在推倒了東西方文化這堵“柏林墻”之后，新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去看待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美術現象,如何由過去的民族文化觀和地域文化觀走向世界文化觀,如何建立共同的或相關的描述模式和有效的解讀方法,如此等等。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世紀課題，對于不同文化情境下的人而言，思考的基點和準備的條件雖有一定的差異，但需要面對的全球化問題卻是一致的。在新世紀初始，思考和討論這個問題，將幫助我們更充分地認識傳統，有益于學術建設。   一全球化現象首先引出的是文化背景的置換，或者也可以說人類文化行為和活動方式都將是在一個相關聯的條件下來展開。當互聯網和高度信息化成為社會交往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手段的時候，國家和地域間的差異在急劇地縮小，現有的文化差異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即使今后地域和民族的特色還會存在，但它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又能有幾分的把握進入全球文化的主流，是頗值得懷疑的。人類的活動如果是在同一個平臺上，其作為文化觀照的時空范圍和文化屬性將呈現不同于傳統的價值判斷和文化認定，這里的文化觀照在方式上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情景下的。   文化價值的判斷和文化屬性的認定通常是以文化生長的背景作為條件的，背景的不同往往就造成了文化間的差別。在世紀年代文化界談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是東西方文化問題，東西方文化的差別最顯明的一點是文化生長背景的差別。在分析和觀察文化史的過程中，我們也經常會談論到文化形成的時間和空間，一種文化的形成需要在時間上作階段性的區分，在空間上作地域范圍的考察，因此，文化形成的概念是積累的和地域性的。   討論文化問題時，就有文化圈、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民族和地域特色等類理論概念要加以區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異質文化，很難放在同一個時空條件下來加以觀察，世界文明的寶庫中堆放著大量找不見關系的各具特色的文明類型。我們在觀照過去的文明時采用的是區分特色的方式，民族文化特色和歷史年代差不多是文化學研究中的主要方向。我們所談的文化差別其實也是在談論文化生長背景的差別，差別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時空阻隔所致。信息社會的來臨，已經消除了原來的時空阻隔難題，給現代文明的生長提供了全球化的背景。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將由共享的文明形態所替換，文化的個性色彩正在日益地減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相異性減弱，共同性加強。原來是相異質的文化形態，現在則具備了理解的前提。可以這樣認為，文化背景的置換，孕育出的將會是更具有兼容性的現代文化形態。   在人們的知識系統中，習慣于賦予文化以歷史的概念，因為只有經歷過時間的洗禮，文化方能積淀起來。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是靠了足夠的生長時間，因而原有的文化概念通常指的是歷時性的生長概念。歷史越悠久、民族文化傳統越深厚的民族，他們的歷史感和民族自豪感就越強烈，生長的概念也就相對地牢固。在近年研究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存在著兩種較大的意見分歧。中國學者和一部分西方學者主張“中國文明的形成是自身發展的，是土生土長的原生文明”!。另有一些西方學者在討論中國文明的形成時，認為中國早期只存在諸如商周這樣的地方性王朝，這樣的王朝不能看作是中國概念的文明，真正中國概念的文明只能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才出現。持這種觀點的西方學者在討論中國文明時，僅以秦漢為起點，在秦漢之前的文化則只提商周，不提中國"。這兩種意見分歧的根本點在于文化觀照方式的分歧，不承認中國早期文明存在者的意見，多少是由于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缺少歷史生長感的緣故。   進入到信息社會之后，文化傳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現代信息傳播的顯著特征之一是“覆蓋”，今天覆蓋昨天，后一秒覆蓋前一秒，甚至一閃念覆蓋另一閃念，其覆蓋速度之快，覆蓋方式之特殊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表現為傳播手段的快捷，更重要的是時空觀念發生了變化。