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分析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課、主干課，其突出的人文性決定了它不是一門“實用”課。所以就宏觀的教育目標和教學方法而言，并沒有嚴格的師范與非師范之分，故以下所指基本為本專業教學的普遍現象。

（1）教學目標與課程理念。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著重引導學生全面地了解中國古代文學各個時期的發展歷史，把握其間各種文體的演變、文學思潮的興起、文學流派的理論主張和創作風格、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等。就教學目標來看，學科定位在“文學史”，強調探究史上曾發生過什么，學生通過學習應“知道”什么，忽視了文學現象、作家人格、文本內涵對于學生心靈浸染、審美養成、精神提升、人格培養的作用，即忽視了文學當下關懷的人文作用。“以文學作品驗證文學史”的教學觀點，更是由“學問”到“學問”，將文學變成了死的學問，致使古代文學的豐厚財富不能轉化為學生提高人文素養的精神資源。古人認為文史哲不分家，而近代以來人文學科的研究越來越細化，也使得“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忽視了與其他門類學科如哲學、歷史、藝術等的交融，沒有大文學觀的建立，也就不會有大文化觀的課程視野。

（2）教學思維與教學語言。過分條理地分析講解，是大學文學課普遍存在的問題，以史學為本位，“側重于文學現象的歷史形態和其間因果聯系的揭示”[1]，就其思維特征而言，“是史學思維，體現理性精神”[2]，而“文學作品已經失去了在文學學科中應有的基礎性功能而處在一種知識傳授的輔助地位”[3]。最直接的表現是，講作家必講生平、思想、藝術成就及影響，講作品必講背景、內容、手法、語言。重條分縷析，忽視整體感染和心靈的觸發，重說明、講解，忽視描述、抒情，像解剖醫生一樣冷靜與漠然，文學的課堂死氣沉沉沒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樣感染學生？經典像古董，老師像學究，學生像看客，文字僵化，文學枯燥，這與文學的本質內涵完全相悖。用理性思維去對待具有感性特征的文學，導致教師在選擇教學方法和教學語言上產生偏差，也使學生對文本產生了隔膜，失去了探究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現方式的興趣，關注不到文本所蘊含的生命精神，也就不能完成文學課由教學向教育的升華。

（3）教材編寫與教學安排。通行的文學史教材，多以歷史時期界定文學史階段。一般院校都會根據教師研究側重的不同，采取不同教師分段講授的教學安排。這樣固然便于學生準確認識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風貌，也便于學生領略不同教師的教學風格，達到博采眾長的效果。但這樣做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文學涵蓋門類眾多，各種文體發展進程不一，文學的演進也不像改朝換代那么簡單，分段教學容易割裂各種文體在各自演進過程中的特點與規律，還容易忽視各種文體之間在演進中的相互影響。而不同教師的研究與教學水平存在差異，也容易造成對中國文學的整體把握與認識的不均衡。目前，以體類為主干的教材也有，但多在專科層次的學校試行，并沒有形成成熟的體系并被普遍接受。

（4）學習方法與學習評價。史學本位的課程觀，強調知識的課堂傳授，忽視學生個性化的文學體驗與綜合學習實踐，將立體的生動的文學變成了平面的“知識”。而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應試教育，使學生養成了功利化的學習傾向。學習評價的單一化引導了學生的死記硬背，考前劃重點的習慣，則造成了學生對課堂筆記或教學課件的依賴。如今在大學校園里考前大量復印答案已成為普遍現象。課程定位直接影響到教的方法，學習評價直接影響到學的方法，兩面夾擊，使文學課偏離了文學的本位，大大削弱了文學課程在人文教育中的專業優勢，不利于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和傳承使命感。文學的教與學都不“文學”，學生走向社會如何“詩意地棲居”、“詩意地教語文”？

二、小教大專“中國古代文學”詩性教育的實踐與思考

摘要：

為提高高校中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培養具備優秀國學文化底蘊的優秀人才，作者對四川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2、2013、2014級學生進行了古代文學教學狀況的調查。通過這次調查，基本了解學生對教師上課的評價與期待，有利于促進四川師范大學古代文學教學改革，也為其他高校古代文學的教學提供范式。

關鍵詞：

漢語言文學；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調查

目前我們的高校更注重對學生理性思維的培養，理科類的相關研究教學日益繁盛，而對于人文社會類的教學則缺少了很多人文關懷。無論是在教材編寫還是實際教學之中，都容易產生偏頗，忽略人文教育科學性的一面。在某種程度上使文科教學變成一種受主觀意識影響把控的學習。為此，我們的人文社會類教學需要進行一定的改革以適應時代的發展，為社會輸送一批優質的學生。高等師范院校因其師范院校辦學定位和為基礎教育培養合格師資的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在課程體系，內容，形式，方法，以及教學實習等一系列環節中都具有師范性優勢和特色，從而形成不同于綜合性大學及其它類型大學的辦學特色。以四川師范大學古代文學的教學為例，古代文學教程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核心課程，是文學素養培養的關鍵，也是學習文學的重要基礎。

