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如毅 單位：荊楚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謚號“文正”。作為政治家，范仲淹大膽革新，勵精圖治，是慶歷新政的中流砥柱;作為軍事家，范仲淹白首守邊，苦心經營，在西北構筑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作為文學家，范仲淹是北宋詩新運動的先驅，提出了一系列力矯文弊的文學主張，并以出色的創作實績卓立文壇，對宋初文學的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歷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上世紀研究者多關注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范仲淹，對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績、軍事理論、軍事成就等探討較多，宏觀微觀，成果斐然，對于文學家的范仲淹相對傾力較少。21世紀以來，范仲淹的文學成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者日漸增多，論文論著頻出，但綜觀之，對范仲淹詩詞文賦等創作實績的研究偏多，對其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論及，也多側重于文學功能論、文學風格論，對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作論、文體論等闡發不夠。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范仲淹的文學思想作一梳理，對其中主要觀點進行一定探討，以期能引導對范仲淹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質相救，宗經復古

宋自開國歷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社會承平日久，不思進取，但同時，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正如范仲淹所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他發出“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呼聲［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蓋的國用無度、百姓困窮、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實情況，發出“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張，以期達到“朝廷無過，生靈無怨”的目的［1］212－213。

在這種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說:“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1］200，“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1］238，認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善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統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范仲淹不滿于宋初文壇的柔靡卑弱，說:“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文章柔靡，風俗巧偽”［1］238，“以至靡靡增華，??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變革文風，以厚其風化。《論語•雍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相統一，才是正常現象，針對宋初文壇柔靡文風，范仲淹提出了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過文與質體現，質弊則內容晦澀，難起教化作用，文弊質木無華，導致行而不遠，只有文質相救，才能文質彬彬，有補于時，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視文質相救，以厚其風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認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質”。怎樣“救之以質”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1］238，“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經復古的主張“救之以質”。他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1］238。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1］186。

教育的宗經，政治的教化，與文章的厚薄是因果關系，因此這里的“宗經”不僅關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時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經，恢復古道。對于師經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贊賞有加:“仲涂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1］183對于不根經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銳批評:“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1］183在具體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視當政者對世風文風的引導作用，上書建議皇帝“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積極措施改革科舉，選用通經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1］238范仲淹的“文質相救”、“宗經復古”文論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輔成王道”，本質上屬于其政治論范疇，在價值取向上與楊雄、李鄂、王勃、韓柳以及宋代其他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識和復古精神，［3］424雖缺乏獨創性，但對于宋初文風的革新，引導北宋詩文運動的健康開展均具有積極作用。

一、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   隨著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文體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1958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召開的文體學研討會標志著當代文體學的誕生。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種語言學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也逐漸引入文體學,延伸了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文學文體學是以闡釋文學文本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為目的的文體學派。它是連接語言學與文學批評的橋梁,注重探討作者如何通過對語言的選擇來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1]這一學派認為語言形式與文學闡釋是客觀現象與主觀反應的關系。在語言形式與文學闡釋之間,直覺起著重要作用。人們對語言形式所產生的印象不僅僅是直覺的反應,還受一定的文學規約的制約。[2]從分析方法來看,它以語言學作為分析工具,不限于采用某種特定的語言學理論,但更強調采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深入分析語言結構,對語言特征作精細深刻的描寫,因此比傳統的印象直覺式批評更具客觀性、可操作性。   文學文體學在中國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初才被介紹到國內,與翻譯研究的結合則更晚。申丹早年就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并在《文體》(Style)、《詩學》(Poetics)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她的著作《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結合文體學中最嚴峻的課題———小說(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與翻譯批評研究,是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中一次有益的探索。[2]申丹認為,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中,實用性強、較易掌握的文學文體學十分值得重視。[1]小說翻譯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假象等值”,即譯文與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學價值或文學意義相去較遠。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譯者對原文中語言成分與主題意義的關聯缺乏充分認識,未能很好地把握原文的文體價值所在。[3]在小說翻譯的具體實踐中,譯者很容易改動原文中表面上不符合語言規范的內容,使譯文邏輯上更符合常理,但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卻遭到損耗甚至抹煞。   在用文學文體學的方法來探討翻譯中的“假象等值”時,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語言形式這個層次。[1]Leech和Short在《小說中的文體》一書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描述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內容事實+表達形式的文體價值=(總體)意義[8](P24)這里“內容事實”是不變量,“表達形式”是變量。不同文體價值的不同表達形式才是文體學研究的對象。   二、微型小說的翻譯   微型小說,又稱小小說、袖珍小說等,是小說中篇幅最小、容量最少的一種。因其短小精悍、以小見大的特點,在快節奏的社會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微型小說發展迅猛,但對其翻譯的研究卻十分滯緩。微型小說有著與長篇、中篇小說不同的藝術價值,有必要單獨進行研究。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微型小說有著自身的審美價值,其文體特征十分明顯:篇幅精短,選材精粹,內蘊豐富,發人深省,寫作手法多用白描,語言洗練,善于留白,結尾機智靈巧,能抓住有典型意義的瞬間。在刻畫人物形象上,人物少,性格刻畫重在神似。   文學文體學強調的美學效果和主題意義在微型小說中有突出的顯現。微型小說短小的篇幅內若想做到美學效果的彰顯和主題意義的體現,就更需要借助語言這一外在形式。換言之,語言形式直接決定著微型小說的成敗。在翻譯中,譯者的任務就是要保留原文中的美學效果和主題意義,在語言形式上更要注意譯語中語言形式的選擇,尤其是在文學文體學觀照下不同語言形式的文體價值,盡可能避免翻譯中由語言形式的轉化所帶來的“假象等值”。是否做到避免“假象等值”并重現原文的文體特點、美學效果、主題意義,也是檢驗微型小說翻譯質量的標準之一。   三、個案分析   被譽為“小小說大家”的孫方友,發表作品三百多萬字,6次蟬聯《小小說選刊》兩年一度的大獎,有多篇作品被譯成外文。他的小小說出奇制勝,敘述從容,描寫簡潔,情節一波三折,尺幅之內高潮迭起。本文選取孫方友的《女票》,以及黃俊雄的譯文AWomanHostage進行分析。   原文和譯文均刊登在2007年的《中國翻譯》上。   這里分析小說文體,主要從這些方面著手:詞匯模式、語法組織模式、語篇組織模式、前景化模式、風格變異模式、話語模式、敘述視角模式、話語表述模式、思想表述模式、作家的風格、作品的風格。[4]下面結合《女票》的翻譯實例,從詞匯、句法、話語模式和語域、語篇這四個方面進行系統的分析,并從文學文體學的角度識別“假象等值”,以了解譯者如何在主題意義、美學效果和文體功能上實現和原文的對應。   (一)詞匯   孫方友的小說采用的是典型的質樸、簡練的民間藝術語言,有一種流動的美感,這尤其體現在詞匯的使用上。在翻譯中我們應保留這種語言特點,選詞上更要注意體現原文的文體特色。選擇同原文語法意義上的指稱對等主要是語言能力問題,但是選擇文體上最優的對應,則主要依賴于對文學文本性質和功能的理解。[9](P86)例1:我們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擾人心。   這里“花匪”的意蘊在英文中很難有對應的表達,由于文章文體的特點又不能有過長解釋性的說明,譯文的“lustfulbandits”基本上可以傳達原文的信息。“擾”字,這里不是“打擾”的意思,而是“分散、擾亂”,所以用“distract”比“bother”更能傳達原文的意義。   例2:她冷笑了一聲,說:你想得很美呀!   “冷笑”體現了“女票”對花匪的不屑和輕蔑,對于人物塑造、情節建構、主體體現有著顯著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譯文中把它換成“smiledbitterly”,與原文文體功能和效果上略有偏差,試譯為“sneering”或者“smiledcynical-ly”。“你想得很美呀”進一步通過語言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譯文“Isn’tittoogoodforyou?”不如譯為“Youwish.”更符合原文的效果。#p#分頁標題#e#   例3: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受罪。她不知為什么眼里就閃出了淚花兒。   整個故事,“男匪”與“女票”之間并沒有所謂的海枯石爛、海誓山盟的愛情,愛情的種子只在他們的內心滋長。而事實上,整篇小說并沒有提到“男匪”同“女票”之間的愛情因子,只是用故事的跌宕起伏來表現。這正是作者寫作的高明之處。而這句的“不知為什么”其實就給讀者做了心理鋪墊,同時表現了女主人公的善良,突出了主題。譯文用了“mysteriously”來對應這一動作,這個詞多表示“神秘地”,不太符合這里的語境,改為“tearswellinguphereyeswithoutareason”更符合原作。   (二)句法   語言結構與文體效果有著密切的關系,有學者指出:“超常的結構具有超常的意義。”原作句子短小簡潔、邏輯緊密,翻譯時也應盡可能體現這種文體特點及其美學價值。   例4:他靈巧地玩弄著一支槍。   Hekeptplayingwiththerevolver,skillfully.這是文章的開頭,作者一下子就把讀者帶到了故事的緊張現場。原句極為簡潔,第一句就奠定了全文的敘事風格:質樸、簡練,句法沒有特殊之處。但是譯文如果直接翻譯成“Heskillfullyplayedwiththerevolver”,敘述就顯得極為平淡、普通,而且讀起來“不夠順口”;若在“skillfully”前面加個逗號,“skillfully”變為補充性的狀語更合原意。[5]同時,“玩弄著”要結合全文的主題意義,顯然“他”對“女票”有憐香惜玉之心,故把手中的槍不停地玩弄,暗示了男匪矛盾的心理斗爭,所以不能直接翻譯成“played”,避免申丹所指的“假象等值”,而是應翻譯成“keptplaying”,才更有助于人物的性格塑造,保留原文的主題意義。   例5:你知道,土匪是不綁女票的,女票不頂錢。   這里的“你知道”是你要知道的意思,而英語口語中的“Youknow”,多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和“well”的功能是一樣的,所以應譯為“Youhavetoknow”。例6:說完,他又旋轉了幾下彈槽滾兒,才緩緩舉起了槍。   主句一般用來描述新信息的主要行為,從句一般用于描述已知信息的次要行為,兩者的差異在讀者心中構成“突出地位”和“隱蔽地位”的心理效果。[6]但很多情況下,譯者會忽略這種心理效果以及由它所產生的文體功能,該例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原句中“又旋轉”和“緩緩舉起”都是強調“男匪”的矛盾猶豫心理,同時也暗示了他心地的善良,對主題的突出、人物的塑造、情節的構建都有著重要的作用。譯文卻把這些動作糅合成一個單句,把“緩緩舉起了槍”放在從句中,弱化了它的文體效果和主題意義,屬于“假象等值”,   (四)話語模式與語域   人物話語是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多種表達方式,小說作家可以根據需要展現不同的人物特征,控制敘事的角度和距離。在話語模式的使用上,原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直接引語的使用。Leech和Short在小說文體論中指出:“自由直接引語省去敘述者作為中介,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同讀者進行對話。”[8](P322)這種手法直接把讀者放在故事的發生現場,人物之間的話輪銜接非常緊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同時,敘述者的暫時退場,人物話輪的交替可以讓讀者產生情節緊湊、故事發展迅速的心理效果。譯文中,譯者把自由直接引語部分全部轉換成了直接引語。“直接引語”同“間接引語”相比,會在讀者心中產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直接性、生動性以及更強的音響效果”[7]。但是同原作的自由直接引語相比文體效果仍有偏差,譯文可以考慮同樣使用自由直接引語,從而更好地突出人物對話,淡化敘述者痕跡的效果,讓讀者近距離接觸故事人物,增強譯作的吸引力。   從文體功能來看,譯者還必須考慮翻譯的語域問題。在許多小說作品中,語域的變化可以用來表現不同的思維風格,產生諷刺或喜劇的效果,傳達作者隱含的對人物的同情或諷刺,暗示話語聲音的融合或不同主體視角的微妙轉換。因此,文學作品的語域不能像非文學作品只是簡單地保持一致,而應該考慮到受主題驅動的語域轉變,因為這種故意的語域轉變包含著藝術價值和美學效果。[9](P87)文學文體學家關注的是文學文本中語域之間的轉換或不同語域之間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特定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原作者利用語域的變化來表達不同階層的人物特點及風格,譯者也要特別留心各種語域的變化,以保留原文的文體功能。   譯文全篇一共35段,85句話,1034個單詞。由表1的數據顯示,譯文句數多,字數少,因而更簡潔。在全篇的謀局和段落的分配上,符合短篇小說簡、明、快的特點,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體功能以及由此產生的美學效果。   四、小　結   無論哪個層次都有可能出現“假象等值”,這主要是因為譯者對原文中語言成分與主題意義的關聯缺乏充分認識,未能把握其文體價值。微型小說由于自身的文體特點,在翻譯中也應再現其簡潔明快、以小見大、一波三折的文體效果和美學價值。文學文體學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譯者更好地把握微型小說中的語言成分(尤其是語言形式)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促使譯者使用文體功能等值的語言成分;同時幫助翻譯批評家和研究者提高文體意識,在研究中更注重各種文體手段,注重形式和內容之間的交互作用,注重形式本身所蘊含的文學意義,善于發現種種“假象等值”的現象。譯者在該理論指導下,通過對語言的選擇能夠傳達、加強原作的美學效果及主題意義,這不僅對翻譯過程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同時對譯作的評估和批評也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一、西方“本質”觀的形成及其滲入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最為劇烈，中國文學史學科恰好誕生于這個時期，其學科建制和敘述模式存在明顯的西化色彩。因此，討論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模式避不開“西學東漸”和西方哲學這個大的時代和文化背景，尤其如“實體”、“本質”等概念。欲明“實體”、“本質”的內蘊，還得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式（理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我們經常用一個理式來統攝雜多的同名的個別事物，每一類雜多的個別事物各有一個理式”。朱光潛先生在《題解》中說：“在柏拉圖看，宇宙間只有‘規律’，‘原理大法’———他所謂‘理式’———才是真實的，現象世界只是規律的個別事例，‘理式’的具體化，所以是按照‘摹仿’理式而來的，可以說是‘理式’的影子或仿本”。