它在傳統的生長概念之外，形成了“文化覆蓋”的概念，引出的是一種全新的觀照世界的方式。以覆蓋方式來觀照世界，文化的特性更注重的是現實情景關系，東方和西方同時被推向一個平臺，在現實的情景關系上作橫向的、多方位的交往。高度抽象的數字化和符號化將原生態的文化史極度地壓縮成一個或一組數字符號，民族的歷史文化不再具有從前那樣的分量，它在參與當代文化的競爭中僅僅是現實情境中的一組數碼符號，只有當它用作現實情境的支持需要解碼時，它的全部的意義和強大才會被釋放出來。   相對而言，具有現實活力的文化成了進入平臺相互對話的主導因素。如果說人類文明有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大融合，那么這種可能也是由于信息社會的到來所提供的。   二全球化背景的置換，不僅引起觀照世界方式的變化，同時也會帶來觀察和研究文化方式的變化。#p#分頁標題#e#   人類文明在發生發展的進程中曾經出現過階段性的文明，對于這些文明進程，學術界有過不同的劃分和界定。其中一種較為常見的說法，是將以往的人類文明劃分為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沿著這種方式，有人又將今天正在經歷的文明稱作信息文明或信息社會。這樣的界定是依據社會生產方式以及由生產方式引起的文化形態所作的劃分，我們或者可以簡要地稱作文化屬性。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大量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地球人類的文明進程并不是在同樣時空形態上同時展開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文明的發生有早晚，文明的延續有長短，文明的轉型有快慢，文明的表現有差異。這樣的情形不僅在討論東西方文化的差別時顯而易見，而且在觀察同一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中也隨處可見，這正是通常所說的文化特色。注意到文化特色，其實是在注意文化的差異和區別。一度在文學和藝術中出現的比較研究，其成果常常受到詰難和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原因就在于人類的文化形態中存在著的諸種不可比因素。比較者很難做到既看重特色，又看重異質文化的相互關聯。比如希臘羅馬的文化藝術與中國漢唐文化藝術之間如何作比較就是一個難題，比較二者之間的不同很容易，可要找到二者間令人信服的相同就十分的困難，僅就在時空問題上要排除的不可比因素就會令人卻步。   類似的相異質的文化藝術形態還很多，這是人類文明留給學術的難題，尤其是留給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個大題目。   人們都有參觀美術博物館的經歷，我們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或者看明清時期的書畫，一般情況下都會不自覺地在歷史的情景中尋找特定的時空印記。因為畫家有言“筆墨當隨時代”，在他們的藝術品中或直接或間接地含有特定時代的烙印，美術史研究者會在藝術作品的風格、筆墨、樣式中去尋找這條線索，有一本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的專著，取書名為《心印》!，研究者的用意即在于解讀書畫家的心路歷程，揭示藝術表現與時代的種種聯系，這和歷史學家將過去發生的歷史看作一個民族的“心史”是同樣的意識"。   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演繹的這部“心史”，自然會是各具特色，支撐它們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事件和背景是捆綁在一起的，研究事件和研究背景也不例外地會同時進行。但如果將這些心印或者心史連同捆綁的背景放在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觀察，有可能會給文化學的研究帶來新的思路。   在同一個背景下，各個民族的“心史”所呈現的文化屬性更加清晰，心史和心史之間的共性得以較準確地認定。更簡明地說，我們是在同一個平臺上作文化屬性的認定。舉一個文化史上的簡明例子。埃及兩河的文明和中國先秦的文明如果都可以認為是人類進入的早期農業文明，二者之間在文化的表現樣式上雖各有特色，在時空關系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在文化的屬性上是相同或類似的，它們之中定有可資比較的相關因素呈現出來。歐洲人類學家曾注意到文化的“缺席”現象，并通過考察現代原始部落的種種行為方式，嘗試著讀出人類文明遺存中已經缺席的文化行為、創造動機以及思想等類因素!。