一、就川師目前的古代文學教學現狀來說，還是差強人意，存在以下幾點較為不合理的現象：

第一，不少老師更注重對文學史的羅列和梳理而忽視了“固其根本”，對待文學作品的賞析只是一筆帶過，不做詳細的點評，其中的人文思想也留給學生自己思考，停留在表面。這使得不少學生淺嘗輒止，對待文學作品沒有自己的態度和想法，課程結束后也不加以思考。長此以往，會削弱其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興趣，對作品的解讀，鑒賞能力下降，甚至影響其今后對文學的學習以及人文素養的培養。而老師所重點教授的文學史，文論理念部分則對于我們走出課堂后用處不大。為此，作者對川師2012級，2013級和2014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200份，有效問卷200份，調查對象涉及10個班。其中有94.43%的學生希望老師能夠在課堂上多進行作品賞析，只有將近3%的學生希望老師在課堂上僅傳授文學史知識。由此可見，老師傳授的知識和學生所需要的知識有一定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學生的積極性消退。

一、以“返本”式研究為基礎

生態一詞，包含有“返本”的意義，“返本”的目的是“歸真求實”?，F代社會是一個工具化、金錢化的“鋼筋森林”，人及其藝術都喪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們希望通過“生態”意識的引導，使人們能夠重返大自然，重返詩性的大地。正是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原生態”才會迅速地在人們心目中構建新的“桃源”鏡象，才能越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邊界，向更廣闊的學術研究領域滲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本來就產生于過去的時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尋求它的“原生態”。也就是說，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產生的社會語境和文學語境中去，簡言之，即返回原點，返回文本。正如蔡鐘翔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緒言中所說:“要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關鍵還是在于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將研究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尊重歷史的事實。返本的第一層意思是返回原點，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要回到研究對象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形象地說，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將研究對象返歸于它所產生的某個時空的坐標點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點。在這個原點上產生的多種與文學理論有關的因子，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及其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生長點，或者說是“基因”。我們知道，戰國時人不可能代漢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論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說是代表了他那個時代關于“民本”的認識水平，而不能說他已經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認識，好比將桃花裝飾在梨樹的樹樁上，這種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沒有返回原點。返回原點，要能抓住產生研究對象的那個時代的信息。從官方到民間，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響文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其中，有對古代文學理論起主要作用的社會環境、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的社會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學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響文學理論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結合”之說，其中他特別強調的是“文史哲”結合［2］，這就是抓住影響文學的“史”和“哲”的信息來研究文學。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及批評史研究，之所以難以完全擺脫按封建王朝的方式來分期的模式，就是因為文學的發生發展，本來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基本模式。我們可以批評前代學者將這種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認這種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陳寅恪先生的《四聲三問》，將“永明聲律說”與佛經轉讀之聲進行比較，得出“永明聲律說”是由于佛教影響而產生的結論，這就是抓住佛教影響文學的信息，對“永明聲律說”產生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還原。羅宗強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則是將文學理論的研究置于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種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還要注意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進行研究時，須盡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關注那些別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縱出版《古巫醫與六詩考》，認為“六詩”中的風、賦、比、興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關聯，雅、頌和古巫的工作相關聯。這種推原的研究思維，就是沒有放過看起來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考察《詩品》東漸及其對日本和歌的影響，發人之所未發，同樣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詩品》的傳播語境，仔細求證、還原史實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饒忠頤先生在《六朝文論摭佚》中考察魏晉文論與音樂的關系，提出了“永明聲律說”未萌芽之前，文學批評的基本理論，無不與音樂息息相關的觀點，這也是關注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層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必須仔細理解理論文本的本來意思。雖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學理論文本的基礎。從字、句、段到篇章，都須仔細辨別，謹慎闡釋。字或詞，隨著時代的變遷，意義也會變遷，由本義產生諸多衍生的意義，有時甚至衍生出與原義相反的意思。在理論文本中出現的字或詞，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須是在它那個時期的確有那個意思，才能作那樣的解釋，各種字書、辭書、類書的參照是必須的，考證、訓詁、義疏、箋釋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這方面，清人樸學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鑒。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郭紹虞的《滄浪詩話校釋》、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在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關于“詩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歷來都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公案。聞一多先生在《詩與歌》這篇文章中，仔細分析《荀子》、《禮記》、《國語》、《左傳》等文獻中的相關表述，將“志”訓為“記錄”、“記憶”、“懷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將“志”訓為“志意”或“懷抱”的限制，為詩在早期社會具有記事、敘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據，這樣的研究，就是尋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細、全面地研讀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葉障目，斷章取義，在錯誤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得出不可靠的結論。“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復古”，“復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學理論做樣本，將現在的文學研究做成古代的樣子，或者對古人頂禮膜拜，讓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綜之，“返本”方能“歸真”，“還原”益于“求實”，這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堅持“通變”的思想

所謂“通變”，是指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過程中要堅持“通變”的思想，把握中國文學理論發生發展的動因，摸清它發生發展或嬗變的邏輯進程，并沿著其邏輯的進程來獲得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這是決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又一個關鍵環節。這就是蔡鐘翔等先生所謂的:“需要把歷史的研究方式和邏輯的研究方式統一起來，致力于揭示歷史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規律性。”［1］6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目的，不是以古證古，不是復古，而是要“古為今用”。在古今之間，哪些東西延續下來了，哪些東西可以獲得新生，哪些東西丟失了，都需要用“通變”的眼光來考察和發揚。“通變”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借用的術語，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通變》一篇，即是代表。劉勰在這篇文章中用“通變”思想來討論文學發展中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通”即“繼承”，“變”即“革新”。僅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夠的，因為“通變”思想的根源還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發現它的深刻性。“通變”思想源于中國古典哲學“易”學關于《易經》的討論。《周易大傳》中的《系辭》一篇，闡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變”、“通”和“通變”。“變”，是由“爻變”而致“變動”、“變化”之意，故《系辭》曰:“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爻者，言乎變者也。”“通”，為通達之意，故《系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才能通達?知變化是其前提，故《系辭》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知道了“通變”的道理，就能彰往察來，見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狀，故《系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p#分頁標題#e#

