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抗戰時期文化傳播的互動特點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這種國際戰爭意義上的外交和文化傳播互動，其規模更大，影響更為深遠了。中國官方對國際輿論宣傳和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視，一方面是出于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國際戰爭的深刻認識；另一方面是深受參戰各國，特別是各西方大國對外宣傳和文化戰略的啟發。以戰時的三大盟國蘇聯、美國、英國為例，在戰爭期間，甚至早在戰爭之前，都建構或設置了相應的輿論宣傳及文化戰略機構。蘇聯在戰爭爆發后即成立了“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迅即成立了由軍方掌控的新聞檢查處，1942年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軍事情報局，主要負責監督國內宣傳和策劃對國外的官方宣傳事宜。不僅如此，蘇美還特聘了一大批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傳播學家，重點就傳播技巧、傳播與受眾態度改變等課題展開大規模的研究，進一步加強、擴大輿論宣傳和文化滲透的攻勢和戰果。這些機構的職能，除向法西斯國家及武裝力量不間斷地發動反宣傳攻勢，進行文化心理影響和策動外，同時也對國內民眾進行積極頻繁的思想灌輸和情感引導；對友邦民眾進行輿論引導和文化心理感召；對中立國民眾提供具有傾向性的新聞和文化信息等等。不僅如此，即使對戰爭中敵國的宣傳機構，中國官方宣傳機構也抱以極大的研究和借鑒興趣。

十分明顯，戰時中國官方設立的國際宣傳處這樣的對外輿論和文化傳播機構，就是參照戰時各國的經驗和模式而產生的。雖然從表面上看，國際宣傳處直屬于中央宣傳部，但其真正的掌控者卻和各國一樣，是最高軍事當局，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以，該處作為戰時中國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的指揮中心，其權威性正在于此。抗戰期間，中國在對蘇文化傳播互動的樣式與手段方面更具有大眾傳播的特性，主要集中表現在文學、美術、音樂和電影等情感性輿論形態方面，因此，更能體現出的國際傳播的規律性和特殊性，從而使參與新聞與文化信息互動的中蘇彼此之間，產生戰略性傳播與接受效果。

中蘇文學互動與知識分子“蘇聯觀”的形成

中國與蘇聯的文化傳播互動，雖然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已經開始，在20世紀20、30年代曾出現過第一次“熱戀期”，但兩國間更為廣泛深入和多樣化的交流互動卻是在抗戰進程當中。中蘇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互動，首先得益于相互間的戰略信任和利益攸關。“七七”事變剛一發生，蘇聯即明確宣示其援華抗日政策。1937年7月13日，《真理報》即刊發社論，公開表示聲援中國的抗戰。翌日，蘇聯外長主動接見中國大使，又一次明確表示“蘇聯愿意援助中國”。國民政府迅即抓住一契機，于8月21日與蘇聯代表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派孫科為特使赴蘇求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從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近兩年中，蘇聯即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戰略物資，并派空軍入華抗擊日寇，從而使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重新激活。這一政略和戰略背景，正是中蘇文化交流互動得以健康開展和持續下去的重要前提。

戰時中蘇文化傳播互動關系在發展進程中，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全面抗戰爆發到蘇德戰爭爆發之前，其主要體現在相互間政治文化意識的溝通上。特別反映在知識來源及其支撐系統方面，集中包括在社會背景、話語體系、歷史積淀，以及相互交往中的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第二階段，從蘇德戰爭爆發到“雅爾塔秘密協議”簽訂以及公布美英蘇戰后安排世界權力格局的設想之際，其主要體現在相互間政治文化意識進一步理解，從而形成相互呼應和相互激勵，特別是對創造戰后新世界和諧秩序的向往和文化嘗試上。在這一階段的交流互動中，相互間的國家利益成為價值選擇和進一步溝通的主要依據，而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被雙方有意識地淡化，成了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頻繁和大規模的交往活動中，卻極有力地助推了中國民眾，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蘇聯觀”的逐步形成，同時也助推了蘇聯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國觀”的逐步形成。這方面，正是長期以來，我們在研究中國抗戰文化和抗戰文化傳播形態時，一直被忽略或覺察不夠的地方。

