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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四學 劉仲林 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西周末年，中國逐漸分裂為多個諸侯自治的國家，社會進入到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化也迎來了百家爭鳴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農家。法家作為推崇改革的君主們利益的代表，主張對宗法奴隸制度進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韓非、李斯。他們作為改革的設計者和推行者，大力實施社會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包括廢除井田制，實行名田制；廢除貴族制，建立官僚制；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廢除貴族等級分權制，建立君主專制集權制；用法治代替禮治，對禮樂制度進行了大膽改革。儒家作為國人階層利益的代表，主張重視民生、重視人道，重視道德價值的作用。他們提出了“天地之性人為貴”和道德至上的價值觀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如孔子講“仁”學，孟子主張施行“仁政”，墨子主張“兼愛”。儒家、道家、農家在其著作中還具有反對剝削、壓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對未來社會發展，儒、墨、道、農提出了追求“大同”社會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會、孟子的“王道”、莊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國寡民”等。“從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是禮樂文化的分化與整合時期，顯出了從整合到分化(禮崩樂壞，文質分裂)再到整合的全體過程。”①在這場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文化斗爭中，最終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勝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輕儒，重集權輕民生，最終導致秦朝的滅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頂峰開始走向衰落。漢唐以來，社會逐步進入繁榮穩定時期，儒家文化逐漸取得統治地位，從此奠定了中國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競爭、并存的局面，中國文化“由于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體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漢時期后，至鴉片戰爭前，沒有發生質的變化。”②

中國文化的第三次歷史變遷發生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近現代。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對中國實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問題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亂。面對此情景，頑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絕向西方學習，一些先進人物的革命呼聲得不到社會的響應，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后，中國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志著中華民族的新覺醒。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識分子推廣到全國群眾，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為一種風氣，西方各種新思想陸續傳入中國，其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帶來巨大影響。至此，在中國就有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國文化格局發生變化的實質是以儒家為主導的封建的中國傳統文化轉變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新文化經歷了舊文化系統的摧毀和新文化系統的構建兩個階段。

近代新文化理論建設及其歷史局限

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是中國近代社會動蕩變化的80年。中國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受到西方的全面沖擊，傳統思想文化被質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斷涌現，整個社會出現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不斷交織、沖突的局面，中國舊文化系統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一方面，中國文化面臨著反帝反封建的壓迫，爭取獨立、民主、富強成為其歷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學與民主成為時展要求。從戊戌維新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西文化沖突在規模、范圍和影響程度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文化傾向上主要出現以下四種觀點：一是以梁漱溟、張君厲為代表所主張的“東方文化”論；二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三是以陳立夫、陶希圣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論；四是由中國共產黨及魯迅提出的“民族的大眾的革命的文化”。這四種觀點在中國文化發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中國文化在不斷的論爭中摸索前進，直到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標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在文化問題上的最大貢獻是明確了1840年以來的新文化的社會性質，即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文化主張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從1940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沿著中國共產黨指引的方向，中國人民在整理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創造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從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間，由于教條主義的干擾和破壞，我們不僅未能在文化建設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新民主主義論》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設上人們又陷入歷史的迷茫，重蹈歷史的覆轍，開始了最新一輪的文化論爭。這里僅列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儒學復興論”認為，儒家學說在歷史上經歷了從先秦到西漢和宋元明清兩個時期后，從70年代末開始至今進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國內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復觀、馮友蘭等，海外學者陳榮捷、余英時、杜維明、成中英。他們認為，隨著東亞地區經濟的崛起，儒家精神與現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將儒學倫理色彩與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有機結合起來。為此，必須反省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極端傾向，重新估價中國的文化傳統，發揚作為文化認同的那些有價值的思想，同時清除封建遺毒，以求得儒學的復興。對于“儒學復興論”，張岱年先生認為，“隨著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為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躍在世界的文化舞臺上。但是，儒家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④“全盤西化論”是80年代文化論壇上的一種文化主張。該觀點認為，應當全方位引進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學、經濟等學說和制度。他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完全照搬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完善的司法體系等。這種主張完全照搬的思想與胡適的“全盤西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視文化的民族性問題，拋棄中國固有文化傳承，一股腦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盤西化論”與“儒學復興論”一樣，是文化思想爭鳴中的一種觀點，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發展的的主流。#p#分頁標題#e#

“西體中用論”是李澤厚提出的一種觀點。李澤厚認為自己既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不同于現代港臺新儒家或大陸新國學家，他自稱新儒家第四期。李澤厚的“西體”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及本體意識，具體包括該社會的生產方式、上層建筑及日常現實生活以及科技思想、意識形態，“中用”是指將這些現代化的“西體”如何運用于中國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中。所謂“西體中用”簡單地說，就是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管理制度、生活理念、科技思想、意識形態這些“體”套用于中國。他所說的“體”的本質就是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并非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其本質是西方化。

新文化理論建設需要重大文化創新

西學與中學、科技與人文、古代與現代的大論戰持續近百年，辯論異常激烈，但“五四新文化運動90年來的三次大論戰都未能及時轉入中國哲學與文化的‘新范式’建設，與大論戰規模相匹配的新理論建設高潮始終未能形成”。⑤讓人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學者已經看到這種缺陷，并在新文化建設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這里我們重點評介一下“綜合創新”論的一些觀點。

