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民間宗教文化生命力源泉及其功能，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雖然對自然力量的認知與控制水平不斷在增強，但是就人類社會整個發展歷程來看，對神秘力量的信仰從來就沒有間斷過。這其中的原因何在，本文擬通過對三家臺蒙古族村的田野調查來闡述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即通過實例揭示民間宗教文化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同時，我們也客觀的認識到，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在推崇以科技知識改變人們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的今天，傳統的民間宗教文化有其自身不可否認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在展望民間宗教文化發展前景的同時，希望結合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農村社會變革的現實，探尋發展民間宗教文化的可行之策。研究過程中以湖北省鶴峰縣三家臺蒙古族村為田野調查點，該村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要民族的多民族村，也是湖北省惟一的蒙古族自治村。由于長期脫離其主體民族，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他們較好地保持著對傳統宗教文化的信仰，呈現出與周邊其他民族有著較大差異的特點［1］。因此，我們認為對這樣的個案進行深入研究有著較強的代表性。   一、民間宗教文化生命力源泉   民間宗教文化盛興不衰，對各種神靈的敬仰在代際間不斷傳承，究其原因，是因為民間宗教文化在民間社會發揮著巨大的功能，其信眾的日常生活為民間宗教文化的生存提供了富饒的土壤。主要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科技水平低下———對未知外力的畏懼 關于人類對神靈信仰的起源學界已多有討論，無論是泰勒的“萬物有靈論”、馬雷特的“泛生論”、盧伯克的宗教階段論，還是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一書中所論證的宗教思想來源于集體生活，其實都包含了一點，那就是人類對未知外力有一種迷茫和畏懼，無論這種未知外力來源于自然力還是人類社會本身對人的限制與約束。部氏族人①在其生存和發展的歷程中，同樣也脫離不了社會環境的整體影響。以同樣的方式勞作，農作物的收成卻豐欠有別，以同樣的方式生活，卻總有意外產生。在科學技術并不發達的時期，對自然界的變化，對社會生活中各種偶然事件的發生，他們是無法獲知確切的原因。在他們的思想觀點中，無論是自然界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變幻無常的事物，對日常規律性的生活總是會產生干擾，平靜安寧而富足的生活始終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而這些事物又遠非自身力量所能控制，只能借助于神靈的保佑，祈禱冥冥之中駕馭這些力量的神靈賜于人們平靜的生活。正如村中83歲的老人BXH所說:現在來講嘛，我們那個時候的人都迷信，好多事都搞不清楚。就比方說一年到頭種點東西，該做事我們也曉得做，還不是有時收得多，有時收得少。都認為是菩薩在管。有的屋里喂的豬突然一下就死噠，或者是大人小孩好好的也就突然病了，也不曉得是么原因，別個就說是得罪菩薩了。反正這樣的事多得很，大家都講不清楚，就都只曉得敬菩薩，求以后莫出這些問題。把未知事物的發生歸諸于神靈的意志，這應當是人們普遍的心理。更為重要的是，越是未知的事物越容易引起人們的恐懼，所以對這些未知事物提供解釋的宗教信仰體系就成了人們理解現實生活的法寶。從對未知力量的畏懼轉變成對掌握未知力量的神靈的敬奉，人們獲得了生活的安全感。   (二)生存風險巨大———渴望生活的安定   對未知力量的畏懼是人們對世界了解有限的情況下產生的自然的情感，而一旦人們建立起了宗教信仰，通過對神靈的祭祀，獲得了祈福禳災的途徑，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借助神靈的護佑去有效抵御社會風險也就有了寄托，這就給生活艱難中的部氏族人帶來了心靈的安定。在部氏族人生活的三家臺蒙古族村，生存條件極為艱苦，在農業技術并不發達的過去，維持生存是人們的頭等大事。在相對靜止的社會中，人們的生產方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阻礙這一目標的實現，大多來源于各種環境，而主要是自然環境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為了實現安定的生活，除了人為的努力外，就只能期盼風調雨順。期盼僅僅是一種主觀上的意愿，而要變成現實，就必然要付出代價，這代價便是以人的崇拜換取神靈的眷顧。在部氏族人的信仰體系中，神靈掌握著所有人類無法企及的力量，對這些力量的發揮人們無法預知，但人們相信憑借與神靈建立一種尊卑有序的關系，并以虔誠的心態去祈求，必然會帶來良好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生存風險雖然巨大，但是通過恰當的方式還是可以換取平安幸福的生活。