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紅 董瑋瑋 單位：河北外國語職業學院

隨著多媒體教學的飛速發展和教學設備的更新,在大學英語的課堂中運用英文電影進行對聽說能力的輔助教學成為可能。英文電影為學生營造了多感官刺激的輸入環境,激發了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同時也活躍了課堂氣氛和調節了學生的學習情緒。在輕松愉快和潛移默化中,同學們能夠練就一口流利而地道的英語。基于以上原因我院開設英文電影賞析課程作為英語專業學生的選修課。本課程的授課對象是大學二年級英語專業學生，每周兩課時。

一、英文電影作為輔助教學手段的優勢

首先，電影能夠展現真實的場景。利用英文電影進行教學體現了情景教學法的要求。“語言必須在情景中呈現和練習”,是語言學家提出的情景教學法的主體特征,它強調學習英語必須通過真實的交際情景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英文電影情節栩栩如生,真實自然,使學生身臨其境,通過語言實踐,自然而然地理解了語言闡釋的影片,因此,英文電影情景教學不僅有利于提供語言材料和語言環境的真實性,而且還能夠生動地把一些社交技巧、文化知識等展示出來,在接近真實情境的交際活動中感受到真實性、趣味性、實用性和挑戰性。

其次,看電影學英語能讓學生學會地道的語言。英文電影題材廣泛,歷史、倫理、神話、小說等題材的電影其內容一般是符合歷史或者原著的,這些電影形象、生動，直觀性、感染性強,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英文電影中語言豐富地道,情節引人入勝,形式活潑多樣,為英語教學提供了理想的條件,為學生的語言活動開辟了一片廣闊天地。

再次，“看電影學英語”能夠讓學生記憶更牢固。人類記憶持久性的實驗顯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只用聽覺學習,經過3天遺忘率是80%,只用視覺學習,經過3天遺忘率是50%,而視聽覺協同學習,相同時間內的遺忘率則降低為18%。因此,從這一層面上說,在教學過程中使用聲音與圖像結合的英文電影可以使學生受到聲音、圖像、情景、態度和情緒等多方面的刺激,形成完整的語言認識。電影情景教學對學生的記憶、交往、學習環境的營造、學習情緒的調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電影中蘊含豐富的文化信息。根據社會語言學理論,“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征”,因此學習一種語言必須通過其文化來深化對于該語言的深層次內涵的認識。“我們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到語言。”而電影是文化產品,是溝通文化的橋梁,電影孕育的豐富的文化背景從多角度多方面展示了英語民族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俗、價值觀念、社會狀況、地理地貌、民俗風情等。基于以上幾點,借助于英文電影這種最鮮活、最受學生歡迎的語言文化教學資源,我們可以強調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訓練,提高運用英語能力,拓展學生的知識面,通過提高學生對國外優秀英文電影的鑒賞能力,提高大學生英語應用能力提高其綜合素質,從而使大學英語課程設置的多樣性能符合社會對人才多樣性的需要。

摘要：

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中文系重要的基礎課程之一，但近年來該課程的教學卻面臨著諸多困境，尤其是學生閱讀作品數量的減少和興趣的流失，既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也是不易解決的難點。筆者結合教學工作中的實踐經驗，擬從多個角度探討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的方式，借此探索在新的社會環境下中國現代文學教學的路向和方法。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閱讀興趣的培養；教學法

基金項目：

安徽省高校省級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項目“語文教育特色專業”（20101183）階段性成果；亳州學院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教學做”一體化教學模式改革研究項目

一、引言

【摘要】電影藝術由畫面、導演、演員、場景、美工、攝影、音樂等構成，尤為重要的是音樂和畫面。電影音樂受畫面制約，根據人物情緒的需要和劇情的發展而出現停頓、起伏，將電影音樂影像化。《英雄》上映于2002年，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譚盾為其配樂。本文以知網搜索到的18篇與之相關的文章為例，分析《英雄》的研究現狀及研究不足。