如果將這種視點置于全球文化的同一背景下來觀察發生在不同時空條件下且具有相同文化屬性的文明，文化的“缺席”現象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描述的。   在世界文化保存的形態中，實際存在著兩種比較的可能性，一種是在時空關系上的可比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時空下真實地發生過接觸，并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和佛教的中國化過程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典型例證。在美術上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世紀在中國美術教育上引進西畫體系并結合中國美術傳統的中國現代百年美術即呈現出清晰的文化交流與互動關系。另一種可能則是在時空上的不可比，而在文化屬性上存在的可比性，前面所舉的希臘羅馬文化和中國漢唐文化大概就屬于這種文化形態。作出這樣的可能性判斷并在觀察研究中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是要建立在全球化的視點上來觀照業已存在的人類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屬性在比較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認同，采用這樣的方式，將給美術史研究帶來新的局面，它的作用在現當代的美術研究中是顯而易見的，近些年在西方和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討論較多的后殖民文化、女權主義、后現代，以及新近提出的世界美術等問題，大概都與全球化背景的建立密切相關。全球化問題的提出，同樣引出了古代美術史研究在觀念和方法上的變化，它提供了文化觀照范圍、時空關系方面的新思路和研究的新角度，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在文化屬性的認定過程中會超出傳統的時空觀照界限，啟開我們的研究思路，從而對某一藝術思潮或藝術風格作出更準確和清晰的分析判斷，在美術文化的研究中能跳開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從觀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得到較大的拓展，分析和解釋已逝的文化才可能更深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得出的結論，可能會最大限度地避免美術文化研究中曾經有過的狹隘觀念。   三以全球化作為背景，對歷史和現實的文化屬性的認定必然引發研究方法的變化和學科間的交融。以下扼要談談在全球化背景下美術史研究的幾點意見。   相異美術文化間的比較研究美術是人類認識世界最先發生的一種文化形態并始終伴隨著人類歷史的進程，承擔著文明建設的使命。   世紀英國藝術批評家拉斯金曾把人類的方式分為三種，稱之為“言語之書”、“行為之書”和“藝術之書”，而藝術之書是其中最可信賴的。他的這一說法現在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尤其是在信息傳媒成為當今社會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之后，藝術與圖像的功能開始顯示出空前的活力。   以往治史強調文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錯覺，以為文獻更具有權威性，在圖像和文字這兩種證據間作選擇時，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選擇文獻，并以文獻為準。其實文獻和圖像各自帶有各自特定的信息，是兩種證據，相互不能取代。晉人陸機《文賦》中所謂“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過于畫”，分別說的就是文字和圖像各自承載的功能。今天的學術界開始意識到文字的記錄和描述，帶有相當的主觀性和目的性，不能絕對地當作純客觀的證據。比如古人的墓志和碑文，往往是文過飾非，多見溢美之辭，不完全符合事實。這樣的文字用作證據，或多或少會出問題。帶有歷史信息的文獻也要有分別，一類是和研究的圖像材料同時，產生于相同的時空背景下，文獻與圖像之間是一種直接的對應關系，這樣的文獻是直接文獻，用它來證圖像相對比較可靠。另一種文獻晚于圖像出現，是后人的描述和看法，這樣的文獻是間接文獻。因是被分析過的，其中的歷史信息不夠純粹，用時要充分地考慮到它的復雜性。因此“言語之書”并不能一概地絕對化，需要加以嚴格地甄別。#p#分頁標題#e#   在藝術的方式中，另有一種魅力所在，即是它擁有的最大可讀性。在世界文化形態中，言語之書流傳下來的少而又少，且有相當的部分是經過人為選擇和取舍過后的資料，已部分地失去了原始的面貌。