即使個體或是群體遭受災難，人們也認為這是因為對神靈的敬奉不夠，是可以通過修正自己的行為來達到與神靈的再次和諧，這樣一來，未來的生活依然是充滿希望的。所以說，無論生活順利與否，宗教信仰體系都給人們帶來適當的心理慰籍，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就永遠不會被抹殺，克服各種艱難尋求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才不會消失。或者說，宗教信仰對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動給予了理論和心理的支撐，無論行為的結果如何，在這一體系中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三)人際交往的紐帶———社會功能凸顯   上述兩個方面主要說明了部氏族人在面對不可知外力時，所采取的有效應對策略，以求得內心的安寧。在現實生活中，對于民間宗教信仰的篤信還有其社會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這諸多的祭祀來達到個體與族人的交流和互動，從而調整著族人間的社會聯系和加強群體整體的整合。這樣的行動是如何實現的呢?我們可以以清明會為例。部氏族人每年的清明會是全族參與的重要祭祖活動，在這一活動中，雖然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是每個人都在這次活動中獲得了與族人交流溝通的絕好機會。其主要的社會意義在于兩個方面:其一，通過宗族組織所號召的對祖先的祭奠，人們對自己屬于部氏群體的身份再次加以確認和強化。通過在共同的祖先面前緬懷其功績和對族人的貢獻，一種群體自豪感油然而生，群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逐漸得到加強。大家在活動中共商族內事務，單個家庭被群體的事務所取代，對集體的強調而不是個體的強調成為祭祀的主旋律。群體的集體利益得到彰顯，有效地把族內人統一起來，為群體的整合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因此，從群體的角度來看，祭祀活動所起的整合與協調作用對部氏族人的整體發展做出了貢獻。其二，在整個活動中，雖然個體讓位于集體，但畢竟活動的每一個程序都涉及到個人，所以說不僅是群體的聯系得到強化，每一個個體也在全族成員面前強化或是調整著自己在族內的地位。主持儀式的族長作為活動的核心人物，其地位與特權得到了大家的再次認可，其族內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負責祭祀活動的具體組織者，通過恰當的安排祭祀進程和對人力物力財力的組織與分配，顯示了其超出一般人的管理能力，在以后的交往中，其號召力便會得到增強。參與了祭品購置、場地安排等事務的參與者，由于與族內聲望較高的人有了更多的交流與互動，為以后在宗族內部地位的提高埋下了伏筆。更多參與祭祀但沒有負責具體事項的族人也在靜靜地觀察著別人的言行，哪些人能夠顧全大局積極參與，哪些人不夠誠心在其心目中都有了一個辨別，也成了日后交往的參考。所以說，類似的活動，在體現了族人宗教信仰所包含的本質情感外，也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對個體，對群體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p#分頁標題#e#   (四)儒家文化的影響———慎終追遠   部氏族人遷居鶴峰縣三家臺的時候，當地土家族的文化中早已滲透進了儒、釋、道等多種文化傳統，與這些外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土家族、苗族單純祈福禳災的祭祀逐漸發生了變化，一種“慎終追遠”的儒家人文精神滲入到祭祀活動之中［2］。當然，部氏族人因借用當地土家族文化，必然也受此影響，就如前面所說，在部氏族人民居堂屋中，大多設立敬祭家先的神龕，上書“天地國親師位”或是“天地君親師位”牌靈，可見其受儒家文化影響之深。這種“慎終追遠”思想在部氏族人中得以重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通過這種途徑來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以及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強調。部氏族人從元末明初之際，一直處于不斷遷徙之中，歷經艱辛才在鶴峰縣三家臺村安居，從人單力薄逐漸發展壯大。這些獨特的經歷使部氏族人產生一種較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對祖先，特別是帶領他們開拓新居的祖先懷有莫大的感激之情。這樣的一種情感，與“慎終追遠”思想所提倡的不謀而合，也就造成了部氏族人對于這類祭祀活動的格外重視。綜上所述，民間宗教文化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得到村民們的極力崇拜，關鍵在于民間宗教既滿足了村民尋找心靈慰籍的需要，為他們提供了解釋神秘力量的途徑，同時又在現實的生活中發揮著實際的功能。