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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汪太偉 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1．研究會組織機構的建立健全、教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及其對教學體系的促進

四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年會的召開，一方面建立健全了研究會的組織機構，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教學體制發展的實效，而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比較文學研究會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

1．1組織機構的建立健全

1995年11月，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國際比較文學教學教材學術研討會在煙臺大學召開，煙臺會議通過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章程，確立了研究會的宗旨：致力于提高比較文學教學、研究的水平，促進、協調、組織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在學校之間、地區之間、國家之間的學術交流，為培養年輕一代的開放意識、全球意識與比較觀念，為中國的文學事業面向世界服務。研究會掛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研究會選舉陳惇為會長，劉獻彪、謝天振、陳躍紅、孟昭毅為副會長，并聘請樂黛云、朱維之、林秀清、廖鴻鈞、徐京安、孫景堯、盧康華、饒芃子為顧問；劉象愚、劉獻彪、陳惇、陳躍紅、陳曦、孟昭毅、謝天振、張承菊、徐揚尚為常務理事。到2007年的第三屆年會，研究會又聘請樂黛云等8人為顧問，選舉了理事52人，常務理事21人，并進一步健全了組織機構，增設了學術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出版委員會、聯絡委員會等四個委員會，具體了各組織機構的分工。

1．2教學研究隊伍的發展壯大

1995年參加首屆年會的比較文學專家、學者、教師以及出版工作者來自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共計60多人。2007年的第三屆年會，到會代表約160多人，參會人數規模為四屆年會之最。2009年的第四屆年會，擬出席年會的代表已有260多人，實際出席90多人。代表分布于全國22個省，4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的80多所高校及相關研究機構，這充分表明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隊伍的日益壯大，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在中國已經構筑了堅實的基礎，教學交流的平臺也日益寬廣。

1．3比較文學多層次教學體系的建立

在首屆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上，陳惇教授做了題為《比較文學教學是這門學科興旺發達的基本保證》的報告，報告對比較文學由選修課改為必修課以及在中國建立比較文學系等表達了殷切的期待。在2003年的第二屆年會上，陳惇會長在《走向體制化和規范化》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成立已有8年，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在這期間進入了穩健發展的階段。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一個專業委員會，為推動比較文學的教學，向教育部提交了關于加強比較文學教學的三點建議書，為教育部考慮有關問題、制訂有關文件時提供了必要的參考。在此環境下，比較文學已成為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課，許多學校建立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不少學校新建了比較文學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在教學體制上，比較文學不僅在大學本科教學中普遍開花，而且已經擁有了十幾個博士點，幾十個碩士點，四川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創辦了比較文學系，北京大學和四川大學還設立了國家級重點學科基地。［2］在2009年的第四屆年會上，陳惇會長在《規范化與多渠道———本科比較文學教學的反思與前瞻》的報告中指出，自1978年以來，通過對比較文學專業人才的不間斷培養，為學科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了新生力量，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多層次的完整的比較文學教學系統。一是研究生教學和比較文學系；二是大學本科教學；三是高校理工科和中學語文教學中進行的啟蒙性教學。到2009年，招收比較文學研究生的院校有94所，本科階段開設比較文學課的院校有160所，另外，浙江工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理工科大學也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陳惇會長指出：“這樣一個體系，為比較文學教學廣泛、持久、穩定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3］