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哲學思想在文學思想層面的運用，使得“通變”思想不僅僅體現在文學發展的繼承與革新問題上，更在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上。繼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這應該是“通變”一說的重要內涵。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需要注意“通變”思想的運用，將研究對象置于文學發生發展和嬗變的歷史進程中，觀瀾索源，知變能通，掌握它的發展脈絡，這樣才可能把握它的發生發展和嬗變的規律，為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方向把脈，從而獲得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具體而言，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的生命力是長盛不衰的，因為它們在今天甚至將來，仍然可能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比如關于“詩言志”、“比興”的討論，關于“虛靜”范疇的發展、意境理論的討論，關于唐宋詩之爭的討論，等等，它們一直都有著較為清晰的演變過程，能夠跨越千年或數百年，說明它們的生命力是很強大的，它們在將來，仍然可能成為研究熱點。也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在歷史上不太受重視，但是今天來看，具有獲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說，在歷史上就幾乎沒有受到關注，但是現當代的文藝心理學發展起來后，“共同美感”說重獲得了它的理論生機。還有一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因為它所批評和研究的文學現象已經湮沒于文學史，可能在較長時期內都沒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經成為歷史，八股文的寫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們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評及理論。但是，隨著人們逐漸發現八股文的寫作也有可借鑒之處，對于明清以來的學人就八股文展開的批評和理論，也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如果說“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論產生的原點，對理論的原義進行定向、靜態的考察，那么堅持“通變”思想就是要求縱向、動態地把握理論的發展變化邏輯，掌握理論發展演變的內在根據，以及它們為什么在某些時候會發生斷裂的原因。這樣才可能在“古為今用”的過程中，使古代文學理論能夠遵循自己的邏輯生長壯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學理論淪為當代文藝學的論證素材和修飾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由于反傳統、反封建運動進行得太激烈，文學革命的人士們沒有能夠很好地發揮“通變”思想，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也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創建滯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創，這就是一個教訓。我們能從傳統中借鑒多少，決定了傳統可以走多遠。我們能發現多少古代文學理論的嬗變規律，也就決定了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有多少種可能。

三、致力于“話語重建”的目標

內容摘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一塊瑰寶，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對于高校具有重要意義。論文探討了高校傳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實現路徑。通過加強古代文學類課程建設、重視校園文化建設、完善校外傳統文化實踐基地等多種渠道實現高校傳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目標。

關鍵詞：高校;傳統文化;古代文學;實現路徑

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根基，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在黨的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2017年初，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對于傳承中華文脈、全面提升人民群眾文化素養、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1］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已經擺到了“重大戰略任務”的地位，顯示出其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作為培養文化傳承和創新主體的高校，應傳承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校古代文學類課程是與傳統文化有直接關系的課程，擔負著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任。

一.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對高校傳承傳統文化的意義

中國古代文學博大精深，歷經數千年的積累和傳承，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高校開設的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包括大學語文、古典詩詞、中國傳統文化、國學概論、中國思想史、書法等課程。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對于高校傳承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其一，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相較于其他課程，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組成部分之一，飽含豐富的社會、人生底蘊，具備豐富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價值。其二，通過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幫助當代大學生增強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審美能力。自覺學習古代文學中的優秀文化，諸如愛國情懷、民族精神、傳統美德、道德修養等。這些對于弘揚優秀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對于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其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發展所沉淀下來的瑰寶，對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及前賢往哲的價值觀和道德取向，能夠培養大學生正確認識世界的價值觀。

