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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克羅齊起，關于比較文學的爭論似乎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爭論的內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圍繞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展開的。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恰好是一個學科是否能夠存在的關鍵因素。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發出了“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氣數已盡”的讖語，并為比較文學開出了一劑藥方：“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將翻譯研究看作是一級學科，其中含有比較文學，后者是一個有價值的但卻是從屬的領域。”[1]（P161）2004年，作為ACLA新的學科現狀和未來發展報告起草人的蘇源熙，也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像比較文學這樣一個由例證（及例證引取理論）構成的學科，很難說有學術上的獨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已經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動下，巴斯奈特又對自己開出的藥方進行了否定，直接宣稱：“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與比較文學的“較勁”，再次激起了人們討伐的沖動。在反對者看來，巴斯奈特等人簡直是在睜眼說瞎話，君不見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隊伍多么龐大、人才培養多么富有成效、學術成果多么令人矚目。但是，反對者似乎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種層面上認為比較文學“氣數已盡”。他們并不是沒有看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認為“過去的30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3]（P6）也看到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確有其繁榮的一面，數十個國家設有分會，相關的雜志、學術會議、研究生項目，以及各種學術組織的繁榮景象證明，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堅實的研究領域而存在”。[3]（P4）同時，他們也并沒有否認比較文學研究的價值、意義，而是認為比較文學“是一個有價值的領域”。他們否認的只是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開這一切入點，任何批評都是無力的。對待比較文學，應該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學科存在。首先要說明的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從來都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的。那種認為比較文學在中國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觀念，其實是對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誤解，人們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問，是假定在這種誤解成立的基礎上的。“一個學科能不能存在，關鍵是看它有沒有一個不同于同類其他學科的特殊品格，換言之，它必須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理由。”[4]（P56）這可以說是我們對學科理解的共識。比較文學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呢？一般認為，它作為學科存在的學理依據，不是“比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現象。這可以作為學科存在的理由嗎？在此，我們得分析一下我國的學科劃分。根據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文學分有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四個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八個二級學科。而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11個二級學科。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與“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并列的二級學科。如果我們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理解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的話，比較文學就是與其他學科并列的二級學科。因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因素，所以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學因素的話，其實就是僭越了學科界限，在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蘇源熙的報告所說：“‘文學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學科課程的進步傾向本質上已經是比較性的了’，那些被認定為搞比較文學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韓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與佛教的關系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必然要涉及到外來影響。研究英國文學，也不可能不涉及到與基督教的關系。如此一來，其他學科的相關人員、研究課題、研究成果等都應該歸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這可能就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隊伍龐大、學術成果“令人矚目”的原因。

如果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著，他們不歸順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誰僭越誰呢？事實上是比較文學僭越了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在全球化時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學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國的文體學，如果只是專注于中國文學中的文體演變與發展，而不關注它的外來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國家的流傳與演變，更不在世界文學的文體中觀照的話，很難說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記》，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很難說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個學科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應該是什么獨立的學科。將比較文學視為學科存在，不僅限制了其他學科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會受到曠日持久的質疑，也會因其自身的悖論而尷尬。比如，既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是比較文學學科，而比較文學是研究跨越性文學因素的，為什么要與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二級學科并列呢？這種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研究與它跨越的任何一邊都是并列的，這顯然不符合邏輯。還有，既然比較文學是個學科，為什么不叫比較文學，而要與“世界文學”連在一起？它們到底是一個學科還是兩個學科呢？兩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還有，為什么不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呢？假如認可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將其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與“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并列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是否合理呢？這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與同樣的質疑。由此可見，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從其研究對象看，既不合理，也沒有必要，因為它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它的研究內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學科之中，由其他學科來承擔。就像有論者說的：“如果這個題目非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也能寫出來的話，那何必要我們讀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來寫呢？既然我們來寫，那么，要么是這個題目明顯屬于比較文學范疇，要么這個題目的寫法為比較文學所獨有。”[5]（P12）#p#分頁標題#e#