柏拉圖提出“理式”的目的是為了指出詩、畫等藝術是對現象世界的摹仿，詩人和畫家描摹的床甚至不如木匠制作的實物的“床”，與“床”的理式相隔就更遠了，只能算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著三層”。因此，柏拉圖要將“迷惑”世人的詩人、畫家驅逐出理想國。可見，“理式”是至高無上的，是先驗的、抽象的、普遍的，世間紛繁眾多的現象只是對它的被動“摹仿”和“分有”。總之，西方自柏拉圖開始，認為通過以眾多哲學概念為根基的邏輯思維就能了解、掌握世界內在秩序及關聯的思維就成了西方哲學悠久的傳統。“實體”是西方哲學在“理式”之后才形成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1632—1677）說：“（實體）是在自身內并通過自身而被認識的東西”［3］。黑格爾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3］。柏拉圖設置了一個最高的“理式”，斯賓諾莎和黑格爾逐步完善主觀構建的理論世界。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現象世界均在“摹仿”、“分有”理式世界。可是，“理式”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斯賓諾莎對“實體”的理解很類似我國道家“自本自根”、“先天地生”的“道”。黑格爾則提升了“主體”的外延，主要是為他建構的以“絕對理念”為核心的哲學體系服務。兩位哲學家都十分突出“實體”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實體”的主觀能動性；二是“實體”本身只有通過辨證發展才能趨于全面和完善。伴隨著西方哲學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哲學領域興起了對人的理性的深入探索。

“本質”是一個相對生活化的哲學概念。黑格爾說“我們常認為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在于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意思是說，不應當讓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須指出它是以別的事物為中介或根據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說來，就好像是一個表皮或一個帷幕，在這里面或后面，還蘊藏著本質……事物中有其永久的東西，這就是事物的本質”［4］。黑格爾認為“本質”蘊藏在“直接存在”的各種各樣的事物里面，要認識一種事物，我們就要通過另外的事物作為“中介”或“根據”。一方面，事物的本質是事物中“永久的東西”，是絕對恒定的；另一方面，我們由事物的直接性認識事物本質的過程卻相對地永無止境。那么，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說認識到了事物的本質呢？因此，“本質”如果離開了豐富、具體的現象，那么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事物本就無所謂“本質”，“本質”只是我們去打開認識事物之門的一把鑰匙，徐岱先生就認為：“本質與其說意味著對象的所‘是’，不如講只是我們試圖揭示對象之所是的一個手段和道具，也就是說他其實是由我們出于把握對象的需要而被設置出來的一個概念，而并非我們所要把握的實際對象。因此其真正的位置并不在本體論而只屬于認識論”［5］。將“本質”視為“手段和道具”雖然還需要商榷，但是，將目光從“本質”拉回到“實際對象”的思路和認識的確是有道理的。

綜上所述，西方哲學十分擅長通過邏輯推理而建構起一個抽象的最高原則，如：“理式”、“實體”、“本質”等等。這是西方式思維的固有特征，哲學上的這種思維模式最終簡化為現象與本質的對立、內容與形式的對立、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等表現形式，這即是西方哲學的“本質”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的“本質”觀涌入我國，滲入恰好誕生于這個時期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建設和著述體例之中，從而被鮮明地帶著西方哲學“本質”觀的烙印。西方哲學“本質”觀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模式。

二、中國文學史敘述“本質”觀的宏觀、微觀層面

中國文學史敘述模式深受西方哲學以“理式”、“實體”、“本質”等為構架建立起來的“本質”觀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敘述模式上的“本質”觀。我國古代文學理論重審美感悟，故而采用西方思維分析我國古代作家、作品時出現了明顯的失效癥狀。大致來看，深受西方哲學“本質”觀影響的我國文學史著述體現出兩個層面的“本質”觀：一是宏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另外一個是微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先看宏觀層面上的敘述“本質”觀。宏觀層面的敘述“本質”觀是敘述思維、方法的根基，它被當成是先驗存在的，高高凌駕于文學的客觀實際之上，在無形中制約著中國文學史著述的敘述方向。這個方面主要有：西方“純文學”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等。當然，以提倡政教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同樣存在這種先驗的敘述“本質”觀。