【關鍵詞】譚盾；英雄；研究現狀

一、敘事風格及影片情節

《英雄》采用整體敘事結構，用“戲中戲”的表現方式來呈現整個故事。“戰國后期，戰火紛擾、群雄并起。先后盛極一時的七雄中，唯有秦國雄霸一方。秦王為一統天下，發動了對趙國等諸侯六國的討伐戰爭。秦王的野心激起了各諸侯國俠士的強烈不滿，紛紛伺機刺殺秦王。趙國刺客長空、情侶刺客殘劍、飛雪三人最為秦王忌憚。秦王下令凡能緝拿刺客長空者，可近秦王20步；擊殺殘劍、飛雪者，可近秦王10步，封官加帛。3年前，情侶刺客殘劍、飛雪雙雙闖入秦宮，刺殺秦王，但在最后時刻，殘劍放棄了親手血刃秦王的機會；殘劍此舉，飛雪甚為不解。從此，兩人生怨。3年后，秦國俠士無名，實為趙國人，為報“國仇家恨”，也加入到刺秦行列。他潛入秦國，花了10年的功夫，練就了一身最為上乘的功夫“十步一殺”，即在10步之內，可擊殺任何目標。無名前來與長空、殘劍和飛雪商議刺秦事宜。同門師兄長空為能讓無名接近秦王，在漏頂棋館，佯敗在無名劍下。無名求助殘劍、飛雪，遭到殘劍的斷然拒絕。殘劍的態度更引來了飛雪的不滿。殘劍力勸無名放棄刺秦，這使無名大為不解。在無名赴秦的路上，殘劍以兩字相贈無名：天下。并解釋說，這是他多年悟出來的道理，秦王不可殺。積怨已深的飛雪再也不能理解殘劍的勸阻行為。殘劍為證明對飛雪的感情以及對社稷蒼生的期待，幽怨地死在飛雪的劍下。飛雪深為愧疚，最后雙雙戕身戈壁大漠。秦王召見無名。無名講述刺殺三刺客的經過，取得了十步于秦王的最高規格。無名抓住機會，飛身刺向秦王。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無名最終放棄了。無名以社稷蒼生為由，要求秦王一統七國，結束經年戰爭和歷史恩怨。最終無名死于秦兵矢如飛蝗的箭雨之中。整個故事以無名上殿刺殺秦王的過程展開，通過無名與秦王的對話展開無名與長空、殘劍、飛雪的故事，故事結束，無名刺秦。可以看出故事的主線是無名刺秦，故事的副線有2條，分別是無名擊殺長空，及無名擊殺殘劍、飛雪。”[1]

二、研究現狀及文獻綜述

在知網搜索關鍵詞“譚盾英雄”，現已搜集到的相關文獻有18篇，其中碩士論文4篇。從總體上看，這些研究電影音樂《英雄》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對內容的梳理，本綜述將這些文章大致分為五類：研究音樂發展技術手段的文章有2篇，探討電影音樂創作特色的文章有7篇，分析武俠電影本體的文章有2篇，探析配器技法的文章有5篇，新聞報道的文章有2篇。

（一）研究音樂發展技術手段

第一篇：大學英語教材通識教育分析

摘要：

本文首先闡明通識教育的概念、基本內容和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接著對教材、大學英語教材進行概念界定，并簡要論述國內外教材評估的相關研究；然后將《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通識教育理念和教材評估理論結合起來，從六個方面構建通識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評估內容，并依據此內容對《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學生用書1-4冊進行分析。通過對該套教材的社會與文化、科普與環保、政治與歷史、文學與藝術、家庭婚姻與友情、教育與心理六個方面內容的統計與分析，發現教材的優點及不足之處。

關鍵詞：

通識教育理念；《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教材分析與評估

在我國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大學英語是非英語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基礎課程，由于其“基礎性”和“必修性”，使其可以成為實現學生通識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同時，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一門國際化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載體。因此，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不應只有語言的學習，更要重視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提升。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英語教材是教師組織各種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是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大學英語教材作為高校英語課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編寫與評估是否應吸取通識教育的理念，這一話題近些年來在外語界引起廣泛關注。

一、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

作者：王建明 高素琴 沈洪兵 單位：南京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影視作為一種文化,其傳播方式直觀、新穎,給人以形象化的感受和心靈啟迪[1]。利用原聲影視輔助教學在語言類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同樣,與醫學有關的影視佳片也不少,為該學科的教學提供了簡便而生動的素材。利用電影參與醫學教學實踐不僅能使學生身臨其境,還能拓展其知識面,有效培養學習興趣[2]。傳統的流行病學教學側重語言交流,多采用教師講、學生聽或學生講、教師聽的模式[3]。一些空洞、晦澀的理論不僅學生難以理解,而且感到枯燥乏味。探索新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習興趣成為當前教學實踐的重要任務[4]。我們以傳染病流行病學為著眼點,對“影視賞析、寓教于樂”在流行病學教學方法改革中的應用進行了探索。

