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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返本”式研究為基礎

生態一詞，包含有“返本”的意義，“返本”的目的是“歸真求實”。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化、金錢化的“鋼筋森林”，人及其藝術都喪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們希望通過“生態”意識的引導，使人們能夠重返大自然，重返詩性的大地。正是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原生態”才會迅速地在人們心目中構建新的“桃源”鏡象，才能越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邊界，向更廣闊的學術研究領域滲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本來就產生于過去的時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尋求它的“原生態”。也就是說，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產生的社會語境和文學語境中去，簡言之，即返回原點，返回文本。正如蔡鐘翔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緒言中所說:“要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關鍵還是在于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將研究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尊重歷史的事實。返本的第一層意思是返回原點，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要回到研究對象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形象地說，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將研究對象返歸于它所產生的某個時空的坐標點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點。在這個原點上產生的多種與文學理論有關的因子，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及其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生長點，或者說是“基因”。我們知道，戰國時人不可能代漢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論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說是代表了他那個時代關于“民本”的認識水平，而不能說他已經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認識，好比將桃花裝飾在梨樹的樹樁上，這種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沒有返回原點。返回原點，要能抓住產生研究對象的那個時代的信息。從官方到民間，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響文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其中，有對古代文學理論起主要作用的社會環境、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的社會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學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響文學理論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結合”之說，其中他特別強調的是“文史哲”結合［2］，這就是抓住影響文學的“史”和“哲”的信息來研究文學。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及批評史研究，之所以難以完全擺脫按封建王朝的方式來分期的模式，就是因為文學的發生發展，本來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基本模式。我們可以批評前代學者將這種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認這種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陳寅恪先生的《四聲三問》，將“永明聲律說”與佛經轉讀之聲進行比較，得出“永明聲律說”是由于佛教影響而產生的結論，這就是抓住佛教影響文學的信息，對“永明聲律說”產生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還原。羅宗強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則是將文學理論的研究置于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種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還要注意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進行研究時，須盡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關注那些別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縱出版《古巫醫與六詩考》，認為“六詩”中的風、賦、比、興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關聯，雅、頌和古巫的工作相關聯。這種推原的研究思維，就是沒有放過看起來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考察《詩品》東漸及其對日本和歌的影響，發人之所未發，同樣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詩品》的傳播語境，仔細求證、還原史實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饒忠頤先生在《六朝文論摭佚》中考察魏晉文論與音樂的關系，提出了“永明聲律說”未萌芽之前，文學批評的基本理論，無不與音樂息息相關的觀點，這也是關注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層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必須仔細理解理論文本的本來意思。雖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學理論文本的基礎。從字、句、段到篇章，都須仔細辨別，謹慎闡釋。字或詞，隨著時代的變遷，意義也會變遷，由本義產生諸多衍生的意義，有時甚至衍生出與原義相反的意思。在理論文本中出現的字或詞，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須是在它那個時期的確有那個意思，才能作那樣的解釋，各種字書、辭書、類書的參照是必須的，考證、訓詁、義疏、箋釋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這方面，清人樸學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鑒。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郭紹虞的《滄浪詩話校釋》、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在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關于“詩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歷來都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公案。聞一多先生在《詩與歌》這篇文章中，仔細分析《荀子》、《禮記》、《國語》、《左傳》等文獻中的相關表述，將“志”訓為“記錄”、“記憶”、“懷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將“志”訓為“志意”或“懷抱”的限制，為詩在早期社會具有記事、敘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據，這樣的研究，就是尋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細、全面地研讀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葉障目，斷章取義，在錯誤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得出不可靠的結論。“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復古”，“復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學理論做樣本，將現在的文學研究做成古代的樣子，或者對古人頂禮膜拜，讓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綜之，“返本”方能“歸真”，“還原”益于“求實”，這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堅持“通變”的思想