2．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對教材建設的推動

2．1教材編寫的細致磋商與精誠協作

在1995年的首屆年會上，陳惇會長介紹了1984年以來中國在比較文學教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亟需深入討論與解決教材編寫、學科定位等問題。［4］該屆年會集中討論了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建設，并重視對國際比較文學教材的借鑒，尤其是孟華、盧康華、劉向愚等人，他們分別對比較文學發源地的法國和比較文學活躍的美國等國家的教材狀況進行了專題介紹，為我國比較文學的教材編寫提供了國際視野。通過對國際和國內比較文學教學教材狀況的討論，會議決定編寫三套教材：一套適合中學教學用的比較文學導讀本；一套適用于師院、師專及電大的教材；一套適用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學的教材。首屆年會的召開，團結了中國比較文學界的核心力量，為中國比較文學的教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直接推動了《比較文學》這部本科生、研究生比較文學教材的出現。這部教材的編寫成功，經歷了嚴謹的編撰過程。1996年6月中旬，在蘇州大學舉行了該書初稿的討論會，1996年8月，大部分撰稿人就《比較文學》編寫中的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磋商，1996年11月中旬，又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了該書的定稿會。這部教材的編寫，是在對已有的國內外教材審視的基礎上，進行反復探討和磋商而確定的，顯示了自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成立以來，中國比較文學教材編寫的集體智慧和嚴謹學風。正如陳惇教授在《比較文學》的后記中所指出的：“1995年11月下旬，在煙臺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上，我們接受許多與會代表的建議，決定編寫一本能夠反映比較文學現狀、適合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的比較文學教材。……這次編寫工作得到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的大力支持。許多執筆者都是學會和當前學界的活躍人物，他們各有自己繁忙的工作，但都樂于放下手頭的工作，擠時間為本書撰稿，并及時交稿。正因為如此，才保證了編書工作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并且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所以我們說，這是中國比較文學界通力合作的產物，是集體勞動的結晶。”［5］如此精心細致的編撰，使得教材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季羨林先生稱贊這部《比較文學》教材為“預示著繁花似錦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春天即將來臨”。［6］《比較文學》經蘇州大學推薦申報，獲準列入國家教委“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規劃，自1997年出版以來，重印l0多次，一度成為各高等院校的主要教材和教學參考書之一。#p#分頁標題#e#

2．2對教材編寫的不斷探討與規范

比較文學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學術生態的演變和教學實踐的廣泛開展，對新教材的編寫提出了要求，教材的編寫也必須順時應勢，與生機勃勃的學科發展和教學態勢相適應。但是定位模糊、過于學術化的教材編寫往往又難免問題重重。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對高校比較文學教材的重視和反思，不斷推動著比較文學教材的發展。2003年第二屆年會就有專家開始評價比較文學的教材編寫。該屆年會上，孫景堯教授《對當前比較文學教材的評價》的發言，就指出當時部分教材存在的問題，比如學科定性定位，理論與實踐兼顧等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教材追求面面俱到，以致太過龐雜而不利于教和學，同時他尖銳地指出教材里有一些低級的“硬傷”應該避免。［7］當本科比較文學教學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開展的時候，比較文學教材的適用性就成為教學實踐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如何分清層次，對研究生教學和本科教學提出不同的要求，從而確定適當的規范，編寫本科適用的教學大綱和教材，改進教學方法，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針對這樣的情況，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曾經召開過幾次會議，2005年5月，在太原舉行“新人文主義精神和比較文學”學術討論會，落實了推進本科教學規范化的具體事項。2007年研究會向第三屆年會提交了三份材料供大會審議，一份是《關于提高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質量的建議》；一份是本科使用的教學大綱；還有一份是配套教材《比較文學基礎教程》的初稿。第三屆年會上，部分代表還對《比較文學概論》、《比較文學教程》、《比較文學高等原理》等相關教材的教學應用進行了探討，對教材選用的得失做了詳盡的分析，為日后比較文學教材的編寫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第四屆年會上，陳惇會長進一步指出，部分本科教材的編寫，沒有注意本科教學與研究生教學的區別，忽略了對本科生教學的研究和思考，課程內容也越來越抽象，使得教師的教授缺乏明確的目標，學生的學習也是一團霧水，比較文學幾乎成為一些人謔稱的“比較玄學”。因此他再次呼吁要明確本科教學的目標，明確教學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內容，制定一些規范，通過規范化來提高教學質量。由此可見，在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和教學實踐的直接推動下，中國比較文學教材的編寫正由本科、研究生普適性的教材編寫逐步向分層次、講對象、求規范的方向推進。