中蘇文化在重慶傳播互動的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平臺，是綜合性雜志《中蘇文化》。該刊于1937年11月在重慶復刊，其交流內容豐富多彩，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各個層面，可以說，是一本全面融合兩國政治文化意識，并詳細加以評介的、具有顯著大眾傳播輿論控引意志的雜志。其創刊詞即明示，該刊的旨趣為：“以溝通中蘇文化的偉大工作為主。”①由于該刊的傳播對象主要是中國的知識民眾階層，所以，在交流比重上，更傾向于譯介蘇聯的政治文化內容，尤其是更注重于蘇俄文學的譯介。

據戰時的粗略統計顯示，《中蘇文化》在傳播過程中，重點推出的具有反侵略內容的文學作品就有20余部，如《保衛察里津》、《俄羅斯人》和《一支帶著“生命之水”的軍隊》等；重點推出的文藝評論文章有40余篇，如《評李昂季諾夫及其〈侵略〉》、《〈彼得一世〉在中國觀眾面前》、《蘇聯文學給中國文學的影響》、《蘇聯戲劇在中國的影響》等；重點介紹蘇俄文藝理論的文章有10余篇，如《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列寧論藝術》及《文藝的本質》等。此外，該刊還以“特輯”的方式，重點推出過“高爾基紀念特輯”、“萊蒙托夫紀念特輯”、“阿托爾斯泰紀念特輯”以及“馬雅可夫斯基紀念特輯”等。

對中國抗戰文學的評介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動中蘇文化交流，并進行探討方面，該刊也作了不少積極的努力。這方面的文章計有20余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老舍對蘇廣播的文章《抗戰中的中國文藝》、劉西舫的《如何加強中蘇文學交流》等。而中國作家，包括小說家、詩人、戲劇家、電影藝術家、美術家、音樂家和文藝理論家針對中國抗戰文藝發展，及如何加強與蘇聯文藝交流互動情況的綜述性探討文章，更是頻繁推出的亮點。不僅如此，《中蘇文化》還經常刊發兩國文藝家和文藝團體互致祝愿、互相鼓勵的信函。如茅盾、郭沫若等《致蘇聯人民書》，巴甫連科、亞布萊丁等《致中國作家書》，以及中國文化界《致蘇聯科學院院士電》，中國戲劇界電影界《致蘇聯戲劇界電影界書》，中華交響樂團全體團員《致蘇聯人民書》，蘇聯電影界《復中國電影界抗敵協會書》，蘇聯戲劇界《復中國劇作家及劇藝從業員的信》，蘇聯作家協會《復中國作家劉雪庵的信》等等。《中蘇文化》還重點推出過“抗戰三周年紀念特刊”、“抗戰四周年紀念特刊”和“中蘇音樂之交流特輯”等，卓有成效地通過文藝和文藝家的交往與交流，達到了相互溝通、理解、呼應和“并肩作戰”的目的，帶有鮮明的政治文化戰略的國家功利性質，“《中蘇文化》在戰時重慶抗戰文化與蘇聯文化交流中，確實是一塊不可多得的陣地、一條不可多得的通道、一座不可多得的橋梁，一個不可多得的窗口。但是，這樣的考察還只是表層的。如果我們再把目光伸進其里層中去，更會發現該刊對用于交流的‘中蘇文化’，在內容的選擇上、時機的把握上、方式的運用上，具有極強的自覺意識與自主意識，注重于交流文化的政治效能與審美效能的同時，主要向政治效能傾斜”。

除《中蘇文化》以外，戰爭期間，蘇聯還通過其國內的諸多報刊，持續不斷地向蘇聯讀者譯介中國作家和藝術家的新創作品，使他們通過中國的抗戰文藝作品，對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與實績，獲得生動形象的了解，從而產生思想、情感和精神上的積極共鳴。如蘇聯的《國際文學》、《文學報》、《文藝鳥瞰》、《青年衛隊》、《文學評論》、《旗幟》、《十月》等，都熱忱地譯介過中國的抗戰文藝佳作。其中，《文學報》重點刊發的，如《論中國的抗戰文藝》等多篇評論文章，不僅對中國抗戰文藝家們自覺主動且有創造性地服從于反侵略戰爭的戰略需要，進行肯定和高度的評價，而且還對抗戰文藝反映出的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爭取自由解放的民族精神進行了熱情的贊頌。

