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明與信仰研究

20世紀80年代，饒宗頤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輟，以下數篇關于上古神明與信仰之論文，即為饒先生退休后至20世紀90年代陸續撰寫而成。饒先生在中國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貢獻的一位學者。他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發表了中國古代宗教、民間信仰等一系列論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饒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一書，收入13篇演講論文。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為該書作序時，高度評價此書是一部開拓性、創新性的學術論著，具有四個特點：（一）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無涯?之感；（二）論文引用材料范圍極廣；（三）重視考古發掘的地下新資料；（四）讀書得閑，論文時有新的創獲。季老在〈序〉中推崇饒先生的論著是“創而中”，并認為是一個時代學術的典范，足見其稱譽之高。

饒先生此書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談古代神明的性別──東母西母說》一文，論述中國古代從東母、西母信仰，轉移過渡到東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說：“關于古代神明的性別（gender）區分問題，是極有趣味而值得去詳細討論。”文中從殷商時期的卜辭祭祀東母開始，結合其他文獻材料，論述戰國時期的東皇與西皇，從而論證信仰漸從女性神過度和轉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還論述了地母的問題，得出「母」一名在古代運用十分廣泛，大凡氣、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稱謂，得出時代愈后，神性的演變更為復雜的結論。

此書還收錄饒先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研究論文四篇，分別從楚文化、出土數據、中西文化比較以及文獻等進行考證論述。《道教與楚俗關系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一文，主要從道教與楚俗的關系，進行新的論述觀點，先生在文中說：西方學人喜歡采用Chamanisme（薩滿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辭》。雖然，它和巫術結上不可避免的宿緣，但從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識，和巫醫關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黃神，使用禹步祝咒之術用以治病。寧鄉出土人面方鼎應該是象征黃帝四面，如果這說可信的話，楚國黃（老）之學根深蒂固……說明東漢三張之設鬼道，為人治病請禱等等活動，實際上秦漢之際，在楚國地區已是司空見慣。……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與楚國巫醫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此文從楚人的宗教意識，結合漢末西蜀鶴鳴山張氏“五斗米教”為人治病請禱等活動，分別從“四面先君與黃宗四面、黃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輔”、“天師”、“五斗米與五斗粥”等一一進行論述，考證出許多現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語，早已在楚人的有關文獻中出現，從而論證楚俗與最初期道教之間的密切關系。《從出土資料談古代養生與服食之道》一文，主要從地下出土的簡帛文獻，論證古代方仙道的由來與養生服食之道。饒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數據，略有張家山漢簡《脈書》與《引書》、《陵陽子明經》、《馬王堆養生方》、陶宏景《登真隱訣》等等，分別從永命、延年思想來源，不死觀念的追求，玄府玄門，以人合天，嬰兒與胎息等九個方面參證論述。先生在文末總結說：楚地諸佚書之發現，令古代方術之采日月精英，還精補腦，及《內經》、《靈樞》之天道與人體相關諸說，取得確實根據，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遠在戰國時期已極度流行，對《易》、《老》、《莊》三玄中重要語句提供了合理與進一步的解釋，證明嵇康《養生論》言之綽有理據，對于現代人仍有極大之裨益。

此段結語不但指陳古代天道人體之說的源流，還以古證今，闡釋出土文獻的重現，不但具有文獻研究上的重要，還對現代人的養生有所裨益。《論道教創世紀及其與緯書之關系》一文，主要考證論述道教的“創世紀”的宇宙開辟說，源自佛經（《摩伽登經》）。文中從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創世紀》傳說開始，逐次論及中國道教對于宇宙論的關心，并引述文獻論證道教徒每每剽竊釋氏之書，自西晉王浮作《化胡經》以后，后世變本加厲，舉例論證詳盡。而其中所論及的道教創世紀思想和所涉及的讖緯信仰，固或可歸屬我國古代的民間信仰范疇，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醫、胡巫與“巫教”問題》一文，分別考述巫步與巫醫、胡巫、巫教等問題，可以說是巫學三個短篇考證文章。綜觀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種名辭之外，主要還是強調巫與薩滿教是本質上不同的兩種文化，以及批評巫與制度在中國上古史的問題。先生在文末說：對于“巫”字在古代中國的真相，和使用巫術遺存在民間宗教的陳跡，泛濫而毫不加以思索地來比附古代歷史，這一方法是否正確？我認為很值得歷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說三代的政治權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術和自稱能夠與神靈溝通的手段來建立，而把古人所記錄下來的典章制度，一筆抹殺，把整個中國古代史看成巫術世界，以“巫術宗教”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斷出現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實證，去說明古代“禮制”的可靠性……從制度史觀點來整理古史，或者比較合理，或許可以避免誤入歧途……。饒先生此處提出的批評與呼吁，正是針對學術界對于巫研究的泛濫和過度重視等現象，作出語重心長的勸導。先生所論，發人深思。