問題是除了將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來論證的題目外，比較文學所研究的課題，又有哪個不能分解到其他學科呢？比如錢鐘書，盡管其《談藝錄》、《管錐篇》、《七綴集》被公認為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論著，但他本人卻很不認同“比較文學家”的身份，他有興趣的是具體文藝鑒賞與批評。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不足以構成學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方法，以構成它作為學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顧名思義的話，“比較”應該是比較文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像克羅齊、約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從方法論意義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為“對一切研究領域來說，比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況，這一理解一再被比較文學界所否定。因為承認這一觀點，其實就等于認同了比較文學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所以人們一再辯解說，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屬于本體論而不屬于方法論，比較不是它的本質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質特征，它是通過對跨越性的文學現象研究達到匯通的。但是，這并沒有回答比較文學獨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關于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學術界并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人從認識論角度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分為實證與審美兩種，認為前者堅持從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用歷史的、考據的方法探討文學間的影響和事實聯系，主要是指影響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視的是審美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關系的考證，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與闡發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文學確實使用這兩種方法，但這兩種方法并不是比較文學專用的，而是一切文學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將比較文學的研究類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認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是影響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闡發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與研究類型（或研究對象）當然有密切聯系，但如王向遠所說，這種混淆會“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論’色彩不濃，會削弱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導意義”。[7]（P14）在對已有的研究方法進行批評的基礎上，他認為比較文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彈克羅齊的老調，而實質上，他所說的“比較”是指“跨越”。相比較而言，還是樂黛云等人所說的“文學對話意識”，[8]（P78）可能更能體現比較文學在方法論上的獨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礎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話，它們就不是比較文學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詩經》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本身就屬于影響研究法。研究李白與杜甫，本身就屬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說，他們將比較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跨界視野”，也同時理解為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這樣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為它比其他論者所總結的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更有說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類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適用于比較文學的一切研究對象及研究課題”。但問題是，比較文學研究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說研究視野盡管是有價值與意義的，也不能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依據。從我國現行的學科劃分看，學科主要是以研究對象劃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是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巴斯奈特與克羅齊都認為比較文學不能作為一個學科，但兩者是有區別的。克羅齊認為比較文學中的“比較”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認為比較文學整體是一種研究方法，即一種具有“跨界視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沒有道理。不可否認，國外眾多大學都設有比較文學系，開設比較文學課，培養各層次的學生，但這些與學科的概念是有區別的。盡管也有將比較文學當作學科看待的情形，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則，就不會有爭議。

在中國，事實上并沒有將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看待，那種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理解為比較文學學科的做法，其實是個誤解。“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是由原來的“世界文學”學科發展而來，而由于“世界文學”往往被人理解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總和，或者說是各民族文學量的相加，所以人們將專門作為獨立學科的中國文學排斥在外之后，又將“世界文學”理解為“外國文學”。我們先說后一種誤解，作為中文學科之一的“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是內涵不同的兩個概念。如吳元邁所說：“這兩個概念（指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具有實質性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對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文學意識。外國文學是站在中國文學的立場而言的，而世界文學則是站在更高的立場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學的立場而言的。……世界文學并不是如有人所聲稱的文化或文學的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把外國文學改為世界文學，表面上是名稱的變化，實際上是加入了比較意識，引進了新的觀念。”[9]（P5）這種誤解導致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要用漢語介紹“外國文學”？事實上，在中文學科之下的“世界文學”學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學知識、開闊視野、進行文化交流以及審美鑒賞外，更在于總結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學發展的規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國文學的評價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學的參照。所以，“世界文學”觀照的對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學，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不是各民族文學量的相加，而是將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看作一個發展的整體。

在觀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國各民族的文學，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學的立場”上，以世界眼光與國際視野，在互為參照中對世界各民族文學進行總體把握；不只是限于對文學發展基本事實的陳述與評價，而是以一定的理論為基礎，分析總結出世界文學共同的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學發展的基本事實，而是由文學與文學、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碰撞所產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學的總的進程及其本質。以這種世界文學的總的進程及其本質作為中國文學的參照系，使中國文學在對他者的認知之中獲得自我認知之道，獲得自我突破。盡管“世界文學”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發展史為基礎，但它關注的重點其實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學共同的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這種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學史知識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較、分析、總結，所以“世界文學”是對世界各民族文學進行總體把握的一種文學研究。人們對“世界文學”的誤解與這一名稱本身有關，如果用“總體文學”的概念，則能更清晰地概括這一學科的性質。盡管“總體文學”是一個有爭議，①缺乏明確解釋與定義的概念，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但從國內外學者對它的闡釋看，有幾點是可以明確的。一是“總體文學”的研究對象是多民族文學所共有的事實，或者說是以多民族文學史為研究對象的。梵•第根就認為，“凡同時地屬于多國文學的文學性的事實，均屬于總體文學的領域之中。”[10]（P178）具體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種以上）的文學運動和文學風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體研究，當初梵•第根、韋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就是為了“建立國際的文學史”，是為了編寫“一部綜合的文學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學史”。他們借用“總體文學”這一概念，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國文學“看作一個整體，并且不考慮各民族語言上的差別，去探討文學的發生與發展。”[11]（P44-45）他們認為“總體文學”的宗旨就是編寫“國際文學史”或者“全球文學史”。他們之所以不用“國際文學史”或者“全球文學史”，就是考慮到人們對這名稱的誤解，而“總體文學”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內涵。#p#分頁標題#e#