目前，作為面向21世紀課程的教材《文學理論教程》（童慶炳主編）是國內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該教程第一編導論提出：建設具有時代精神和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并表示本書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對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如比興、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應該說，該教材在中國古代文論構建中國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類型教材中較為突出，不過，該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國古代文論內容，古代文論在該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這一問題，陳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建構中的作用。   1.橫向結構上，古代文論知識的全面滲透。   多年來，《文學概論》課程已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完整的知識體系結構，包含文學本質論、文學創作論、文學作品論、文學接受論和文學發展論等。這可以稱得上是《文學概論》的表層橫向結構。國內的《文學概論》教材大都圍繞這幾個部分而展開編寫。《文學理論教程》即按此分為五編十六章。   而古代文論是古代文學理論家對文學的看法，也涉及對文學本質、文學創作、文學作品、文學接受和文學發展的種種看法，《文學理論教程》秉持建設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宗旨，有意識地在每個章節對古代文論的種種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論文學的文化含義，提到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論文學的審美含義提到了曹丕的“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陸機的“詩緣情”，鐘嶸的“滋味”，劉勰的“情者文之經”，等等。   第十章談文學作品的文本層次，舉王弼的“言、象、意”三者關系；講意境列王昌齡《詩格》中的三境說，皎然、劉禹錫、司空圖關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學風格，談創造個性，引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第十六章文學批評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論世”解釋社會歷史批評。可以說，翻開《文學理論教程》，隨處可見古代文論話語，其目的是用以解釋印證文學理論的各個命題。古代文論因此成為了《文學理論教程》教材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這個角度講，古代文論對于建構《文學理論教程》體系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2.縱向結構上，古代文論對于概念原理闡述的積極參與。   如果把文學本質論、文學創作論、文學作品論、文學接受論和文學發展論稱之為《文學理論教程》的表層橫向結構。《文學理論教程》實際上還存在一個深層縱向結構，即指文學理論原理得以透徹闡述的三方面內容。   第一是關于文學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疇及相關的方法的界定與闡述，這是《文學理論教程》的主體。   第二是關于這些概念原理的歷史由來、發展軌跡。許多教材在闡述文學理論內容時，會引述或介紹中外古今文論家對于文學活動的概括和總結、觀念和思想，也即相關的中外古今文論。   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中外古今文學作品的分析舉例。在《文學理論教程》縱向結構的三方面內容中，古代文論都在不同程度地發揮著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內容即概念原理界定與闡述部分，第三章論文學活動的發展的多種因素，即引用了《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為之音”，和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說明文學發展與時代社會風氣的變化密切相關。這些詩論直接表達了文學活動發展中的一種代表性思想，并構成了原理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縱向結構的第二方面內容中，古代文論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闡述文學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會引述相關的中外古今文論，作為例證，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學理論的來源，說明其內涵。《文學理論教程》所要建立的關于文學的概念、原理、范疇相對抽象概括，對其理論的生成過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內涵都需要適當的說明，而古代文論的印證能夠起到解釋理論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論，加深對原理的理解。對于同一個概念原理，歷代文論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討，通過對不同說法的辨別理解，能確定教材中原理表達的科學與否。縱向結構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對中外古今文學作品的分析舉例。因為重心在文學作品，所以文論比重較少。   綜上，古代文論縱向結構上對于概念原理闡述有所積極參與，既直接參與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闡述，又起到了對文學基本原理的印證說明作用，印證說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這也正是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建構中的具體作用體現。   二、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建構中實際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建構中發揮著明顯的作用。但冷靜地看，古代文論在教材體系建構中又存在著一些問題，呈現出古代文論實際地位的尷尬。   1.古代文論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顯示古代文論的真正價值和魅力。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從內容上說，主要偏于幾個代表性的文論家的片言只語，和他們零星的文學思想表達。這些有限的概念術語的引述，多半是蜻蜓點水，談不上系統，難以構建厚重的文論史的印象，沒有展示知識的完整與深度。   學生根本無法理解這些材料在書本中的實際意義。而且《文學理論課程》一般都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學生知識儲備相對不足，對《文學概論》教材中夾雜的古代文論家的只言片語，很難消化吸收，這些文論內容只會成為理解文學原理的障礙。#p#分頁標題#e#   2.古代文論主要以例證的形態出現，與文學理論原理缺乏積極的融合。從作用上講，作為文學理論知識的三個構成部分，最重要的應該是第一部分，即文學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疇及相關的方法的建立。但縱觀教材五編十六章及更進一步的章節小標題，用古代文論表達的內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論直接參與界定、闡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論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論闡述之后或過程中，作為例證起到解釋文學理論來源和進一步說明理論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釋，很多古代文論往往是闡述文學理論時的點綴，與文學理論原理缺乏積極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課程體系建構中的力量。   三、關于更好地發揮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建構中作用的設想。   由于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在襲用西方和前蘇聯的文學理論模式，以至于中國當代文論處于可怕的失語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論，建設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成為一個階段以來文藝理論工作者關注的話題。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只有在繼承古代文論話語體系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會在世界文論中失語。但是，如何更好地發揮古代文論在《文學理論教程》體系建構中的作用？   1.進一步發揮古代文論概念對于文學基本原理的印證解釋作用。   古代文論語匯是古代文論家們對文學創作及作品特色的總結，它們本應該有著與現代文學原理間的共同、共通之處，能夠真正起到印證解釋文學理論的作用。但是當這些文論術語分布于《文學理論教程》各個章節，則變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點到即止，缺乏說明問題的力量。要想真正發揮古代文論的作用，就應該對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論進行解釋，揭示古代文論概念的內涵、意蘊，交代古代文論的來龍去脈，展示其與現代文學原理間的共同、共通之處，從而使古代文論真正起到解釋文學理論的作用，并成為文學概論的有機組成部分。   2.進一步發揮文論潛體系對于文學理論體系的印證作用。   中國古代文論存在著潛體系。一是個別作家的論著具有體系或潛體系，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分本體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大部分，系統完備，體大思精。二是文論史上一些命題的闡述具有潛體系，如意境說經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盡意”、鐘嶸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圖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國維的“意境”，已從只言片語發展為有情有意有理論內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疇內在的演變和傳承關系，又使之自成體系，以說明甚至參與我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等，對建設當代中國文論至關重要。   3.進一步將古代文論轉換為當代文學理論的重要概念原理。童慶炳說：“有不少古代文論的術語，根本不用特別‘轉化’，就直接進入現代的文論話語體系中，……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是有通約性的。因為我們的文學的現代性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也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的轉型是中國文論的轉型，還因為現代性轉型是具有傳統文化心理的中國人在做的，它在無意識中就滲透了一些古代的傳統文化因素，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①此話說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學理論教程》并沒有做好這點，可能也有些古代術語已經轉化為了現代術語在使用，但是卻沒有大量地轉換。我的想法是盡量能使這些術語通過闡釋后就能夠進入當代文論的語境，成為能夠解決當代文學實際問題的“范疇”，這才是“現代轉換”。   傳統文人對文學本質、創作目的、創作主體、作品本體、讀者接受都有討論，如被朱自清稱為中國詩學開山綱領的“詩言志”，以及魏晉南北朝開始盛行的“詩言情”一直是中國文人論述中國詩歌本質的主要話語；如陸機“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劉勰“陶鈞文思，貴在虛靜”、李贄“童心”說等對創作主體想象與心境狀態的描述；又如從《周禮•春官》、《毛詩序》以來對賦比興的表述和解釋，到后來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煉字篇、事類篇對于文學創作手法的表達；再如鐘嶸“滋味”、司空圖“四外”說、嚴羽“妙悟”、“興趣”、王士禎“神韻’、王國維“意境”理論對于詩歌審美特質的概括，這些都是古人針對文學表達的理論觀點，和他們進行具體詩文批評時所用的話語方式。   這些皆可以轉化為文學理論的標志性概念原理，成為文學理論的重要構成。《文學理論教程》在吸納古代文論、建構教材體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由于古代文論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還顯尷尬，未能與當代文學理論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強對古代文論自身意義的闡釋，驗證當論；加強對古代文論體系的整合，以驗證當代文論體系；更好地進行文論的現代轉換，以直接運用于理論的表述，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第一篇：大學寫作教學通識教育實踐

一、大學生寫作的困境及原因

(一)內在精神建構不足導致寫作主體的“淺膚化”

在寫作的過程中，寫作者的主體意識起著主導作用，寫作主體的精神境界和學識修養決定了作品的品位和格調，寫作主體的審美情趣、辭章修養決定了作品的審美價值。在中國古典文論中，就用“心”作為人的精神境界的總稱，強調了人的精神境界在藝術創作中的根本源頭位置。劉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陸機《文賦》強調“秉心養術”的重要性，清代學者劉熙載更有千古論斷“文，心學也”。精神建構、心靈涵養是根本，文是花葉果實，心瘦則文瘦，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現實的情況往往不如人意而又令人無奈。面對越來越大的自由創作空間，學生們的寫作內驅力不足，不知從何寫起，不知如何寫起。許多學生寫書評和影評，都止步于對故事的復述，對人物經歷的感喟，或僅聯系社會現實做一番感嘆，而一旦上升到思想內涵分析和哲學命題思考，就力不從心，或者根本就沒有更深刻的感受。寫作的膚淺化是心靈荒漠化的直接體現，而心靈的荒漠化則來自于精神建構和心靈涵養的不足。一是當前社會實用價值的普遍化和心靈的物化使得許多學生的內心失去了自然的靈性和生命的氣息，缺乏空靈的精神境界和審美情趣，而一顆缺乏詩意的心靈必然對現實觀察粗糙，對新事物失去敏感，更不會去捕捉內心世界，是不可能寫出優美而有意境的文章的。二是由于閱讀的萎縮所導致的文化積淀的缺失。“文化積淀”內涵豐富，直接的積淀來自于種族、風俗、地理環境、階層、背景、教育、生活等各方面;間接的積淀則來自于課外閱讀。高質量的閱讀對涵養心靈，豐富情感，培養空靈高遠的思想境界，提高人的審美情趣，增強人對外物感受的細膩性以及抵制污濁之風的侵蝕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當前寫作教學中最大的障礙恰恰就是閱讀的萎縮，它包括閱讀量的減少和閱讀品位的降低兩個方面。這使得寫作主體思維凝滯，阻礙了寫作創造力的發展。