正如文化人類學家布朗所說:“一切社會制度或習俗、信仰等等的存在，都是由于它們對整個社會有其獨特的功能，也就是說，對外起著適應環境、抵抗能力，對內起著調適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或之間關系的作用。”［3］所以我們能看見，在部氏族人社會生活中，神圣與世俗相互交融，提供了村民生活所需的文化和社會環境，自然這種宗教信仰與日常生活相互滲透的模式被一代代繼承和沿襲。   二、民間宗教文化功能辨析   民間宗教文化以傳統為基礎的現代化變遷已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事業的推進，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受到特別的關注。圍繞這個問題，一般的觀點認為民間宗教文化起源于民間社會，為民間社會有機構成部分之一，因而在現階段它有不可忽視的社會價值，對維護鄉村社會穩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時，它也有著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所以對其因當辯證地分析，充分發揮其正面的價值，并消除其存在的弊端。筆者也非常贊同這樣的觀點，因為從我們的田野調查中確實能夠看到民間宗教文化發揮著正負兩方面的功能，這些功能的發揮正在影響著村民的生產生活，嚴格禁止或是放任自流都是不合適的。或許站在“他者”的角度對這些現象與問題進行仔細分析，才有利于民間宗教文化順應時代要求，積極健康的傳承下去。   (一)民間宗教文化的消極作用   凡事都是一個辯證統一體，有利則有弊。民間宗教文化的根基在于傳統文化，是與傳統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文化事項。雖然社會人類學珍視人類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認為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文化沒有優劣之分。但是我們也看到，步入現代社會后，民間宗教文化的一些事項與社會發展不相吻合。幸而我們也知道，文化并不是一潭死水，它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因此，我們這里力圖指出民間宗教文化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希望這樣客觀公正的分析有助于在變遷過程中摒棄這些不足，使民間宗教文化的復興與變遷與時代需要更為貼近。民間宗教文化消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容易導致村民消極避世，不思進取。民間宗教文化給人的心靈帶來安慰，讓人們從現實外的神靈世界中獲得慰籍。但如果這種思想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就會使人步入一種虛妄的境況，放棄在現實中的拼搏，無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有的人認為現實的世界是丑陋和骯臟的，人類社會永遠無法達到神圣世界的美好。因而在實際生活中偏執的否定社會的一切，用消極避世的思想來對待人生，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我們常說人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是希望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取美好的生活。如果把這句話說成人的命運是掌握在神靈的手中，可以想象，在這樣的精神暗示下，人的發展是無從可談的，只能是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神靈身上。   第二個方面是民間宗教文化中鬼神天命觀點給非法邪教可乘之機。民間宗教文化中那些與現代社會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念相一致的部分，對現代社會有積極作用，是我們需要傳承的。但是客觀的說，民間宗教文化中所包含的迷信思想也是存在的，許多人對它所宣揚的鬼神、精靈、風水、命運等等深信不疑，一旦外來邪教利用村民的這種觀點加以誘導，很多人都會被蒙蔽而成了不法活動的參與者。筆者在調查中就發現，在三家臺村部氏族人中一個叫做“三贖基督”的組織正在隱秘地傳播。為此筆者專門找到了該組織在當地的負責人，而這人堅決不承認“三贖基督”是教派組織，也不承認有所謂的負責人，只說這是一種信仰，沒有組織，沒有負責人。隨后與筆者近三個小時的交談之中，他反復強調“三贖基督”的神圣性和正當性。他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其教義后，筆者發現其也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宣揚一些公正的理念，如不偷盜、不貪財、孝父母等。但他真正用來吸引人們入教的卻是強調神跡異能，如鼓吹一些病得以痊愈的見證，反對信徒吃藥就醫。還強調“發酵糧”，即米面吃了幾天還是那么多等等。據他介紹，三家臺村約有70%左右的人都接觸過這個教派，目前信奉的大概有10%。