二.加強古代文學類課程建設以助推高校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高校古代文學類課程要明確教學目標，合理安排教學內容，科學使用教學方法，為推動高校中華傳統文化的傳統與弘揚作出應有的貢獻。其一，教學目標上，實現知識傳授和價值引領相統一，教書與育人相統一。要從文化視野的角度來看古代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在教學目標上以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為目的。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使學生能自覺傳承民族文化的精髓。比如，中國古代流傳下很多優秀的愛國主義篇章：屈原《離騷》、曹植《白馬篇》、杜甫《春望》、文天祥《過零丁洋》等等，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教師在講解這些篇目時可以適當地聯系作家生平、作品感情對學生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其二，教學內容上，做到傳統與現實緊密結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智慧，它曾經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進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時代價值。在古代文學類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主講教師應綜合現代、當代的文化熱點問題，聯系當前的社會現實探究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努力做到傳統與現實緊密結合，這既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使其學有所用。如《大學語文》課程在講授《詩經•關雎》表現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感情有節制的愛情觀時，可以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愛情觀。在講授《論語》中“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交友之道時，引導學生在交友方面，若與正直、誠實、見多識廣的人交朋友，必然受益。這些古代的文學作品均具有現實意義。其三，教學方式上，利用現代多媒體教學技術，努力形成“互聯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新型教育體系。首先，教學手段應體現科學化。古代文學類課程教師應該利用現代多媒體教學技術，將視頻、音頻、圖片、文字四者結合起來，制作出課程課件，以便直觀而有效地豐富教學內容，提高學生興趣，方便學生課余自學。教師要深入解讀教材，將晦澀難懂的古代文學作品轉化成圖片、歌曲等形式，幫助學生理解文本。比如，學習《大學語文》之漢樂府《上邪》時，讓學生聆聽由瓊瑤作詞、動力火車演唱的歌曲《當》，感受現代流行歌曲對古典詩詞的繼承與發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其次，新時期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與時俱進，高校應積極借助互聯網平臺，構建立體化網絡傳承體系，形成“互聯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模式。為了更好地利用互聯網資源，我們應該積極構建網絡平臺，隨時更新我們的教學內容。在課程建設中，逐步建立起適合學生作業與課外閱讀以及教師備課的課程資源與教學資源，逐步完善教學大綱、授課教案、教學課件、習題庫、原著選讀、圖片資料、視頻資源等資源庫。這樣，學生既能夠利用網絡資源進行學習，也可以通過網絡與老師溝通，在線答疑。

［摘要］在“基于學習成果的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即OBE理念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改革也勢在必行。論文以OBE理論為指導思想，探究古代文學課程大綱重新編寫的必要性，以及重新編寫中遇到的問題及相應的改進方法。重點指出大綱中課程教學目標，學習評量方式的編寫要遵循學生可習得性和評價多元化、可測量化原則。

［關鍵詞］OBE;古代文學課程;大綱編寫

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縮寫為OBE)是指成果導向教育理念，也是指基于學習產出的教育模式。這一理念始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和澳大利亞，引領了歐美國家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近來，OBE理念被國內許多高等院校重視，尤其在工科、商科、醫學等領域得到應用和推廣，但是目前人文社會學科關于OBE理念的研究和應用還不夠深入。那么如何將OBE理念應用于高校文科教育的改革和創新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OBE理念下大綱重新編寫的必要性

要在OBE理念下進行高校教育革新，首先得明確OBE理念具體指什么?簡單來說，它與高校教育改革一直強調的“以學生為中心”非常相似。“以學生為中心”強調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不要滿堂灌，“一言堂”，而要以學生為主體，即教師改變心態和角色，讓學生真正做到課堂的主人。OBE仍然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并且是以可預期的學生學習成果為中心，去設計整個教學的所有宏觀、微觀環節。它強調“反向設計”，這個“反向”是針對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教育模式而言的。以往我們的教學模式都是老師只依據課本教授學生書面上的知識，而不去真正考慮書面上的知識是否適應學生就業需要。針對師范院校的師范專業而言，講授課程的老師可能都沒有真正到中小學當過教師，所以往往是照本宣科。學生通過老師講授的知識來到中小學教學工作崗位后并不能把所學知識應用到實踐當中，往往對中小學的學生情況特別陌生。OBE針對傳統教學產生的問題提出要從滿足社會實踐需求出發逆著來。通俗的理解就是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是老師指向哪兒學生被動的就去打哪兒，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教育流程。OBE理念提出教學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即是學生需要打哪兒，根據學生的能力學生能夠打哪兒，教師再去設計指向哪兒。OBE強調如果學生所習得的知識、技能與素養不能滿足社會實踐需求，那么以結果為導向，宏觀與微觀的所有教學環節就需要重新建構。這對我們以往的教學認知是一個沖擊。意味著我們若以OBE理念為指導，即使是我們以往認為非常成熟的課程也有一定的可能會被淘汰。在高等院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中，中國古代文學是中文系的主干核心課，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通常開設四個學期，可謂整個中文系課程體系中用時最多的。其在整個中文系課程體系中占有的地位可見一斑，自然關于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相關的教學文件尤其是教學大綱應該已經被設計得很完備了。那么是否有必要再重新設計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呢?從OBE理念出發答案是肯定的。OBE強調一門課程的設置要基于其能滿足實現學生特定學習結果的要求。教育結構和課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課程無法為培養學生特定能力做出貢獻，或者指向培養學生的能力與其他課程相重復，它們就要被重建或淘汰。所以無論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一門課程有多重要，如果這門課程指向的學生學習結果并不能與社會需求相適應，那么它必然面臨淘汰。在OBE教育理念中，學生會學到什么是最重要的。自然，中國古代文學從以往經驗來看它的課程地位很重要，但是如果教學大綱中體現不出明確有意義的學生學習結果，或者課程大綱中體現出的學生學習結果與其他課程相重復，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仍然會面臨有可能被淘汰的困境。所以從OBE理念出發，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大綱必須要重新建構，而且OBE強調大綱不僅要重新建構，隨著學生預期學習目標的變化，隨著社會工作工種的進一步細化與分工，還要不斷地修改而且要常改常新即是不斷改進的。目前大多數學者圍繞OBE教學理念，對學校教育、整體的專業教育等宏觀方面進行研究。但對于OBE理念如何貫徹、應用于教學的微觀環節尚缺乏實踐經驗總結。本文從教學改革的微觀即教學大綱的編寫入手，結合筆者自身的編寫實踐，探討OBE教育理念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大綱如何編寫，以及編寫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可以如何處理。

