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園精神文化的內涵

大學精神文化是大學人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逐漸積淀凝練而成的精神成果，它體現著大學的辦學理想及其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價值訴求。他從微觀層面將大學精神文化分為大學精神、辦學理念、校訓、校歌、校風等五種要素。綜合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校園精神文化是校園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辦學理念、育人方針、學術追求、管理模式的整合、凝練和升華，是師生員工在長期的辦學實踐廣泛認同和自覺奉行的根本的辦學理念和價值觀念。校園精神文化塑造了一種精神氛圍，這種氛圍對師生員工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其在潤物細無聲中接受著感染和啟迪。

二、校園精神文化發展的困境

精神文化是大學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對內能形成一種文化上的向心力;對外則是學校個性和精神面貌的縮影。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在市場經濟、消費主義、多元價值觀的影響之下，社會的庸俗之風已經侵入大學的機體，侵蝕大學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對校園精神文化產生侵蝕作用。精神文化得不到師生的價值認同和有效踐行，校園精神文化發展陷于困境。

1.校園精神文化受到物質文化的全面滲透。

自高校擴招以來，市場經濟日益沖擊著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設，經濟的大潮拍打著大學脆弱的圍墻。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大學紛紛拆墻辦學，各種經濟實體紛紛成立，大批教師下海經商，大學淪為經濟的附庸。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日益破壞校園精神文化建設所需的自由氛圍和創造空間。余耀基對此批評說:“大學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務站’，———社會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市場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在這種情形下，大學已非獨立研究學問之地，而成為即產即用的知識的工廠。”

2.校園精神文化受到多元價值觀念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缺失探源

1．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的實質是倫理式誠信。

中國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別注重誠信，《韓非子》里就記載有“曾子殺彘”的故事。而作為傳統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誠信作為立國之本、作人的基礎。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為維護封建倫理統治服務的。誠信主要是在家族與朋友之間展開，僅僅局限在鄉土社會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開放性和廣泛性。《論語》中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朋友要講誠信，那么對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國的家長在孩子小時就對孩子說:“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吃，陌生人說的話不可信!”正是這種倫理思想，使傳統中國構成了一個親族社會和熟人社會。所有的道義，首先在親族那里發揮作用，然后擴展到熟人圈子。拉關系、走后門、拉幫結派等社會現象，就是這種建立在人際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表現，只要是關系內的親屬或者熟人，所謂的規則都可以變通。費孝通先生曾把這種社會結構精辟地概括為“差序格局”。倫理式誠信靠倫理關系去維系，由關系的親疏去看誠信的程度，這是一種狹隘的誠信。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只對自己圈子內的親朋好友講誠信，對所謂圈子外的陌生人則要有所保留。人們為了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倫關系，提出圈子內誠信的道德觀，有時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壞規則，倫理式誠信態度是要看你的后臺硬不硬，與處罰你的人熟不熟，處理的結果是與你的強勢地位、人際關系密切相關的。

2．“義高于信”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義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價值觀，《論語》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論證“義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經這樣講:“君子貞而不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別人告訴孔子說老家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去告發了父親，孔子不認為兒子是正直誠信，而是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則直截了當地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義，講不講誠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竊符救趙”。這就給人們不講誠信，刻意變通提供了理論支持，只要是打上道義旗號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國家、為了他人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講誠信了。這樣的“義”是“虛義”“偽義”。比如，在近些年的國際比賽中，在“為國爭光”旗幟下，就能隨意改變運動員的年齡;打著為百姓謀福利的旗號，就可以謊報瞞報。久而久之演化成為了所謂的大義，可以為所欲為:為了改善民生可以強行拆毀民房，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可以不顧學生健康，為了給父母看病就可以搶劫別人，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騙。