《國際文學》在重點譯介中國作家茅盾、胡風、老舍、鄭振鐸、歐陽山、沙汀、艾青等人的作品的同時，還多次致函中國作家，向他們征集中國抗戰文藝的最新佳作。并向中國作家表示：“蘇聯作家們非常有興趣和非常愛護地注視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藝之輝煌成長；中國的小說，詩歌、戲劇、新聞事業等，都使我們發生興趣。”①戰爭期間，蘇聯出版機構同樣以這樣的興趣和熱情，大量譯介有關中國文藝及其他方面的書籍，僅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的一年間，蘇聯就向國內讀者推出中國書籍近50種之多，發行量達150萬冊，此后，這種譯介量持續增加。1944年初，塔斯社駐中國記者羅果夫精編的《中國小說集》在蘇聯出版，進一步將蘇聯文藝界和普通讀者對中國抗戰文藝的關注熱情，推向了新的高潮。通過這本小說集，蘇聯讀者熟悉并喜愛上了老舍的《在被占領的城市中》、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蕭紅的《呼蘭河傳》、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以及司馬文森的《栗色馬》等佳作。

與此同時，大量來華采訪、考察的蘇聯記者和作家，更以他們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在中國的抗戰前線和大后方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以消息、通訊、特寫、訪談、報告文學以及小說、詩歌、散文等形式，滿懷激動和敬佩的真摯感情，向蘇聯讀者傳播并證明中國抗戰軍民和中國抗戰文學的真切與偉大。其中的以《中國人在抗戰》這部由近40名蘇聯作家、記者聯合撰寫的大型報告文學集，產生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沖擊力最為強烈。此外，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反法西斯戰場的火線上，寫給中國作家戈寶權“代問中國作家們致以熱烈的兄弟般敬禮”的信，特別讓中國作家們激動和感奮。愛倫堡在信中評價和贊美中國作家和中國軍民的浴血抗戰精神“鼓舞了所有擁護自由的人們”。這封信通過《新華日報》公開發表后，更加鼓舞了中國作家和民眾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勇氣和決心。同樣，蘇聯老詩人江布爾創作的詩歌《獻給中國人民》，通過中蘇兩國的報刊和廣播，在兩國人民中廣為傳誦，成為中蘇文化交流史上的動人佳話。

和蘇聯文藝家及整個蘇聯新聞與文化出版界一樣，中國文藝家及整個新聞與文化傳媒界，也以空前的興趣和熱情，向中國的知識界和普通民眾持續、大量地譯介蘇聯的文藝及各類政治文化作品。其中，在文學的譯介方面尤偏重于小說和戲劇作品。蘇聯不少直接表現和服務于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應時之作，尤受中國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及普通民眾的推崇與熱棒。像《保衛察里津》、《青年近衛軍》、《不朽的人民》、《虹》、《寧死不屈》、《日日夜夜》、甚至《彼得大帝》這樣的中長篇小說；像《俄羅斯人》、《侵略》、《前線》等這樣的劇本，都廣為中國文藝家和普通知識民眾所熟知，并成為了戰時中國舞臺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精神生活內容，以及中國未來值得模仿的政治文化內容；甚至在國統區和解放區這兩大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版圖中，蘇聯文化居然成為中國各政治文化派別毫無阻礙地爭相接受的奇異對象。如蘇聯作家格羅斯曼的《不朽的人民》，就有好幾個不同的中譯本，分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并廣為發行；而克涅楚克的《前線》就同時至少有新知、時代和延安三個影響很大的版本，在國統區和解放廣為流行，的確頗為耐人尋味。