(二)應試教育的積習導致寫作表達的模式化

大學生的寫作基本功建立在長達12年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和作文訓練上，其觀察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已經基本定型。大學是深造和提高的過程，但寫作的基本素養和思維能力很難有脫胎換骨式的飛躍。令人遺憾的是，在學生們想象力與感受力極其活躍的初中與高中時代，作文教學卻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完全淪為“高考應試作文”訓練。不少高中語文老師在作文教學中不斷鉆研應試技巧和“取巧”的方法，實施功利化的寫作訓練。以在我校2011級大一新生中所做調查為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知識積累被替代性完成。許多中學為了幫助學生在高考寫作中能做到引經據典，或替代性地為學生選擇整理好各類知識儲備，如歷史史實、名人軼事、勵志故事、至理名言等，或要求學生準備《高考作文材料“百變通”》《意林》等雜志中“短、平、快”的摘抄式文章，大量地直接灌輸給學生，要求學生熟讀并背誦運用。學生們只需被動地接受這些知識，連消化和思考的程序都可免去，因為材料中必要的情感滲透和理性分析都是現成的。這樣“高效省時”的備考模式許多地方在初中就開始實施了，長期如此的“知識被積累”，其實就是剝奪了學生們感受、認知和思維的能力，學生的主體性沒有得到發揮，久而久之就喪失了寫作資料的獲取能力。二是文本創作被模式化寫作取代。寫作的過程中借助新穎的構思、巧妙的視角、合理的結構、清晰的思辨來傳情達意，是培養和激發學生創造性思維最重要的一環。但在功利性教學的引導下，教師通過研究高考評分標準、高分作文，揣摩閱卷老師的評分喜好和評分習慣，總結出了高考作文的“標準化模式”:主題積極向上，開頭好句好段，中間三個片斷，結尾點題深化。即開頭以詩詞或名人名言引題，文章主體設三段論述，每段將中心句作為句首，結尾以名人名言呼應開頭。強調文章要調動各種表達技巧，讓其文采斐然，給閱卷老師留下較好的第一印象，從而贏得閱卷老師的“歡心”。這樣狹隘的教學思維和執教思路，完全改變和扭曲了作文考試的初衷和寫作的本質。功利化、短視的作文應試訓練最終貽害無窮。反映出來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得學生的寫作內驅力缺乏，模式化寫作的單一評價體系扼殺了奇思妙想，抑制住了自由表達的欲望。面對大學新的環境和多元的評價體系，學生們卻往往不知從何寫起，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是文本表達的僵化。在多年密集的應試寫作訓練之下，高考寫作的模式已被深深刻入一些學生的腦海并內化。筆者曾在大一學生中進行關于“大學印象”的隨筆寫作練習，面對這個輕松而隨意的話題，幾乎所有學生仍然主題先行，一邊倒地表達大學要積極向上、要奮發圖強的想法，有意回避大一時期的迷惘、焦慮、無所適從的“消極”想法。當我就主題的同一化對同學們發出疑問時，有同學表示，“所寫”并非“所想”，有時心中有些困惑的“消極”的想法，但一下筆就不知為何變得“積極”起來了。寫作中“開頭好句好段，中間三個片斷”的模式更是比比皆是，更有同學告訴筆者，無論寫什么文章，往往一停筆加上標點剛好就是800字，不多也不少。

(三)大學寫作教學的泛工具化導致寫作思維的簡單化

作者：周為民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多種音樂關系，它是一個含有多種學科內容的復合性研究領域。然而，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一直嚴重滯后于演奏與教學的實踐發展，從鋼琴藝術在中國的緣起直至“”結束，鋼琴藝術理論的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在這半個多世紀里，雖然也曾出版了一些外國鋼琴藝術理論的翻譯文獻，而由中國人撰寫的鋼琴藝術理論專著卻為數甚少，直至新時期之初才開始出現了一些關于鋼琴演奏與教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在此以后，隨著社會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軌，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才真正開展起來，并且不斷地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些專業音樂刊物的創辦，為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學術交流的信息平臺，從而使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逐漸走向了繁榮。本文擬對新時期以來中國鋼琴藝術理論研究中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思考，現闡述如下。

一、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獻

我國對于鋼琴教學理論的研究一直著眼不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鋼琴教學理論研究基本上是處于一種空白狀態，直至新時期之初，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時期曾出現了幾篇關于鋼琴教學方面的學術論文，盡管這些鋼琴教學論文在研究程度上還很有限，還沒有從深層次上闡述鋼琴教學活動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但是，這畢竟在我國已經開始拉開了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序幕。隨著新時期以來鋼琴教育事業的不斷繁榮，使鋼琴教學理論研究逐漸走向了迅速發展時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國關于鋼琴教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文獻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一）關于鋼琴教學基本理論的學術文獻。該時期鋼琴教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文獻主要有：廖乃雄的《試論鋼琴教學的幾個基本環節》（《音樂論叢》1979年第2期）、應詩真的《鋼琴教學法》（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年出版）、吳鐵映、孫明珠的《簡明鋼琴教學法》（華樂出版社1997年出版）、代白生的《鋼琴教學法》（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司徒壁春、陳朗秋的《鋼琴教學法》（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樊禾心的《鋼琴教學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這些文獻中成熟可信的觀點和清晰嚴謹的文風，給中國鋼琴教育界帶來了許多啟發，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學術研究視野，使我們不僅著眼于鋼琴教學中的細節思考，而且還可以站在心理學、生理學等跨學科的高度來探究鋼琴教學理論的深層意義。新時期以來最早一篇關于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文章應該是廖乃雄的《試論鋼琴教學的幾個基本環節》，該文首次系統地闡述了鋼琴教學規律的相關問題，[1]這對于長期缺乏理論研究的鋼琴教育界來說，確實是一篇很有意義的學術論文。該文作者在文章中論及了教師與學生的師生關系問題，指出了在鋼琴教學中教師主觀施教和學生被動去學的各種弊病，他認為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不利于發展學生的鋼琴藝術水平。作者強調在現代鋼琴教學中應該以教師為主導，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教學理念與現代教育思潮相吻合，由此證明了作者所具有的先進教學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重點論述了如何培養學生的音樂理解力、演奏欲望、演奏技能，以及如何實施教材安排、教學進度、有效練琴等教學環節，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鋼琴教學中的各類問題，作者在文章中的諸多理論觀點給了當時鋼琴教育界許多啟發，這也正是該文對于中國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貢獻。

在廖乃雄的這篇論文影響下，使中國鋼琴教育界迅速興起了教學理論研究的高潮，一些鋼琴教育工作者紛紛對自己的教學感想進行了總結與思考，并且撰寫和發表了許多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據卞萌在《中國鋼琴文化之形成與發展》一書中的資料統計：自1979年至1990年期間，在全國各類學術刊物上共發表鋼琴教學理論文章83篇，這些論文主要是對各層次鋼琴教學中的技巧訓練、彈奏方法、作品詮釋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與探討，每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論題具體而實用，這些論文對于長期缺乏理論研究的鋼琴教育界來說，確實是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值得提到的是，還有幾篇論文運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探討鋼琴演奏的心理學問題，這種研究方法也正順應了國際鋼琴教學研究從生理學到心理學的觀念轉變，因此，這種鋼琴教學理論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視角。此外，中國文化部曾在1991年主辦了首屆全國鋼琴主科教學研討會，在此會議上共宣講了29篇關于鋼琴教學的研究論文，此次會議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為鋼琴教學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期還有一些鋼琴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教學方面的科研課題，撰寫了許多有關鋼琴教學研究的學術專著，這些論著對于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有著深遠意義。新時期以來第一部系統研究鋼琴教學理論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是應詩真的《鋼琴教學法》，該書主要論述了鋼琴教學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2]這部著作的主要內容包括了鋼琴教師的職業素養、鋼琴樂器的歷史沿革、鋼琴初級階段的教學要點、鋼琴演奏的技術形態、多聲部音樂的演奏訓練、鋼琴踏板的使用方法、鋼琴作品的演奏風格、鋼琴教學大綱的制定與實施、鋼琴備課的樂譜研究、鋼琴演奏的心理訓練等專題。該書作者運用了教育學、心理學和美學等跨學科的理論觀點來探討鋼琴教學中的具體問題，科學地闡述了鋼琴教育領域中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從而使鋼琴教學體系更加科學與完善。

應詩真對于鋼琴教學方法的諸多研究與探討，為我國鋼琴教學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此以后，無論是對師范院校的鋼琴教學法研究，還是對音樂院校的鋼琴教學法研究，在主體理論框架上都基本沿用了這種學術體系。例如：吳鐵映、孫明珠的《簡明鋼琴教學法》、代白生的《鋼琴教學法》、司徒壁春、陳朗秋的《鋼琴教學法》等，這些專著都是新時期以來關于師范院校鋼琴教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文獻。這些理論文獻不僅從鋼琴教學法的理論界定、鋼琴教師的職業素養、鋼琴教學的基本知識等原則方法問題進行了論述，而且還從音樂表現力的培養、裝飾音的彈奏方式、復調音樂的演奏方法、鋼琴演奏的技術訓練、鋼琴踏板的使用原則、鋼琴演奏的視奏方法、鋼琴演奏的記憶方法、鋼琴演奏的練習方法、鋼琴演奏的心理調控、鋼琴教材的選擇搭配等具體操作問題進行了闡述，這些理論文獻都是作者在長期的鋼琴教學實踐中，歸納總結了一整套鋼琴教學的方法規律，這些文獻對于師范院校鋼琴教學具有較強的實用價值。[3][4][5]此外，還有文獻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樊禾心的《鋼琴教學論》是作者運用了教育學、心理學、運動醫學、音樂聲學等跨學科的理論知識，從多層次、多視角、全方位地揭示了鋼琴教學的相關規律，[6]使鋼琴教學研究從以往主要是對教學經驗總結的操作層面提高到方法認識論的思維層面，因此，該書應該是我國第一部從教學論的角度研究鋼琴教學理論的學術著作，這部專著對于音樂院校鋼琴教育學科的理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p#分頁標題#e#