3．“成王敗寇”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成功者是不應當受到指責的，尤其是在政治斗爭中。成功了的稱帝稱王，并且擁有了公共宣傳、歷史編撰的自由，無人敢責難;失敗了的被稱為寇賊，失去了合法地位，沒有發言權，有口難辯，即使被貶損，也沒有申辯的機會。孫中山后來把它稱為“歷史習慣”。他說:“中國歷史上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甚至有人認為:“自古以來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們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他們從不信守什么仁義道德。我們分析了劉邦、曹操、朱元璋等歷代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敗者寇”是伴隨著儒家信義文化同時存在的亞文化。所謂亞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時存在于一個社會的、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文化。其特點是不見于官方與主流社會的明文倡導與正面認同，但事實上卻為人們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認。在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標與原則，只要獲得成功就將誠信拋在一邊，甚至屢屢嘗試用計謀和背叛來獲得成功。為了成功他們不承擔道德責任，在他們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敗寇價值觀作為敵我雙方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需要本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傳統心理，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實生活的潛規則:只要獲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線。考試作弊、科研造假、論文抄襲、假唱假摔、短信詐騙等這些信息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我們的誠信底線。“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價值觀根本無視誠信的存在，甚至無視道德的存在，把誠信當作成功的附庸，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民間流傳的“英雄不問出處”“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與蔓延不僅破壞了人們交往中的誠信，而且直接沖擊人們的道德底線，從而帶壞了社會風氣，造成社會上行賄受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坑蒙拐騙等不良現象。

一、湖湘文化優秀愛國傳統與湖南文化產業

愛國主義、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責任感。屈原忠君愛國、賈誼憂國憂民的動人事跡及悲慘境遇深深地感動著一代一代的湖湘士人，在湖湘文化的悠久歷史上寫下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南宋末年岳麓書院師生“登陴抗金，死者大半”；湖湘學派創始人胡安國、胡宏父子重“夷夏之辨”，明民族國家主義；張?隨父從軍抗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明末清初湖南是南明政權抗清的主要戰場之一，出現了王夫之、夏汝弼等一批抗清代表。進入近代，湖湘文化優秀的愛國傳統得到進一步發揚。一方面是堅決反對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是前赴后繼敢于奮斗的犧牲精神。從鴉片戰爭爆發到甲午戰爭結束，形成了以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經世派、洋務派代表。魏源撰《海國圖志》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曾國藩創辦洋務，雖“剿發捻”，但也有富國強兵，鞏固國防，抵抗外來侵略目的；左宗棠晚年完成了收復新疆的偉大功績。從甲午中日戰爭開始到辛亥革命結束，造就了以譚嗣同、黃興、蔡鍔、陳天華等一批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人物。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黃興的偉大革命犧牲精神；蔡鍔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完成了領導云南辛亥革命和反袁護國運動，書寫了“反清、撫袁、擁孫”的光輝人生；陳天華為傳播反帝愛國思想，抗議日本《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奮然投身于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自殺。從辛亥革命到前后，形成了以、蔡和森、李達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了中國近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綜上所述，湖湘文化自古以來就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有著豐富的愛國文化素材，這無疑為當代湖南的文化產業提供了全國乃至世界極富歷史意義和教育價值的特殊資源。首先，一代代愛國志士的功績、思想極大地激勵和鼓舞了后人，而精神傳承需要物質載體，當代湖南以愛國為主題的文化產業日益受到重視，2009年提出《文化圣地、精神家園———湖南省汨羅屈子文化產業園規劃案》，包括屈子祠與屈原有關的物質遺存，這將成為全國紀念屈原的唯一古建筑，也是教育部、文化部等確定的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考察時表示“建設屈子祠有利于全面落實中央科學發展觀，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承載國家精神，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留住民族記憶，培育愛國情感”。同時，長沙辛亥革命烈士祠遺址、新民學會舊址、中山亭、第一師范紀念館、烈士紀念塔、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舊址、寧鄉劉少奇故里、三興街李富春故居、徐特立故居、賈誼故居、曾國藩故居、杜甫江閣等具有地方特色和保護價值的遺址成了歷史沿革的光輝遺跡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再次，素有“革命搖籃、偉人故里”美譽的湖南紅色文化底蘊深厚，紅色文化資源豐富，發展紅色文化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近10年來湖南紅色旅游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逐漸成為湖南新的消費熱點和經濟增長點，特別是韶山“一號工程”和一大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興建，湖南紅色旅游已經進入“全面提速、加速發展”的新階段。2012年韶山共接待了游客752多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高達18.5億元。這也證實了紅色旅游已經發展成為極具中國特色的旅游產品，將為實現“中國夢”不斷增加正能量。綜上，湖湘文化的愛國傳統深深地影響著當代湖南文化產業的發展，并成為文化事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愛國主題的文化產業也是湖湘文化愛國主義傳統現實中的具體存在，同時也豐富著湖南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與湖南文化產業