中蘇文化傳播策略及電影宣教功能與績效

更耐人尋味的還有，中國戰時文藝界對外來文藝理論資源的重視，尤偏重于蘇聯。很顯然是與中國的文藝家乃至整個中國知識界意識中，所形成并日漸強固起來的“蘇聯觀”大有關系。其中以曾在蘇聯引起廣泛深入論爭而構建起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最受戰時中國文藝界的青睞。雖然這一帶有濃重意識形態烙印的文藝理論，曾在20世紀30年代被上海的左翼作家引入中國，并由此引發過一陣討論，但無論如何都不及戰時在重慶所引發的討論那么具有特殊的文化傳播學意義。在這次全新的理論爭鳴中，以盧卡奇的理論觀點最為引人注目。1939年，盧卡奇的《論現實主義的歷史》在重慶出版。在中國戰時文藝理論家看來，他關于現實主義“真實性”與“典型性”原則的理論的闡釋，明顯忽略了文藝家的“世界觀”與作品的“社會主義傾向性”原則，因而暴露出其“深刻的觀念性矛盾”，因此，需要用斯大林的“文學真實觀”予以糾正。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爆發在中國戰時文藝界內部的理論爭鳴，主要還是通過大量譯介和引述蘇聯文藝理論家的爭鳴文章為標志。這一方面深刻地反映出中國文藝家對蘇聯文藝家“話題設置”的醉心和推崇；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國文藝家所面臨的創作觀念的困惑以及渴望尋找到破解良方的意識焦灼。無論是胡風和馮雪峰所推崇的盧卡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真實觀”，還是為重慶抗戰文藝界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真實觀”，說到底，都是戰時中國知識界知識分子內心中“蘇聯觀”的深刻意識反映，都是蘇聯政治文化傳播策略和戰略在中國的奏效和勝利。

如果再結合到抗戰初期，在重慶大量發行的，由《新華日報》館“圖書課”生活、讀書、新知等多家出版機構編印的列寧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以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主義問題》、《大眾哲學》、《新哲學人生觀》、《思想方法論》，還有《新華日報》館編印的“馬列叢書”等，即可知中國文藝界和知識界“蘇聯觀”的形成，以及在討論中是如何得到強化的。這一切，的確有著意識上的極強的自覺性和自主性。正是這種意識促使中國的不少知識分子，在不斷地與蘇聯的政治文化傳播戰略進行著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心靈呼應。

戰時中蘇文化傳播互動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集情感性輿論和理智性輿論為一體的傳播樣式，那就是電影。由于電影藝術所具有的視聽優勢，使其在戰時的大眾傳播實踐中，有著更為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力。中蘇兩國在這一領域中的交流與合作，同樣顯示出彼此的積極主動性。作為戰爭中極其重要的宣教工具和政治文化戰略武器，很顯然，蘇聯的認識要更為深刻些。而中國的電影藝術家和對外宣傳機構對此的認識，由于種種原因所限，還尚未達到要憑借電影，即：運用蘊含著國家戰略意志的“中國觀”，去影響和強固蘇聯人意識的層面；我們多少還停留在通過電影紀錄和播放，以贏得蘇聯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的層面———其實作家、詩人，包括“文協”這樣的文藝領導機構也停留在相似的意識層面———相比之下，蘇聯對電影藝術的重視，是將其置放在政治文化下傳播，即國家意識形態宣教戰略的高度來認識的，因此，其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突出和令人稱道。戰爭不僅沒有阻礙和消滅蘇聯的電影事業，反而使之獲得了空前發展和繁榮的良機，同時也獲得了其國家意志和政治文化意識擴張的良機。

首先，戰爭爆發之初，蘇聯的各大電影制片廠就迅即派出上百名攝影師奔赴各大戰場，很快推出上百部戰爭紀錄片和戰爭藝術片。其中如《保衛莫斯科》、《莫斯科城下擊潰敵人》、《戰斗中的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戰爭一日》、《會師柏林》以及《區委書記》、《她在保衛祖國》、《虹》、《望穿秋水》等，不僅在蘇聯國內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動員作用，而且其強大的傳播滲透力，還通過在各盟國和中立國的放映，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其“政治正確性”在得到各盟國觀眾肯定的同時，其藝術性也得到普遍的褒獎。如《戰爭一日》在美國近兩百個城市放映，兩個月內即創票房新高；而《莫斯科城下擊潰敵人》竟一舉榮獲1943年度的“奧斯卡獎”，即為傳播宣教成功的最佳證明。其次，蘇聯非常重視與中國電影界的合作，因為，只有合作才是最好和最能奏效的文化傳播和意識滲透手段。抗戰期間，中國電影界多次呼吁中蘇電影界合作，很快得到蘇方的積極回應。蘇聯電影界及傳媒界及時派出許多攝影師和記者來到重慶，然后分赴中國各大戰場和大后方城鄉，廣泛和深入地采訪，拍攝中國將士的浴血奮戰實況以及中國民眾的艱辛頑強生活實情。這些真實感人的紀錄影片在蘇聯各大城市放映，贏得了蘇聯民眾對中國軍民普遍的理解、同情、支持和贊揚。特別是“中國抗戰電影特輯”最受蘇聯民眾歡迎。而大型紀錄影片《英勇的中國》，在引發蘇聯民眾思想感情巨大震撼的同時，還以真實形象的史實，為蘇聯官方制定援華政策和戰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和正確的思路。