初期天師道經典《老子想爾注》之研究

一、構建與專業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的具體措施

（一）高職語文教學目標與專業目標相對接

教學目標具有導向性，明確的教學目標可以形成教師圍繞目標教，學生圍繞目標學的良好課堂氣氛，使每個學生滿懷激情地奔向教學目標。在這里，我們除了要準確定位一節課的認知目標、技能目標和情感目標外，還要明確其專業化目標。所謂專業化目標，是指根據文本蘊含的專業因素結合專業特點而確立的目標。專業不同，專業化目標也應有所不同。例如，我們在學習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第一卷的內容時，可以結合建筑類的專業特點，把專業化目標確定為：結合文中的建筑描寫，分析建筑描寫對烘托環境、刻畫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學習《詩經•定之方中》時，我們可以將專業化目標定為：本詩體現了哪些建筑設計理念？整體結構不以時間為序，而用插敘手法，原因何在？又如岑參的《登慈恩寺》是怎樣將建筑、自然與佛教文化結合在一起的？塔的高大之美是通過哪些手法表現的？設置具有專業特色的不同的教學目標，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實現教學效益的最大化。

（二）在教學內容上凸顯專業特色

都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具有學習興趣，就會引發強烈的求知欲，使學習變成一種內心動力，而不是一種負擔。對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說，他們的學習主要是圍繞專業方向來組織的，專業是學生的關注點、興奮點，學習興趣與專業興趣密切聯系。為此，我院選用了由熊子龍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職業教育精品課程建設系列教材《大學人文基礎教程》，這本教材由中國傳統文化、人與世界、人文與建筑三個模塊組成，并附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和大學生閱讀參考書目兩部分內容。這本教材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內容編排和選用上突出了鮮明的建筑行業特色，是為建筑類專業的高職學生精心打制的精神拼盤，非常適合我院建筑類專業學生的使用。于是，在教學過程中，筆者對教材進行了適度處理，將第一、第二模塊的內容略講，其中部分內容安排學生自學，重點講授第三個模塊，即人文與建筑與我院學生的專業有直接關系的內容。比如，講授建筑民俗、民居特點、宗教與建筑、詩詞與建筑、小說與建筑、散文與建筑、楹聯與建筑等章節時，選取了《詩經•定之方中》、《登慈恩寺》、《滄浪亭記》、《黃岡竹樓記》、《平郊建筑雜錄》、《喬家大院》、《滕王閣詩》、《紅樓夢》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巴黎圣母院》、《羅馬》、《再別康橋》、《都江堰》等詩文，鑒賞、臨摹雕塑作品和書畫作品，播放《莫高窟》、《故宮》、《圓明園》等紀錄片，這些內容既滿足了學生想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需要，又迎 合了學生的專業“胃口”。事實證明，這樣的內容選取對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具有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播放紀錄片《圓明園》、《莫高窟》時，許多學生都流淚了，看后，學生都踴躍表達了自己的感受，大都情真意切、言之鑿鑿。這一課不僅是一次建筑藝術、文學藝術的欣賞課，更是一次人文情懷的培養課，很好地實現了大學語文的多重功能，是一次大學語文與專業相結合的有效典范。

