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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發展特征

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離不開世界文化的總潮流，只有面向世界的未來發展，才能求得自身的發展與繁榮。在對于人類發展未來的種種預測中，科技全球化無疑已成為人類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指示著人類社會的未來前景。2001年和2006年，美國蘭德公司分別發表了《全球技術革命：2015年生物/納米/材料技術發展趨勢及其與信息技術的融合》（簡稱《GTR2015》）和《2020年全球技術革命》（簡稱《GTR2020》）的技術預測報告《。GTR2015》的主要結論是：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全球性的技術革命，這場革命正在加速生物科技、納米科技、材料科技與信息科技的融合過程《。GTR2020》在《GTR2015》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度分析，從應用角度提出了到2020年可能形成的技術系統和產品的56項技術，并對排在前16位的技術進行了評估。這些技術將對全球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我國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對于文化的定義是“人類生活的樣法”，著名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V.巴爾諾也有類似的定義：“一種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awayoflife）。在科技文明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文化創新的理論建構應當密切關注人類生活方式的演進，并以之作為決策的實踐依據。《GTR2020》報告中所列舉的任何一項技術都將為人類生活方式帶來巨大的影響。例如，在我國重要技術排序前10位的無線射頻技術、無線通訊、數據傳送技術以及無處不在的信息訪問技術的發展，將創造一個能夠隨時隨地以任何裝置，透過無線網路與他人溝通，隨處可進行各式各樣的資料獲取、處理的全新形態的社會。人際關系也開始出現經由各種資訊方式而建立的“虛擬”關系。雖然，人們早已開始運用信息與通訊技術，但是，當信息通訊科技與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高新技術體系產生融合與互動后，將徹底地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并通過科技發展的全球化力量影響社會運作模式，這一巨大的變化正在發展之中。在文化領域，這種新科技的發展趨勢，透過多元化的產業應用，必將影響各國文化政策的總體取向，并在文化藝術的表現內容、傳播形式及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在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3G）、微波存取全球互通技術（WIMAX）以及無線射頻技術（RFID）等高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礎之上，歐盟正在全方位推動“無間隙網絡社會”（UbiquitousSociety），“Ubiquitous”是從拉丁文演化成的英文單詞，有“everywhere，anywhere”的意思，在早期歐美所代表的是一種“神無所不在”的宗教觀。而如今所指的“ubiquitous”指的是一種服務（service）、網絡（network）無所不在、可隨時取得的概念。在歐盟“i2010計劃”（i2010-AEuropeanInformationSocietyforgrowthandemployment）中，歐盟執行委員會將提供“全面性、高品質的公共服務與生活”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致力于通過高科技的普及化，考量新時代的文化發展需要，提供立足點平等與創造發展能力的機會，最終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美國更是將高科技發展的主旋律貫穿在文化內容中，以兩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矚目的電影《阿凡達》和《盜夢空間》為例《，阿凡達》集中呈現了當今世界頂尖技術研發的未來前景“，可穿戴計算機”“、軍事機器人技術”、“大腦中植入芯片”“、無所不在的傳感器”、“智能系統”、“迅速生物測定技術”等高新技術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這部建立在世界先進影像制作技術基礎上的電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絕佳的公眾科學素養教材，提高了人們對這些將要投入社會應用的高新科技的認知度。同時，影片也以面向人類發展未來的態度，在劇情中融入了對科技與人文之間矛盾的思考。如果說《阿凡達》所展示的科技類型是人類向外拓展自然空間所依托的技術系統，而另一部影片《盜夢空間》則展示了當今科技前沿領域對于人類內在空間的探索，表中所列舉的“靶向給藥技術”、“影響人類記憶力的藥物”等生物、醫療技術是支持影片情節成立的依據，影片結尾將這種對于人類心理空間探索的思考留給了觀眾，引發人們對于科技是否能夠改變人類意識的無限遐想。在美國，杰出的作家、導演以及其他文化藝術領域的精英會被諸如美國宇航局這樣純粹的科技部門請去當科學傳播顧問，依靠藝術家的創作可以幫助公眾理解科學家在推動技術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藝術界與科技領域的緊密聯系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國居于全球第一的公眾科學素養達標率，也使得美國的文化藝術創作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高科技趨勢，對于科技發展前景與人類未來命運的思考亦成為文化藝術創作的重要主題。

2理解轉型中的國家創新體系

在新科技革命對于現代社會的變革中，科學的知識體系已成為對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影響最為突出的意識形態，與之相伴而來的各種風險和道德問題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和突出。正如風險社會理論的創始人貝克所說“科學技術是造成當代風險的主要來源”。早在法國大革命以前，關于科技發展是否敗壞了道德的問題，就已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產生過積極影響的盧梭認為，歷史上一切卑劣行為的根源都在于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控制論之父、美國科學家維納在論述由新技術發展所實現的新工業革命時就提出警告“：新工業革命是一把雙刃刀，僅當人類生存的時間足夠長時，我們才有可能進入為人類造福的時期。新工業革命可以毀滅人類，如果我們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發展到這一地步。”一項新技術的應用會產生什么負面結果，它的潛在危險是什么，事前人們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認識不足。農藥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們才知道它會在生物體內殘留聚集，最終危及生命，并對環境有極大的污染和破壞，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項高科技的應用，要等到它的負效應完全顯露出來之后，人們才去制止它，人類所要付出的代價將是巨大的。目前，西方國家的政策界已經開始為扭轉科技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國在2000年的《科學與工程指標》中提供了一個新的“轉型期美國科學政策”的框架。這一報告強調科學為社會服務的主要功能，并強調要達成促進科學與社會其他部分相互協調發展的目標。科技為社會服務的政策轉向，意味著科技發展的方向開始轉向重視“以人為目標”的技術開發和應用。