兼收并蓄、博采眾長是湖湘文化的另一主要特征，也正是由于這一特征才成就了湖湘文化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蘊。湖湘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一，自其形成之日起就融匯了百家的精粹。周敦頤創建理學，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為核心，吸收了老莊的道學、釋家的佛學而形成的，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開“三教合流”的先河。明末清初湖南思想大家王夫之，其治學領域涉及政治、經濟、哲學、經學、倫理、史學、宗教、科技、教育等多個領域，并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到了近代，魏源所著《老子本義》《墨子章句》《孫子集注》《董子春秋發微》，集兵家、道家、墨家各派學說的精華。另有曾國藩以兵家治湘軍，名家“重法治亂”鎮壓太平天國，理學“盡人事”以挽救清王朝危亡，道家“清靜無為”看待自己仕途的升遷成敗，更是集百家于一身的典范。維新志士譚嗣同則廣采中國的孔孟莊墨及周張陸王等各家思想學說，并吸取西方哲學人文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印度文化哲學而著《仁學》。后來的黃興、宋教仁等人對民主革命救國道路的探索，易白沙、楊昌濟、、蔡和森等人對湖南新文化運動方向尋求，以及等人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嘗試等等偉大的實踐活動，都蘊含著湖湘文化博采眾家、兼收并蓄的開放精神。湖湘文化的開放精神特質不僅豐富著湖湘文化的內涵，也深深影響著當代湖南文化產業，為其注入了無限的新血液和活力，使得湖南當代文化產業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態勢。“十五”以來，湖南確立了以廣電、出版為龍頭的產業框架，初步形成包括出版、廣播、影視、報刊、文娛演藝、動漫等在內的產業體系，以及被稱為“動漫湘軍”“出版湘軍”“廣電湘軍”和長沙歌廳現象等各種文化產業成果，形成了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湖南出版集團、瀟湘電影集團、長沙廣電集團、三辰卡通等一批在業界舉足輕重的大型文化企業集團。除了文化產業內容多元化發展，湖南還積極推進與國際國內各優秀文化產業團體合作。2013年12月10日，湖南演藝集團與好萊塢（中國）投資集團在長沙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引入好萊塢影視城和好萊塢主題樂園的文化創意、科技制作和運行管理模式，聯合美國電影藝術學院建設尖端的影視創意人才孵化基地等內容。2013年9月18日，“2013湖南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合作周”在臺北華山文創園開幕，這是湖南首次在臺灣舉辦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題的大型交流活動，突出“湖湘韻味、湘臺情緣”主題，會后長沙市天心區文化產業示范園與臺灣華山文創園開展合作，長沙市文化產業協會與臺灣亞太文創產業協會進行了交流，長沙市望城區和臺灣新北市鶯歌區建立了合作關系，這為湘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敢為天下先、自強不息的創新精神與湖南文化產業