（三）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課題組的調查結果表明，教師“一言堂、滿堂灌”的授課方式已不受學生歡迎，不符合學生需要。結合本課題組成員的教學經驗，我們認為高職語文教學必須結合語文課程的培養目標和課程本身的特點以及院校的實際，針對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綜合運用形式多樣的教學方法，合理使用多媒體和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現擇其一二加以具體說明。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曾說：“一切知識都是從感官開始的”。教師可以充分利用實物、圖片、語言、多媒體課件等手段，創設形象、直觀、生動活潑的與建筑類專業有關的教學情境，營造輕松和諧的教學氛圍，引發學生的情感體驗，取得課堂教學的高效率。例如，在學習“文學與建筑”一講時，教師先設計情景問題，要求學生在在觀看視頻資料時思考幾個問題：一是文學與建筑的關系如何？二是文學與建筑的融合是怎樣體現的？接著用多媒體播放各地的民居圖片、《中華民俗大觀》和《中國古建筑》紀錄片選段，讓學生充分領略我國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民居的風采。看后，根據之前設計的問題以小組形式展開討論，并推薦小組代表發言，課后，要求學生以教材中出現的詩、文為藍本，談談自己對“建筑和文學二者是如何互融的”這一命題的所思所想，將其寫成字數600-1000字不等的短篇論文。這一節課運用情景式教學法、討論法、練習法等多種教學方法和先進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將大學語文與專業相結合，既符合學生的實際需要，又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教學效果不言而喻。在講授《宗教與建筑》一講時，教師在授課前布置預習，讓學生先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宗教對我國文學、建筑的影響。為了讓學生更真切地理解宗教與文學、與建筑的關系，老師將學生帶到基督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院進行參觀，參觀過程中，請相關人員進行講解，讓學生對宗教、對宗教建筑有了更為直觀和具體的認識。參觀完畢，教師現場布置了下節課的辯論題目：宗教風水是迷信嗎？讓學生自由組合，成立兩個正方組、兩個反方組開展辯論。這樣，學生自覺地去查找資料、撰寫辯論稿、模擬辯論，通過這一形式，既培養了學生的團結協作精神，鍛煉了口頭表達能力，又激發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這是一次參觀法、實踐教學法、任務驅動法、練習法等多種教學方法的“大集合”。實踐證明，在進行語文教學時將教學內容與學生專業相結合，并采用豐富的教學方法和手段，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校《敦煌文獻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校勘,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一、蒙古族儀式音樂文化

杜蒙（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蒙古族地區儀式音樂文化研究主要從婚禮儀式、葬禮儀式娛樂活動、祭祀活動、宗教儀式活動等幾個方面有較為細致的論述，其中在婚禮儀式音樂方面有較為細致的描述。陳玉芝2008年《杜爾伯特地區文化研究》中描述，杜爾伯特生誕禮儀、成年禮儀、婚嫁禮儀、喪葬禮儀盒日常禮儀的寫作中對音樂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禮儀過程當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風》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龍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對以上幾個禮儀有所描寫，其中不僅對杜爾伯特縣蒙古族地區進行了描寫，對黑龍江省蒙古族整體均有闡述。洪英華主編2001年《黑龍江蒙古部落史》中對杜爾伯特蒙古族的儀式文化也有描寫。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論文《簡述杜爾伯特蒙古族民歌<諾恩吉雅>的地方特點》中將杜爾伯特的《諾恩吉雅》和內蒙民歌《諾恩吉雅》進行比對，闡述了杜爾伯特《諾恩吉雅》內容的豐富性。邵萱2008年碩士畢業論文《杜爾伯特蒙古族民間音樂調查研究》當中對杜爾伯特的民間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將民歌的題材分為反映歷史人物民族由來、男女愛情、思念親人、民俗風俗習慣、作戰盡忠、革命事業、宗教信仰七個方面。徐國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極其研究》當中對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將杜蒙民歌統稱為——嫩科爾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藝

蒙古族曲藝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烏力格爾合勒訥”，是一種自清朝就已經出現在本地區的蒙古語說書形式，也有人稱為“蒙古書”；另一種是“好來寶”，杜蒙蒙古族地區的好來寶的形式和漢族的“蓮花落”、“數來寶”有些類似，多采用問答形式，說中帶唱，歌詞對稱。2015年金童在《杜爾伯特蒙古族說唱藝術——好來寶》中對傳統曲藝“好來寶”作了較為詳細的闡釋，介紹了杜蒙“好來寶”的來源、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陳玉芝在2010年《杜爾伯特蒙古地區文化研究》一書中針對說唱文藝進行了專門的描寫，將蒙古族說唱音樂分成七類，分別是“胡仁烏力格爾”、“亞不干烏力格爾”、“好來寶”、“紹格耶日阿”、“怯熱”、“玉熱勒•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樂