行為之書隨著生命的消亡而不存，是真正的缺席。而保存最多的和形態最原始的應是“藝術之書”，一個民族的“心史”，常常要在留存下來的建筑、雕塑和書畫藝術中去尋找，可以說藝術提供了我們用作文化認定的相對較為準確的材料。東西方美術或者不同民族的美術品，在解讀人類文化行為的過程中都是同等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的突出。   美術的比較可以在時空關系中來進行，也可以在形式語言等諸種表現形態上來展開，還可以在美術的文化屬性方面作出比較與分析。存在的這些可能性是由于美術圖像從來就不是靜止不變的，圖像的各種要素之間是一個互動的關系，當一個要素發生變化時，往往會牽動相關的要素，甚至一個偶然的因素，會引發重大的改變。比如討論現代藝術，談大觀念的多，似乎存在一個邏輯，認為藝術的現代取決于觀念的現代，觀念影響藝術表現。其實藝術觀念也不是憑空造出來的，更多的時候是因為藝術表現過程中的一種實驗，一個探索嘗試所引起的。如藝術語言和觀念、工具材料和觀念等等，它們之間都是互動的結果。現在學術界在具體討論美術史上曾經出現的文化交流現象時，多用“互動”，而慎用“影響”，是因為在觀察比較歷史上發生的文化交流的多種案例中，交流和影響都是雙向的，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完全由一個決定另一個的邏輯大概是不可能成立的。   美術史與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諸種人文學科的互相借用和補充美術作為人類之書的最直接形式，自然是了解人類思想和行為方式的一個窗口，它同時又和研究人類文化方式的其它學科發生聯系，包括諸如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在內的人文學科。學科的借用和互補成為當今學術的必要，在西方，一些相關學科的融合和互補不僅成為學術的自覺，而且派生出新的學科。例如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結合，出現了考古人類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結合誕生了社會人類學，美術與心理學結合派生出美術心理學等等。美術史在借用其他人文學科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吸收其它學科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借用。先舉兩個人類學的例子加以說明。   在英國劍橋人類學博物館陳列著一幅非洲原始部落祈求豐收的舞蹈儀式的照片，拍攝于年，照片的旁邊附有一位人類學家在觀看這個儀式場面時畫的速寫，照片和速寫中的人物形象和我國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盆上的形象十分相似。一個是現在的原始民族，一個是中國新石器時期原始民族的器物圖畫，二者在時間和空間上距離甚遠，而反映出的行為方式是相一致的。這件人類學的調查，可以從兩個方面說明問題，一方面說明時空關系不同，但由于文化屬性的相似，在人類的行為表現方式上呈現出相同的面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人類學的考察給藝術史的研究提供了解讀某種圖像原始意義的路徑。相類似的另一個人類學事例是法國人類學家調查的大洋洲族使用的祭神面具，面具的造型方式和形象的構造意識與四川三星堆出土的祭祀銅像相同。大洋洲的木雕面具上有大嘴魚鷹和夸張的人面兩個基本形象單元，而人的雙眼是長出眼眶的兩個圓柱體，這樣的形象單元和造型方式同樣出現在三星堆青銅人面上。現代人類學的這些成果提供了解答在我國曾經發生過，今天已迷失了解讀線索的久遠的文明。   人類學觀察和討論問題主要是從現存的人類文化行為，更多的是從現代的原始民族的調查入手，通過分析部落宗教的、行為的，或者是藝術和語言的這些具體的材料，找出其中的意義。雖然較少用歷史的眼光，沒有時間深度，在方法上是從現在往前推的，但有一個基點和美術史相同，那就是都將觀察和分析人類行為的意義作為目的。一般來說，人類學偏重于對現在仍然活著的人類行為作出分析，美術史則既要解釋現在正在發生的藝術行為，又要分析流傳的藝術品乃至與藝術品相關的使用和觀看的方式。觀察和解釋正在發生的藝術行為和作品屬于當代美術史，分析和討論過去的藝術品和行為是古代美術史的任務。或者可以說，藝術品的創造是人類行為最精彩的展示，而人類的行為則涉及到所有的藝術品。有了這樣的共同點，美術史和人類學，或者嚴格地說和現代人類學中的歷史人類學建立起了最基本的聯系，人類學所運用的某些方法和成果也將啟發美術史研究的新思路。   美術史和考古學是兩個更加靠近的學科，它們在誕生之初大概都和文物有關，后來在學科劃分上考古學偏重于田野發掘，形成了一套系統地獲取物質材料的技術手段和描述材料的方法。美術史的重點則在于解釋和重構出土和傳世藝術品的意義及其視覺規律，針對不同的材料和對象也形成了有針對性的解釋方法。中國的考古學基本上是屬于歷史考古學，它包括了田野考古和石窟考古，而在歐美，考古學主要是田野，石窟調查是不放在考古學里的，它是美術史的任務。