創新是文化持續發展的動力，湖湘文化飽含著豐富的創新基因。在古代，屈原創造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氣息的騷體，東漢蔡倫改進了傳統紙張，創造出“蔡侯紙”，宋代哲學家周敦頤“師心獨往，以一人之意識，經緯成一學說，遂為兩宋道學不祧之祖”。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稱“抑亦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往”。楊毓麟在《新湖南》中贊王船山“進退宋儒自立宗主”；贊郭崇濤“談海外政藝時措之宜，能發人之所未見”；贊譚嗣同“無所依傍，浩然獨往”；贊王?運“能蹂躪數千載大儒之堂奧而建立一幟”等等。這些都說明了湖南人獨立開拓的創新精神。湖湘文化的創新精神使得湖南文化產業不斷地更新進步，保持著青春與活力，走出了具有湖南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道路，創造了一種“湖南文化現象”。在觀念上，早在2001年，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文選德就提出“發展文化經濟，建設經濟文化”、“把文化作為產業來發展”的思路。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明確提出建設“文化強省”的戰略。思想觀念上的先行讓湖南文化產業很早抓住了機遇，搶得了先機。在技術上，以動漫卡通行業為例，三辰卡通集團最先引進國外動態捕捉系統和運行速度每秒達億萬次的集群渲染設備，使得動漫產品直逼好萊塢高科技大片。武俠卡通片《虹貓藍兔七俠傳》則最先采用二維和三維相結合的制作技術，在卡通市場上獨樹一幟，創造中國卡通文化產業上的奇跡。在產業機制上，為適應市場化的需求，湖南文化產業不斷尋求體制創新，實行政企分開，1995年，湖南率先打破省內電視由衛視一統天下的格局，成立了湖南經濟電視臺，全部面向市場，大大活躍了湖南電視文化產業，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果。湖南廣播電視欄目實行末位淘汰制，隨時調整電視節目播出安排，促使電臺工作者不斷創新和改進。在品牌上，湖南文化產業初步形成品牌化效應，“廣電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影視湘軍”、體育湘軍、文學湘軍等湖南產業品牌在業界名聲大振。在數字信息膨脹的今天，又創造了紅網、湖南在線、華聲在線、星辰在線、女性在線、金鷹網等有影響的品牌。促進湖南產業文化的發展就必須大力弘揚湖湘文化的創新精神，用科學的態度去提煉出適應現代的精華，讓湖南文化產業不能被別人克隆和模仿，這也是推動湖南文化產業前進的不竭動力。以上是筆者認為與當代湖湘文化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三種主要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質，當然，湖湘文化的其他精神特質，如無所依傍、浩然獨往的獨立根性；關注現實、體用結合的經世學風；實事求是、勤勉篤實的務實作風；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等也在某一方面會推動著湖南文化產業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湖湘文化的傳統精神深刻地影響著湖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的形態反映著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質。

四、湖南文化產業如何弘揚湖南傳統文化的建議

一、女性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特點

在長期的社會認知習慣中，農民工一直被視為弱勢群體，而女性農民工由于其性別等因素，更是兼具農民、工人、女性三重弱者身份的特殊群體。在城市中生存，她們除了要與男性農民工一樣承擔著勞動的艱辛、競爭的壓力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后顧之憂之外，還面臨著城市社會的排斥和性別歧視的壓力以及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困惑。

1．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比較單一

精神文化生活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女性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方式比較枯燥單調。在關于“閑暇時間主要做什么”的問題回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看電影或電視、睡覺和聽音樂，其中有146個人選擇了看電影或電視，占調研人數的47．1%。在關于“學習知識、獲取信息、提升技能的主要渠道”的問題回答中，排在前兩位的分別是電視和網絡，其中136人選擇了電視，占調研人數的43．87%。可見，女性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方式比較單調。盡管她們常年在城市生活，但生活觀念仍然跟不上城市快速發展的步伐，其娛樂生活方式也沒有城市人豐富多彩，只能選擇傳統的電影電視來打發時間。但她們已經意識到精神文化生活的單一，因此在關于“希望參加哪些有組織的文化活動”的問題回答時，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爬山、旅游等戶外活動，看電影、看演出以及參加知識技能培訓等，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通過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和參加文體類比賽等來豐富精神文化生活。這表明女性農民工群體對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眼界的開闊是有強烈訴求的。

2．精神文化生活能力受到限制

女性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既與她們長期的生活觀念、心理習慣有關，也與自身消費能力有關，而且消費能力還起關鍵性和決定性作用。一是受到工作時間的限制，被調查的女性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基本都在8小時以上，其中有168人選擇了8—10小時，占調研人數的54．19%。每周休假時間也基本都在一天以內，有103人選擇了1天，占調研人數的33．23%，還有94人選擇了“沒有休假”，占調研人數的30．32%。可見，大多數女性農民工長期處于高負荷運轉狀態，其工作強度相對較大，休息時間難以得到保證，其業余文化生活也就難以豐富，只能是簡單的傳統的看電視、上網和睡覺。二是受到經濟收入的限制，由于女性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服務行業的工作，而且基本都是社會最底層的職業，因此工資收入并不高，平均月收入大約在2000—4000元之間，這些收入除了要維持個人日常開支外，他們還希望有節余和存款，以供寄回老家貼補家用或者用于子女的教育，因此盡管所生活的城市也提供有電影院、文化館、圖書館以及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娛樂場所，但女性農民工參與的機會不多，很少有高消費的文化追求。據調查，女性農民工每月用于文化消費的開支只占生活開支的一小部分，平均在11—30元之間，而且主要用途還是上網、購買報紙雜志和支付手機娛樂文化功能費用，對于購買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以及紀念館的門票等開支很少。其經濟收入成為影響其文化消費的重要因素。