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國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近年來研究易學與文學關系的成果非常豐富，同時出現了梳理、反思這些成果的綜述若干篇，如張善文的《〈周易〉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綜述》［1］144－157和黃黎星的《觀其會通、探其精微———關于〈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存在兩種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對象不同。前者是選擇重大文學理論問題的宏觀研究，后者則是圍繞作家的作品、批評及文學思想而展開微觀的個案研究。其次，理論基礎不同。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論基礎則是作家闡釋易學的相關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從《周易》出發，尋找其對于文學影響的痕跡;后者則是將作家本人的易學著作與其文學著作看成一種平行類比的關系，分析二者之間一致的趨勢以及相互關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易學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觀、言象意、陰陽辯證、通變、美學思想等是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一)文道觀   《周易》在六經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經的文學觀之下，討論文學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難離開《周易》。《文心雕龍•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響。祖保泉的《〈文心雕龍•原道〉臆札》認為，劉勰在《周易》的基礎上建立了文道觀，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從理論體系的建立到語詞運用，都受到《周易》的影響。［3］王運熙的《〈文心雕龍•原道〉的思想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都認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響范式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運用統計方法定量測定《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周易》對《文心雕龍》影響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體影響《原道篇》，周勛初的《〈易〉學中的兩大流派對〈文心雕龍〉的不同影響》認為《原道篇》的道，與《易》中的道涵義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7］   范文瀾先生認為劉勰是經學古文學派，周勛初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劉勰受到漢易與王弼易學的雙重影響，其“文”、“道”關系論也受到易學兩大流派的影響。黃高憲的《〈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則認為:《原道》與《周易》的“道”相同之處在于:《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的影響，包括《易傳》的“觀物取象”說、“八卦生成”說、“三才”說、“乾坤，《易》之門戶”說等。［8］王少良的《〈易傳〉及魏晉玄學的文藝本原論》認為除了《文心雕龍》之外，《易傳》還對其他的文學本源論產生影響，他認為古代文論中的文道觀是在《易傳》及魏晉玄學的啟發下而獲得的周密闡述。［9］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一書中認為《周易》之道是文學起源論與本質觀的最重要的思維原點，［10］他還在《〈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劉熙載〈藝概〉中的援〈易〉立說》二文中對歐陽修、劉熙載的文道觀從易學的角度做了解讀，［11－12］他認為歐陽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來源于《大畜》卦。［11］范中勝的《〈周易〉與歐陽修的文道觀》則在黃黎星文章的基礎上，更全面地討論了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認為《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大畜》卦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賁卦》的文質關系論是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經過王弼《周易略例》的進一步闡釋，對意象理論、典型理論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1．意象   易象與意象本自相通，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胡雪崗在《試論“意象”》中說:“‘意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國藝術論的基元》則認為中國古代藝術表達的途徑是用語言來創造象，而這種重“象”與“易象傳統”有很大關系。［15］王振復也說:“中華意象美學智慧的源頭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響意象?敏澤的《中國古典意象論》認為《周易•系辭》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達的，可由“象”來表達，就是說，“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現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關系有兩個影響:一是由小見大，由具體表現一般的原則;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詩的比興。黨圣元在《談“易象”》、《象•實象•假象》等文中認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說、“言”“意”關系說對文學形象理論產生影響，他認為易象有“形象”與“象征”兩個特點。他說:“當我們把易象的這些特點與詩歌的‘比興’……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它們之間達到了驚人的一致。”我國古代形象理論“溯其源頭，實始于‘易象’及《易傳》之‘取象’。”［18－19］吳廷玉在《易象與意象》中探討了從易象到意象的三個階段:(1)由《系辭》發端，后以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所討論的象、言、意的關系，為審美意象說的建立奠定哲學基礎。(2)《系辭》“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創作經驗總結，以及司馬遷溝通《詩》、《騷》與《易》的批評實踐，揭示出意象營構的規律與模式。(3)王充、劉勰對易象之象所做的語義轉換，“意象”這一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便最終生成。［20］賀天忠在《“意象”說: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的詩學理論》中認為意象說的理論經歷兩次大的理論建構和三次自身的理論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盡意”和“觀物取象”說，構成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王弼的言、象、意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21］#p#分頁標題#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龍》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包含了“個別蘊含了普遍，或具體顯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則把這種典型理論的源頭從劉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盡意以小見大———〈周易〉中形象與典型思想試探》中認為《比興篇》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論來于《周易》，這正是“典型性”理論的胚胎。［23］馬白在《論〈易傳〉的美學思想》中也說:“《易傳》‘類’的思想，開后世藝術概括論、人物塑造論的先河。”這種思想“對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論的指導”。［24］陳桐生的《〈史記〉與〈周易〉六論》分析了司馬遷的典型理論與易學的關系。他認為:《易傳》“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司馬遷運用這種典型化理論去批評屈原，同時是他史傳創作的指導原則。［25］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對《離騷》的評價化用了《系辭》之語，認為《離騷》以芳草美人比擬主人公志行高潔，并寄寓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   (三)陰陽辯證   葉朗認為《易傳》與《老子》是中國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同樣構成了中國古代美學史上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易傳》的辯證思想從四個方面影響古典美學:陰陽剛柔的美的兩大類型的統一、文藝發展中的通變思想、“知幾其神”的審美標準與理想、“修辭立誠”的詩品與人品的統一。［26］78《周易》陰陽辯證思想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辯證思維、藝術風格、理論范疇等三個角度展開的。   1．辯證思維   蔣樹勇的《中國古代藝術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傳統》認為《易經》中的‘變易’與‘不變’是中國哲學智慧的光芒，影響了姚鼐的陽剛、陰柔之美，劉勰、葉燮的變與不變的通變觀。［27］《文心雕龍》充滿辯證智慧的文學思想與《周易》密切相關。繆俊杰的《略論〈文心雕龍〉中的辯證法思想》認為劉勰關于“神與物”、“體與性”、“通一與變”、“情與采”、“動與靜”、“夸張與含蓄”、“以少總多”、“文約辭簡”等關系的闡述，都受到《易經》影響，充滿了辯證智慧。［28］馬白的《從方法論看〈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認為劉勰運用《周易》“分而為二”的思想，分析文學現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對立統一內容的命題;運用《周易》“變動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學發展的輪廓通變;運用《周易》“類族辨物”的思想，辨別了事物的異同，建立完整的文體論。［29］宗小榮的《通變成文極數定象———從〈周易〉的辯證思想談我國詩歌形式的發展變化規律》認為從詩騷到二、三、四、五、六、七等雜言，以及古詩、律詩、絕句、樂府等詩體，詩、詞、曲、賦等文學樣式的變異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學內部的陰陽對立、剛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變到質變的矛盾運動，這些都可用《周易》的辯證思維來解釋。［30］黃壽祺、張善文的《〈周易〉對立變化創新思想中的美學意義》指出《周易》樸素辯證思想與“寓和諧于對立”、美的相對性、美的創新等美學思想密切相關。［31］儀平策《“中和”范式•“陰陽兩儀”•“一兩”思維》一文則從《周易》的辯證思維出發，探討了中國美學以“中和”為境界的思想源頭。［32］   2．陰陽風格論   易學的陰陽、剛柔之分，對于文學風格的劃分產生影響。陳永標在《試論陽剛陰柔之美》中說:“陽剛陰柔之美，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真正以陰陽剛柔去闡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的是《易傳》。”［33］李小成《周易的陰陽之道對古代文學風格主流形成的影響》認為《周易》對文學風格的深刻影響表現于:陽剛之氣與“風骨”，陰柔之美與“平淡”的藝術追求。［34］風格的二分法與《周易》陰陽思想有關，《周易》崇尚剛健的思想對“風骨”論產生影響。如朱良志認為《周易》具有崇陽抑陰的思維傾向。［35］王振復也認為《周易》推崇的剛健生命力，而這種剛健生命力衍生出劉勰的“風骨”說。［16］150楊鳳琴《風骨論及其思想淵源》認為《周易》崇尚剛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風骨論的深厚底蘊。［36］   3．藝術范疇   成中英認為有中國、西方、印度三類辯證法，中國特色的辯證法是來自于《易經》的“陰陽辯證法”。《周易》陰陽辯證法是諸多創作論范疇辯證統一的思想來源。鄧軍海的文章《〈藝概〉風格論的陰陽辯證精神》就以此理論為基礎，分析了《藝概》中的柔與剛、圓與方、沈與快、婉與直、密與疏等范疇。［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中認為《風骨》和《隱秀》是陽剛陰柔風格二分論的濫觴形態。［5］在《〈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易〉學淵源》中他進一步完善了他的說法，認為《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體系包括十個范疇。其中作為美學理想的范疇有“風骨”和“隱秀”，作為基本風格類型的范疇有《體性》八體。其中“隱秀”、“風骨”相當于陰、陽二儀，“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則分別對應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劉勰構建風格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主要來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為其模型。［38］   (四)通變思想   《周易》的通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尤其是《文心雕龍•通變篇》產生很大影響。馬茂元《說〈通變〉》、劉文忠《〈文心雕龍〉儒家的淵源關系》、張國慶《略談〈文心雕龍〉中的“通變”》等文均認為《系辭傳》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劉勰“通變”觀的思想源頭。［39－41］學者大多從《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劉勰“通變”原意。穆克宏的《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認為劉勰的“通”為繼承，“變”為創新。［42］他的觀點受到不少學者反對。蔡鐘翔不同意穆文觀點，在《釋“通變”》中他從《易傳》及王弼易學的角度出發，認為“通變”包括文學創作論中的通變以及文學發展論中的通變。《易傳》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劉勰的通變與《易傳》相通，所以“‘通變’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與復古相通”。所以“通”不僅有繼承意，還應該包括復古。［43］童慶炳的《〈文心雕龍〉“會通適變”說新解》本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窮”、“變”、“通”、“久”順序來闡明《通變篇》中“會通適變”的內涵，他提出了“運動”說，認為“變”是文學創作發展的橫向運動，“通”是會通古典作品的縱向運動，劉勰是想把文學放到運動變化中來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第四章“文變”部分，對文學通變觀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文心雕龍•通變》有四種解釋:復古說、繼承革新說、會通適變說和變新說。