一、傳染病流行病學教學的重點與難點

學習傳染病流行病學必須掌握流行過程的“三環節、兩因素”。然而很多學生反映概念抽像難以理解。雖然課堂上可以通過模擬傳染病暴發幫助學生學習,但虛擬的現實卻無法激發學生興趣和求知欲望,實際工作中遇到疾病流行時往往手足無措。針對傳染病流行病學教學中的重點與難點[5],我們有針對性地選擇與傳染病流行有關的影視素材,通過組織學生看電影與論電影,理論聯系實際,寓教于樂,開展教學方法改革。

二、利用影視素材輔助教學的模式

與一般教學方式不同,本模式采用課堂內教學和課堂外學習相結合的形式。教學分為理論課前自主觀看影片、課堂理論學習與影片內容討論、理論課后再次觀看影片并撰寫評述性短文的三段式教學模式(附圖)。第一階段一般是利用業余時間完成,由于沒有相應的傳染病流行病學知識,這階段學生對影片的認識多集中于感性方面。第二階段相當重要,教師需結合理論學習,將知識點與影片內容有機融合,通過與學生互動幫助其理解知識點,啟發學生對電影相關信息的思考、辨析,使學生掌握傳染病預防和控制相關知識。有了理論基礎再次觀看影片會有深層次的理解。針對某一主題的評述能夠使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相結合,大大提高學習效率。

三、實踐案例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見，在多媒體、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可這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

一、轉變教學理念，因時因人構筑課程體系

筆者所在的學校為地處西部的一所財經類大學，中文專業的比較文學課程從2008年開設以來，一直安排在第七學期進行授課，同時在課程設置方面經歷了從必修課到選修課的變更，課時安排為32學時，周學時2學時。筆者在教學實踐中調查發現，學生普遍反映這門課不好學，理由是比較文學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比較龐雜，讓他們感覺既不像純理論課程如文學理論課，又不像文學史課程。鑒于課程學時少、學理性強、學生學習困難這一情況，筆者首先在課程內容上進行調整，不再對教材內容按照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順序進行面面俱到的講授，而是側重于普及學理知識，有選擇性地以專題形式來組織教學，例如分為比較文學學科發展概述、研究類型介紹、中西文學比較經典案例賞析等。因為學生并非專攻比較文學的研究者，所以只要能讓他們建立起對已學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整體認識，初步形成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觀察文學現象和形成比較的意識，即意味著做到了讓學生學有所獲。為了做到這一點，在利用專題來組織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始終強調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學生只有厘清了基本概念，才能建立對該學科的理論認識。例如，在梳理學科發展脈絡時，“比較”就成為教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立足相應的閱讀文獻，調動學生探尋不同理論家圍繞“比較”所進行爭論的意義，探討“文學比較”和“比較文學”的區別，這就為學生正確地理解比較文學之“比較”的獨特含義奠定了基礎。但僅拘泥于基本概念是不夠的，還應該適時將當前的學術動態帶入課堂，這也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開放性所決定的。恰如陳惇先生所言：“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但是，教學如果在理論上兜圈子，必然把一門生動的課程講得死氣沉沉，索然無味。比較文學的理念和方法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打開過去未能注意的天地，解決了未能解決的問題。新的學術領域、新的研究課題、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是本學科的特長。”事實上，比較文學學科從19世紀末建立開始，就一直處于不斷的爭論之中，而這也為其發展、創新奠定了基礎。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在女性主義思潮、后殖民主義理論、文化研究等沖擊和影響下，關于比較文學學科是否死亡在中外學界都引起極大爭論，為此，適時將最新的學術動態引入課堂，不斷更新課程知識，對于學生深入了解本學科的發展概況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教學模式上的改革：課堂討論+案例分析

傳統的教學模式特別注重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在這種信息的“單向傳遞”過程中，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被忽視，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檢測也只能依靠期末考試的分數來判定。鑒于比較文學的學理性和專業性較強，如果仍強調以教師講授為主，很有可能將比較文學課程變成死氣沉沉的理論課。為此，在教學模式上筆者采用“課堂討論+案例教學”相結合的模式，力圖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并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正如諸多教改成果所示，課堂討論改變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主從地位，讓學生從單純地聽課變成主動參與課程。但課堂討論必須有的放矢，且教師在組織討論時應該合理設計問題并把控好時間，這樣才能達到師生互動又保證課堂教學秩序的目的。而在此基礎上結合案例教學，既可以避免學生對理論感到“空而玄”，又能通過例證印證學理闡釋，使學生在實踐中真正理解并吃透艱深的學理知識。舉例來說，針對課程教學內容以專題講授形式來呈現，筆者為每個專題選擇了兩到三篇中英文閱讀文獻作為典型案例，每篇文獻皆提出三個問題供學生在課后閱讀時回答。根據閱讀文獻的難易程度，筆者或將學生分成小組共同協作完成，或要求每個學生獨立完成，并在下次課堂上進行口頭匯報。在聽取學生匯報后，教師應該給予點評，形成自由的師生互動的討論氛圍。比方說，在講授比較文學研究類型專題時，對于法國學派提出的影響研究，由于涉及史料考證、翻譯、傳播等多種學科知識，學生理解起來并不容易，為此筆者給學生提供了兩篇學術論文作為案例，一篇是英文范文《寒山詩在遠東和美國的接受》，一篇則是中文范文，即范存忠先生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筆者要求他們除了寫出每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外，還要梳理出作品傳播的時間、媒介、路線、價值及意義等，這就把抽象的定義轉化為學生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討論，教師最后在點評時又結合學理進行總結，這就讓學生對影響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建立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三、合理有效利用多媒體資源作為教學輔助手段