二、OBE理念下大綱的編寫遵循對標原則

作為一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授課教師，筆者在剛剛接觸到OBE理念時，對如何貫徹該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是比較犯難的。因為OBE理念強調的是以結果為導向。它強調根據預期學生學習的結果進行“反向設計”教學。但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比較特殊，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內容多是詩歌和散文。中國傳統詩文本身它具有含蓄蘊藉的特點。也即對詩文的講授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審美品位或者是給學生帶來精神愉悅之感。但是我們都知道，一旦進入審美狀態，要求是審美無功利，或者功利是不外顯性的。也就是如果以結果為導向，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結果有時候往往是“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虛幻，是一種作用于學生精神世界的改變，它無法落到實處，這就為貫徹OBE理念帶來了困難。但當筆者深入理解OBE理念之后，發覺OBE理念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則即是對標原則。也就是根據不同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在不同崗位就業所需要的能力進行對標。OBE不是要求完美的一一對標，而是預期學生學習的成果與所設定的教學目標能夠對標百分之七十以上即可。所以雖然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特點決定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教學的目標有一部分是對學生精神審美上的提升。對精神審美的評估很難量化落到實際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結果層面，但這并不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能夠帶給學生的全部，也不是學生去往社會需求的全部。所以我們變化思路，完全可以從對標原則出發，重新制定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大綱。不同院校對課程大綱的具體編寫內容要求可能會有一些出入，但課程教學目標應該是所有院校撰寫大綱的必備要素。那么按照OBE教育理念，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設計應該從確定合理且明晰的學生預期學習結果開始逆向設計，同時撰寫目標的主語是學生，這也是踐行“以學生為中心原則”。預期學習結果的設定是以學生為主體，而不是教師或學校。筆者順著這樣的思路設計出中文系漢語國際教育(師范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1(內容包括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課程大綱的第一稿教學目標，如下:

（一）

一、加強古代漢語基礎知識訓練

要學好中國古代文學，必須首先過好古文閱讀關，能讀懂文言文。學生不掌握好古代漢語，就難以閱讀與理解古代文學作品。針對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高專學生基礎薄弱的問題，古代文學教師在賞析作品前一般應先疏通文意，加強對學生古代漢語基礎知識的訓練。這種基礎訓練，首先體現在古代文學教師在疏通文意時，強調學生注意把握語言文字的各種含義及相關知識。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兩門課程的融會貫通。古代漢語的內容分為文選、常用詞與古漢語通論三部分。文選部分即語言學的經典，往往就是文學名篇，與古代文學重在賞析不同，其更側重字、詞、句的落實。常用詞的用法與古漢語通論部分，是讀懂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相關知識。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應與古代漢語教師進行溝通，使二者的教學緊密銜接。對古代文學課程來說，有了古代漢語的相關知識和教師的語言學分析，學生就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地欣賞、把握其文學特征。在學生課外學習方面，主要依靠多讀多看。引導學生多讀作品，選擇一部分好作品反復熟讀，開始時可以選擇簡練優美的唐詩宋詞，進而選擇散文名篇如《聊齋志異》《唐宋傳奇》《世說新語》《古文觀止》等。通過多讀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豐富詞匯和語法規律。

二、激發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意識

興趣是推動人們去認識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種重要動機，是學生學習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瑞士現代心理學家皮亞杰也認為：“一切有效的活動必須是以某種興趣為先決條件。”興趣是求知的內在動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就會積極主動地學習，學習效果就會事半功倍。