這一新時期的科學政策，不僅標志著美國今后的科技發展導向，同時也為世界其他各國的科技政策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視域和途徑。面對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全球性問題，我國也開始了對社會發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并首次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與此同時《，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設》中，也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基本國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國家面向2020年的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新時期科技工作方針。2007年8月召開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國家創新體系面臨一系列轉型：即由傳統工業化向新型工業化的轉型，生態文明理念逐漸在全社會的確立。這一轉型是在反思傳統的社會發展價值觀所帶來的人類生存和發展困境基礎上提出的社會發展新范式，體現了人類文明形態和文明發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進步。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負效應已經證實：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就沒有社會的可持續，也就沒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3應對新技術變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發展的雙刃劍面前，文化發展面臨著既要依靠科技力量發展壯大實力，同時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約束絕對理性發展這一雙重悖論。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說“：文化是這樣一種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為了我們的目的而安排對象，即自然和社會，它也促進對象本性的發展；與技術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將其副作用一并考慮進去。”面對新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價值與理性的二元矛盾，結合我國將要面對的生態文明轉型，文化政策的制定應當通過揚棄西方現代工業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進理性與價值、科學與人文融合統一的進程中，形成人與自然之間真正和諧的文化發展空間。這就要求對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3.1應當建立有利于創新的文化生態系統。

文化對國家創新體系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弗里曼認為“：對工業革命最有影響的是科學文化的興起。英國對待牛頓的態度與意大利對待伽利略的態度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培根（1605）早在17世紀初就提出實施一種科學、探險、發明與技術的綜合性政策。在英國，科學、文化和技術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契合，這使得它能夠大規模地將科學，包括牛頓式機械學，應用于各種新工具、機器、運河、橋梁等的發明與設計中。”在他看來，科學、技術、文化和企業家這四個亞系統的積極相互作用構成了英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特點“，這四個社會亞系統的契合也擴大到政治亞系統之中，而它又促進了這一切。”“中華帝國就是因為沒有在這些亞系統之間保持契合才導致了中國在維持其世界技術領先地位方面的失敗。”“由于在心靈深處覺得企業命運與自己不直接相關，于是缺乏創新的動力，缺乏提高技術水平的熱望，諸如在經營管理上的不負責任、對資源和能源的浪費、違背技術規律的決策等弊端，其深層原因往往由此而來。”雖然，人們接受新觀念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們一旦樹立了創新的意識，這些新觀念就會對創新者產生激勵作用，鼓勵創新者以一種執著精神和奮發進取的品質最終實現創新。文化的創新、演化與變革，是借助一個有生命力的構架模式來取代傳統構架模式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看，當科技創新成為當今社會發展主要動力的時代背景下，文化的發展應當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自我調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維持和促進創新實踐的發展，并最終體現出較傳統文化模式更為明顯的進化。這是文化發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創新的存在基礎。

3.2重視先進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領作用。

德國人類學家蘭德曼曾說“：文化是人類的‘第二天性’”。文化模式對于人類而言，即是一個給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個體的文化軟環境。一定社會的進步與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對于文化模式的建構。當今世界，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通過對自然進行改造，創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社會生活中人與人的關系。人的觀念是對物質生產方式和精神生產方式的反映，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一個建立在科技基礎上的文化世界逐漸被建構，人們的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及其價值觀也會隨之發生更新。從這一意義上說，科技文化不僅成為各種不同類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動的基礎，而且也是推動諸多民族傳統文化推陳出新，走向現代化的出發點和依托。

3.3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智慧，促進人、社會、自然之間的融合統一。

近代中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受到了農業文明時代文化與制度的阻礙，由此使工業化進程成為一個對傳統文化解構和批判的過程；而在建構生態文明的進程中，中國傳統智慧中追求“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內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理念則與生態文明的理念有著相當的契合性，不論是老子的“順天說”、荀子的“制天說”、還是孔子的“調諧說”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整體觀理念，即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天地自然同為一個有機整體，并可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建構性地適應自然環境（即《中庸》所云“參贊天地之化育”）。在一定程度上，生態文明正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而探尋出來的一條新的文明發展之路。這使我們有可能率先超越長久以來主導人類歷史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成為未來全球生態文明的踐行者。在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的新聞會上，諾貝爾獎獲得者瑞典物理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提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針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中國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是一項偉業”。對中國在未來所要發揮的作用人們正“拭目以待”。西方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寄予的厚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中國文化中“重道輕器”傳統精神的認識和推崇。這一傳統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因有助于矯正技術與文化之間的失衡，而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通過中西文明的交融互補，實現“道”與“器”之間在更高水平上的重新平衡，也正是文化創新在面對歷史發展機遇時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是具有活潑的生命力的，但是這種生命力，必須等到國運昌盛的時候才能夠為人們普遍認同。我國作為一個處于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大國，文化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與國家整體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趨勢同步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范圍內正醞釀著新一輪以科技為先導的產業升級。這對中國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也促使我們加速了科技創新與進步的步伐。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文化創新同樣“不能再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通過保持技術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間的張力，我們應當培養一種能夠吸納多元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精神；在實踐中，修復科技對社會、環境及人的副作用；并通過發揮文化制度創新、文化科技創新、文化產業創新等創新要素的整合功能，開拓出文化發展的嶄新空間。

作者：肖慶 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