3．心理健康問題的疏解渠道不甚暢通

1民族文化精神的內涵

放眼世界，每一個民族不論大小、強弱，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這種民族文化精神，決定了這個民族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決定了他們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過程中會選擇怎樣的道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優秀的民族性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禮儀。在中國古代史上，中華民族文化中的許多精神理念如儒家仁義道德、法家法制精神等都在國家建設和社會秩序維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樣，這些民族文化精神在民眾民族精神教育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教育價值，它與語文、政治、哲學、藝術等學科結合起來，可以為個體民族心理培養、民族品格養成提供豐富的養料。這也是我國教育界一直提倡在大學語文教育中加強民族文化精神培養的根本原因。

2在大學語文教育培養民族文化精神的必要性

2.1培養學生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

我國大學語文教育至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它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在發展中卻始終存在課程目標模糊、教學定位失準等問題。近年來，我國大學語文教學大綱明確提出“發揮大學語文在民族文化精神培養中的積極作用，以培養大學生文化素養和個人品質”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國高校在語文教學中要改變過去那種過多的強調語文學科工具性和基礎性的做法，進一步強化語文教學的開放性、語文知識的時代性和人文價值，發揮語文教育在在學生人文精神培養、民族文化精神傳承中的作用，將民族文化精神根植于學生心中。

2.2時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文化實現了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外來文化的侵入，網絡文化的興起，使社會文化導向和思想意識愈加混亂，這些都給大學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視享樂、炫富、叛逆為時尚，更多的人在物欲思想和現實主義理念的影響下，養成了行為不檢點、自私自利、眼高手低的壞毛病，有關大學生炫富、傍大款、情殺的負面新聞也是層出不窮。面對這種讓人痛心的現象，我國教育界一致提出“以語文、思想政治課堂為陣地，開展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口號。大學語文教育作為培養學生士人精神、塑造學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而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一、高等教育轉型背景下高師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作的職業思考

(一)是語文教師的素質基礎

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從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為一名合格的語文教師，必須具備大量的文學知識(包括古代文學知識)及寫作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畢業論文，側重培養的就是寫作中的邏輯思維與獨立思考能力及對所學專業知識的靈活運用。有質量地完成畢業論文，無疑是對本科生知識與技能的檢閱與訓練，并將惠及今后的教學。

(二)有益于語文教師的晉職論文寫作

作為未來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他們最實際的問題是，走上工作崗位后的職稱評聘，教學科研論文是其晉職必不可少的條件。可以說，完成一篇有質量的學士學位論文，將會為他們日后的職稱論文寫作打下良好的寫作基礎。

(三)與語文教師的教學內容關系密切

從專業知識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古詩詞的分量增加了;中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語文總分將大幅提高;隨著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出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也尤顯重要。這些都要求語文教師具備充分的古代文學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而古代文學畢業論文的寫作恰恰給畢業生提供了一次專業知識梳理與綜合運用的機會，這對畢業生今后教學知識的積累、教學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一、大傳媒環境下期刊編輯應具備的能力

大傳媒環境下，期刊編輯應該具有如下幾方面的能力：

（一）策劃能力

編輯人員的策劃能力是最基本的專業能力，新時期的編輯人員如果想做一個優秀的編輯，首先就要做一個優秀的策劃者，策劃出論文的主題進而引導輿論的導向，并且為大多數讀者所喜歡。也就是說，編輯不僅要有傳統的質量意識、讀者意識和服務意識，并建立規劃意識、導向意識、效率意識、價值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和現代意識。新老編輯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編輯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緊跟時代潮流，比如可以通過網絡來進行論文、期刊的推廣及后期服務，如建立專門的期刊網站，網站內容可以設立作者注冊、投稿、專家審稿、編輯辦公等模塊，這樣就可以增加期刊的知名度。編輯者完全可以通過發揮自己的策劃能力來把論文寫好，把期刊辦好。

