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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西方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不僅大大增加了獲取資料的手段，使得研究資料與日俱增，我們對古代社會的認識日漸豐富，而且考古學的發展沖擊著學術界，對相鄰學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藝術史學來講，考古學不僅擴展與豐富了藝術史研究的對象，而且從方法、理念等層面影響著藝術史研究。美術考古學①在藝術史學界的提出可以視為藝術史研究邊界的不斷擴展和延伸與考古學發生碰撞而產生的新的學科增長點。由于美術考古學的交叉屬性，其與美術史研究、考古學研究在對象、方法、目的諸方面有著部分重疊，然而更多地則表現出一種有別于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研究的獨特模式。因此，梳理美術考古學的產生、性質及其與美術史學的關系，既有利于認清美術考古學自身，也有利于美術史研究邊界的討論。   一、“美術考古學”的由來   美術考古學一詞在中國的出現要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末。1929年,郭沫若根據濱田耕作的日譯本,將德國學者米海里司的著作EinJahrhundertKunstarchaologischerEntdeckungen翻譯為中文,并沿襲了日譯本《美術考古學發現史》的題名。后來該書再版時改用《美術考古一世紀》。從此,“美術考古學”一詞開始在中國出現。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米海里司，還是郭沫若均未對“美術考古學”的定義做進一步的說明和解釋,書中也未涉及任何關于“美術考古學”的理論構想。米氏僅僅在序言中提及“美術考古”時，作了如下說明:“‘鋤頭的考古學’與其收獲是本書敘述的對象。而且‘考古學’的名稱在這兒是‘美術考古學’,不帶美術性質的單純的文化的產物，只是時時言及而已。”[1]盡管在20年代末，美術考古一詞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學術界，然而美術考古的研究并未自覺展開，學者們基本上是在兩條路上分別前行。一方面考古學傳入中國不久，其主要的目標是尋找地下材料，為歷史研究服務，所以早期的考古學基本上是歷史學的附庸，考古工作者發掘出的美術品基本上是為或證實或補充或否定古史傳說或文獻記載。另一方面，中國美術史研究雖然已經開始了自古典形態向現代的初始階段，但重點依然是對繪畫史的系統梳理，而且以敘述性的史料為主，研究還不夠深入。   直到20世紀中葉，美術史研究才開始逐漸利用考古發掘獲得的豐富美術資料進行專史和專題研究，從而促成了相關研究的廣泛性和深化。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美術考古學社”，負責考古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   這是國內首次出現以美術考古命名的學術機構。大約同時，一些學者的研究也開始出現整合考古學與藝術史學的趨勢，甚至一些著作開始冠以“藝術考古”或“美術考古”之名。②   其間滕固、岑家梧、史巖、馮貫一等人在利用考古資料撰寫美術史方面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內向觀與外向觀結合的研究方法，具備了初步的美術考古方法論的意義。但是他們在美術考古學研究上的不足同樣明顯:一是沒有提出美術考古學研究所需要的理論與方法;二是分析美術考古資料的方法和所要達到的目的存在較為明顯的局限。[3]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時期的學者并未自覺將考古學與美術史學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并從理論上去探討美術考古學的相關問題。80年代以前學者視野中的美術考古研究還只是美術史研究的同義詞和附庸，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基本上回歸到美術史研究中，另外，對于美術考古學的理論構建則是自始至終未能進行的。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的出版1986年8月《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出版，夏鼐先生在論述特殊考古學時，提到美術考古學，首次對“美術考古學”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進行了說明，認為其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之一。隨后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中第一次出現了“美術考古學”詞條，該詞條對夏鼐先生的論述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對美術考古學的性質、研究對象、范圍、方法、分類進行了詳細的說明。這是第一次對“美術考古學”進行的全面說明，奠定了長期以來學界對美術考古學的認識基礎。   進入90年代，關于“美術考古學”的思考與討論日見增多，許多學者開始從美術考古全局的高度，自覺思考美術考古學的理論體系，針對美術考古學的概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學科性質諸問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這些涉及學科層面的討論標志著美術考古學開始作為一個學科而進入學術界的視野。更為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紛紛成立的美術考古機構、高校設立的美術考古專業、專業刊物開辟的美術考古專欄進一步擴大了美術考古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作為學科的美術考古學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理論與方法還在探討之中，爭論與分歧構成了目前的主流。但是這些討論與思考對于進一步認清“美術考古學”的學術性質、與相關學科的關系、推進美術考古學的研究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二、美術考古學的定位   如前所述，美術考古學自傳入中國之始，便缺乏明確的界定，雖然近幾年關于美術考古學的討論日漸成為學術界的熱點，但是爭論與分歧依舊，特別是在美術考古學學科性質這一核心的問題上爭論尤其激烈。目前學術界對美術考古學性質的認識主要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主要來自考古學界，認為美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分支;另一種傾向認為其應當屬于美術史學的分支，代表了藝術史學界的基本認識。