所謂“通變”，是指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過程中要堅持“通變”的思想，把握中國文學理論發生發展的動因，摸清它發生發展或嬗變的邏輯進程，并沿著其邏輯的進程來獲得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這是決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又一個關鍵環節。這就是蔡鐘翔等先生所謂的:“需要把歷史的研究方式和邏輯的研究方式統一起來，致力于揭示歷史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規律性。”［1］6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目的，不是以古證古，不是復古，而是要“古為今用”。在古今之間，哪些東西延續下來了，哪些東西可以獲得新生，哪些東西丟失了，都需要用“通變”的眼光來考察和發揚。“通變”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借用的術語，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通變》一篇，即是代表。劉勰在這篇文章中用“通變”思想來討論文學發展中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通”即“繼承”，“變”即“革新”。僅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夠的，因為“通變”思想的根源還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發現它的深刻性。“通變”思想源于中國古典哲學“易”學關于《易經》的討論。《周易大傳》中的《系辭》一篇，闡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變”、“通”和“通變”。“變”，是由“爻變”而致“變動”、“變化”之意，故《系辭》曰:“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爻者，言乎變者也。”“通”，為通達之意，故《系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才能通達?知變化是其前提，故《系辭》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知道了“通變”的道理，就能彰往察來，見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狀，故《系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p#分頁標題#e#

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哲學思想在文學思想層面的運用，使得“通變”思想不僅僅體現在文學發展的繼承與革新問題上，更在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上。繼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這應該是“通變”一說的重要內涵。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需要注意“通變”思想的運用，將研究對象置于文學發生發展和嬗變的歷史進程中，觀瀾索源，知變能通，掌握它的發展脈絡，這樣才可能把握它的發生發展和嬗變的規律，為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方向把脈，從而獲得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具體而言，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的生命力是長盛不衰的，因為它們在今天甚至將來，仍然可能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比如關于“詩言志”、“比興”的討論，關于“虛靜”范疇的發展、意境理論的討論，關于唐宋詩之爭的討論，等等，它們一直都有著較為清晰的演變過程，能夠跨越千年或數百年，說明它們的生命力是很強大的，它們在將來，仍然可能成為研究熱點。也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在歷史上不太受重視，但是今天來看，具有獲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說，在歷史上就幾乎沒有受到關注，但是現當代的文藝心理學發展起來后，“共同美感”說重獲得了它的理論生機。還有一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因為它所批評和研究的文學現象已經湮沒于文學史，可能在較長時期內都沒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經成為歷史，八股文的寫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們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評及理論。但是，隨著人們逐漸發現八股文的寫作也有可借鑒之處，對于明清以來的學人就八股文展開的批評和理論，也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如果說“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論產生的原點，對理論的原義進行定向、靜態的考察，那么堅持“通變”思想就是要求縱向、動態地把握理論的發展變化邏輯，掌握理論發展演變的內在根據，以及它們為什么在某些時候會發生斷裂的原因。這樣才可能在“古為今用”的過程中，使古代文學理論能夠遵循自己的邏輯生長壯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學理論淪為當代文藝學的論證素材和修飾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由于反傳統、反封建運動進行得太激烈，文學革命的人士們沒有能夠很好地發揮“通變”思想，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也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創建滯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創，這就是一個教訓。我們能從傳統中借鑒多少，決定了傳統可以走多遠。我們能發現多少古代文學理論的嬗變規律，也就決定了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有多少種可能。

三、致力于“話語重建”的目標

從學術生態的角度上來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基本目標中的有機構成部分。1994年，金元浦先生就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了“話語重建”［4］。但關于這一文論建設目標的系統討論主要在1996年以后。曹順慶、李思屈的《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提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要立足于中國人當代的現實生存樣態，潛沉于中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內蘊，復興中華民族精神，在堅實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納古今中外人類文明的成果，融匯中西，自鑄偉辭，從而建立起真正能夠成為當代中國人生存狀態和文學藝術現象的學術表達并能對其產生影響的、能有效運作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5］12著者還較為系統地提出了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基本步驟:首先是對傳統話語進行發掘整理;其次是在對話中凸現與復蘇傳統話語;再次是在廣取博收中重建話語體系;最后，要在批評實踐中檢驗其有效性與可操作性［5］12－21。“重建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因為它基于文藝學界關于“話語”的基本觀念，即當代文藝學將文學視為一種話語活動，而“話語”(discourse)，是與語言、語言系統、言語和文本等存在聯系和區別的概念。“語言”(language)，是人類最重要的社會交際工具，“話語”則是“語言”的具體的社會存在形態。中國文藝學界對于“話語”的經典解釋是“話語是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之間從事溝通的具體言語行為，即一定的說話人與受話人之間在特定社會語境中通過文本而展開的溝通活動，包含說話人、受話人、文本、溝通、語境等要素。”(童慶炳《文學理論》)正因為“話語”研究具有從“語言”的表層透射“言語”的深層，并連綴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的功能，所以“話語重建”可以作為整個中國文論重建系統的一個“標簽”。也正因為如此，“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目標提出之后，在學界引起了廣泛響應，討論至今，仍然方興未艾。我們現在來看“重建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它實質上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意味著必須要突破舊有的文論話語體系，建立新的更具包容性、更適應中國文學實際的話語體系。同時，由于它包含了希望中國文論在較長時期內能產生廣泛深入的影響的訴求，所以實質上與文學理論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相關聯。