1.引導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興趣

態度決定行為，學生對古代文學意義的認識深刻，學習的態度端正，必能提高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首先，引導學生消除“古代文學無用”的錯誤觀點。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可掌握古代優秀文學文化，增加知識儲備，提高綜合素質，提高閱讀、鑒賞、語言表達與文學創作能力，為以后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礎。古代文學作品既給后人美的享受，又給后人提供無窮的學習提高的機會。現代文化文學對古代文學的借鑒與沿襲永遠不會停止，如金庸、瓊瑤的小說創作得益于古代文學豐富的滋養，又如方文山等眾多音樂人化用、改編古詩詞，不僅在文化傳承上有積極意義，而且豐富了現代文化寶庫。其次，如王慧剛所言：“古代文學課程不是遠離現實的歷史存在，而是與現實人生密切相關的。古代文學的講授不僅僅是文學知識的傳承，更是人文精神的傳遞。”無論學生將來從事何種職業，人格修養、修身養性都是必需的。從古代文學可以挖掘與現代人生的諸多契合點，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理想人格。如蘇軾的《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面對挫折，任運隨緣；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鍥而不舍，堅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堅強包容，君子品性。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大學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對提高大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無庸諱言，多年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現代壓制傳統的問題，本文想就古代文學研究教學中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關注的問題展開討論。   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因為古今之爭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哲學史家馮契曾說：“古今中西之爭貫穿于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今后若干年這個問題大概還是社會的中心問題。”[1]這里的古今中西之爭其實可以簡化為古今之爭。   因為受過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認為中西之分實際就是古今之異。西方先于東方近代化，因此是今；東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這個區分里面蘊含著價值判斷，表現為“今”是先進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來的幾代知識分子都陷在古今之爭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來的思想文化大勢就是以現代改造古代、解釋古代的歷史。   大體說來，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也是在古今之爭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況且，現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此，總結百年來這一學科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今后的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帶來有益的啟迪。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   中國古代文學史不是從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來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構起來的。這一建構過程的得失，值得我們審思。   現代我們熟知的學科分類，比如文學、史學、經濟、法律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國傳統的學問分類，當然不會是這樣，而是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也與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傳統的學校是私塾和書院，教授的主要是詩詞歌賦和五經四書之類，側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來中國實行的教育制度無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結果。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當然也就沒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沒有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學問。雖然“文學”一詞，本為中國所固有，然而五四以來人們習以為常的“文學”概念，卻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截然不同。中國傳統講的是一種泛文學觀，如《論語》先進篇孔門四科論學，即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   其中所謂文學，對德行、政事而言；所謂學文，對力行而言。中國五四以來所采用的文學概念，是沿襲近代西方的文學觀念?，F代西方關于文學是富于想象與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從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那里開始的。1759年萊辛在《關于當代文學的通訊》一書中，才初步賦予“文學”一詞以現代意義。1800年法國斯達爾夫人發表《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一文，標志現代意義“文學”的真正確立。當代美國學者米勒也認為：“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不可避免地要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只是最近的事情，開始于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西歐。”[2]學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學”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構了，于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就逐漸建構起來了。這個建構的途徑，就是采用“反向格義”，對傳統文學里的詩文評和文苑傳進行改造。所謂格義，是在佛教初入中國之時，為了便于理解，學者們拿本土的老莊思想來解釋外來教義的一種方法。由此看來，格義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逐漸式微了。晚清五四以來，中國學人自覺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體系以及理論框架來研究分析中國的文本和思想，這種方法就是“反向格義”。[3]   “反向格義”說穿了就是“以西釋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觀念為依據解釋中國的傳統。   也就是說，通過“反向格義”，我們用西方近代的“文學”替換了傳統的“文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國人漸以抒情者衡文學，于是詩歌、小說、戲曲被視為文學，而史傳、論文之類被排斥在文學之外，傳統的泛文學觀被改造成了狹隘的現代文學觀。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根本性的轉變？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來的屈辱史，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學東漸之后，中國的文化譜系開始轉變，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觀念為核心重新梳理中國的傳統文化。于是，來自近代西方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新文學的成功，這些理論自然成了讀書人的常識，它的歐洲血統反而被遺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把中國古代文學史逐步建構出來了。   二、“古為今用”，古代成了現代的奴婢   既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為核心的，那么，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勢必成了一堆沒有靈魂的東西了。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文學成了論證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材料了。   為了服務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國古代文學被無情地閹割、改造、重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領袖們各自從古代文學里挑選適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構自己的文學史。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深受啟蒙運動影響，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語言上也要擺脫高雅的拉丁語，主張民族的日常用語。這一思潮對五四新文化人影響深遠，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是顯著代表。此書極力為五四新文學張目，認為白話文學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有著千百年的歷史淵源的；且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有價值的都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是毫無價值的。   總之，在胡適看來，白話的，通俗的，大眾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興》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歷來被廣泛稱頌的古典作品，簡直是難懂的詩迷，全無文學的價值。#p#分頁標題#e#   五四之后出現的其他文學史雖沒有胡著《白話文學史》這么明顯的偏頗，但幾乎無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響，則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來，還有所謂的“整理國故”，這里的“國故”當然包括古代文學，那又該如何“整理”呢？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綱領就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關鍵就在“輸入學理”，說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論和概念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從亂七八糟里尋找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尋找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尋找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尋找出一個真價值來。”[4]在新潮派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簡直是一團漆黑，毫無價值。其實，“國故”一詞已經給傳統文化定了性了，表示這些都是老古董，沒有生命力了。   對于如何理解傳統文化，胡適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就是“配眼鏡”。他認為我們學習了西方的理論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鏡，看問題會看得更清了。其潛臺詞無疑是說中國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視眼。然而，胡適給國人配的不是近視鏡，而是各式各樣的有色眼鏡。比如他本人就學會了美國的實用主義，不但用它建構了中國第一部哲學史，還用它來指導古代文學的研究。   然而，戴著有色眼鏡看到的古代勢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樣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寫實派、反映論等等近代西方理論充斥著中國古代文學史。   所以，盡管胡適也強調要回到歷史中去，“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小說還給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歷史，然而，戴著各種有色眼鏡看到的歷史，不可能是歷史的真相。   在整理國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適的意見：“我們要整理國故，也必須憑借現代的新學說、新方法，才能有點成就。譬如研究文學，我們不可不依外國文學批評的新說。倘若照中國的舊說講來，那么載道之文當然為文學正宗，小說、戲曲都是玩物傷志，至少也是文學的未入流罷了。”[6]國故被這樣“整理”之后，它的靈魂必然變成近代西方的。   縱觀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學研究，概而言之，為“五四”新文學服務，為時代的新思潮服務。