事實上，在歐洲一些大學，“總體文學”就是指對非國別/民族文學的整體探討。三是它的性質是文學研究，“總體文學”不是民族文學的總和，也不是文學史的總和，而是對文學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確指出：“這是關于文學本身的美學上的或心理學上的研究，和文學之史的發展是無關的。‘一般’文學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學史。”[10]（P177）梵•第根將美學與心理學凸顯出來，強調它的理論性，有意淡化其文學史性質。由于“總體文學”凸顯理論研究，所以被人誤認為是指詩學或文學理論。事實上，韋勒克說它“原來是指詩學或文學理論和文學原則的”，后來被梵•第根借來指“國際文學史”，而并沒有說它就是詩學或文學理論。盡管二者都是從古往今來的文學現象中找出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揭示文學的不同形態與特點，但“總體文學”是以文學史為研究對象的，而文學理論的重點是“對文學的原理、文學的范疇和判斷標準等類問題的研究”。[11]（P31）“總體文學”強調比較的視野與國際眼光，強調比較視域及其匯通，強調跨越性的“文學對話”。如梵•第根所說：“站在一個相當寬廣的國際的觀點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時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題。這是空間的伸展，又可以說是地理上的擴張———這是它的特點”，[10]（P178）所以它與比較文學聯系在了一起。梵•第根當初借用這一概念，就包含著與比較文學形成對照的意思———“想把它拿過來表示一個與‘比較文學’形成對照的特殊概念。”[11]（P44）國外一些大學就是將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聯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學的課程中就有“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課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較文學，梵•第根就說：“一般文學（總體文學）是與各本國文學（國別文學、民族文學）以及比較文學有別的。”[10]（P177）這種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說的兩種還是兩種以上的超越性關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對多民族文學所共有事實進行的整體研究，而比較文學并沒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但要進行“總體文學”研究，就必須要有比較的視野，或者說，通過比較文學之途走向“總體文學”。

雷馬克對民族文學、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的關系，曾經以圍墻形象地進行過比喻，他說：“民族文學是在墻內研究文學，比較文學跨過墻去，而總體文學則高于圍墻之上。”[12]（P12）我國的學科設置之所以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放在一起，包含著老一輩學者們的良苦用心。它并不意味著比較文學是一個學科，而是意味著要達到“世界文學”的目的，必須要有“文學對話”意識和“跨界視野”，通過比較文學之途走向“世界文學”。老一輩學者在這方面有過論述，除前面提到的吳元邁所說的之外，錢鐘書還指出：“比較文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幫助我們認識總體文學乃至人類文化的基本規律，所以中西文學超出實際聯系范圍的平行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有價值的。這種比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進行，所以得出的結論具有普遍意義。”[12]（P92）楊周翰也指出：“比較文學的目的還在于通過不同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來探討一些普遍的文學理論問題，……這是一國文學內部比較研究所無法達到的。這也就是法國人所說的用比較的結果來充實他們所謂的‘總體文學’。”[13]（P3）所謂通過比較文學之途，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說的，將比較文學整體看作一種具有“跨界視域”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這么理解的話，那么比較文學就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具有“跨界視野”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認為它是一種方法的提法容易與人文科學中的其他比較方法混淆，沒有體現它的“跨界視野”的話，我們也可以將它理解為一種視域、視角、姿態、思路、思維，或者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一種發展趨勢。

它可以在學科層面之外的任何層面上存在，比如可以是一門課程、一個課程體系（這個課程體系可以通過設置系、專業的形式來實現，培養本科層次的學生），也可以是一個研究領域、一個研究主題，還可以作為各二級學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培養比較文學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也可以作為研究機構而存在，不同學科的學者帶著自己學科的跨界研究課題在該研究機構進行研究。對于其他學科而言，這樣一種“跨界視野”不一定是必須的，要視情況而定。而對于“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學科（如果它是一個學科的話）而言，它是必須的，因為其研究本身就意味著“跨界視野”研究。如果這樣的話，不僅不會削弱比較文學的研究，相反會使比較文學走向更加繁榮，達到一種真正的“跨界”，也可以使其他學科的研究走向深入。比較文學遇到的外在挑戰、自身的悖論，以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到底是一個學科還是兩個學科，中文學科之下為什么要設置“世界文學”學科等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現在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完全可以用“世界文學”學科代替，為防止人們誤解，改為“總體文學”則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