摘要：

少數民族刺繡藝術歷史悠久，其中蘊含的文化元素對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價值。近年來，學者對于民間手工藝研究不斷重視，對刺繡藝術也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發現，刺繡藝術包含的各種內容被不斷挖掘。文章總結了目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

少數民族；刺繡；研究綜述；文化；圖案

中國獨特的刺繡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21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民間刺繡的研究與介紹成果頗豐，特別是對漢族四大名繡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隨著民族文化不斷得到重視，對少數民族刺繡的研究也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在少數民族刺繡所蘊含的各種元素中，圖案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各民族的歷史、審美以及對生活的期許，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跡中。刺繡圖案作為一個載體，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對于刺繡圖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圖片、圖集、專著、碩博論文等。內容涉及圖案、紋樣、文化內涵、圖騰崇拜、文化淵源、傳承保護、比較研究、刺繡技法、刺繡產業化發展。除了漢語研究成果外，還有不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相關研究。筆者通過在知網上查詢，發現截至2016年6月，學術界對于刺繡只有一篇研究綜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獻總結，所以有必要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總結。

一、各少數民族刺繡圖案的整體研究

我國各少數民族刺繡都有系統而成熟的審美創作體系，在對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圖案進行研究時，對于刺繡進行綜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針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專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著的中國工藝美術叢書《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胡蓉、周衛主編的《東北民族民間美術總集•刺繡卷》（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鐘茂蘭、范欣、范樸編著的《羌族服飾與羌族刺繡》（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這些專著或從宏觀角度對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整體特點作出總結，或針對特定的少數民族刺繡文化所體現出的審美價值及其他特質進行分析。其中，《中國少數民族染織刺繡篇》對多個少數民族的刺繡藝術特點進行了分析，以綜合視角解讀了我國少數民族刺繡藝術。以綜合視角研究少數民族刺繡藝術的學術論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陳默溪的《黔東南苗族戳紗繡》（《貴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楊文斌的《黔東南苗族刺繡藝術》（《蘇州絲綢工學院學報》1993年第00期），韓恒威的《東北地區錫伯族的剪紙與刺繡》（《滿族研究》1995年第3期），呂霞的《土族刺繡藝術》（《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熱娜•買買提的《維吾爾族的刺繡藝術》（《美術觀察》2011年第3期），楊曉輝的《貴州少數民族民間蠟染與刺繡》（《美術》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維吾爾族傳統刺繡工藝研究》采用實地調查法、文獻法、歷史研究等方法，并結合一些相關研究資料，對新疆維吾爾族刺繡藝術的技法、淵源、美學價值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描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張慶捷作了《云岡石窟窟頂挖掘情況》的報告，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云岡石窟窟頂考古發掘的詳細過程及情況。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北朝研究會會長、云岡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殷憲作了題為《燕國富貴瓦當證燕昌城之實》的報告，從史學實證的角度出發，剝繭抽絲，證據充分，邏輯嚴密，以一塊小小的瓦當結合豐富的文獻資料，證實了燕昌城的存在。云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凌建英教授作了題為《人間佛教•云岡石窟•和諧美》的報告，從文化美學的角度闡明云岡石窟不僅僅體現了佛的教化眾生，更表明了一種剛柔相濟、壯美與優美共生、質樸與華貴互補的和諧美及人類社會共同的良知與追求，這種和諧精神的張揚是人間佛教與時代結合的價值體現。北魏研究所所長馬志強教授作了《云岡石窟的佛龕造像類型研究》，從類型學的角度對云岡石窟佛像、菩薩、脅侍弟子、飛天、獅子、力士等佛龕復雜多樣的種類進行了科學合理的劃分，并對其特點進行了準確的描繪，條清縷晰，展示了石窟造像的豐碩內容。在第二版塊的分組討論中，與會學者緊緊圍繞議題，分別就文化、藝術、宗教、宗族、信仰、軍事及社會生活等方面展開了主題發言，并相互進行了精辟深入的點評。論壇學術氣氛濃厚，討論熱烈，形成了觀點的交鋒與聚焦。現將具體情況分述如下：