隨行的向導認為他的這個說法有夸大的成份，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通過網絡搜索，筆者發現有消息稱，“三贖基督”早在1995年就被國家認定為邪教組織，當年曾在四川、湖北、湖南、貴州等重災區進行過打擊。認為“三贖基督”不是宗教組織，而是冒用基督教之名，神化首要分子，散布迷信邪說，秘密發展控制成員，非法聚斂錢財，從事地下非法活動，嚴重危害生命、家庭和社會的地下非法組織。該組織能夠在村民中被一定程度的接納，其內在因素還是因為民間宗教文化中鬼神觀點在作祟，相信神靈能夠產生超自然能力去解決現實問題。邪教組織對鄉村社會的滲透，使其與民間宗教信仰相混雜，這樣的現象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p#分頁標題#e#   第三個方面是迷信思想擾亂村民生活秩序。在三家臺村算命、看相、占卜比較流行，這其中固然有像村民所說“僅僅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沒當真”的情況。但也有一些人把這些當作日常生活的行動指南，處處遵守神秘力量的指示，這必然會影響到正常的生活秩序。為了生活的幸福平安，人們追求生活中那些蘊含美好祝愿的事物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過分強調事件與神秘事物的必然聯系，棄科學規律于不顧，則背離了客觀世界事物的發展規律。有的人為了能夠按照所謂算命先生的教導驅災避邪，勞神傷財，不僅沒有獲得更好的發展，反而使生活陷入困境。有的人聽從迷信言論，為了避免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甚至不惜犧牲他人或集體的利益。   (二)民間宗教文化的積極作用   一是心靈慰藉功能的發揮，充當“社會安全閥”。社會沖突理論中有一個較為重要的概念稱為“社會安全閥”，這個術語用以表示將敵對情緒引向替代對象的制度(或為這種轉移提供替代手段的制度)，而不是指這種制度可以使沖突表現出來［4］。民間宗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充當了這個“社會安全閥”，它可以化解人們因社會變遷而造成的迷茫與恐懼，或是對社會人與事的不滿情緒，極大地降低了社會沖突暴發的可能。人們通過對神靈的傾訴，把一些認為不公平的現象告知神靈，就如同好友之間的互相傾訴，這樣就能把內心的不滿發泄出來，而不是積壓在心中醞釀成更大的怨恨;或是期盼神靈對社會不公施以懲戒，以達到內心的平衡。中國人向來相信報應，所以遇到不平事會希望神靈顯靈，幫助弱者對付作惡之人，還人們一個安寧的環境;或是向神靈祈福，以獲取生存的勇氣去面對困境。無論如何，村民們在民間宗教文化中總能尋找到寄托希望的支柱，而不至于因社會壓力的存在把人們推向極端，造成沖突與破壞。   二是一定的約束與教化功能。民間宗教文化的另一個積極作用是其對忠孝節義、積善積德、安分守己、和睦相處、和氣生財等觀點的推崇。這些觀念既有利于個人克制自己的失范行為，如坑蒙拐騙，倚強凌弱等，也有利于個人樹立良好的道德品質，如尊老愛幼，誠實守信等。調查中有一例事件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我屋后面的婆婆，年青的時候脾氣兇得狠，天天都要跟周圍鄰居吵架，基本上沒得哪一天不吵。你不惹她，她要罵，惹了她更要罵。周圍團轉的人沒得一個沒和她吵過。大家都只好躲到她，不跟她來往。她身體一直不大好，前幾年，不曉得是哪個給她說的，講她天天發火，那肝火旺得過頭了，要她自己養下性。估計她自己也是發現這些問題了，后來就開始信佛，拜菩薩。你莫講，還真的有效果，從那以后，她脾氣變得好多了，見人也開笑臉，原來常年身體不好，現在也好多了。所以說通過她還是看得出信這些也有好處。不管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都受益。從科學的角度講，這個也講得通，她不發火，肝火就不容易上升，身體也就平衡些。(THH20100204BJX)   筆者隨后也訪問了這位村民，她坦言自己以前確實是得罪了不少鄰里，后來信佛了，人的心境才變得開闊起來。當筆者追問她信的佛，具體包括些什么內容時，她說就是信觀音菩薩，反正教人行善。可見，這里村民所說的佛其實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佛教，其實質還是民間宗教文化中所包涵的那種勸人向善的精神通過某一神靈的具體化。民間宗教文化對人潛移默化的熏陶從上例可見一斑。在部氏族人的信仰體系中“義祖陳美所”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筆者認為村民的這一信仰實踐不僅表達了一種感激之情，同時也培育了部氏族人一種內在的品質，即知恩圖報的觀念。所以部氏族人常以敬奉義祖來表明他們重感情、懂得報恩。其實，諸如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民間宗教文化也大多包涵這樣的功能，協調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如學者所說，雖然民間宗教的倫理道德教化無法與社會主義的榮辱觀相比，但也有不少相通或相似的地方，可以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發揮積極作用。［5］   三是增強村民的群體認同感，有助于整合集體力量促進鄉村社會和諧發展。