（二）前瞻能力

編輯人員每天要接觸很多的科研論文，所以會對某一方面的研究內容有著一定的了解。但是最近幾年浮躁的社會風氣造成了科研論文的粗制濫造，其中不乏有重復投稿以及實驗還沒做完就的現象。編輯人員在進行文章改動的時候就應該具有前瞻能力，嚴格遵守工匠精神，在初讀論文，初改論文，初審論文等每一個步驟中嚴格把關，發現規律及問題，避免重復發表及錯誤論文的發表等現象。現在有很多的學生學者會有一稿多投的現象產生，如若編輯人員不具備基本的前瞻能力，沒有工匠精神就很難，進而導致嚴重的后果。在學生作者方面，編輯部或期刊社可以與研究生院、教務處、研究團隊合作舉辦“學生與工匠精神”的征文比賽或演講活動，或在網站編讀園地舉辦“作者與工匠精神”類似的征文或討論，以提高作者的品質意識。編輯可以將本刊或國際頂級行業刊物的優秀論文作為樣板，以身邊的優秀作者、優秀論文為示范，塑造作者及編輯的工匠精神。

（三）求實能力

國際民間敘事研究學會第12次大會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國中部古城哥廷根召開，各國學者228人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間敘事的流傳問題。   具體的參考題有:①民間敘事的未來，②民間敘事在日常大眾傳媒中，③民間敘事傳播和性別的關系，④跨文化的流傳，⑤民間故事傳播和報紙、刊物、出版物，⑥民間敘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間敘事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離言、笑話、敘事詩等口頭文學作品，但也有諺語、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囊括了整個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一種口語文學，一種活的文學，有表演性、變異性、實用性、即興創作和立體性等特點。它與作家書本文學不同，是民眾的口頭集體創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實際的功能，并不斷變異。此次大會以“流傳”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特點。它突破了以往歷屆大會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格局，而著重研究民間文學的活的生態及其發展前途、流傳方式等問題。   1民間敘事的發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現代化過程中生活方式急劇變化，傳統民間故事受到很大沖擊。有學者認為民間敘事只屬于過去，現已逐漸走向消亡。而中國卻不同，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訓，不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選出版傳統故事，還特別注意發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發揮故事的娛樂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員、評書評話藝人在茶館、會場、廣播電臺、電視臺表演故事與評書(長篇故事)，在報紙刊物上經常發表故事作品，有不少專門的故事刊物，很受歡迎，如上海的《故事會》每期發行400多萬份，為全國文學期刊發行量之最。故事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保加利亞學者科西娃的論文《新世紀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學者沃以特的論文《在現實的民間敘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嗎?》就前景問題進行了研究。后者認為，如果不及時做工作、采取各種積極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滅，民間敘事是有可能消亡的。這一帶有預言性的替告，使各國學者對中國的經驗更加重視。   喀麥隆學者蒙委一桑巴的論文《民間敘事研究在莫屬喀麥隆教育系統中的未來》就民間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傳統民間故事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生命力，應該引起重視。美國學者麥卡錫•巴拿的論文“美國童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舊故事”，麥克安德路斯的論文《美國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對此予以關注。   阿根廷學者布來奇在論文“軼事作為新聞中的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達方式”中說明了古老傳說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仍發揮著實際的作用。   美國學者巴奇隆就法國1697年記錄的門米。道內斯故事與今天的情況，說明這些故事是民眾精神的文學表現。   印度學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話在印度故事中的處境》中，調查了格林童話在口述流傳中發生變異的情況。   美國學者康瑞德在論文《追蹤吃人魔:變相的政治》中，說明童話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爭的一種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波雅林在論文《故事與猶太法學權威的確立》中，說明故事傳說在猶太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輿論作用。芬蘭學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個屠夫的情況》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審判中的作用，為故事的社會功能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證據。英國學者拜倫在《愛爾蘭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說明傳說故事在各國的愛爾蘭移民中作為民族文化衛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國學者阿里在《故事為兒童維護正義和道德》也具體論述了故事的社會功能，正是這種社會功能使故事始終活在人民之中，充滿了生命力。有些學者還研究了故事的預兆作用。