3．教學研究年會為學科理論和教學實踐的相得益彰提供了平臺

比較文學教學的發展，需要學科理論的支撐，而學科理論的不斷豐富和完善，又是對比較文學教學發展的必要補充，因此，二者結合關系的疏密，往往決定了學科理論和教學實踐的生機與活力。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在學科理論和教學實踐環節上，為二者搭建了交流的平臺，有效促進了二者的有機結合，使二者生機勃勃而且相得益彰。第二屆年會上，曹順慶教授在《比較文學教學與學科理論建設》的發言中談及教學問題時認為，應該充分重視學風空疏現象，并指出比較文學研究生要閱讀中國文學原典和西方文學原著，為會通中西進行跨文明的研究奠定基礎。楊乃喬教授從“比較視域”角度提出比較文學是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的觀點，認為比較文學和國別文學的區別就在于視野的不同，它的定位要基于研究主體本身，把簡單的比較剔除出去，他還指出教材中不規范的學科意識給講授比較文學設置了障礙。第三屆年會上，樂黛云教授在《對話與詮釋對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意義》的發言中認為應該遵照“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進行對話，進而匯通各學科，這樣才能避免比較文學高高在上，避免學科招致更多的責難。她建議把本科比較文學由一門精英學科變為通識教育的基礎課，并說明這是對教學工作者提出的一個更高的要求。她還指出，普適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更是學科生命力發展的有力保障。而其他代表的論文發言也把學科理論的探討與比較文學的教學研究做了適切的結合。比如魏麗明的《關于中國東方文學學科及文學史書寫的思考》、劉耘華的《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與未來發展芻議》、魏崇新的《外語院校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若干問題》、葛桂錄的《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學科屬性、現狀展望及教學實踐》等等。2009年的第四屆年會，孫良好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授課提綱》還運用形象學理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異國形象進行了梳理和闡釋，為比較文學原理與教學實踐的結合做了生動的展示。應該說，學科理論探討與比較文學教學實踐的結合，無疑會給比較文學的教學發展提供新的資源和視點，成為豐富比較文學教學和增強比較文學教學實踐有效性的有益補充，而比較文學成功的教學實踐，又會使得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獲得有效的傳播。在此意義上，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促進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探討與教學實踐相得益彰的研討氛圍。

4．教學研究年會對比較文學教學實踐的探討和促進

成功的教學實踐，就是如何較好地向學生傳授了學科的知識。在這個問題上，教學實踐的方法是多樣性的，而學科知識卻是其基礎。隨著中國比較文學教學實踐的廣泛開展，其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日益突出，而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為比較文學的教學實踐，提供了經驗交流的平臺，激發了大家的思考，不斷豐富著比較文學的教學實踐，為比較文學教學的有效進行提供了教學資源的共享。

4．1課程體系的更新和學科內容的講授

在第三屆年會上，王向遠教授從“宏觀比較文學”概念的引入著手，主張全面更新本科生的課程體系，簡化原來以講授“學科原理”、“概論”為主的適合于研究生教學的“微觀比較文學”的內容，通過宏觀比較的方法，使本科生的比較文學課真正起到整合中外文學的作用，成為高年級的一門重要基礎課程。這一教學改革的主張和建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興趣。陳惇教授也認為應該把比較文學定性為基礎性、普及性的課程；在教學內容上，可以改變過去那種單純講學科原理、偏向理論闡述的做法，應結合中文系的實際，加強文學交流、中外文類比較方面的內容，使其成為一門綜合性的課程。［8］第四屆年會上，陳戎女在《〈比較文學原理〉課本科教學的實驗及思考》的發言中又提出要以研究個案帶動研究類型的教學，重視中國比較文學史和突出中國問題。

4．2教學方法和手段的運用

在第三屆年會上，陳惇教授認為在教學方法上，應注意理論講授、個案分析和參與實踐的三結合。在第四屆年會上，孫景堯教授在《本科階段〈比較文學概論〉教學中的一些嘗試》的發言中，以研究生對本科生的教學輔導為例，介紹了本科階段和碩士階段人才培養的銜接。葛桂錄的《〈比較文學精神引論〉課程教學構想》提出了知識面的博大、適時幽默的修辭表達、審智的提升是比較文學成功教學的三個重要條件。陳瑞紅《比較文學教學的初步實踐和思考》則認為比較文學教學首先要做好課程定位、其次要注重聯系作家的創作實踐講授比較文學理論，并鼓勵學生自己做比較文學研究和演講。從四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對教學實踐的研討來看，每一次年會的召開，都是代表們不斷提升學科意識、厘清和完善自己教學思路的過程，通過教學研究年會這個平臺，代表們交流了自己的教學心得和教學新方法，互相啟迪，取長補短，日益豐富著教學的方法和手段，并且逐步達成了一些教學的共識。由此可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年會對比較文學的教學實踐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總之，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的成立，有效促進了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壯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其對中國比較文學新局面的打開，尤其是對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的發展，功不可沒。#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