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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其詞源比較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 1981—1992) 主要側重詞匯比較，即非親屬語言中詞的形式和意義的變化比較研究為主。伍鐵平和吳玉璋將漢語詞源和相應的非親屬語言中外語詞的詞源進行細致的對比研究。他們盡可能廣泛查證不同語系語言中的同源詞在語音和語義上的同源關系，以證實詞義之間規律性的聯系，以及人類思維和文化的共同點。就詞源比較而言，所采用的方法集中在對詞匯的詞源探究中涉及語音和語義進行描寫和對比分析，目前已經考察的文化詞類大致有以下幾種: ( 1) 天文學現象詞: 犬星座、暑天和假期: 犬星座和酷暑相聯系，因為犬星座和太陽同時升起時是在七八月酷暑期間［3］。閏年: 表示“閏年”的詞都含有“多，添加”的意思［3］。日和“熱”同源，月和“闕”同源比較［4］。東西方和太陽移動有關［3］。( 2) 數字及時間概念詞: 九的詞源比較: 在漢語中“九”和“終”同源［4］。閱讀和計數值詞源上的聯系［4］。表示“明天”的詞由表示“早晨”的詞派生而來［5］。用“中午”表示“南方”，用“半夜”表示“北方”［6］。( 3) 稱謂詞: 爸爸媽媽稱呼都源于兒語［7］。宰相的詞義提升: 宰源義是指侍從，而后來晉升到顯赫人物［4］。親屬稱謂輩分混淆，如: “祖”和“姐”同源，“孫子”和“祖母”同源［8］。“先生”從表示“年長的”詞演變而來［9］。用卑稱稱呼自己以表對方的尊重［9］。( 4) 農耕詞: 表示“秋天”季節詞也表示“收獲”［10］。在漢語中“春”和“蠢”同源，表明春天和萬物復蘇這一意義相關［10］。( 5) 工具類詞: 其他詞類: 桌子相關的詞源比較［4］。葬和藏意義相關［4］，京城和首都，表示首都的詞與“大”相關［11］。第二階段研究( 1992—至今) 側重文化比較，吳世雄稱之為“比較文化詞源學”。研究者們把詞源探究與文化闡釋結合起來，從具體詞的詞形、詞義或音的演變追尋社會生活，傳統觀念，文化思想等具體的文化發展和變遷。

在詞源文化研究方面，研究主要目前的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 1) 書寫工具的歷史演變: 吳玉璋通過英、德、法、西班牙語和漢語詞源對比研究，探討了人類書寫工具的演變［1］。( 2) 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吳世雄在其多篇文章中通過英法日德俄漢等語言對“婚姻”、“家庭”、“女婿”概念的表達解釋人類婚姻觀念及其演變［14 －15］。( 3) 貨幣的演變。伍鐵平具體闡釋了古代錢幣的演變以及價值形態的演變的四個階段在語言中的體現［16］。( 4) 語言文化地理學，研究某一概念的詞如: “柑橘”、“書”、“紙”、“糖”、“同志”、“貨物”、“瓷”、“絲”、“菽”、“茶”等在世界語言中的分布和傳播情況［17］。由于研究內容不同，比較詞源學前后階段所采用的具體方法也有所不同。通過上面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前一階段主要側重于從具體詞匯語音和語義的比較中揭示人類社會和思維的共性;而后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采用文化詞語的意義闡釋與歷史文化證據的比較互證，側重從歷時的角度展示詞義的和文化的演變過程，把社會歷史文化的演變一一呈現。“進行比較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一種是從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律，一種是從比較中找出歷史的情況。這兩個類型的比較都是正當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18］。跨語系的詞源對比使我們更清楚的了解文字所反映的人類歷史的進程和文明的發展，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人類文明的演變過程，從而對歷史和文化研究提供語言的佐證和新的研究線索。同時，比較詞源學因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及廣泛的交叉融合特征受到其他語言學分支學科的重視。作為一門新學科，比較詞源學和語言學中其他分支的交叉研究趨勢正在展開，在相關學科邊緣產生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例如: 伍鐵平認為我們可以結合英漢詞源對比研究，深化語言教學［19］。學者們通過比較不同語言中的動植物名稱，顏色詞數字，以及親屬稱謂詞的語義的演變，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論述了語言的模糊性［8］［20］; 吳世雄運用“比較詞源學”理論和“比較互證法”系統地考察了英漢情感隱喻語義的變化及其文化理據［21］。

問題與展望

綜觀比較詞源學近 30 年來的發展，我們欣喜地看到，比較詞源學的發展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特點:

1． 從對象上看，詞源研究范圍更加寬廣，研究層面逐漸深入。和傳統的訓詁學和西方詞源學相比，比較詞源學的研究跨越親屬語言的界限，將非親屬語言中的詞源材料引入詞源研究，這無疑豐富了語言中的詞源文化研究材料，拓寬了其研究范圍。就比較詞源學自身發展而言，其研究層面在不斷深入。比較詞源學最初只聚焦在各種語言詞匯比較研究，將漢語中某一文化詞的詞源和對應的外語詞源進行對比，發掘它們共同的造詞理據及其承載的人類思維共同點; 后來的研究將范圍拓展到一個主題，其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生活習俗及制度等各個方面。與此相對應，學者們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到挖掘語言演變事實背后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并為此提供理據。比較詞源文化學有別于比較詞源學的另一個特征在于，它突破了后者主要以詞匯為瓶頸，而從內容主題入手，深入人類社會文化相關研究，使比較詞源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系統豐富。2． 從研究方法上看，比較詞源學繼承并發展了漢語詞源研究范式。在比較詞源學研究中，伍鐵平反復強調: 每個詞都必須在語音和語義方面有充分的證據; 在語音方面必須引證親屬語言材料，但在語義方面可以引證非親屬語言材料，不能對不同語系語言中詞的語音偶合進行主觀猜測。在語義對比中不可強不同為同，以免得出錯誤的結論［4］。這個原則首先確保比較詞源研究過程的科學性。同時，在詞源文化求證上，比較詞源學繼承并發展漢語詞源研究所采用“比較互證”的研究方法，形成詞源和歷史文獻互證，語言和文化的互證。3． 從結果來看，比較詞源學的研究成果更具解釋力。豐富而系統的研究對象及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更令人信服。比較詞源研究的目的是發掘詞源所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為古代文化( 包括對人類思維發展和物質文化發展) 的研究提供語言上直接和間接的旁證”［1］，豐富的詞源材料的引入將為研究人類的文化及其發展的歷史，為人類學，歷史學及考古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更為普遍的語言佐證。總體來看，國內比較詞源學和比較文化詞源學研究領域無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面臨艱巨的任務，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共同合力，以取得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國內學者從以下方面有望取得突破:第一，比較詞源學對語言教學的研究。#p#分頁標題#e#

在《比較詞源學及其對語言教學的意義》中伍鐵平指出詞源研究有助于學生在漢字和漢語教學中理解詞義。這是因為，比較詞源研究涉及多種語言的造詞理據和詞源文化，把適當的詞源引入教學，讓學生從歷史的角度了解詞義演變過程，將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并加深對詞匯意義的理解，這對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和英語教學無疑都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就論文數據庫搜索，我們還沒有見到一篇關于詞源研究的實證論文; 基于比較詞源學教學理念的教學研究仍是一片空白，也沒有形成一個符合課堂教學實踐的詞源學教學體系。我們希望更多的努力投入探索合適的系統的課堂教學方法研究中。第二，比較詞源辭典學研究。“辭書編撰是應用語言學中通世界聯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之一，同時也是反映語言研究水平的一個重要側面”［22］。伍鐵平提出，希望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比較詞源學這門學科，撰寫出專著《比較詞源學》及《比較詞源學詞典》和《世界主要語言語義演變類型詞典》等［16］。就目前而言，《比較詞源學》這部專著已經出版。但是，如何編撰一系列比較詞源學詞典，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詞典編撰最基本的條件是具備足夠數量的已經被證實的詞源，就目前比較詞源研究的語料準備來看，我們的差距還很大。同時，這項工程需要大量有扎實學術功底的人才。筆者認為，很多從事漢語詞源學的研究者無法從事比較詞源學研究就是受到自身外語能力的局限，而精通外語的學者又缺乏訓詁知識。所以，兩方面的學者如果實現知識的互補，這樣更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學科的研究，更多課題立項，以促進這個學科的壯大發展。第三，比較研究的對象的拓展。目前比較詞源研究主要采用漢語和外語為語料，劉寶俊利用比較詞源學理論對我國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詞源意義進行對比研究，挖掘或驗證某些詞的詞源。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據《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統計，我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共有 73 種語言，分屬五個語系。因此，“中國的比較詞源學不光可以以國外的民族語言材料為依據，還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充分發掘、利用國內豐富的少數民族語言材料，只要它們不存在同源關系或借貸關系”［23］。由此可見，少數民族語言中也存在大量的同源詞材料，這也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探索的一方面。同時，比較詞源學也可以結合其他學科進行研究。詞源研究涉及詞的語義演變，而隱喻是推動詞義變化的重要機制。吳世雄把比較詞源學研究方法運用到隱喻研究，也給我們今后的研究指明一個新的方向。

結語

在中國文化日益成為顯學的今天，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比較詞源學涉及許多語言共同的造詞理據以及詞義文化演變，能否為中國與世界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暢通的橋梁? 中國文化的精髓多記錄在古籍文獻中，但是中國典籍文化難譯成外語，難為西方人所理解，這導致中國巨大的文化資源難以發揮其巨大的潛能。就這方面而言，我們認為比較詞源學有利于向國外推介中國文化和學術思想，因為比較詞源學在闡釋人類歷史和文明進程方面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語言佐證，使得西方人可以從自己文化共性的角度去理解中國文化。這將有利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并讓中國文化在世界多文化格局中發揮重要的價值。從上面的介紹和評價我們可以看出，比較詞源學已經取得較大的成績，但其發展也面臨重重困難。我們相信并期待，經過國內學者的共同努力，比較詞源學的發展前景必將是廣闊的。

本文作者：李艷玲 單位：福建工程學院 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