如瑞典約翰生《預兆和學問的積極探究》，芬蘭學者凱沃拉的《述夢:夢的故事作為未來的鑰匙》等。   芬蘭學者賈威林的《襲讀公墓的卡累里亞民間故事—道德行為的民間概念》一文通過民間故事研究民眾的道德觀念。   娜威學者普列明格的《歷史回憶和民族精神!》，美國學者繆連的《種族和人種史的寓言》探討種族歷史的敘述代代相傳至今的情況。以色列學者海山—羅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間敘事出版物與以色列現代國家一體化》，非洲尼日利亞學者奧拉瓦勒的《一個跨文化的傳播:(松迪亞塔)史詩和西非一體化》等文，都說明民間敘事經長期流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國家、民族與地區團結、統一事業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會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學創作、宗教活動和社會交際乃至醫療事業中都有實際的功能。   俄羅斯學者卡西列娃《童話故事在兒童讀物中:19世紀和20世紀俄國作家的自傳回憶》以大量事實說明俄國作家學習并運用民間童話進行兒童讀物創作的種種情形。美國學者奧瑞英的《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說明現代社交中幽默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語言藝術的作用。   娜威學者西爾堡的《通過奇跡—從懷疑到信仰》說明在基督教傳教活動中，講述宗教奇跡故事，使之具有從懷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學者陶斯在《有什么見聞的證據—匈牙利女巫審判中的證據和有害的敘述》中通過調查證實，在女巫審判時，民間傳說故事是作為重要的見聞—證據起作用的，很有權威性。美國學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說謊—護理人員中的故事講述計謀》中介紹了醫務人員在精神療法中，如何運用英雄故事鼓勵病員提高信心戰勝疾病的。   民間敘事作為一種實用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服務功能，必然產生報酬問題。美國學者米爾斯在“財產、證券、財務—在人道主義的社會研究中的倫理學出版物的敘事學者的獎金”中對此作了調查研究。   2多種多樣的流傳手段   #p#分頁標題#e# 傳統民間故事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結合各種民俗形式講述的，除夏夜乘涼、冬日烤火時的談天場含外，還在各種儀式中出現。印度學者巴沙克《孟加那的儀式故事》中論述了在孟加那地區流傳的多種多樣的儀式故事，如各種慶典、求簽、畫圖和戲劇等民俗活動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亞學者馬拉卻的論文《婚禮上的故事傳播》，美國馬申各的《對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視》，芬蘭馬蘭達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爾•蘇克雷的《兒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說明了在各有關場合講述故事的情形。   法國坎票音等的“瑪麗•安東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話:三種傳媒的水平、三種指貴的方式，兩個煩惱的世紀”就18世紀的瑪麗女王對法國人民的講話《如果沒有面包，就吃點心好了9這一著名笑話流傳的悄況進行了較深人的探討。南斯拉夫卡南諾維克在《學生示威運動的標語作為一種傳播方式》中調查了1996~1997年貝爾格萊德學生示威運動中運用民間文學作標語口號流傳的情形.在現代大眾傳媒中和市場上，民間敘事的流傳日益受到重視，會上有些調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學者那格義的《每日傳媒上的傳統民間敘事表演的情節說明》介紹了中歐國家的調查資料。尼日利亞奧坎拉翁的《尼日利亞民間敘事在大眾傳媒中的范圍》，美國勞的《消費的過程—市場中的連續故事和思想差異》，印度巴達卻瑞的《民間文學和每日政治—民族傳媒的同一性和差異》，烏克蘭布列采娜的《傳說、笑話和幽獄在每日傳媒中—對故事本文觀察的經驗》，英國關代夫的《日常傳媒中的敘事詩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屬民間敘事在每日傳媒中的流傳情況以及功能的調查研究。   近年來隨著國際網絡的出現，故事流傳又出現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學者對“網上故事”作了研究，如愛沙尼亞學者考依娃的《國際網絡—研究故事講述的新的機遇》，斯拉伐克的赫勞斯考娃“民間文學或偽民間文學—網上或群眾文化中的故事講述”等。由于民間文學在記錄時會有所加工改寫，有人就認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間文學而成了“偽民間文學”。   在故事研究中電子自動化技術也有實際運用，匈牙利學者達侖義等人的論文《故事本體中的母題的自動識別》講匈牙利科學院以自動化技術進行故事情節單元(母題)自動檢索的情況，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進方法，在國內尚待開發。   3新故事與舊故事的流傳研究   對現代新出現的民間敘事作品，也有不少專門研究。如希臘學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話謎語—一種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學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國學者本尼特在《生了一個貴婦，死了一個圣徒—在流行報刊和大眾評論中戴安娜的神話》中對英國王妃的新傳說作了調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間和大眾傳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紀的飲酒新故事作為邊界飲酒文化的比較研究資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著舊故事的成分，表現在情節、思想、語言等方面，羅馬尼亞學者康斯坦丁斯庫在《當代童話中的19世紀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對此進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帶有個人回憶的特點，這是傳說故事的初期現象，據此可以研究故事的產生和創作過程及其與現實生活的異同。