他對《周易》中的“變”、“通”、“通變”、“通其變”、“變通”、“變而通之”進行分析后，得出三個結論:“通”有通曉、貫通和通達之意;“通變”和“通其變”都有通與變化之意;“變通”指事物因變化而通達。“通變”與“變通”反映了《易經》作用的兩個方面，通于變化和因變而通。他說:“‘通變’這一概念的內涵的核心是是趨時而變。所謂‘通變’即如《系辭》所說的‘通其變’，也就是通于文章的變化……又有文章因變而得通達永久的意思。”［45］232他認為通非但不包含繼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維森的《〈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陳良運的《周易與中國文學》、李平的《〈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等均對易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的影響作了系統的梳理。他們認為《周易》還影響到了《毛詩序》、《詩譜序》、《文選序》、《詩式》、《詩源辯體》、《原詩》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學通變觀。［46－48］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的第四章對此問題作了總結。他認為易學的“變”除了“窮則變”、“變則通”等語之外，還有“生生之謂易”、“易一字而含三義”等。這些“變”的思想對于文藝思想都有不同的影響，他總結為六點:①變動不居:《易》學的觀念性影響;②生生不已:文藝發展的生命力;③與時偕行:文因時變的認識;④變以求通:變化發展的要義;⑤變易不易:變化中的辯證法;⑥革故鼎新:新陳代謝的規律。［10］118－151#p#分頁標題#e#   (五)美學思想   宗白華是較早闡釋《周易》美學思想的學者，他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中以《賁》、《離》為例，分析了《易經》包含的豐富美學思想。他認為《賁》卦主旨是文與質關系，《離》卦則有四層意思:附麗與美麗的統一，虛實結合，對稱、對偶、對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紀80年代兩部重要的美學史著作，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與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均關注到《周易》。前書認為，《周易》對中國美學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疇的影響，作者以“文”、“象”與“意”、“陽剛”與“陰柔”等范疇為例，分析他們對美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于思想體系的影響。如《周易》中人與自然的統一、陰陽的平衡統一與運動、辯證法等都是藝術創造的理論基礎。［50］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認為《易傳》的美學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這一范疇，以及圍繞此范疇而提出的“立象以盡意”、“觀物取象”的命題。［26］73王振復的《周易的美學智慧》與劉綱紀的《周易美學》是20世紀90年代相繼出版的《周易》美學的兩部專著。與其在《中國美學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對美學史的影響歸結為系統與范疇兩大類。他同時重視《周易》在當代中國美學建構中的作用。在《易學與當代美學的重建》一文中，他認為在當代美學的重建中“易學處于十分重要的基礎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體系。他認為《周易》肯定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統一的思想使得中國美學獨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學智慧》則聚焦到《周易》諸如“氣”的一些元范疇，以及這些元范疇在美學史上的影響。［16］除了專著之外，還有一些論文較為系統地探討了《周易》美學問題。如鄭謙的《從〈周易〉看我國傳統美學的萌芽》，就從“觀物取象”與“立象盡意”———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濫觴、“以象喻理”———對文學特征的自發掌握、“稱名小，取類大”———初露藝術概括的端倪、意內言外———詩詞寄托說之所本、“物相雜為文”與“貞夫一”———藝術辯證法的最初啟示、陰陽剛柔說———風格美論的先聲等六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美學的源頭。［52］刁生虎的《〈周易〉:中國傳統美學思維的源頭》認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陰陽和諧、隱喻象征、直覺體悟等思維方式開啟了中國美學的東方傳統，成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源頭活水。［53］蔣凡、張小平的《〈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批評的影響》簡要地概括了《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發展的十大影響，如陰陽之道、觀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辯、賁飾尚素等。［54］   還有一些論文以微觀的視角探討《周易》的美學思想，這其中《賁》卦尤其受到學者的重視，相關的論文有很多，諸如張慧的《賁飾尚素:論賁卦的審美內涵》、［55］傅志前的《賁卦美學初探》、［56］王煜《〈周易•賁卦〉對中國美學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經〉與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比較》是一篇角度新穎的文章。該文比較了《易經》數學美學和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分析了他們在各自文化系統中的影響。作者認為“參差變化美”是《易經》數學美學體系的總體特征，體現出一種變化與流動的藝術精神，導致了中國文藝“寓變化于整齊”美學原則的形成，成為中國文藝講求參差錯綜美的一個觀念源頭。［58］   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平行類比的研究方法，是蕭馳在關于王夫之的詩學與易學研究中首先明確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不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主要從作者本人的易學著作及其思想出發，研究其對自身文學創作諸方面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正受到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揚雄的易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張濤的《漢賦與易學》聯系他的易學思想分析揚雄賦的一些創作特點。［59］阮籍對易學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論》。錢志熙從《通易論》出發來探討《詠懷詩》。錢著認為，從主題來說，《通易論》“蘊含著阮籍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的真實感受”，其中“天地一終”、“人物憔悴”的一段話“可作《詠懷》詩基本主題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際”的思維模式對《詠懷》的意象創造、表達對象等均有影響。［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論》，王木青的《論王勃的周易美學思想》即聯系此論闡述王勃的太極美學思想，如太極之美的生生不息、陰陽合德、輻射之美等等。［61］查正賢的《試論王勃的易學時命觀及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從王勃易學“時不可以茍遇，命不可以終窮”的時命觀入手，探討它給王勃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影響。這種時命觀不但直接成為其創作主題，而且還滲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響著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藝術感染力。［62］李凱的《范仲淹與〈易〉學》論述范仲淹的易學思想，并且聯系其易學分析了范仲淹律賦的一些創作特點。［63］李文炳的《試論歐陽修及其作品與〈易經〉的關系》分析了歐陽修的易學在易學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學思想。［64］黃黎星的《〈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65］《〈周易〉“乾坤易簡”說對古代文論的影響》［66］二文分析歐陽修的“文道關系”論、“簡易為文”說、“窮而后工”說等所受其易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大畜卦》與歐陽修的文道觀有關，《周易》的憂患意識則影響了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理論。筆者《從“困極而后亨”到“詩窮而后工”》一文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認為《易童子問》解釋《困》卦時提出了“困極而后亨”的命題，可能才是“詩窮而后工”的思想淵源。［67］   張善文的《論以易理為核心的“邵康節體”詩歌》與王利民的《〈伊川擊壤集〉與先天象數學》都聯系邵雍的先天易學來探討其詩歌特點，他們認為邵雍哲理詩是其易學義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數易學、先天易學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釋史”———邵雍詠史詩的一大特征》是從其易學思想出發，來探討邵雍詠史詩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頁標題#e#   在宋代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蘇軾是最受關注的一位。冷成金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成果，如《試論“三蘇”蜀學的思想特征》、［71］《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情本論思想》、［72］《從〈東坡易傳〉看蘇軾文藝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從宇宙生成論、存在論、情本論、事功論等角度分析《東坡易傳》的哲學思想，認為蘇軾是一個“情本體”的哲人和詩人，其易學思想是文藝思想的基礎，而文藝思想又是哲學思想的重要實踐形式。隨后作者以《東坡易傳》“情本論”為核心分析了蘇軾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金生揚的《〈蘇氏易傳〉研究》是第一部專門研究《蘇氏易傳》的專著。該書考辨《蘇氏易傳》的作者，分析其經學成就、思想特色，還探討了《蘇氏易傳》與其文學思想的聯系，特別強調了《蘇氏易傳》“無思無為”的易學思想與蘇軾自然為文的文學思想的關系。作者說:“《蘇氏易傳》又是蘇軾對其文藝思想的總結提煉，其中處處閃現出他在文藝上所表現出的熠熠光彩。”［74］   謝建忠的《蘇軾〈東坡易傳〉考論》認為《東坡易傳》中哲學觀念對其文學觀念產生了深刻制約和影響，他在考辨了《易傳》的作者、系年后，論述了《易傳》中剛柔動靜的辯證哲學思想對他文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東坡易傳》的“至柔勝物，柔外剛中”的宇宙觀、人生觀深刻地制約著蘇軾的文藝觀，如蘇軾的“隨物賦形”論、“自然成文”論等。［75］阮堂明在《論蘇軾對“水”的詩意表現與美學闡發》中以蘇軾《易傳》“水”為中心，論及蘇軾的人格與文藝觀。宇宙萬物之形成、萬物生生化化的運動、萬物“獨化”自生的存在屬性，以及自然主義的人性論等，蘇軾皆借水闡發和說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隨物賦形”論到蘇軾的隨遇而安;從水的“柔外剛中”來看蘇軾的人格精神，進而根據“隨物賦形”來比喻文藝創作特征和規律。［76］馬興祥的《蘇軾的“因物賦形”論》特別強調了“因物賦形”的性質是“柔外”與“剛中”的完美統一。［77］   張煜在文章《〈東坡易傳〉與蘇軾的詩文創作》中認為蘇軾易學具有心學化的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誠”與“自然”的哲學范疇，討論它們對蘇軾創作的影響。［78］而楊遇青《“志氣如神”與“以神行智”———論〈東坡易傳〉中“神”的觀念》則拈出東坡易學關于“神”的一系列范疇，他認為蘇軾易學“神”的概念反映在藝術創作中就是“入神”、“凝神”、“無心”的觀念。［79］劉文元在《從〈東坡易傳〉看蘇軾〈前赤壁賦〉之“無窮”觀》一文是從《東坡易傳》思想出發，來理解《前赤壁賦》中變與不變的辯證法。還有很多學者選擇從易學到文人品格這樣的研究路徑，認為《東坡易傳》中的易學思想和哲學智慧正是東坡人格的文化底蘊。［80］   如耿亮之的《蘇軾易學與其人格》，［81］楊慶波、李秀原的《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理想人格》，［82］齊磊、劉興明的《蘇軾人格氣象的易學解讀》［83］等。拙文《隨與健:蘇軾易學影響下的人格理想與文藝理想》抓住《東坡易傳》中的《乾》、《隨》二卦，認為其中的“生生不息”與“因物賦形”的思想是蘇軾“剛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剛健含婀娜”文藝理想的淵源。［84］陳書錄在《吳偉業詩歌創作與〈周易〉的“一與多”》中，分析吳偉業所受到黃道周易學思想的影響，繼而梳理了《周易》“一與多”的思想在吳偉業詩歌中的表現，如人與人、物與物或人與物、物與人的組合方式;色彩在“一”與“多”自然景物描寫中的對比關系;“一”與“多”的關系在其詩歌結構中以及《圓圓曲》中的表現。［85］陳柏華的《從〈明夷待訪錄〉之命題看〈周易〉對黃宗羲的影響》認為黃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懷，《周易》樸素辯證的發展史觀對黃宗羲產生影響，并且他的書中還吸取了《周易》治國濟民思想，構建治世之法。［86］   蕭馳的王夫之詩學與易學的研究，既有方法論的啟示，又有具體的操作實踐。他對王夫之的“現量說”與“情景”理論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認為“現量說”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學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來“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動洋溢、無始無終的動態之中”，詩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現量是在流動洋溢的宇宙“取景”時的不加追敘、不假思量、不參虛妄。［87］13蕭馳認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論與其“乾坤并建”的易學方法論是相平行的。他說:“在船山詩學的‘話語宇宙’中，其‘本體宇宙論’的‘乾坤并建’的原則表現為‘情景并建’的原則和方法。”［87］80蕭馳將王夫之易學與詩學看成一種平行關系，存在精神一致之處，他把這種研究叫做“平行類比”的研究。他說:“這樣做的好處也許是更貼近船山本身思路的發展，和更少的揣測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一是著重理論，一種重視創作，一偏宏觀，一偏微觀，二者恰好構成了互補，共同推進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