中國電影界和文化界致力于兩國宣教合作的努力，主要表現在：其一，大量譯介和廣泛向中國民眾、軍隊放映蘇聯電影；其二，將中國電影人制作的抗戰電影介紹給蘇聯觀眾。事實上，中國觀眾早在抗戰之前就已經非常熟悉和喜歡蘇聯電影，如《夏伯陽》、《重逢》和《生路》等影片，不僅深深影響了中國知識觀眾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而且其創作觀念和藝術表現手法，還深深影響了中國新興的電影界。唯一不同的是，抗戰爆發后的中國觀眾對蘇聯電影的思想感情，更多了一層反法西斯侵略“兄弟國家”的特殊情誼。根據抗戰資料顯示，僅1938年，重慶及大后方城市影院，即放映蘇聯電影1150余場，1939年上半年，就放映1100余場，觀眾最多時達近50萬。其中一些電影，僅單片放映，觀眾即達八九萬人，如《大張撻伐》、《殲倭記》、《夜鶯曲》等，就頗愛中國觀眾喜愛。1939年11月，中國官方宣傳機構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特舉辦了盛大的電影放映活動，同時在中國抗戰陪都和大后方許多城市，向中國觀眾放映蘇聯電影《遠東之敵》、《粉碎敵巢》、《雪中行軍》、《無敵坦克》、《游擊戰》、《海上警衛》、《忠心為國》、《游擊戰》等十余部反映戰前蘇聯國內戰爭和國內建設的、帶有鮮明政治文化意識和新聞紀實特色的影片。這些電影作品雖然并未直接反映反法西斯戰爭，不屬于“國防題材”，但卻在中國民眾當中激起了巨大的心靈回響。他們正是通過這些影片加深了對蘇聯的了解，以及對蘇聯人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集體主義英雄意志”，特別是“幸福美好生活”的認識和憧憬，由此在思想深處構成大致相同且具有夢幻色彩的“蘇聯觀”。僅此，即可見蘇聯在對外宣教內容的選擇、時機的把握和方式的運用上獨具匠心。

運用電影藝術形式進行大規模的國際宣傳和構筑心理國防，在中國可謂前所未有。在強化對國內民眾的宣教和組織動員方面，中國官方亦十分重視運用電影傳播手段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軍民悲壯不屈、萬眾一心的民族形象。1938年10月，中國電影人大規模移駐重慶之前，他們就已經攝制了大量的中國抗戰紀錄影片，其中既有《抗戰特輯》、《抗戰言論集》、《南京專輯》、《七七抗戰周年紀念》等，也有《和平之聲》、《郝軍長榮哀錄》、《精忠報國》以及《天主教徒為抗戰祈禱大彌撒》等，都先后被推向蘇聯和其他國家。中國戰時電影中心駐扎重慶后，抗戰紀錄影片的生產數量和質量更是逐年提高。像《重慶大轟炸》、《北碚志愿軍出征》、《空軍戰績》、《克復臺兒莊》、《抗戰第九月》、《重慶的防空》、《敵機暴行》、《活躍的西線》、《敵機暴行及我空軍東征》、《蘇聯大使呈遞國書》等，都是包括蘇聯觀眾在內的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的窗口和生動教材。1942年始，中國對外宣教機構還特意選送了《飛虎隊》、《東戰場》、《長沙三次大捷》、《中國入緬遠征軍御敵情形》、《勝利進行曲》、《長空萬里》等紀錄片和故事片到蘇聯等國巡展。毫無疑問，正是經由這些樸實無華、撼人心魄的紀實性電影作品，不僅極大地改變和修正了蘇聯人積淀于沙俄時代或中國北洋軍閥時代，那種陳舊的“中國觀”，而且還極大地促使蘇聯人產生了同情和援助中國民族革命的積極的集體心理意識。