德國學者席米德的《納美比亞個人經歷的故事與自傳》，芬蘭學者彭鐵開林一馬甲《難民個人經驗故事的研究》，瑞典學者尼爾生的《回憶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憶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學者巴的《波蘭猶太人受迫害時期的傳說》，以色列學者沙拉蒙的《講述奴役—從埃塞俄比亞到以色列》等文，都屬個人回憶自己受難或傳奇的經歷方面的調查、探究。   傳統故事在流傳中必然發生變異，講述者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改編增刪，研究這一現象甚為重要，也是有爭議的問題。阿根廷學者帕列羅在“阿根廷民間故事的口頭講述與本文增益”中研究當代故事在講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適應當時需要的。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者巴克齊里各《關于夏威夷民間敘事改編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國學者林達《“中間省略”在當代美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德國學者羅茨的《越過界限:民間故事的翻譯與加工改寫本》，均屬探討故事改編增刪情形以及應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與過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實紀錄相比有了一些突破。這是故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碰到的，中國早已解決這類問題，“推陳出新”的方針在國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亞學者阿連比在《口頭故事在肯尼亞電子傳媒工具上的緊急情況:是一次黃金的傳播機遇的探索，還是僅僅改變傳播工具的操作》，說明故事的現代化應是全面的，而不僅僅是工具的變換。   4故事講述藝術研究.   民間敘事是一種立體文學，是需要講述、表演的。故事的藝術魅力不僅在它的文學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學者對其講述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如意大利學者巴達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講述藝術》，羅馬大學的卡路所從美學角度研究故事講述在調查基礎上所寫的《西班牙地區的故事講述美學》，羅馬尼亞學者魯克山多育的《在非藝術語言中的敘事結構和策略》等。   以韻文唱故事的民間敘事詩歌，也是一種重要的敘事傳播形式，它便于記憶，在一些地區相當發達，深受群眾喜愛，因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如伊朗學者巴該里的《波斯民族史詩中的傳播敘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詩類作品的敘事模式和類型索引》。   孟加那國的如拉則在《論一首宇宙起源的敘事歌》中論述孟加那創世神話史詩至今仍在民間流傳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間敘事的重要載體，對故事家的調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國邪德厚里的《比賽民歌比卻根及其歌唱能手貝雅提》，德國該達的論文《格里奧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講述方法》，匈牙利卡爾曼的《俄羅斯宗教民歌手的分類問題》，希臘學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間敘事田野調查和故事講述人的智力才能問題》等文，都有新的調查研究成果。#p#分頁標題#e#   5跨文化傳播與全球化   以色列學者菲亞柯娃的論文《跨文化傳媒中的移民民間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猶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觀的研究。羅馬尼亞伊斯帕斯的《口頭文化與跨文化傳播—關于德來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學者克瑞查的論文《東歐民間故事中的跨國英雄》，阿美尼亞學者的論文《阿美尼亞巨人桃克和泰拉羅斯、克里特的泰羅斯、弗雷簡的坦特羅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則是具體故事人物的比較研究。英國學者牟哈威的《在翻譯和教義之間—阿拉伯民間故事作為跨文化的象征符號》等文都屬民間敘事跨國傳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傳在許多國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傳、變異與趨同情況更值得注意，過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過異文的比較來追尋故事的流傳路線，找到故事的發源地(有埃及中心說和印度中心說等理論)。這種歷史地理研究(芬蘭學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今人們對這種追尋推想的可靠性發生了疑問，此法已不流行。此次會上的故事流傳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方面。跨文化傳播并非完全的趨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儉(中國寧夏)的論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兒—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學者昆‘漢斯的論文“民族傳統在民間文學中—一種式樣的風格?”等文、對此更作了專門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國傳播的，諺語也是。匈牙利學者帕克左萊的論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諺語》，發現在歐洲流傳著28~56種語言中的諺語，還發現其中遠東的中國、日本、朝鮮諺語有173條之多(包括《史記》和《論語》等書中的諺語)，說明現代傳媒對民間文學傳播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