一、商務英語學的基本問題   (一)“基本問題”的概念   首先有必要明確“基本問題”的含義。所謂基本問題指的是一門學科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反映該學科的核心問題，而不是一門學科所涉及到的一些普通問題。學科的基本問題是該學科其他普通問題的本源。例如，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換言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還是意識的；是物質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物質，這是哲學必須回答、解決的問題。哲學的其他問題與該基本問題有聯系。又如，文藝學的基本問題為“形象”、“靈感”、“想象”等概念系統和特殊的范疇以及相關的原理，文藝學必須對這些概念加以闡釋、說明。又如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利益與道德的關系問題，等等。事實上，學科“基本問題”的確立本身就是該學科的一個問題。一門新學科基本問題的確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需要較長時間進行討論和驗證。只有當這個“基本問題”得以解決且得到該學科領域內絕大多數專家學者的認同時，該基本問題才可能得以確立。可以說，學科的發展是通過對那些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問題進行討論和探索來實現的。商務英語學的發展因而必然需要經過這個過程。   (二)商務英語學科“基本問題”的確定   商務英語作為獨立的學科的地位逐步得到人們的重視，其基本問題的確定對是否能將它建設成為獨立的學科至關重要。將商務英語建設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能忽視將其學科的基本問題澄清。一般來說，學科基本問題的確定與該學科的屬性、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有關。每門學科通常都有貫穿于整個理論體系的基本問題，而能夠成為其基本問題的，往往都關系到學科的研究對象、性質以及學科發展的方向。那么，商務英語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呢？我國商務英語界對此似乎沒有認真討論過[1]。   商務英語作為一門系統地研究商務英語教育規律、教學規律以及英語在國際商務背景下被使用規律的科學，它可運用于學校的商務英語教育，也可運用于涉外公司、企業等各類組織的商務英語教育，包括涉及國際商務的非政治目的的政府職能部門工作人員的商務英語教育。鑒于此，商務英語可以認定為是一門應用性學科。作為應用性科學，商務英語應該有應用科學研究的共性。典型的應用學科，其知識體系基本上圍繞兩個問題而展開：其一，“該學科是什么或做什么的?”其二，“該學科是如何應用的？”前一問題屬于認識論的問題，后一問題屬于方法論的問題。同樣道理，商務英語的知識體系也圍繞這兩個問題，即“商務英語是什么?”“怎樣進行商務英語教學及怎樣應用它?”“商務英語是什么?”屬于認識論的問題。“怎樣進行商務英語教學及怎樣應用它?”屬于方法論問題。認識論是基礎，方法論是目的。對于商務英語的這兩個問題，首先應該研究解決前一個問題。在此基礎上，再解決商務英語的方法論問題。“商務英語是什么”主要涉及商務英語學科性質、內容和原理以及商務與英語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怎樣進行商務英語教學及怎樣應用它”主要涉及商務英語教與學的方法問題，還涉及商務英語的“教”與“學”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涉及到如何研究出商務英語教學的最佳方法。由此可知，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與如何認識商務英語的交叉性質有關，與平衡“商務”與“英語”之間的關系有關。   在如何認識商務英語方面，最主要的是怎樣認識商務英語作為一門交叉性學科的特征。交叉性學科有個共同點，這就是，所交叉的學科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即所融合的“度”的問題。商務英語屬于語言學——應用語言學項下的三級學科，其研究對象是商務英語教育規律、教學規律以及英語在國際商務背景下被使用的規律。就語言而言，商務英語的構成是：普通英語＋商務術語；就學科而言，商務英語由國際商務學科和英語學科交叉而成。既然是交叉學科，商務英語便存在兩學科的交叉重心問題。換言之，商務英語學科的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是以商務為中心還是以英語為中心，兩者的交叉度的明確和劃分需要仔細認真研究，因為這關系到商務英語學科的理論架構和專業課程的設置。綜合上述可知，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涉及商務與英語交叉度的把握和商務英語教與學的關系。鑒于此，我們認為，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可以被認定為：商務與英語的交叉平衡問題。   (三)商務英語學基本問題的矛盾關系   以下對商務英語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商務”與“英語”之間的矛盾關系進行探討，從而說明它們作為商務英語基本問題的合理性。有必要說明“商務”的內涵。“商務”此處指“國際商務”，因為對中國人來說，英語是外語，商務英語自然就具有國際性。由此，商務英語指國際商務英語。商務英語學科中的“商務”與“英語”之間的矛盾關系如何？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商務英語”中，“商務”修飾“英語”，說明“英語”的性質，以區別于普通英語或其他英語，如科技英語。“商務”與“英語”之間本身并不存在矛盾，只有在商務英語學科中，它們之間才存在矛盾。那么，商務與英語何以能成為基本問題呢？商務與英語之所以能成為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原因在于它體現商務英語研究對象的基本矛盾，成為商務英語學說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的追求目標。由于對商務與英語的交叉平衡是商務英語學科的追求目標，這樣便可以構成商務英語的“大廈”，它的解決方式最終也規定了商務英語學科的屬性及其研究方向。   假如商務是商務英語學科的重心，那么，其學科理論架構必然以商務為中心。如果以英語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重心，其學科理論架構必定以英語為中心，然后在語言學框架下構建商務英語學科的理論體系。事實上，如上所述，商務英語學科屬于語言學項下的三級學科。因而，商務英語學應該以英語為中心，而不是以商務為中心。這一點可以說毋庸置疑。即使明確了以英語為中心，商務英語學科中仍存在著商務與英語的交叉平衡問題。商務與英語兩者之間的平衡問題反映了它們的矛盾沖突，這就構成了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商務英語有三層含義：1)指國際商務活動中所使用的英語；2)指學科，即：商務英語是研究商務英語教育規律和教學基本規律以及英語在國際商務活動中被使用的規律的科學；3)指商務英語專業。商務英語的基本問題與第二種意義直接相關。在商務英語教育中，商務英語教學是主要內容。#p#分頁標題#e#   教育包括教學，教學本身也具有教育的性質，但教學不等于教育。商務英語的研究對象是商務英語教學。因此，首先必須明確其教學內容。在商務英語教學中常常存在商務內容和英語語言內容的比例、重心問題。如果不明確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將引發出許多問題。例如，在制定商務英語教學大綱時，正確處理商務與英語的矛盾是決定大綱可行性的關鍵。商務英語教學大綱是指導性的文件，具有綜合性和廣泛性，從宏觀上對商務英語教學起到指揮棒的作用，直接影響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的實行。目前我國的商務英語教學模式呈多樣化狀態，這些模式的不同，重點反映在處理商務與英語的矛盾關系上。例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的商務英語教學模式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商務英語教學模式和課程設置有顯著差別，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商務英語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導致的結果，或者說，是對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的認識差異而導致的結果。又例如，在商務英語教學中，商務與英語怎樣做到交叉平衡，是教師們常常遇到的棘手問題。雖然大家知道，商務英語以語言為重點，但是，國際商務知識在教學過程中占多少比例呢？商務英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經常在商務與英語之間進行平衡。平衡的不同結果導致不同的教學效果。因此，商務與英語的矛盾關系突出表現在兩者的交叉平衡關系上。   此外，在編寫商務英語教材過程中，編寫者對教材的國際商務內容和商務英語語言的比重問題必須慎重考慮。在課文選材上，在編排體例上，在注釋內容上，在練習設計上等方面，必須突出商務英語語言，同時又不能忽略國際商務學科基礎知識。怎樣平衡商務與英語之間的關系，同樣是商務英語教材編寫者要研究的課題。在商務英語界，如同在其他社會科學體系內存在不同派別一樣，對商務英語的基本問題學者們會有不同的觀點。不過有一點需要達成共識：商務英語是語言學項下的學科。這是大前提，如果這個大前提不確定，其他問題就難以確定。   另一方面，商務與英語是商務英語學說體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范疇。在商務英語體系中，范疇是反映和概括商務英語及其教學現象、特性、關系等方面的本質并對商務英語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影響作用的基本概念。它們所以能夠成為基本的范疇，是因為作為基本概念，一方面其內涵及規定性體現了社會對商務英語教學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認識與信念對商務英語教學與研究人員產生影響，并能對商務英語教學效果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與關系的豐富多樣性決定了人們對商務英語范疇的認識還不統一。但無論如何，普通商務英語、專業商務英語、商務英語教育學、商務英語教育習得論、商務英語教學論、商務英語文體論、商務英語的“大商務”等概念，通常都是商務英語教學關系中的本質反映，這些概念從英語教學體系中衍生出來，好似商務英語體系網絡中的紐結，編織商務英語中的經緯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無疑是商務與英語的關系問題。由此看來，商務英語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范疇，正是商務與英語這一基本矛盾關系在某一節點上的展開，它們都能夠運用商務與英語的交叉辯證關系來加以證明與闡釋。   二、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   上述討論了商務英語學的基本問題，下面探討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問題。邏輯起點對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目前，我國商務英語界已開始逐步重視商務英語學科理論建設。2011年11月底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行了首屆全國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研討會。2012年6月初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第二屆全國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研討會，以后還會有第三屆、第四屆在全國范圍內，初步形成了我國商務英語研究的基本格局。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有不少的商務英語專家、學者們在努力探索商務英語學科的建設和完善，這為我國商務英語學科的建立鋪墊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問題一直沒受到重視，鮮有人提出討論過。目前，我國的商務英語學科尚在逐漸形成過程中。正因為如此，非常有必要明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以便大家在進行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建設中有一個明確的理論導向。否則，商務英語學科的理論體系難以形成。邏輯起點對學科理論結構體系有著直接的影響，不同的邏輯起點會導致不同的學科理論結構體系。因此，商務英語界必須高度重視學科邏輯起點的討論，以便使商務英語學科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一)關于邏輯起點   何謂邏輯起點？邏輯起點是貫穿學科理論體系的“生命線”，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方法的重要環節。邏輯起點指的是理論胚芽時期即包含著的貫穿整個體系中的最基本的核心內容和主要觀點，它既是學科理論的開端、學科的出發點、著眼點，也是學科理論的立足點和落腳點，是決定一個學科理論體系的研究起點，同時也是區別于不同理論體系的標準。邏輯起點是展開某種邏輯體系賴以推理、論證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疇。