一、關于平城文化

在平城文化方面，大同市古城保護和修復研究會宋志強的《北魏“平城時代”文化發展脈絡》探討了在4世紀末到5世紀末，平城作為北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經歷了漢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融共存，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碰撞融合，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匯化合，形成了由無學術文化到以儒學為主的多元相濟的文化發展脈絡和基本面貌。劉美云的《論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與漢族文化的融合》一文，對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勢力擴張與漢族融合的過程進行了探究，認為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從服飾、飲食與禮儀等各方面逐步與漢族趨于一致，融為一體，但是漢族地主階級的腐敗風氣等負面習俗同時也影響著女真族，使其驍勇善射的的特點逐漸喪失。李耀麗的《古城大同街道的文化意義》從大同街道的命名來解讀大同悠久的歷史，認為大同街道的名稱體現了大同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古都文化、宗教文化、軍事文化、民俗文化與和諧文化。

二、關于北魏遼金時期的藝術

對于北魏遼金以來的藝術研究也是本次論壇的一大熱點。楊俊芳的《云岡石窟飛天服飾研究》一文，通過對云岡石窟飛天造像特點及演變脈絡的考察，認為云岡飛天是印度歌舞形象與中國道教天仙及儒家禮教影響下的婦女形象相結合的中國式飛天，完成了由印度飛天向中國飛天的演變。佛教飛天的中國化、本土化、世俗化是由云岡石窟造像完成的，洛陽龍門石窟的飛天雕刻是該風格的延續。此外，該文的另一個亮點是通過大量的圖像直觀展示了飛天演變的路徑。武建亭的《大同觀音堂遼代雕像藝術考》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完成的。該文將大同觀音堂觀音殿現存的17尊遼代佛教雕像的造型與佛教經典中的圖像相比對，并結合佛教儀軌進行解讀，認為從殿堂的建造到塑像的雕刻，無不體現了遼代皇家佛教思想對民間的影響和民間對佛教的信仰，揭示了遼代佛教文化的發展狀況和造像特點。梁晨霞的《淺談“二人臺”藝術特色及其發展》則從“二人臺”的歷史沿革入手，對流行于內蒙、山西、陜西、河北、甘肅、寧夏六省區的戲曲劇種進行考察，認為它顯著的藝術特點是在內容上表現為現實性、生動性和通俗性，并緊隨時代的潮流；在語言上表現為方言土語的運用，具有民歌的藝術特點。程乃蓮的《應縣釋迦塔的風鈴》對世界現存最為古老的樓閣式純木建筑應縣釋迦塔的風鈴進行考察。研究顯示，風鈴不僅保留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信息，更為重要的是它折射了時代的變遷。風鈴不僅僅是釋迦塔建筑的組成部分，它還是釋迦塔文化藝術傳承的重要載體。胡婷婷的《大同華嚴寺造像審美心理機制探析》認為，華嚴寺造像之美在于其蘊涵的藝術之美，在于其帶給受眾的心靈震撼。該文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其進行審美機制分析，通過對華嚴寺造像知其美、愛其美和品其美的探究，顯示出該藝術作品對大眾審美能力的提高和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三、關于區域文化及文化產業

侯秀林的《明代藩刻書考》就明代山西代藩刻書的情況、特色及成因做了詳實而細致的考證，認為明代的政治文化環境對明代藩刻書影響深遠，藩禁政策對宗室成員的制約使得一部分宗室弟子移情于文章。劉慧芳的《文化記憶與文化變遷》由山西懷仁地區的民間社火作為問題的出發點，對文化記憶與文化變遷做出思考，說明以民間社火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沉淀了傳統的文化記憶，又展現了在當代經濟變遷中的新特色。徐建國的《云岡石窟“紀念碑性”造像意義探討》一文，從后現代的視野出發，圍繞云岡石窟造像的內在意義，即“紀念碑性”所蘊涵的禮儀祭祀性、政治內涵性和人的生命自覺性進行討論，深化了對云岡石窟藝術的認識。趙琦的《縣域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路與對策》一文，著眼區域，立足當下，并以本地實際情況為例，認為盡管縣域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但是也面臨著困境，提出要著力打造縣域文化產業，應當轉變觀念，依靠科研，重點培育優勢產業。