中蘇文化傳播互動中美術和音樂的宣教意義

中蘇之間的這種文化傳播和互動，還在美術和音樂方面得到動人的體現。蘇聯的美術作品，特別是表現反法西斯戰爭的宣傳畫、政治諷刺畫、前線素描以及版畫作品等，最受中國藝術家和普通民眾的厚愛。蘇聯美術作品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就已被中國左翼文藝家介紹到中國。和小說戲劇、電影一樣，在抗戰爆發之初，這些美術作品更以情感和形象性輿論的形式，大量介紹給如饑似渴的中國藝術家和普通民眾。中國的報刊更是經常性地刊發蘇聯藝術家的版畫和漫畫作品。就像音樂語言無須翻譯一樣，蘇聯的美術語言在中國軍民反侵略的戰時語境中，確是通行無阻，直達心靈深處的。

在戰時文化傳播互動中起著重要組織領導作用的中蘇文化協會，在重慶舉辦過許多次影響頗大的美術展覽會。其中僅1943年就舉辦過三次大型蘇聯戰爭美術作品展覽會。中國民眾就是通過這樣的“精神聚餐會”，認識并喜愛上了蘇聯的克拉甫兼珂、斯塔洛諾索夫、巴赫莫夫、康斯坦丁諾夫、波克可夫和萊甫托夫等著名畫家。尤其是蘇聯的戰爭動員宣傳畫，最適合中國萬眾一心、全民動員的特殊語境，因此，也最具有感染力和沖擊力。像摩爾的《你用什么幫助了前線》、丹達西的《母親在召喚》等，更成了中國戰時藝術家宣教的最佳藝術摹本。給中國民眾留下深刻的宣教和審美印象的，還有波克珂夫和萊甫托夫創作的《努力殺敵》、托格拉珂夫創作的《敵人絕得不到憐恤》以及多果洛珂夫創作的《拿破侖曾是這樣，希特勒也將是這樣》等等。這些將兵役宣傳和民眾動員融為一體的宣傳畫，通過明白曉暢、昂揚樂觀的藝術語言，向中國民眾鮮明地傳達了反法西斯戰爭必勝的強大的輿論力量，可以視作蘇聯在精神文化領域，向中國輸送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當時，《新華日報》、《國民公報》和《新蜀報》等陪都媒體，無不以可爭相刊發蘇聯的戰爭宣教畫作為莫大的榮耀。此外，由蘇聯大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創辦的“塔斯窗”，也在這樣的展出中，為重慶民眾所熟悉和喜愛，并成為中國藝術家進行街頭美術宣傳絕佳的借鑒形式。

中國抗戰美術在蘇聯造成的極大的宣教和審美影響，也是值得稱道的。“美術出國”發揮“作戰威力”，最初即被國際宣傳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38年4月，該處在其廣泛征集到的幾百幅抗戰漫畫中，精挑了60多幅送往莫斯科展覽，使蘇聯民眾在極大的驚異和感佩中，充分領略到了中國抗戰美術的魅力以及中國人民幽默樂觀和英勇不屈的人文精神。此后，不斷有大型的美術巡展接連與蘇聯民眾見面。比較重要的如1940年1月在莫斯科“東方文化博物館”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其給蘇聯民眾和藝術家帶來的思想、情感和藝術沖擊力，更是空前的。僅開幕式，就有蘇聯藝術家和軍政要員及各界名流一千多人出席。這個大型藝術展覽會前后持續了一年，參觀者達數十余萬之眾；其中前來參加學習的蘇聯藝術團體竟有一千五百多個。蘇聯官方權威媒體《真理報》、《共青團真理報》、《消息報》、《教師報》、《紅色軍隊報》以及《文學報》和《藝術》等都持續予以強烈的關注，并發表了大量的評介和賞析文章；蘇聯各地組織的“中國藝術研究會”還舉辦了上千次研討會，對中國抗戰美術作品和古代藝術作品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贊揚。其中不少的藝術品，如《蔣委員長對出發前線軍隊訓話》、《將軍》、《女戰士丁玲》以及《敵機肆虐圖》、《喬野村軍民晝夜殲敵圖》、《重慶被炸后》等等，無不產生出了強大的宣教滲透力和藝術沖擊力。蘇聯藝術家和軍政委員一致認為，這些偉大而卓越的中國藝術佳作，完全超逾了文化和藝術的范疇，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鼓舞蘇聯軍民英勇抗敵，爭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精神食糧和特殊武器。蘇聯藝術家沙莫洛夫評價說：“有這樣的藝術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而另一位蘇聯藝術評論家特爾諾菲茨更高度評價說：“中國木刻是和中國人民的生活及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發生著密切的聯系，是從這一偉大戰爭中吸取形象和主題，而又直接為這一神圣戰爭服務的一種藝術。”同樣，加里寧藝術學院的師生驚嘆道：“中國藝術、希臘藝術和俄羅斯藝術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非常值得蘇聯藝術家學習。”