這種對立表明，雖然大家共用“美術考古學”的名稱，但是考古學界和美術史學界認識的側重點并不同。從考古學的立場看，“美術考古學”與“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是并列的，都是“特殊考古學”，屬于考古學的分支。   美術考古學是在考古學的框架下對美術遺跡和遺物進行的研究，只不過這些研究對象有些特殊罷了。但是美術史學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美術考古學是在美術史框架內對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就是說美術考古學的目標指向與美術史別無二致。針對“藝術史對抗考古學”的爭辯，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美術考古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目的、學術共同體、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經具備了成為獨立學科的條件[3]。這些爭論對于我們認識美術考古學的性質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為正確認識美術考古學的性質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這些分歧的存在，模糊了人們索求學科進步的視線。對美術考古學的合理準確定位成為美術考古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我們認為，要正確認識美術考古學的性質與歸屬須從兩方面來考慮。首先是要從美術考古學的發展歷史來考察。在西方，美術考古學是伴隨著古物學的分化而萌發的，早期的考古活動主要是“美術考古”，這也是米海里司在《美術考古一世紀》的序言里說“‘鋤頭的考古學’與其收獲是本書敘述的對象”，而“‘考古學’的名稱在這兒是‘美術考古學’”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術考古學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參與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對藝術品有著強烈興趣與愛好的人員。這些參與者一方面對于古典美術相當熟悉，另一方面他們也在不斷的發掘中探討考古學的方法與技術并促進了現代考古學的誕生。這一事實表明，美術考古學的實踐主體須具備美術史與考古學的知識及相關的訓練。而我國早期從事美術考古研究的學者，幾乎全部具備這種素質。其次，要把“美術考古學”放在當前中國學術研究的實踐中來考察其目標定位。當前，美術考古已經被認為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這雖然是多數人的共識，①但并不恰當。我們知道美術考古的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單純從考古學的角度無法深入全面認知美術遺跡和遺物，這既是考古學研究的局限性，也為學科間的合作提供了空間。毫無疑問，盡管考古學的最終目的是全面復原古代社會，但這并不意味著單純依靠考古學自身力量就能完成這一終極目標，還必須聯合其他學科進行合作攻關。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既然是具有美術性質的遺跡和遺物，其除具有一般實物資料的性質外，還具有美術性質，考古學的優勢在于將其當成實物資料進行研究，對于其美學價值的認定與分析顯得無能為力，因此有必要與美術史學者合作。從這個角度講，在具體研究實踐中并不存在誰主導誰的問題，只有相關的合作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之上，同時發揮各學科自身的優勢，才能促進學術的進步與繁榮。無論將美術考古學倒向考古學和美術史學中的任何一方，都將是對另一方的忽略。   由此，從美術考古發生的歷史、美術考古學的實踐主體及具體研究模式來考察，美術考古學更像是一個連接考古學與美術史學的橋梁，其適當定位應當是美術史與考古學之間跨學科性質的一個交叉領域，而不是某個學科的附庸。   三、美術考古學與美術史的關系   由于美術考古學的交叉屬性，其與美術史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傮w上看，兩者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美術考古為美術史研究提供了準確的實物資料   美術考古提供的材料主要是經過科學發掘而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這些資料由于有明確的地層關系、確切的共存物品而具有年代確定、作品真實等特點。這一特點為美術史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美術實物資料。   (1)美術考古學的資料分析為美術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美術考古學與美術史具有共同的研究資料，美術考古學利用地層學、年代學、類型學等方法對資料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確定美術品的年代，復原美術品的組合關系，而且可以探究美術品的發展演變譜系，這就為美術史進行深入綜合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2)早期美術史的建立主要得力于美術考古資料   在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只注重繪畫與書法，而繪畫則只重卷軸而鄙薄壁畫。這固然有文化傳統的因素，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資料的匱乏?？脊艑W在中國傳播和發展，提供了大批早期的美術資料，依靠這些材料，完整的美術史的建立成為可能。只要我們簡單地比較一下20世紀初和20世紀末的兩本中國美術通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僅史前美術史的寫作全部依賴于美術考古資料，就是歷史時期的美術史也因考古學材料的引入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由于考古學提供的資料種類之多，樣式之繁，美術史的研究種類在廣度上早已遠遠超出繪畫史的單調格局。   (3)美術考古資料的大量出土不斷充實和改寫美術史   美術考古資料的復雜性及出土的偶然性，促使我們不斷修正對中國美術史的認識。考古學所研究的過去所發生的事物，只是古人生產生活遺留下來的物品，這只占極小的比例。就連這極小比例的事物，也只有極少的一部分被考古學發掘出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會有更多的資料被發現，新材料的出現不僅豐富著美術史的框架與內容，有些還可能會改寫原有的認識、修正已有的結論。