國際民間敘事研究學會第12次大會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國中部古城哥廷根召開，各國學者228人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間敘事的流傳問題。   具體的參考題有:①民間敘事的未來，②民間敘事在日常大眾傳媒中，③民間敘事傳播和性別的關系，④跨文化的流傳，⑤民間故事傳播和報紙、刊物、出版物，⑥民間敘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間敘事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離言、笑話、敘事詩等口頭文學作品，但也有諺語、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囊括了整個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一種口語文學，一種活的文學，有表演性、變異性、實用性、即興創作和立體性等特點。它與作家書本文學不同，是民眾的口頭集體創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實際的功能，并不斷變異。此次大會以“流傳”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特點。它突破了以往歷屆大會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格局，而著重研究民間文學的活的生態及其發展前途、流傳方式等問題。   1民間敘事的發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現代化過程中生活方式急劇變化，傳統民間故事受到很大沖擊。有學者認為民間敘事只屬于過去，現已逐漸走向消亡。而中國卻不同，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訓，不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選出版傳統故事，還特別注意發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發揮故事的娛樂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員、評書評話藝人在茶館、會場、廣播電臺、電視臺表演故事與評書(長篇故事)，在報紙刊物上經常發表故事作品，有不少專門的故事刊物，很受歡迎，如上海的《故事會》每期發行400多萬份，為全國文學期刊發行量之最。故事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保加利亞學者科西娃的論文《新世紀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學者沃以特的論文《在現實的民間敘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嗎?》就前景問題進行了研究。后者認為，如果不及時做工作、采取各種積極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滅，民間敘事是有可能消亡的。這一帶有預言性的替告，使各國學者對中國的經驗更加重視。   喀麥隆學者蒙委一桑巴的論文《民間敘事研究在莫屬喀麥隆教育系統中的未來》就民間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傳統民間故事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生命力，應該引起重視。美國學者麥卡錫•巴拿的論文“美國童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舊故事”，麥克安德路斯的論文《美國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對此予以關注。   阿根廷學者布來奇在論文“軼事作為新聞中的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達方式”中說明了古老傳說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仍發揮著實際的作用。   美國學者巴奇隆就法國1697年記錄的門米。道內斯故事與今天的情況，說明這些故事是民眾精神的文學表現。   印度學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話在印度故事中的處境》中，調查了格林童話在口述流傳中發生變異的情況。   美國學者康瑞德在論文《追蹤吃人魔:變相的政治》中，說明童話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爭的一種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波雅林在論文《故事與猶太法學權威的確立》中，說明故事傳說在猶太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輿論作用。芬蘭學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個屠夫的情況》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審判中的作用，為故事的社會功能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證據。英國學者拜倫在《愛爾蘭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說明傳說故事在各國的愛爾蘭移民中作為民族文化衛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國學者阿里在《故事為兒童維護正義和道德》也具體論述了故事的社會功能，正是這種社會功能使故事始終活在人民之中，充滿了生命力。有些學者還研究了故事的預兆作用。如瑞典約翰生《預兆和學問的積極探究》，芬蘭學者凱沃拉的《述夢:夢的故事作為未來的鑰匙》等。   芬蘭學者賈威林的《襲讀公墓的卡累里亞民間故事—道德行為的民間概念》一文通過民間故事研究民眾的道德觀念。   娜威學者普列明格的《歷史回憶和民族精神!》，美國學者繆連的《種族和人種史的寓言》探討種族歷史的敘述代代相傳至今的情況。以色列學者海山—羅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間敘事出版物與以色列現代國家一體化》，非洲尼日利亞學者奧拉瓦勒的《一個跨文化的傳播:(松迪亞塔)史詩和西非一體化》等文，都說明民間敘事經長期流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國家、民族與地區團結、統一事業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會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學創作、宗教活動和社會交際乃至醫療事業中都有實際的功能。   