部氏族人作為遠離自身民族主體的小群體，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性，就必須強化群體內部的認同與整合，否則就會在民族交流與融合中被同化。調查過程中，筆者在村中經常會見到這樣的場景，當一群人圍坐聊天，有人加入進來時，如果他的輩份較小，他就會從輩份高的人開始一一問候，如果他的輩份高，那么圍坐的人會一一起身向他問候。由于一群人中可能輩份有比他高的也有比他低的，那么輩份低的人會首先開口，這時就會出現一群人大家相互間彼此親切的問候，“爹爹”、“大伯”、“哥”等稱呼交織在一起。外人看來鬧哄哄的一片，然而在部氏族人心目中，這正是一種情感的交流。雖然如今長幼之別不如以前嚴格，但人們卻以虔誠的心態使血緣世系脈絡保持得井然有序。用村民們的話說就是“大家都是姓部的，一個祖宗下來的人，都是親戚”。對祖先的崇拜，使人們經常強化著“姓部的”這種血緣聯系，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極強的集體認同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現代社會競爭中，鄉村社會的發展需要村民們的團結一致，必須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形成凝聚力才能從大局出發解決鄉村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如上文所說，在三家臺村，村民們通過民間宗教文化，特別是祖先崇拜，不斷地強化著群體間的血緣聯系。雖然宗族組織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實際功能與傳統社會中有著天壤之別，但以祖先崇拜為核心所建立的同宗同族的觀念依然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村民懷有這樣的觀點，則在日常行為中表現出較強的大局觀、整體觀，能夠為集體事業而放棄個體的利益。比如說三家臺村正在修建一條通向鎮里的一條公路，這條路通車后，可以縮短村民到鎮上的時間。但是修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占用部分村民的田地，這種占用補償問題在很多地方也許是個老大難的問題，但在三家臺村，村民們為了集體利益著想，沒有一個村民提出過分的補償要求，不少人甚至表示不需要補償。“都是一家人，修路是為了大家好，我那點點地占了就占了，也沒得好大個用，還要么子補償喲。”(THH20090416BSL)純樸的語言表達出了村民強烈的集體認同意識和集體榮辱觀。#p#分頁標題#e#   總而言之，民間宗教信仰在現代社會中所具有的價值與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利弊共存的二重性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客觀現實，積極主動地發揮其正面功能，同時也要大力批判其不當的思想觀念，防止其負面功能所產生的消極作用。這樣才能確保民間宗教文化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為促進現實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服務。   三、民間宗教文化發展建議   既然如上文所說，為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發展，必須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除去民間宗教文化中那些糟粕。這就需要社會各方面力量的積極參與，我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一些可行之策:   一是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文化水平。弗雷澤與泰勒等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精神世界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巫術、宗教和科學三層。弗雷澤甚至以進化論的觀點強調人類社會最終將會步入科學階段，他認為“在第三個階段，人類認識到世界上主宰萬物活動的，既不是他們自身，也不是神靈，而是自然規律”［6］。以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來看，雖然不可能也不應當輕易把民間宗教文化從鄉村社會中清除，因為它承載了村民們太多的精神寄托。觀念中的事物不同于現實的物質世界，輕易的置換只會引起社會的混亂和無序。但是民間宗教文化所包含的諸多不合理因素確又影響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要處理好這之間的矛盾，我們所應當做的就是不斷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文化水平。只有這樣，通過循循引導，增強村民自身的鑒別能力，才能有效地扼制文化中糟粕部分在鄉村社會中的流傳。   