我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在這項工程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說，它就是這項巨大的工程中的有機構成部分。眾所周知，“重建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的提出，遠的目標不說，其當務之急是為了解決所謂中國文藝學研究的“失語癥”，因為中國文藝學界在經歷了主流意識形態、主要社會思潮影響之下的新文化運動話語、蘇聯話語、現代西學話語的影響之后，發現中國文藝學淪陷在話語的失范之中。學界反思這一過程，發現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應該成為建構當代中國文論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重建的第一步是必須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進行發掘、整理和研究。反之，作為“重建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工程的有機構成部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中所持的基本觀念、原則、方式方法等，也直接決定了它能否在“重建”的過程中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從而實現其可持續發展。“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就是謹慎地揚棄中國古典形態的文學批評及理論的話語體系，合理地吸收國外適用的話語體系，按照“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的原則來融鑄新的話語體系。我們知道，中國古典形態的文學批評及理論的話語體系，從其外觀形式上來看主要表現為兩種:其一是建立在對文獻及作者進行考證、訓詁、義疏、箋注基礎上的考辨型話語體系;其二是建立在直覺、類比及象喻式思維基礎之上的點評、雜談、描述的印象話語體系。從其內在的演變特征上來看，主要體現為在儒道釋文化主宰下的文論話語的分流與合流。已經受到新時代的思想、文化和研究方法沖擊的當代學人，不可能完全像古人那樣去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就意味著，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必然面臨話語重建的問題，即必須對古典形態的話語體系有所揚棄，重建新的話語體系。上述的兩種從外觀形式可以直觀到的話語形態，在當今并非不可用，由于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的特殊性，決定了傳統的考辨型話語仍然是我們的理論話語之必備，而印象式話語體系，由于重在體驗和感悟、且與文學史實、文學文本密切結合，同樣具有發揚光大的基礎。至于在儒道釋文化主宰之下的文論話語的分流與合流，其中包含的諸多文化精神，也可以在“話語重建”的過程中融鑄到今人的精神世界中。#p#分頁標題#e#

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并非始自今日，它完全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鑒。如果說王國維撰著《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時就已經在這方面起步，20世紀初期更是進入了實質性的“話語重建”進程，其標志是陳鐘凡先生于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以及郭紹虞、朱東潤、羅根澤在30年代、40年代，相繼出版的一批學科創建性著作，這些學者都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話語重建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有黃侃、徐復觀、錢鐘書、王元化等等，他們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共同性，即他們都是在古今文化交鋒、中西思想碰撞的基礎上開始他們的話語重建工作的。動蕩的社會歷史，復雜的社會變革，激發出他們的反思精神;深厚的中西學理論素養和寬闊的學術視野，使他們在返觀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時候，見識卓越，敢于融鑄新知，使傳統文論話語獲得了更新的機制。前代學者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以至于其后的數十年，學科體系的深入拓展，大體上仍然是沿著他們設計的軌道在進行。所以，前代學者的研究工作，在學科奠基的意義上是“創建”，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現代化轉型方面，則是文論話語的“重建”。前代學者在治學過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既留下了很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了不少教訓，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話語重建工作遠遠沒有結束。我們現在的“話語重建”，要在前代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更廣泛、更深入地從古代文學理論中發現新的東西，或者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甚至勇于創建新的研究范式，以使傳統文論獲得長久發展的生命力，這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才能夠持續不斷地發展。

綜而論之，學術生態運用到文學理論的研究，基本宗旨是要使文學理論的研究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特別是以中國傳統文學和古代文論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由于歷史上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曾經遭遇一定程度的斷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尤其重要。我們雖然提出以“返本”式研究為基礎、以“通變”思想為指導、以“話語重建”為目標等三個方面的基本原則，在如何保持研究的良好學術生態方面，仍然是極其有限的。關于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術生態問題，或者說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還需要做更系統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