不但自由主義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國以來，在對待古代文化遺產方面我們一直強調“古為今用”，即古代社會的一切思想資源都必須為當今社會服務。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價值。其實，“古為今用”理應包含對話的意識，但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之下，大多數人偏向于簡單的理解，即單向的古代為現代服務，而不是雙向的對話交流。   三、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出現的偏頗   這種以西方近論觀照中國古代文學的做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為“五四”以來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務。時至今日，封建制度與文化斷無復辟之可能，再按照原來的思路走，其偏頗之處日益顯見?？偨Y“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偏頗，大致如下：   （一）一味強調為現實服務，而忽視了作家和作品的主體地位   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偏頗，關鍵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現代”徹底壓制，被剝奪了發言權，“古代”于是變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現代”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閹割改造。對人文學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為現實服務當然有其道理，只是我們做的不夠好，顯得太過牽強，太著痕跡。   《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和《長生殿》在過去被稱為五大名劇，尤其是《西廂記》和《琵琶記》，更被稱為雙璧，對明清的戲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有了變化，五大名劇變成了四大名劇，《琵琶記》被從中剔除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原因很簡單，《西廂記》和《牡丹亭》可以解讀為宣揚反封建的愛情作品，《桃花扇》和《長生殿》也可解讀為愛情作品，其中還有現代讀者可以接受的家國之思、興亡之感。唯獨《琵琶記》，它的內容是宣揚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團圓結局，不能和五四以來宣揚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學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擠出一流文學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學史上，我們贊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潛臺詞就是認為他們的作者具有較為先進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級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來反封建。然而，王實甫和湯顯祖作為封建士大夫，他們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思想嗎？   《西廂記》《牡丹亭》宣揚的是愛情嗎？   古人從沒有這樣解讀過。現代所謂的愛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礎之上的愛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會出現，封建社會也不可能提供一個場合給青年男女去談戀愛。于是，不少戲曲作品都不得不虛構一個后花園，讓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愛。對于這樣的敘述，當作莊生之寓言來解讀是比較恰當的。然而，五四以來受過西學訓練的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用反映論來解讀，于是，他們在虛無的后花園里發現了“真實”的愛情。   總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讀為“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做法，是現代人的發明，完全沒有顧及作者的創作意圖，其合理性應當受到質疑。   （二）過分地強調斗爭的層面，而忽略了和諧的層面   #p#分頁標題#e# 中國傳統的思路是強調和諧，比如陰陽這一對范疇，看似矛盾對立，但在落腳點上卻是歸于和諧。所謂陰陽和合，化成天地。對這一觀念，張載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確的表達：“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來我們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傳統的思路全然拋卻，開始用斗爭的眼光看問題了。于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成了充滿斗爭的歷史。   比如，文學史上講戲曲小說等敘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節發展方面必講矛盾沖突，好像離開矛盾沖突我們就無法講文學了。金圣嘆、毛宗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沖突的，他們一樣能把《水滸傳》《西廂記》和《三國演義》解讀得生動傳神。   再比如，文學史對明代詩文的流變一般都歸結為復古與反復古的斗爭，焦點集中在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竟陵派之間。好像復古派是反動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進步的一方。然而，人們想不到復古派卻是提倡民歌，反對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導師李贄卻是對八股文大加贊美的。這真叫人大跌眼鏡。歷史是復雜的，貌似對立的雙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試圖用分清敵我的斗爭理論來厘清歷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勞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讀偶記》試圖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簡化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這種以理論強行剪裁歷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敗的。   （三）機械硬套，簡單比附，極力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   由于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是“以西釋中”，即以近代西方為參照系來觀照中國，因此，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簡單比附，必然成為文學史寫作的慣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詩人李白，在現代中國人看來，他成了浪漫主義詩人。其實，古人自有一套話語評價他，如“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云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嚴羽《滄浪詩話》）然而，這一套話語被現代人視為籠統模糊，基本舍棄掉了。   李白詩多用神話，想象奇特，好像與浪漫主義詩歌頗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當然，我們不否認用浪漫主義的視角審視李白，自然也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但被遮蔽的東西同樣很多。概括地說，這一做法把古人給現代化了，我們看到是一個西裝革履的李太白。這無論是對李白還是對浪漫主義都是傷害。   現代學者的“以西釋中”往往是把“相似”當作“相同”，荒誕可笑。黑猩猩和人類很相似，基因組圖譜相同更在98%以上，難道會把黑猩猩當作人，好像沒有人會這樣做。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然而在更需要嚴謹的學術研究中，類似的錯誤卻比比皆是。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要與國際接軌嘛，要盡可能讓外國人看明白我們的古典文學。   然而，現實卻讓人難堪。有德國漢學家直截了當地告訴陳平原，“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看我買的是什么，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我需要，理論我們自己有，眼光見識我們自己有，我們要的是中國的資料。”[7]我們不是說要和國際接軌么，要和西方對話么，可西方的學者甚至漢學家連我們寫的書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實，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為我們的理論框架來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來佛的手心。對這一套東西，人家比我們熟悉，看你的書干什么？四、“古今對話”，構建古代文學研究新局面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依然處于“以西釋中”的簡單比附階段。中華民族要復興，絕對不僅是物質的極為豐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與更新。因此，我們要重樹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以中為主，融會中西，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其中“忠實的傳承者”這一提法頗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繼承”。其實，只有傳承，才能談得上弘揚和發展。而所謂傳承，就要尊重古人，對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們應該逐步由“古為今用”轉變到“古今對話”的思路上來。要按照歷史的脈絡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地找材料為當代服務；要把古代文學當作源頭活水，而不是把它對象化、工具化；要還古代文學以尊嚴，還古代作家以尊嚴，把他們當作有生命的對話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隨意擺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該如何構建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覺，重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費孝通對“文化自覺”的看法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他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8]這說明端正心態，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抱有一種溫情，充分了解它形成發展的歷史，才可能增強文化轉型、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二）逐漸擺脫“反向格義”即“以西釋中”的尷尬局面。這就要求我們不但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有一個較為透徹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會誤用和亂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國傳統文論是如何評價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這類不倫不類的說法就可以避免。  #p#分頁標題#e# （三）古今對話，激活傳統。這種作法不是回歸，也不是復古，而是傳統與現代相遇之后，激發出新的生命力。佛教進入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許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禪宗和宋明理學就是佛教思想與本土文明相互對話的結果。   （四）具體到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上，也應作適當的調整。較為空洞的文學史應該壓縮，古代經典作品的比重應大大加強，引導學生直面古代經典，增加感性認識。另外，關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紹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論的層面，最好對近代西方文學思想方面的關鍵詞進行知識考古，梳理它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脈絡，使學生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了解它，這樣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當然，這只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尤其要注意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只有教師的觀念轉變了，對傳統的理解加深了，對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進了，這才可能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并在新形勢下激活傳統，最終形成古代文學教學研究的新局面。