二是合理引導鄉村民間宗教信仰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融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同歷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歷史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它的發展需要物質文明提供物質條件和實踐經驗，它的發展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今后15年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實現以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公民素質的顯著提高，以積極健康、豐富多彩、服務人民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質量的顯著提高，以社會風氣、公共秩序、生活環境為主要標志的城鄉文明程度的顯著提高，在全國范圍形成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構想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前者提出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總體思想，后者則專門針對農村地區提出了鄉風文明等具體要求。我們應當以此為綱領，通過廣泛的宣傳，把新時代的思想領域工作落實到鄉村社會。通過村民熟悉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結合，發揮民間宗教文化中的積極影響，引導和鼓勵村民們自覺融入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   三是建立完善的鄉村保障機制。只有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農村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把村民組織起來，擁護和實踐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試想，如果有病無錢醫治，有學無錢供讀，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村民們怎么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新農村建設之中。而且，如前文所述，在現實中無法解決問題時，村民必然會轉而向神靈邀寵，希望以取悅神靈的方式換取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就會進一步導致傳統民間宗教文化重新占據民間社會空間，其利弊共存的現狀就無法得到根本有效的解決，這對農村社會發展極為不利。而一旦完善的鄉村保障機制建立起來后，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神靈的超能力就會從以虛幻方式解決實際問題的地位上退下來，回歸其為人類提供精神動力的本源，也讓那些借村民信仰心理而蠱惑人心的人無機可乘。   四是堅決取締和打擊邪教組織。邪教組織一般都從表面上極力包裝自己，把自己裝扮成救人于水火的圣人，帶有極強的迷惑性。村民們思想純樸，喜歡追求現實利益，因而很容易受蒙騙而加入其中。像“三贖基督”那樣的組織，它本身就有一套嚴密的說辭，筆者初次接觸都覺得其宣揚的理念似乎很有道理，符合人的需要。而且其裝神弄鬼無論成功與否都能自圓其說。如果不經過仔細的甄別，普通村民是很容易上當而遭受損失的。因此，對這些組織必須堅決取締和打擊，同時還要耐心的給受蒙蔽的群眾做工作，讓他們認清邪教組織的真實面孔，從而自覺遠離其害，還鄉村社會一個和諧環境。這需要政府各級部門一方面切實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要密切關注村民思想的變動，適時地予以指導和教育。還要充分發揮鄉村社會中包括村干部、黨員、教師等在內的各方有識之士的作用。他們身處鄉村，與村民有著緊密的血緣或是地緣聯系，在鄉村社會有一定的號召力和聲望，在處理鄉村事務中具有較高的權威性，是必須依借的力量。   四、結語   通過對三家臺蒙古族自治村部氏族人民間宗教文化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化進程中民間宗教文化在該村整體上呈現日漸式微的現象。但另一方面，民間宗教文化的核心，即神靈觀念在鄉土社會中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它在社會制度、科學之外的領域滿足著人們的需求，于鄉土社會的日常生活發揮著作用。最終我們可以斷言，變遷中的民間宗教文化將一如既往地延續，在可見的時間范圍內不會從鄉村社會中消失。因其生存的內外環境雖然有一定的量變，但還沒達到質變的程度。或者說，隨著我國政治、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國家權力的滲透下，在基層政府的積極引導下，民間宗教文化將會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精神支持，迎來發展與變遷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