在反法西斯戰爭的炮火硝煙中，中蘇兩國音樂界的交流互動同樣令人振奮和感佩。中國的抗戰歌曲主要是通過對蘇音樂廣播節目，向蘇聯軍民播送。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在抗戰爆發之初，即頻繁將中國抗戰歌曲送往蘇聯的空域。1940年3月，中國戰時音樂界特舉辦了“對蘇廣播音樂茶話會”，在邀請蘇聯及各國駐華大使以及中國軍政要員、文藝界名流參加的同時，把《旗正飄飄》、《游擊隊歌》、《巷戰歌》、《滿江紅》以及馬思聰和賀綠汀等中國著名音樂家創作的樂曲，向蘇聯及全世界播放。不僅如此，蘇聯軍民還通過中國的對蘇廣播，經常聽到重慶的孩子劇團演唱的抗戰歌曲。對此，《中蘇文化》特載文贊美道：“通過這些感人的音樂旋律，將更加強中蘇人民密切攜手，完成我們共同改造世界的使命。”

相比之下，蘇聯音樂對中國民眾和藝術家的影響和沖擊，更甚于中國音樂在蘇聯的傳播效應。這主要得益于蘇聯官方對外宣傳機構的戰略重視以及蘇聯強大的廣播技術力量的積極配合。另一個重要因素來自于中國音樂界在譯介蘇聯音樂方面的積極努力以及中國知識民眾對蘇聯音樂的特殊感情、政治文化興趣和審美興趣的偏好。其中，中國音樂界在蘇德戰爭爆發后，組織精悍力量進行了大量譯介，并連續推出像《蘇聯音樂》和《蘇聯名歌集》等普及性唱本，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蘇聯戰爭歌曲，像廣為中國民眾熟悉和傳唱的《神圣的戰爭》、《第聶伯之歌》、《海港之夜》和《夜鶯》、《卡秋莎》等，主要是通過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頻繁播放而深入人心的。

在戰爭期間，重慶音樂界經常舉辦的各類大中型音樂會上，蘇聯音樂作品更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主角，尤其是肖斯塔科維奇和謝•普羅科菲耶夫的系列交響名曲，在抗戰中后期，簡直成為了中國音樂家和知識民眾心中的戰爭“圣曲”。《新華日報》和陪都不少報刊都刊發了大量的賞析文章，從藝術性和思想性等方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新華日報》在贊頌肖斯塔科維奇時提示說：“《第七交響音樂》是作者對于法西斯這人類的公敵的憎惡與憤怒而寫，這是一個充滿對人類熱愛的極為深刻的工作，也是對音樂的無上貢獻。”[3]1944年4月，肖斯塔科維奇在全蘇作曲家聯盟全體大會上所作的關于戰時音樂的報告在重慶發表，進一步將戰時重慶的“肖斯塔科維奇熱”推向新的高潮。若從政治文化的戰略性視角來考量，將會使我們確信，正是通過中蘇文化交流互動這種情感性輿論形態的影響和沖擊，中國知識界和普通民眾頭腦中的“蘇聯觀”才逐漸浪漫地勾畫成形，并牢固地樹立起來；即使《雅爾塔秘密協定》之后，曾一度激起中國知識界對蘇聯的不滿情緒，但終究不能從超驗的層面上抵消“蘇聯觀”對他們精神境域的深刻影響。

本文作者：張育仁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