為了進一步活躍課堂氛圍，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還應該在課程教學過程中合理、有效地運用多媒體資源。這體現為兩個層面：

一方面，充分利用高校圖書館的網絡資源，發揮學生的學習自主性。盡管比較文學課程開設在第七學期，學生同時也面臨著寫作畢業論文的壓力，但在課后調查中筆者發現，竟然有相當多的學生查找資料只會借助“百度”作為唯一的網絡渠道，而從未使用過學校圖書館的網絡資源。事實上，在我校的圖書館網站上，除了購買各種電子圖書之外，還購買了如維普學術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網等資料。為了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同時也幫助其順利完成畢業論文的寫作，筆者有意識地要求學生借助這些網絡資源參與進教學中來。例如，在講解平行研究這一研究類型時，筆者推薦了《中國比較文學》刊物，讓學生去圖書館網站上查找發表在該雜志上的平行研究方面的論文，要求學生從中挑選一篇認真研讀，并在課堂進行“論文推薦”展示。在結束該章教學后的調查中，學生普遍表示這一過程不僅加深了對該研究方法的認識，而且對自己寫作畢業論文幫助很大。

一、人文通識教育課教法調研

大學通識課教育的建設到今天已走過了十多個年頭，在這十多年中，國人對通識課教育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諸多研究。查詢中國期刊網、博士論文數據庫以及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有關大學通識教育課的文章和碩士、博士論文共達600多篇，這說明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課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重視，并多有研究和討論。綜觀這些論文，主要涉及五個方面:(1)介紹國外經驗或對比國內外做法;(2)對通識教育課的歷史、現狀的概述和總結或對未來的展望;(3)通識教育課的課程設計和評價研究;(4)某門通識教育課程的個案研究;(5)某校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實踐經驗介紹和總結。

這些文章中還未見有一篇是研究通識教育課的教法的。可見，通識教育課的教法問題目前關注的人還比較少。誠然，每門課都應有符合本課實際的具體的教學方法，不必每門課程都統一用一種教法，這是不符合教學規律的。然而，通過對某校的人文通識課進行調研，對該校人文通識課的教學方法的特點或規律進行總結分析時，它們是否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情況下。本文即是通過實證調研的方式探討人文通識教育課的教法，以期獲得啟迪。

本文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年度第二學期全校人文通識教育課的調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實踐教學中，人文通識課有幾種教法;(2)這些教法各自的特點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這些教法其缺點是什么，怎樣改進?為使調研全面、深入，本課題成立了6人調查組，其中5人是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2010級在校本科生，他們有些選修了人文通識課程，作為學生的他們在進行聽課和在調查咨詢時，其視角更為合理、感受更為真實，其調研結果更符合客觀實際。

調研組員們分工負責，分別在大學城校區和五山校區進行調研，采取聽課和詢問選課學生的調研方式。調研成員每人負責聽某一類課程，如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外文化、歷史或哲學、藝術、繪畫、音樂、影視、考古、收藏、集郵等，平均每人要聽十多門課和咨詢選課的學生，調研內容包括教學內容、目的、方法、教學效果、學生反應等。

二、人文通識教育課兩種教法的分析

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學年度第二學期(2013年2月～7月)共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106門220個班;本調研組調研了其中的69個班共42門人文通識教育課，其中，中外文學或文化課17門，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17門，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8門。根據調研，發現人文通識課大致有兩種教法:(1)以教師在課堂展示的ppt為主要線索的口頭講述法;(2)以ppt為講述線索，輔以音頻或視頻，然后以此進行分析的綜合法，這類教法的課堂，學生注意力較為集中，在有視頻片段瀏覽的課堂里，師生互動較多。文學文化類課程以及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主要采取以ppt為講述線索的講課方式;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課堂在ppt之外往往輔以音頻或視頻材料進行講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