此外，邏輯起點還是實踐探索的歷史起點、理論研究的導向，是最普遍和最簡單的現象。換言之，邏輯起點是指一門學科建設的邏輯思維和展開成理論體系的開端、基點。一般來說，把握邏輯起點，是構建理論體系的前提。例如，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商品”作為其邏輯起點。馬克思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多樣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確定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并非易事。不是由某人提出一個邏輯起點，大家舉手贊成就能確定的，它必須經得住實踐的檢驗和獲得絕大多數同行的贊同與支持，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商務英語學的科學基礎和成熟的主要標志是：是否確立了圍繞恰當的邏輯起點而建構的學科理論體系。由于商務英語界對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沒有認真討論過，導致我國商務英語學科研究難以形成一個合乎邏輯的理論體系。其結果是，學科討論與研究以及發表的論文往往停留在教學體會、語言層面的研究上，缺乏理論形態的嚴謹和深刻。欲建立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探討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就顯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探討學科的邏輯起點過程中，學者們可能提出不同的學科邏輯起點。這很正常。學術問題是在不斷研討、不斷探索中明朗并逐步得以解決。筆者經過研究之后提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供專家學者們討論和批評指正。#p#分頁標題#e#   (二)商務英語學邏輯起點的內在特性   在探討商務英語學邏輯起點的時候，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內在特性。首先，商務英語的邏輯起點必須具有內生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商務英語范疇，商務英語的邏輯起點必然是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的構成要素之一，它融入商務英語理論體系之中。此外，它必須是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的最基本的出發點，是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中其他理論建立的基礎。因此，它應當具備高度的內在邏輯性。這樣，它才可能成為整個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研究的“生命線”，從而使整個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邏輯性和一定的拓展性與推演性。因為邏輯起點必須有推演性，從邏輯起點推演出學科的其他范疇和概念。其次，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必須具有可知性。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所謂可知性是指其概念能夠容易被人認知和解析。邏輯起點必須清晰，容易被認知，沒有模糊概念。否則，就較難推理出其他的一些范疇，即使推演出來，也必然是模糊的范疇，這樣，顯然不利于構建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再次，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必須能夠聯系商務英語學科系統和商務英語學科環境。邏輯起點是貫穿于商務英語學科體系的“生命線”，同時它還必須能夠使商務英語學科環境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其構成一個整體。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系統，該系統由諸多要素構成，與商務英語學科環境之間有某種內在的關聯，兩者存在著信息與能量的交換。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能充當這種連接的橋梁。通過商務英語學邏輯起點的連接，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得以建立。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才可能嚴密而科學。最后，商務英語的邏輯起點必須能夠聯系商務英語理論與商務英語實踐。理論與實踐密不可分。商務英語學科要注重理論研究，同時，還必須重視具有實踐性的實證性研究。這樣，商務英語理論就會更具實踐性和可操作性。理論來源于實踐，反過來指導實踐，指導實踐的過程實際也是對理論的檢驗過程。商務英語理論在此過程中獲得不斷完善和發展。由此看來，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不僅要在商務英語領域起到出發點和統馭的作用，還必須將商務英語理論與商務英語實踐密切聯系起來。   (三)商務英語學邏輯起點的確定   如果將商務英語學比作一棟建筑物，那么，邏輯起點就是商務英語學的基石，學科體系便是構成商務英語學有機體支撐的框架以及經絡和血液。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由各要素組成。體系可以說是一種結構形態，其結構內部諸要素的不同組合形成了不同的結構形態。這種結構形態按照一定的邏輯規律組合。要建立商務英語理論架構，首先需確定邏輯起點，因為邏輯起點是構建一門學科理論體系和理論結構的出發點，即該學科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簡單的一個理論范疇。學科的邏輯起點是該理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并對該學科其他理論要素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起著決定性作用。根據商務英語學的性質、特征和研究對象，經過認真反復思考研究，筆者認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可以確定為“商務英語教育”活動。在該邏輯起點中，我們使用“教育”而不是“教學”。“教育”涵蓋“教學”，但不等于“教學”。我們研究商務英語教學不僅僅要研究怎樣教和怎樣學，還要研究怎樣將商務英語學習者培養成有商務英語專業技能的、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優秀人才。商務英語學是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項下的學科，因而，它必然具備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學科特征。商務英語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商務英語教學。   語言教學包括教與學兩個方面。所以，商務英語學除了研究怎樣教商務英語，還要研究商務英語學習者的學習活動。教與學都屬于教育的概念范圍。“教學”的意思是：“教師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的過程。”[2]可以看出，“教學”只指教師“教”單方面的行為過程。而“商務英語教育”還包括學生怎樣學習的過程。商務英語學不僅要研究教的過程，也要研究商務英語學習者的學習過程。故而將商務英語的邏輯起點定為“商務英語教育”活動，而不是“商務英語教學”活動。因為商務英語學涉及到怎樣通過最有效的途徑，獲得最佳教學效果和最佳學習效果而進行的一系列有組織、有序的教育活動。   因此，我們認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應該是“商務英語教育”活動。可以通過黑格爾對邏輯起點的三條規定性來對“商務英語教育”活動作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進行檢驗。(1)邏輯起點應是一門學科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2)邏輯起點應揭示對象的最本質規定，以此作為整個學科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而理論體系的全部發展都包含在這個胚芽中；(3)邏輯起點應與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起點相符合(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黑格爾認為，只有同時滿足這三條規定性的范疇，邏輯起點才成立。作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商務英語教育”活動滿足了這三條規定性[3]。   首先，“商務英語教育”活動是商務英語學科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商務英語教育”活動作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它可以用來說明“教”與“學”這兩個最簡單的范疇。另外還可以說明“教育”這個復雜的概念。“教”涉及到教師的教學活動，教學是以教師為主導而參與的有特定組織形式的教育活動。“學”涉及到學習者——接受教育的人。此外，它還可以用來說明“課程”，課程指教育單位的教學內容。“商務英語教育”活動本身通常不需要加以說明。若要對其中的“教育”加以說明，就涉及到比“教育”更深層、更復雜的范疇或概念。這時，便需要辨明“教育”的定義。“教育是有意識的以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為直接目標的社會活動。”[4]該定義中的“有意識”和“身心發展”等范疇或概念都要比“教育”要復雜得多且更抽象。由此看來，“商務英語教育”活動符合黑格爾的第一條規定性。#p#分頁標題#e#   其次，從“商務英語教育”活動可以推演出商務英語教育學科領域的所有范疇與學科。從商務英語教育的認知屬性出發，可以推演出“商務英語教學”、“商務英語教學方法”、“商務英語教學策略”、“商務英語教學模式”等范疇，還可以推演出“商務英語教學論”、“商務英語課程體系”、“商務英語課程論”、“商務英語課程開發”、“商務英語習得論”等學科；另一方面，從商務英語教育的社會屬性出發，可以推演出“商務英語教育功能”、“商務英語教育原則”、“商務英語教育目標”、“商務英語教育原理”、“商務英語教育概論”、“商務英語教育管理”、“商務英語教育評估”等學科。可見，“商務英語教育”活動是整個商務英語學科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的全部發展都包含在教育活動這個胚芽之中。由此可見“，商務英語教育”活動符合黑格爾的第二條規定性。   最后，“商務英語教育”活動與商務英語學的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起點相同。教育的含義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講，凡是增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品德的活動，都是教育。從狹義的角度看，“教育”主要指學校教育，其涵義是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響，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定社會(或階級)所需要的人的一系列活動。換言之，教育是一種社會活動，是一種以活動形態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   該現象從一開始就表現為教與學的活動，“教”與“學”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教育活動不僅僅傳授知識，還必然涉及將受教育者培養成怎樣的人。教育的目的必須十分明確。教育因而涉及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涉及到一切以教育為目的的活動。這種思想一直貫穿于任何時候、任何年代的教育活動之中。“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5]商務英語學邏輯起點的范疇，必須是一個反映研究對象歷史開端的抽象范疇。也就是說，這個范疇必須既是邏輯的起點，也是歷史的起點，是邏輯和歷史的統一。商務英語教育活動的研究對象首先是商務英語教學，然后是為教學所需要的研究商務英語被使用的活動。商務英語教育活動作為商務英語學科的邏輯起點，其歷史的開端就必定也是邏輯的開端，否則就無法與商務英語教育發展的源頭統一。由此看來，“商務英語教育”活動符合黑格爾的第三條規定性。綜合上述，我們有理由相信，“商務英語教育”活動可以作為商務英語學的邏輯起點。三、結束語任何學科的基本問題和邏輯起點的確定通常需要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探索、論證。希望專家學者們關注商務英語學的基本問題和邏輯起點，因為商務英語學的基本問題和邏輯起點是我們建立獨立的商務英語學科不可回避的兩個問題。   本文所提出的商務英語學科的基本問題和邏輯起點只是筆者嘗試性探討，難免有不到之處，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予以匡正。筆者的初衷是：為商務英語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盡微薄之力，故撰拙文，旨在起到拋磚引玉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