(一）在綜合創新文化理論創建方面。早在20世紀30年代，張岱年先生就提出中國文化建設的“綜合創造論”，并通過《天人五論》闡發新文化的基本觀點。到了80年代，張先生將“綜合創造論”發展為“綜合創新論”。他認為：無論是“西體中用”還是“中體西用”、國粹主義還是“全盤西化”，都是走不通的，“只有辯證的綜合創造，才是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坦途。”⑥因此，張岱年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化建設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原則，在弘揚民族主體意識基礎上，走中西融合之路。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中國新文化建設指導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新文化建設之所以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主要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總結全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基礎上產生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文化成果。它不僅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且它所擁有的辯證法，是綜合創新論的方法論基礎。其次，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立足點：弘揚民族主體精神。民族的主體性，是一個民族在延續發展中一以貫之的中心，是一個民族得以以獨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諸性質的綜合。它包括民族的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一個民族，只有產生了民族的主體意識，才能具有自覺的內在凝聚力和有推動民族延續發展的內在精神動力。中國民族的主體意識的核心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國文化基本精神。再次，中國新文化建設之路：走中西融合、綜合創造之路。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近代實證科學和民主傳統，那么只有通過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創造性的轉化才能獲得。而如何才能中西融合，張岱年先生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應該在“民主、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中國新文化主旋律基礎上進行綜合創造。

（二）在綜合創新文化理論建設方針方面。方克立在繼承張岱年先生綜合創新論基礎上，提出“馬魂、中體、西用”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方針。方先生根據我國當前的三大思潮對立和互動的狀況，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本質上沒有超出“五四”以來文化論爭的思想格局。三大思潮代表著中國現代化的三種不同的選擇：馬克思主義派堅持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自由主義西化派要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走過的路，現代“新儒學”則希望走“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方克立先生認為，中國三大思潮的對立互動仍然不能有效解決中國文化建設的問題。在文化建設上“全盤西化”和“回歸傳統”路線上都不是正確的道路，“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的折中態度也不符合時展的要求，而應從中國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情出發，從中國必須適應現代化的大潮出發，采取辯證分析態度，即“同情的理解、客觀的評價、批判的超越”，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正確態度。而在中西馬三者的關系方面，不僅是將唯物、理想、辨析，綜合于一，而且要保證新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礎和主導地位，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古今結合、中外(東西)結合是其基本特征。”⑦所以，方克立提出了“馬魂、中體、西用”的觀點，是對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的發展和深化。

（三）在綜合創新文化理論具體建構方面。在張岱年先生指導下，劉仲林出版《新精神》《新思維》《新認識》系列專著⑧，提出了以中國文化“道統”的傳承為基礎，以代表人的最高本性和現時代精神的“創造”為靈魂，形成以“創造之道”為核心的中國新文化理論架構，簡稱之為“創學”。劉先生借用“畫龍點睛”比喻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這個‘龍’，就是‘道’，代表中國文化道統的傳承；這個‘睛’就是‘創’，代表中國文化價值觀和思維觀的更新。”⑨道，作為中國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含義很多，但其“境界”的含義更能揭示中國文化的根本特點。劉仲林給出道的含義是：“通過對事物的整體領悟，而在實踐上達到的境界。”⑩眾所周知，儒家以“仁”作為價值觀的核心，孔子的學說被稱為“仁學”，而綜合創新論以“創”作為價值觀核心，所以稱為“創學”，這一核心價值觀的變革，體現了中國傳統價值觀向現代價值觀的轉換，由此引發出中國文化思想體系的重大而深刻的變革。新文化理論的價值主體和實踐主體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張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當是‘人之再造’，或者說是‘造新人’的工作，要使人民的目的、興趣、行為，皆有一種改變。要創造在新的社會中生活的新的人類，使一般人民都能過著新的文化生活。”???，秉承這一思想，劉仲林認為，“中國哲學思想，特別是‘道’能不能大眾化，能不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并在實踐中親證，是影響中國哲學發展和普及的大問題。”???因此，劉先生近20年來一直從事大眾普及工作，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4000多名研究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和學習，寫出親切悟道體會。劉先生主編出版《親證中國哲學大智慧》、《中華文化精修入門》、《中華文化人生親證》等普及著作，2010年在中科大大力支持下，發起成立向社會開放的“中華文化大學堂“，開啟學子與百姓同學共修中國傳統文化、綜合創新文化的探索之路，綜合創新文化理論走出書齋，正在變成大眾的”日用之學“，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p#分頁標題#e#

簡要評述

成中英先生說：“綜合”就是體認不同的事物與觀點以達到一個整體思考并表現出一個整體的秩序，“創造”則是有意識的提出整合不同事物的了解及不同觀點的思維和認識。綜合的創造是中國哲學發展的通則。???中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哲學，由此可以說，綜合的創造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通則。總體看，大多數學者都同意“綜合創新”發展中國新文化的觀點，但具體如何綜合，如何創新，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者，觀點不盡相同。所有真誠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學術觀點，都是值得尊重的，但在現有的中國文化環境下，哪一種觀點更能成為中國文化創新的主流呢？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張岱年先生不僅將中國傳統文化視野的儒、道、釋融會貫通，而且將世界文化視野的中、西、馬融會貫通，提出以“創造”為核心的“綜合創新”論。這一理論視野開闊、包容性強、體現中西會通、極富時代精神，更具有成為中國新文化發展主流的潛質。令人遺憾的是，解放后，由于被打成右派，張先生的“綜合創新”理論研究被迫中止，《天人五論》未能由札記整理成著作，直到改革開放后，“綜合創新論”才恢復生機。令人高興的是，近30年，越來越多中國文化學人加入到“綜合創新論”的研究隊伍，除上面提到的學者外，像劉鄂培、錢耕森、陳來、李存山、王東、陳衛平、張允熠、李維武、王中江、周德豐、洪曉楠、干松春等等一大批學者，70多年前的涓涓細流正在變成滔滔洪流。中國新文化正在從中西文化論辯的階段大踏步走向新文化建設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