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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萍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教材不同于一般的學術專著,它要幫助學生從總體上了解、把握本學科的基本狀況,因此,優秀的教材應當注意涵蓋本學科的主體內容,授予學生以全面的、系統的學科知識。與此相應,其體例安排應力求完備,經得起時間以及學科發展內在要求的考驗。比如陳?、劉象愚兩位先生就以其深厚的學識修養、審慎的研究態度、穩健的學術品格以及富于前瞻性的學術眼光和思維,構建了《比較文學概論》一書豐富充實的內容以及科學穩固的知識結構。該書由學科基本問題“什么是比較文學”切入,論述了比較文學的產生以及諸多涉及學科的基本屬性問題。比如關于比較文學的定義,該書在分析以往具有代表性的定義的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觀點:“比較文學是一種開放式的文學研究,它具有宏觀的視野和國際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自覺意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1]在厘清了比較文學的基本屬性之后,該書接下來的兩章“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比較文學的基本類型和研究方法”,則分別從縱向與橫向、事實與學理兩個角度,對比較文學展開全方位探討。讀到這里,人們對于比較文學的基本情況已經大體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數了。
換個角度說,至此,該書對于比較文學的學科基本知識已經做了較為系統、清晰的交待。該書最后兩章“文學范圍內的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研究”,可謂前文比較文學理論與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運用,雖然限于篇幅和其他考慮,該書無法涵蓋所有屬于比較文學范疇內的文學自身以及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這對于一部帶有比較文學通論性質的論著而言,其實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但盡管如此,就當時情況看,該書最后兩章相比較其他同類教材,其內容之豐富程度確實罕有可與之相媲美者了。由此可見,如果說該書前三章勾勒出比較文學的大模樣的話,那么,最后兩章則通過若干文學自身以及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使比較文學學科變得具體、豐滿起來。總之,前后五章有機相合,《比較文學概論》不僅使比較文學學科自身的各個層面有條不紊地一一呈現,而且符合人們的認知習慣、求知心理。另外,談到該書知識結構的科學穩固的特點,還有一個情況很有說服力,那就是這本書曾于2000年再版,與1988年版相比,新版的《比較文學概論》雖然也做了一定的修訂,但全書的體例和基本框架均保持不變,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該書的知識結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又比如,謝天振先生的專著《譯介學》。該書出版之際,人們對“譯介學”這一新興術語還比較陌生,由此產生很多誤解,尤其是將它與一般的翻譯研究混淆起來,這樣就無異于否認了譯介學獨立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必將嚴重阻礙譯介學的發展。與此同時,又由于譯介學的核心問題是文學翻譯,因此,譯介學與一般的翻譯研究有著無法割舍的關系,隨之而來,譯介學的性質、譯介學的翻譯研究與傳統翻譯研究的區別、譯介學研究的方法、意義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均有必要一一澄清。正是這樣,該書沿著翻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相關理論的闡釋、應用于文學研究實踐的意義這樣一條思路,對譯介學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予以詳細解讀,譯介學的理論建構由此得以基本確立。由于在當時中國,譯介學屬于全新的知識領域,《譯介學》一書是第一本專題教材,其中涉及眾多頗有爭議的理論問題,因此,在論證上有其特殊的困難,而該書論者卻如同一個高明的教師,以傳統翻譯研究為或顯或隱的參照物,不斷地設疑解惑,循循善誘,由此,問題的提出與解析如連環套一般———從文學翻譯到翻譯文學再到翻譯文學史,層層推進,讀者的視野隨之不斷拓寬,思考也不斷深化。需要補充的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牽涉龐雜、爭論繁多的新興學科,相關教材闡述其總體面貌、搭建其完整格局,顯得尤為困難,編撰者需要具有豐厚的學識儲備以及駕馭全局的眼光和能力,才能不憚其難,從容應對。
二、優秀的比較文學教材應當例證充分,表述暢曉