俄羅斯學者卡西列娃《童話故事在兒童讀物中:19世紀和20世紀俄國作家的自傳回憶》以大量事實說明俄國作家學習并運用民間童話進行兒童讀物創作的種種情形。美國學者奧瑞英的《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說明現代社交中幽默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語言藝術的作用。   娜威學者西爾堡的《通過奇跡—從懷疑到信仰》說明在基督教傳教活動中，講述宗教奇跡故事，使之具有從懷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學者陶斯在《有什么見聞的證據—匈牙利女巫審判中的證據和有害的敘述》中通過調查證實，在女巫審判時，民間傳說故事是作為重要的見聞—證據起作用的，很有權威性。美國學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說謊—護理人員中的故事講述計謀》中介紹了醫務人員在精神療法中，如何運用英雄故事鼓勵病員提高信心戰勝疾病的。   民間敘事作為一種實用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服務功能，必然產生報酬問題。美國學者米爾斯在“財產、證券、財務—在人道主義的社會研究中的倫理學出版物的敘事學者的獎金”中對此作了調查研究。   2多種多樣的流傳手段   #p#分頁標題#e# 傳統民間故事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結合各種民俗形式講述的，除夏夜乘涼、冬日烤火時的談天場含外，還在各種儀式中出現。印度學者巴沙克《孟加那的儀式故事》中論述了在孟加那地區流傳的多種多樣的儀式故事，如各種慶典、求簽、畫圖和戲劇等民俗活動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亞學者馬拉卻的論文《婚禮上的故事傳播》，美國馬申各的《對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視》，芬蘭馬蘭達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爾•蘇克雷的《兒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說明了在各有關場合講述故事的情形。   法國坎票音等的“瑪麗•安東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話:三種傳媒的水平、三種指貴的方式，兩個煩惱的世紀”就18世紀的瑪麗女王對法國人民的講話《如果沒有面包，就吃點心好了9這一著名笑話流傳的悄況進行了較深人的探討。南斯拉夫卡南諾維克在《學生示威運動的標語作為一種傳播方式》中調查了1996~1997年貝爾格萊德學生示威運動中運用民間文學作標語口號流傳的情形.在現代大眾傳媒中和市場上，民間敘事的流傳日益受到重視，會上有些調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學者那格義的《每日傳媒上的傳統民間敘事表演的情節說明》介紹了中歐國家的調查資料。尼日利亞奧坎拉翁的《尼日利亞民間敘事在大眾傳媒中的范圍》，美國勞的《消費的過程—市場中的連續故事和思想差異》，印度巴達卻瑞的《民間文學和每日政治—民族傳媒的同一性和差異》，烏克蘭布列采娜的《傳說、笑話和幽獄在每日傳媒中—對故事本文觀察的經驗》，英國關代夫的《日常傳媒中的敘事詩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屬民間敘事在每日傳媒中的流傳情況以及功能的調查研究。   近年來隨著國際網絡的出現，故事流傳又出現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學者對“網上故事”作了研究，如愛沙尼亞學者考依娃的《國際網絡—研究故事講述的新的機遇》，斯拉伐克的赫勞斯考娃“民間文學或偽民間文學—網上或群眾文化中的故事講述”等。由于民間文學在記錄時會有所加工改寫，有人就認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間文學而成了“偽民間文學”。   在故事研究中電子自動化技術也有實際運用，匈牙利學者達侖義等人的論文《故事本體中的母題的自動識別》講匈牙利科學院以自動化技術進行故事情節單元(母題)自動檢索的情況，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進方法，在國內尚待開發。   3新故事與舊故事的流傳研究   對現代新出現的民間敘事作品，也有不少專門研究。如希臘學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話謎語—一種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學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國學者本尼特在《生了一個貴婦，死了一個圣徒—在流行報刊和大眾評論中戴安娜的神話》中對英國王妃的新傳說作了調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間和大眾傳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紀的飲酒新故事作為邊界飲酒文化的比較研究資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著舊故事的成分，表現在情節、思想、語言等方面，羅馬尼亞學者康斯坦丁斯庫在《當代童話中的19世紀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對此進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帶有個人回憶的特點，這是傳說故事的初期現象，據此可以研究故事的產生和創作過程及其與現實生活的異同。德國學者席米德的《納美比亞個人經歷的故事與自傳》，芬蘭學者彭鐵開林一馬甲《難民個人經驗故事的研究》，瑞典學者尼爾生的《回憶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憶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學者巴的《波蘭猶太人受迫害時期的傳說》，以色列學者沙拉蒙的《講述奴役—從埃塞俄比亞到以色列》等文，都屬個人回憶自己受難或傳奇的經歷方面的調查、探究。   