美術史在學科性質上屬于歷史學的范疇，是在歷史的情境下研究視覺性的物質文化遺存，這就是通常稱作的藝術品。因此，美術史和考古學不僅有一個差不多相同的源頭，而且還有基本相同的兩大要素，一個要素是觀察的對象為物質性的材料；第二個要素是按時間和空間的架構來作描述。觀察需要可靠的材料，描述需要文獻，這二者可以說是美術史和考古學的兩大支柱，兩個學科之間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方法和成果的互補也是顯而易見的。   最有意味的例子是青州龍興寺窖藏佛像的發現和研究。   年考古學家在山東青州清理龍興寺遺址過程中發現了一處大型的窖藏，從中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彩繪石雕佛像，年代早起北魏，晚至北宋。當這批佛像的考古材料公布之后，引起了考古學家和美術史家的共同興趣，這之后發表的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論文，出現了兩個學科相互靠攏的趨勢。美術史家通過研讀考古學的材料，綜合觀察佛教造像的風格樣式和雕造技法，結合文獻，分別在風格演變、圖像傳播方式、南北主流樣式和造像新樣式的嬗變關系等方面作出解釋。考古學家除了客觀記錄和分類描述了龍興寺遺址和窖藏佛像的情況外，同時也作了有關青州地區佛教傳播、樣式演變和地域文化特點等方面的討論。美術史和考古學關注問題的興趣點正在靠近，應該看到這種學科之間的趨同和互補是不約而同的，它正反映了學科在現代進程中的進步和自覺。美術史是個動態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對象“美術”是歷時性的變化的領域，一個歷史階段有它特定的所指范圍。古代和現代的概念可能就不一樣，現代美術史家赫伯特•里德給美術史下的定義說，一部現代美術史是關于視覺方式的歷史，他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在世紀的百年間，美術界一個最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就是把“美術”換成了“視覺藝術”，這就意味著凡是以訴諸視覺方式來表現人類文化、行為和思想的作品都可能是美術史觀照的對象，在書畫、雕塑、建筑等傳統的美術之外，如電影、電視、電腦美術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門類和廣告、月份牌、民間作品這些商業味和俗作為美術文化觀照的美術史學文化的類別也就自然地進入到美術史的領域。視覺藝術實際上包含了高雅精美的部分和不那么高雅精美的部分，這樣一來，美術史觀察領域又和考古學有了一致性，因為考古學的材料是不分高雅精美還是殘磚斷瓦的。建立在這樣的基點上，現在的美術史家和考古學家有了更多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的機會。#p#分頁標題#e#   美術史與人類學和考古學的關系是如此，與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密切關系到人類社會和人的心理活動的學科的關系也是如此，這些學科與美術史的聯系甚至更加直接。比如社會學所涉及的政治經濟關系、社會集團行為、社會制度和文化機制等等都對人類的藝術行為發生作用，藝術的創作和生產脫離不開社會和時代，社會和時代的烙印不僅深深留在藝術品中，而且還長久地引導著人們的觀看方式。近些年中國和西方的美術史家中不乏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美術史的成功做法，并推出了藝術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相關學科的吸收和互補，美術史學科的內容將更加豐富和立體，這也是現代形態的美術史學應該具備的姿態。   傳統美術史本體研究與文化分析的有機結合中國的美術史出現得很早，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的問世應該說是一個標志，中國古代稱之為畫學，它的歷史也有一千多年。畫學所記錄的主要是關系到繪畫的種類、功能、畫家生平、師承關系、作品以及筆法樣式等方面，屬于現代意義上的美術史的本體范圍。現代意義的美術史研究開始于歐洲，開始也是圍繞畫家和作品風格進行的研究，也是本體意義上的美術史。不過西方的美術史在世紀以后進展迅速，出現了不同的研究學派，美術史的學科規范開始變得清晰起來。在今天看來，作為一個成熟的美術史學，它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美術本體的研究，具體的研究范圍如畫家的個案研究、作品語言風格研究、傳世作品的真偽鑒定、藝術內在演變規律的解釋等等方面；第二是美術文化屬性與內在動力的研究。這部分的研究相對于藝術本體研究來說起步較晚，所涉及的相關學科也更復雜一些。西方已有部分學者將研究的興趣開始轉到美術文化的研究，這是把美術納入到文化學的范疇，深入地考察某種美術現象的歷史動因，在照應美術本體特征的同時注重文化環境諸方面的關系。