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比較文學涉及多種國家、民族的文學以及文化狀況,還包括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比之于文學領域的其他傳統學科,顯得難度重重,對于初學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優秀的比較文學教材應當注意結合生動的文學實例,運用明白、暢曉的語言,加以深入淺出的闡析,逐步引導學生領悟比較文學的要義。就拿陳?、劉象愚兩位先生的《比較文學概論》看,其行文方式帶有明顯的討論色彩,不是高高在上地指示、判斷,而是與各方平等對話,逐步引導人們糾正偏見,拓展視野,最終得出較為公允的結論。謝天振先生的《譯介學》同樣如此,比如關于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該書首先區分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指出:“越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審美信息越是豐富,譯者對它的理解和傳達也就越難以窮盡。”[2]繼而詳細剖析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差異和距離,論證翻譯文學不屬于外國文學。緊接著,該書又著重分析翻譯文學與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的區別,由此得出結論:“比較妥當的做法是,把翻譯文學看作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中相對獨立的一個組成部分。”[3]在行文過程中,該書表現出扎實、穩重的特點,表述既簡潔明了又充分深入,并且注重穿插大量或正或反的翻譯實例相佐證,最終將深奧難懂的理論問題闡述得清晰而透徹。
曹順慶先生的《中西比較詩學》亦堪稱這一方面的佼佼者。作為一部比較詩學專著,該教材不可避免地涉及眾多復雜的理論問題,難能可貴的是,全書通篇讀來令人如坐春風,無比暢快。原因何在?這就不能不提到該書的語言特色。特色之一即行文如聊天。雖然是在談論刻板、抽象的理論話題,論者卻沒有自視高明地板起面孔,而恰如一個深諳教學之道的師長,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尤其善于巧妙設疑:“朋友,您一定讀過不少西方和中國的文藝作品,曾在那絢麗多姿的中西藝術珍品中探幽攬勝吧。……不過,在探幽攬勝之時,您可曾深思過中西文學藝術那截然不同的審美特征?”[4]“文學藝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人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然而它是怎樣產生的呢?”[5]“正是藝術想像,鑄成了那具有永恒魅力的藝術杰作!那么,想像的奧秘何在呢?”[6]諸如此類的問題,一個一個適時拋出,然后再詳細地予以答疑解惑,進而引伸出新的問題、新的解析,如此延展下去,像滾雪球一般,該書對問題的探討越來越深入,與此相應的,讀者的相關知識也在不知不覺之間越來越豐富起來。特色之二即語言的詩化。在這里,論者仿佛一個激情澎湃的詩人,雖然就所探討的話題而言,全書不乏嚴密、細致的分析和論證,但通篇讀來,卻給人感覺詩意盎然,妙語佳句紛至沓來,讓人美不勝收。就讀者而言,在接受復雜的理論教化的同時,又得以享受如美文般的盎然詩意,自然應該是其樂融融了。從教學的角度看,這樣的教材受到學生的喜愛、歡迎,當在情理之中。又比如饒?子先生主編的《中西戲劇比較教程》,作為一部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專著,該書知識量豐富,體例完備,重點突出,將涉及中西戲劇比較的話題基本上一一涵蓋,從戲劇的起源一直談到戲劇的現代處境,進而在充分論證、總結的基礎上,對戲劇未來發展的前景予以科學預測:“放眼世界戲劇舞臺和中國戲劇舞臺,一個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多元格局正在形成,而且各種流派、風格、技法從彼此對峙到相互滲透、互為補充,在兼容與結合中嬗變。”[7]其中無論是歷史的梳理,還是理論的闡發,論者均注意結合中外戲劇作家、作品的實例進行具體分析,“中西戲劇名家比較———關漢卿和莎士比亞”和“中西戲劇名作比較”兩章,更成為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經典范例。通過大量具體入微的實例分析,既深入淺出地說明了相關理論,也為全書增添了不少文學趣味,有效提高了讀者的閱讀興趣。#p#分頁標題#e#
除此之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論證模式,也有可能引導學生實現舉一反三之功效。總之,作為系統研究中西戲劇比較課題的開路先鋒,《中西戲劇比較教程》一書并不給人以艱澀、生僻之感,主要原因在于兩點,一是因為該書包含大量中西戲劇作品的實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理論問題變得具體可感。與此相關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即緣于該書語言表達的感性化特色,其生動、曉暢的文字,在論事說理的同時,也有效拉近了讀者與教材的距離,該書由此具有了一種吸引人、打動人的魅力,這對于一部以理論闡發為主的教材而言,當然是彌足珍貴的。比較文學涉及面廣,相關的理論探討往往較為復雜、艱深,與此同時,比較文學歸根結底屬于文學研究,文學具有形象生動、具體可感的本質特性,因此,比較文學教材如果得以明白曉暢的語言、同時融入一定的文學實例分析,必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人們對本學科的陌生感、困難感,同時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優秀的比較文學教材應當彰顯中國特色,努力開拓創新
中國的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從西方傳入且本身具有鮮明的跨越文化界限特質的學科,一直注重引進西方相關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由于此前我國比較文學經歷了大約30年的沉寂、停頓甚至倒退,急切需要外來的新鮮血液來彌補自身的不足,于是,伴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大地上的復興,比較文學教材被積極引進、介紹西方學說的情況便屢見不鮮了。不可否認,吸納外來成果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必將受到很大限制。面對這種情況,一批優秀的比較文學教材在吸引、引進外來學說的基礎之上,積極彰顯出其學術個性和民族特性,努力開拓創新,顯示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的不容忽視的地位。比如,樂黛云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其一大特色就是主要圍繞“中西文學”展開有關比較文學各方面問題的探討,這對于中國讀者而言,無疑更為熟悉,也更有興趣,更利于接受。其中在回顧比較文學發展歷史的部分,該書就將中國的比較文學史作為一個重要部分詳加梳理,并且,當勾畫比較文學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前景時,滿懷信心地指出:“可以預料,有獨創性的學術論著將會成批問世,中國的比較文學將會出現一個輝煌的將來,并為比較文學這門世界性的學科作出貢獻。”[8]毫不夸張地說,30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取得的成就完全證實了這一預言。