傳統故事在流傳中必然發生變異，講述者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改編增刪，研究這一現象甚為重要，也是有爭議的問題。阿根廷學者帕列羅在“阿根廷民間故事的口頭講述與本文增益”中研究當代故事在講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適應當時需要的。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者巴克齊里各《關于夏威夷民間敘事改編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國學者林達《“中間省略”在當代美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德國學者羅茨的《越過界限:民間故事的翻譯與加工改寫本》，均屬探討故事改編增刪情形以及應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與過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實紀錄相比有了一些突破。這是故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碰到的，中國早已解決這類問題，“推陳出新”的方針在國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亞學者阿連比在《口頭故事在肯尼亞電子傳媒工具上的緊急情況:是一次黃金的傳播機遇的探索，還是僅僅改變傳播工具的操作》，說明故事的現代化應是全面的，而不僅僅是工具的變換。   4故事講述藝術研究.   民間敘事是一種立體文學，是需要講述、表演的。故事的藝術魅力不僅在它的文學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學者對其講述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如意大利學者巴達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講述藝術》，羅馬大學的卡路所從美學角度研究故事講述在調查基礎上所寫的《西班牙地區的故事講述美學》，羅馬尼亞學者魯克山多育的《在非藝術語言中的敘事結構和策略》等。   以韻文唱故事的民間敘事詩歌，也是一種重要的敘事傳播形式，它便于記憶，在一些地區相當發達，深受群眾喜愛，因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如伊朗學者巴該里的《波斯民族史詩中的傳播敘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詩類作品的敘事模式和類型索引》。   孟加那國的如拉則在《論一首宇宙起源的敘事歌》中論述孟加那創世神話史詩至今仍在民間流傳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間敘事的重要載體，對故事家的調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國邪德厚里的《比賽民歌比卻根及其歌唱能手貝雅提》，德國該達的論文《格里奧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講述方法》，匈牙利卡爾曼的《俄羅斯宗教民歌手的分類問題》，希臘學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間敘事田野調查和故事講述人的智力才能問題》等文，都有新的調查研究成果。#p#分頁標題#e#   5跨文化傳播與全球化   以色列學者菲亞柯娃的論文《跨文化傳媒中的移民民間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猶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觀的研究。羅馬尼亞伊斯帕斯的《口頭文化與跨文化傳播—關于德來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學者克瑞查的論文《東歐民間故事中的跨國英雄》，阿美尼亞學者的論文《阿美尼亞巨人桃克和泰拉羅斯、克里特的泰羅斯、弗雷簡的坦特羅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則是具體故事人物的比較研究。英國學者牟哈威的《在翻譯和教義之間—阿拉伯民間故事作為跨文化的象征符號》等文都屬民間敘事跨國傳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傳在許多國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傳、變異與趨同情況更值得注意，過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過異文的比較來追尋故事的流傳路線，找到故事的發源地(有埃及中心說和印度中心說等理論)。這種歷史地理研究(芬蘭學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今人們對這種追尋推想的可靠性發生了疑問，此法已不流行。此次會上的故事流傳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方面。跨文化傳播并非完全的趨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儉(中國寧夏)的論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兒—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學者昆‘漢斯的論文“民族傳統在民間文學中—一種式樣的風格?”等文、對此更作了專門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國傳播的，諺語也是。匈牙利學者帕克左萊的論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諺語》，發現在歐洲流傳著28~56種語言中的諺語，還發現其中遠東的中國、日本、朝鮮諺語有173條之多(包括《史記》和《論語》等書中的諺語)，說明現代傳媒對民間文學傳播的巨大影響。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校勘工作會有相當的幫助。梵文中心葛維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對中觀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報告》、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