一、古代文學課程所蘊含的哲學思想與大學生人文精神培養的關系

中國傳統思想的兩大核心是儒家和道家，儒家思想產生于先秦，經過歷朝歷代官方的提倡和自身不斷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根基；道家思想主張探索宇宙、人生真理，是古代士人精神的依托之所，這兩大思潮和來自外域的佛教信仰相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心理的基石。唐朝散文家韓愈提出“文以載道”，教師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解惑”，這里的“道”即是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想。古代文學先秦文學史部分詳細介紹了百家爭鳴的學術潮流，選錄儒、道、墨、法等諸子散文，這些文章既是文學作品又是哲學著述，在欣賞這些美文的同時，也能了解諸子學說，如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孔孟之儒，逍遙天地之間，與道合一的老莊哲學，表達社會底層民眾思想的墨家和農家等。先秦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根基，其后有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

講述兩漢文學就必須提及儒術獨尊的思想形式，介紹兩漢經學，魏晉南北朝文學則不能不關注玄學和佛學，唐代詩歌與當時的音樂、繪畫、社會思潮關系密切，講述宋代詩文則必然與程朱理學和禪學相聯系。雖然文學史對各時代的思想學術背景簡而述之，但從總體上來說，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能夠使學生尤其是文科專業的學生全面系統地了解和掌握中國傳統思想的發展脈絡。中國文學前后相繼，在數千年的文學發展中，思考社會人生、感悟生命歷程是其永恒的主題。

讀屈原的《離騷》，讓人深深浸淫于對國家一往情深的熱愛之中；讀司馬遷的《史記》，讓我們對過往數千年的個體生命經歷和時間、歷史發展有了辯證的認識和思考；陶潛一聲“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引得林泉激蕩，巖穴來風，千載而下令人追羨不已。李太白倜儻不群，詩歌熱情激蕩，千年而下，讀之依然能滌蕩心魂；讀杜子美之詩，我們眼前就會浮現出李唐天寶末年天子昏庸、奸佞當道，武將好大喜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圖景。先秦的詩文、兩漢的文賦、漢魏六朝五言詩、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無不書寫和抒發了古代士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深邃情懷，記載了古人對社會人生的哲學思考。

二、古代文學課程的歷史思維與大學生人文精神培養的關系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國悠久的歷史被不間斷地記載，從武王滅商，秦、漢易代的經驗中，繼任的統治者無不鑒于前朝，反思歷史，形成了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古代文學課程以文學發展為主線，以“知人論世”的原則和方法分析描述，對每一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思想做了概述，在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討論文學現象。袁行霈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史屬于史學的范疇，撰寫文學是應當具有史學的思維方式。”文學作品中的史傳散文也是歷史文獻，從《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張中丞后傳》、《五代史伶官傳序》等史傳散文中，讀者在體會古文筆法的同時，也能夠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歷史文化，思考歷史發展規律。

通過古代文學史的學習，能夠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社會風俗變遷等歷史常識，在反思歷史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人文精神素養。在歷史長河中，個人命運融入其中，使得如江河之水奔涌而前的時間更加豐富多姿，充滿感性色彩。在古代文學史學習過程中，作者生平介紹環節，可以使學生體會多種多樣的人生狀態、情感經歷、生命抉擇，從而以古人的生命智慧充實啟發自身的心靈與智慧，培養理性精神。先秦的莊子倜儻不羈，與道合一，以他的人生實踐著物我兩忘的逍遙境界；東晉陶淵明安貧樂道，恬淡沖默，開拓了屬于古代士人的一片精神凈土；李白風流瀟灑，卓爾不群，身體力行了浪漫主義的人生情懷；杜甫憂國憂民，感念黎元蒼生，歷經艱辛，慨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寄寓身世之悲；辛棄疾文治武功，英豪一世，一腔愛國志向盡賦予短歌慢吟中；曹雪芹閱盡人生富貴貧賤，傾注一生，鑄成紅樓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