至于樂黛云先生2003年撰寫、出版的《比較文學簡明教程》一書,亦表現出鮮明的彰顯民族特性和學術個性的努力。該教材內容全面豐富,語言簡潔通俗,論證結構清晰明了,非常適合于廣大學生和一般讀者使用。具體到“中國特色”,該書有著多方面的體現。體現之一即運用中國傳統觀念于比較文學研究之中。比如該書將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觀念視為研究比較文學的重要原則,在這一部分,論者先追溯“和而不同”的由來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中國古代典籍,辨析其中“和”與“不同”的辯證關系,再將之與比較文學聯系起來,指出:“這種承認差別,不斷開放,不斷追求新的和諧的精神,正是比較文學的真精神。……比較文學就是一方面要在不同文化的文學里,從諸多差別中,尋求其內在的一致,也就是‘和’;另一方面又要從已有的、已然呈現的和諧中,分解出其差別和不同。”[9]在此,論者將中國傳統觀念與比較文學研究水乳交融,既豐富了比較文學理論,也更便于中國讀者領受比較文學的精髓。體現之二即加強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成果與中國的聯系。比如,伴隨著“互動認知”與“雙向詮釋”理論的發展,事物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在差別的相互作用中求得發展有各種途徑,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兩個原則,即“他者原則”與“互動原則”,其基本內容即“強調對主體和客體的認識必須依靠從‘他者’視角的觀察和反思;也就是說由于觀察者所處的地位和立場不同,他的主觀世界和他所認識的客觀世界也就發生了變化。因此,要真正認識世界(包括認識主體),就要有這種他者的‘外在觀點’,要參照他人和他種文化從不同角度對事物的看法”[10]。確立了這一理論前提,該書進而闡明中國作為一個最適合的“他者”對于西方文學乃至文化研究的特殊意義。在這一部分最后,該書又從中國比較文學的角度審視這一問題,指出以往我們的研究偏重于用西方理論模式單向地研究中國,這一研究方式雖取得了重大成就,卻同時存在很多缺陷,由此,論者充滿信心地預言,在“互動認知”與“雙向詮釋”被廣泛認同的今天,中國的比較文學必將獲得空前發展。體現之三即重視中西文學及文論的比較研究。這不僅表現為對該論題進行細致、深入的專章論述,而且還表現在散見于該書其他相關內容的涉及此類問題的大量分析。曹順慶先生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也是這樣一部順應時展需要、致力于學科理論創新的教材。在該書“后記”部分,曹順慶先生寫道:“這是一部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教材,是一部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性教材。”[11]明確無誤地表達了新時代比較文學教材編寫者突顯自我特色的勇氣和信心。
具體而言,比如,在理論體系方面,該書一改此前比較文學教材較為通行的做法,即“打破舊有的歷時性描述的以學派學科理論來切塊的模式,跳出學派理論框架,從共時性角度來重新整合已經存在的比較文學三個階段的學科理論資源,將比較文學存在的理論問題在‘跨越性’和‘文學性’這兩個基點上進行融通。”[12]由此出發,該書確立了以“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為中心內容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與以往相比較可見,這一理論體系雖然不乏傳統的影子,卻在繼承之中有所創新,其最大貢獻在于有效緩解了以往理論體系由于過分強調以學派為代表的歷時性劃分所造成的牽強附會乃至前后矛盾的弊端,從一個更高的層面去審視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情況,以統領全局的目光觀照其中有代表性的學科理論,打破了以往理論體系人為割裂的局限。再就各部分的具體內容看,《比較文學教程》一書最大的理論創新應當說體現于“變異研究”一章。“變異研究”關注的重心是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變異研究著意于為比較文學領域普遍存在的變異現象提供理論依據以及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因此研究視野更為寬廣,也更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否則,一味求“同”難免陷入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的尷尬,與其這樣,倒不如認真辨“異”,發掘其歷史文化根源,探討其內在規律,為相關的比較文學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從這個意義看,變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實證性影響研究的不足,豐富了比較文學的理論內涵。#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