比如，近年新發現的山東青州北齊造像，研究者一方面要看到青州造像樣式的來源以及形成原因，同時還應該解答青州北齊造像為什么不沿續北魏的造像傳統而選擇了從印度傳入的笈多風格這其中的歷史文化動因又是什么準確地解答了這樣的問題當然就加大了美術史研究的學術深度。   我們的美術史研究在本體和外部兩個層面上都曾經作過些工作，通常稱之為美術史的內外觀，想得比較簡單，是在兩個極端的層次上作研究。一個是考據學的做法，如考證一個畫家或作品的年代，一幅畫的細節內容等，是貼近去看，過分的做法還會鉆牛角尖。另一個是跳開具體的材料對象，懸得高高地談發展階段，談時代特征，談階級關系等較高社會層面的問題，在內和外之間留出一大片空白。近些年來，治美術史的學者開始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在調整思路和觀察的方式，注意作一些中間層次的研究，在原來的兩端之間建立起分析的層次，找出各個環節間的有機聯系。注意到這些環節并探索解讀的有效方法，美術史的學科面貌一定會更加清晰，學術前景也會更加開闊。   美術史的具體研究與學科理論研究美術史作為一門學科，既要有針對于畫家、作品、形式內容等方面的具體研究，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學科理論形態的研究，有關學理與方法論的思考是美術史之所以成為一門學科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與其它的人文學科相比，美術史學理論形態的局面尚未開闊。在考古學界，除了有指導實際發掘的考古學之外，又出現了理論考古學、結構考古學等理論形態的學科研究。學科理論形態在很大意義上是對本學科問題的哲學思考，它的作用將是對學科帶有指導價值的，尤其是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從事學術研究，學科理論形態的建立更是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如何把中國美術史的研究納入到世界美術史的格局中去，是中國的美術史家要考慮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學術界對中國的美術史成果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在與西方美術史家的交流中，我們了解到他們關注的興趣點主要是中國不斷披露的新材料，而對中國學者的見解一般不太看重，甚至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傳教士”的傾向，認為需要向中國介紹一些解釋材料的方法和理論，這就是近些年國內談論得很多的美術史方法論問題。西方學界一般認為，中國的美術史研究在方法論上對世界美術史的貢獻不大，方法論的運用程度是他們衡量中國美術史研究水平的一把尺子。無論我們多么不樂意聽到這樣的評價，但這是一個警醒。中國美術史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曾經桎梏過我們的學術進展，如把中國美術的發展史簡單地歸結為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斗爭的歷史，或者歸結為儒法斗爭的歷史等，這其中雖然有極左思潮的影響，同時也是方法論上出的問題。美術史是通過研究物質性的材料重構歷史實景，要求有歷史研究的技術性，美術史方法論是要對歷史還原的具體研究有指導的作用，因此有極強的針對性，并不是附會在一個主義，一個理論原則下的標尺。   每一種方法論的建立都是有針對性地對研究對象的透徹分析，西方的風格學、圖像學、社會學、符號學等等方法論的出現，基礎是大大小小的個案分析，并且有一段或長或短的學術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一種方法論的建立過程也是一段學術史的形成過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美術史教授巫鴻先生主張，作學術的人，同時在作兩個史，一個是咱們所研究的對象，或者是漢，或者是宋，是已經消失了的歷史；還有一個歷史，其實更實在，是包括研究者在內的學術史!。美術史的方法論可以說是學術史中最具有實效性和指導意義的內容，它既是技術實用形態的，也是學科理論形態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展開的美術史的研究，我們所期望的是一個多種方法、多種學科、多種解釋途徑攜手并進的局面。   立足于全球化的美術史學在觀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變化和更新，一方面能獲得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會使我國美術史學科盡快地成熟和壯大起來，使之形象鮮明地匯入到世界美術史的學術規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