例如過去我們對于遼代繪畫知之甚少，甚至對于傳世的遼畫將信將疑。隨著大量遼墓壁畫及卷軸畫《深山會棋圖》、《竹林雙兔圖》的出土，不僅證實了遼畫的時代風貌及高超技藝水平，而且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對于傳世遼畫的鑒定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物。源源不斷出現的新材料，使得有些美術史學家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中國美術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寫總是明顯滯后于考古發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們感覺到有修改美術史某些章節的必要。”[4]   2.美術考古學促進了美術史研究方法及觀念的改進   除了提供可靠的資料，美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結論對美術史研究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總結近三十年美術史研究的歷程時，顧平先生提到考古學對美術史的影響使得美術史研究出現了新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美術史研究對考古材料的利用;其次是美術史研究對考古學方法的借鑒，最后是美術考古學方法的形成。我們認為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于傳統美術史研究在方法及觀念上的影響主要有兩點。   (1)美術考古學整體研究法的思路對美術史研究的啟示。古代藝術品與生產、生活方面的種種資料，都是人類社會活動遺留下來的痕跡，多數情況下，都是共同依存的，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美術考古學重視整體的研究方法，在關注美術品本身的顏色、質地、造型等方面的同時，也重視對其存在環境的研究。這種研究思路無疑對于傳統美術史只重作品本身的做法有著啟迪作用。   #p#分頁標題#e# (2)美術考古學中的相對年代學與形制學的普遍應用，對美術史研究提供了特別有利的條件。年代學的研究不僅對于考古學至關重要，美術史研究中對作品時代的斷定同樣是前提條件。美術考古學中地層學的運用可以對美術品的相對年代做出判斷，同時結合類型學的分析及利用自然科學方法，能進一步的斷定美術品的絕對年代。特別是美術考古學中自然科學方法的引進，強調客觀性的同時也減少了經驗判斷造成的誤判，從而使得結論科學、嚴謹、更具說服力。這對美術史強調目鑒法是一個極好的修正與補充。方聞先生在進行書畫鑒定和研究中，結合考古類型學與傳統美術史研究方法總結出的“視像結構分析法”，便是對兩個學科研究方法綜合歸納與升華的結果。四、考古學背景下美術史研究邊界的泛化如前所述，受考古學的影響，美術史的研究對象在不斷擴大，直至與考古學產生一定的交集，由此美術史的研究邊界逐漸模糊。不但美術史的內容被不斷充實和改寫，傳統的繪畫史已經逐漸縮小成美術史的一個特定分支，而且那些以新材料開辟新領域的美術史家逐漸擺脫了爭取主流認可的邊緣境地?？脊艑W家與美術史家之間的鴻溝正在縮小，美術考古學的提出則使這種鴻溝日漸消失。美術考古學力圖將古物的歷史與審美研究結合起來，從而促成了考古學與美術史學的交匯，進一步模糊美術史研究的邊界。   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豐富的，既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物。人工制品中具有審美意味的部分被納入到美術史的研究范圍。   在研究對象上，美術史越來越依賴于考古學的補充和完善，說中國早期美術史的建立幾乎完全得力于考古學的幫助并不為過?？脊艑W與美術史學在研究材料上的共享，使得美術史學難以在處理材料的基礎問題（包括材料的年代、共存物與周圍事物的聯系）上保持獨立性，而美術考古學的提出與發展，進一步消解了這種獨立性。受制于材料的處理，在方法論及研究結論的利用上，美術史研究向考古學的傾斜也是難以避免的，這勢必會加劇美術史邊界的模糊性。雖然目前美術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仍然以傳統的中國古代繪畫、雕塑和建筑為主，但是受考古學的沖擊，這種局面正在發生緩慢的變化。一旦這種量變轉換為質變，那么美術史的研究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在這個量變的過程中，美術史邊界的模糊將不可避免。   考古學向美術史學的滲透,考古學的方法也開始影響美術史研究。美術史學界對美術考古學的重視正是基于這種背景。傳統美術史研究的困境勢必要求尋找新的出路與歸宿，而向考古學的過度傾斜可能會導致學科獨立性的喪失，因此具有中庸意味的美術考古學成為美術史學科新的增長點。由此,考古地層學、類型學在美術史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且受考古學方法的影響美術史學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視覺結構分析理論、物態學等等,這極大的豐富了美術史研究,也為傳統的美術史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然而,我們在感到欣喜的同時,是否也會有一絲擔憂？因為美術考古學并不是美術史學的附庸，也不是考古學的灰姑娘，在學科交叉、整合的學術背景下，美術考古學也在尋求獨立。①   聯想到最近對美術考古學性質歸屬的爭辯，實際上是與學科邊界的指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那種認為美術考古學是美術史分支的提法本意是為了厘定美術史的邊界以與考古學相區別，而美術考古學的交叉屬性卻難以迎合這種意愿。   今天我們討論“跨語境美術史研究”②、美術史研究的邊界與范式諸問題，恰恰是因為在學科聯系密切、相互影響深入的今天，美術史研究邊界的模糊與范式的缺失。2008年9月在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考古與藝術史的交匯”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以視為對這一問題的一種回應：傳統藝術史的研究方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勢在必行。藝術學院出現的藝術考古研究所、考古與美術博物館系及美術考古專業已經開始了考古學與藝術史學的融合過程。雖然美術考古學的研究與學科建設起步較晚，其性質與學科的影響尚未充分發揮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術考古學將在某些方面取代美術史研究并將日益成為主流似乎是可以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