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比較文學危機反思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斷裂:比較文學反思中的一種不良傾向

比較文學的發展史，是一部危機的反思史:在反思中，法國學派走上了“影響研究”的獨特道路;美國學派形成了“平行研究”的自我特色;中國學派則踏上了“跨文化研究”的新路向。然而，危機依然在比較文學領域飄蕩、游走。值得慶幸的是，在新一輪的危機浪潮中，正涌起新一輪的反思浪潮。不幸的是，無論回首過去，還是放眼現在，我們都不難發現，就像危機一直糾纏、追逐著比較文學一樣，我們對危機的反思，有一種不良傾向，也一直糾纏、追逐著比較文學。依通常的說法，法國學派代表了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一階段。1816年，法國人諾埃爾與人合作出版了《比較文學教程》，這是“比較文學”術語的最早使用。但直到19世紀末，“比較文學”才由術語升格為學科專名，從而奠定了自己的學科根基。然而，“比較文學”一出現，就一直受到種種指責和攻擊。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毫不客氣地說，“對一切研究領域來說，比較方法是普遍的”，因此，“比較文學不過是一種研究方法，無助于劃定一種研究領域的界限”，“看不出比較文學有成為一門學科的可能”［1］。他的矛頭，直指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石———“比較”。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反思的結果卻是:放棄“比較”———比較文學并不是比較，比較只不過是一門名稱有誤的學科所運用的方法。那么，建構學科理論的新基石又是什么呢?是“關系”———不同國別文學之間的淵源影響或者事實聯系。他們登上這塊新的學科基石，信心十足地宣稱:“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聯系”，“凡是不存在關系的地方，比較文學的領域也就停止了”，“我們可以更確切地把這門學科稱之為國際文學關系史”［2］76－77。“比較文學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學間的相互聯系”［3］，不注重聯系的比較是不可取的。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你炮轟“比較”，我就忍痛割愛，丟掉“比較”，讓你的攻擊成為無的之矢。這么做，雖形成了“影響研究”的學科新個性，然而，放棄了“比較”，無論如何，都是對比較文學學科的一種嚴重傷害，比較文學的發展因此變得畸形。可以說，這正是比較文學第一次危機高潮產生的真正根源。后來，有人憤憤不平卻又無可奈何地承認:克羅齊“帶著與比較文學公然為敵的獨裁觀念，在各種場合用種種不同的沉重打擊來對付我們這門學科，并將它幾乎打得個片甲不留”［4］。遺憾的是，他并沒有認識到，真正將比較文學“打得片甲不留”的，與其說是克羅齊的攻擊，不如說是比較文學界在危機反思中的輕易放棄、簡單斷裂。

繼之而起的美國學派，在反思中同樣簡單否定、另尋新路，這突出表現在他們對法國學派的決然態度上。法國學派苦心經營的學科新基石———“淵源影響”或“事實聯系”，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個錯誤，只是把“早已陳腐的19世紀唯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論”強加于比較文學，對文學本身，幾乎沒有提供什么有益的幫助，應毫不可惜地否定、放棄。共同的“文學性”或普遍的文學規律，成了他們發現并全力營構的新的學科基石。他們大聲呼吁，“我們必須面對文學性這個問題，即文學藝術本質這個美學中心問題”［5］9，“重要的是把文學看作一個整體”［6］41，“‘比較文學’和‘總體文學’不可避免地會合而為一”［6］48。比較文學是“連貫各片較小的地區性文學的環節”，是為了“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5］7。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并形成了“平行研究”的新特色，卻并沒從根本上擺脫學科建構的危機，反而為比較文學新一輪的危機埋下了禍根。“斷裂”的利刃寒光一閃，輕率地斬斷了學科的歷史積淀。最終招致“共同性幻覺”、“同一性幻想”、“泛文學”等批評和指責，就在所難免。此后，美國學派苦心建構的“文學性”基石，也慘遭拋棄，比較文學再一次踏上了尋找新的學科基石的漫漫長途。新的尋覓，使一些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將“文化”當成了學科建構的新基石。他們認為，文學只是文化系統的子系統，一旦脫離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這些關鍵問題，比較文學就會迷失方向。這直接導致了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以至于“第14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給人最深的總體印象就是文學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沒’”［7］。在跨入文化比較寬廣無邊的領域之后，混亂不堪的“文化”的虛浮光影，糾纏住比較文學的手腳，比較文學無所不比而又無所適從，在漫無邊際的泛文化森林中更加迷失了自己。另一些學者則反向推衍，將“差異性”視為比較文學的新基石。他們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文學的共相根本不存在，文學并沒有某種內在固有的“文學性”。所謂的“文學性”只是理論家們對文學整體性能的虛構。第二，“同一性幻覺”背后潛隱的是“本質中心主義”或“邏各斯中心主義”，而真正可能斷送我們學科的，恰好是被大多數比較學者所忽略的這種本質主義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及其表現形式———非此即彼思維模式。第三，這種本質中心或者邏各斯中心已成西方后現代攻擊的對象，當全球化的時代悄然而臨，后現代狀況遍及全球每個角落，伴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和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解構主義消解中心思潮風靡泛濫，以營造“總體性”為目標的傳統比較文學日益暴露出自身的空洞性的弱點，其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挽救比較文學，就不應該將研究重心放在探求文學的統一性、本質或本源上，而應該放在發掘文學的差異性、特殊性上。異質性、差異性或獨特性，才是比較文學的真正立足點。就這樣，“斷裂”行走在比較文學危機反思的路途上，不斷地制造出新的混亂、新的失衡，留下一堆堆惡臭的瓦礫和殘渣，而比較文學則陷入了越來越深的危機。#p#分頁標題#e#

值得深思的是，在比較文學長達一個多世紀危機反思的歷史上，為什么總是歪歪斜斜地寫著這么兩個難看的字:斷裂?根本的癥結應該是，一則外來的攻擊過多，非議重重，壓力極大，必然造成內在的深重焦慮和不安，焦慮不安，必然急于擺脫、突破，于是就決然斷裂、另尋新路;二則狹隘的線性思維模式根深蒂固，習慣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平面化、機械化。結果只能是弒父般地斷裂，一棍子打死。此外，從心態上講，這也與“古已有之”的追“新”、逐“后”、趕時尚的心理有關。比如，轉向泛文化，就有追逐文化研究新浪潮的明顯動機;而強調“差異性”，則與時興的后現代主義或解構主義思潮密不可分的。

二、融合:比較文學反思中的一種健康傾向

那么，怎樣的反思才真正有效?才真正有助于危機的解決?這問題非常復雜，但總的精神應該是它決不是弒父般地決然斷裂、輕易否定，而是在批判中，有所吸收和承繼;它決不是在打倒、砸爛的瓦礫堆上另尋基石、另建高樓，而應是在去除腐爛的基礎上，既有效地維修、妥善地保護，以鞏固基石，又不斷地擴大規模，以求新的發展;它決不采用線性思維，非此即彼，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平面化、機械化，而應采用通觀、綜合、立體的思維，洞悉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和聯系性。令人欣慰的是，在比較文學危機反思中，也有這樣積極而健康的傾向，正是這種傾向，推動著比較文學學科積極、健康地成長。譬如，面對克羅齊等對“比較”二字的猛烈攻擊，法國學派并非都紛紛放棄“比較”，也有直面猛烈攻擊，認真反思并強化“比較”的清醒冷靜之士。巴爾登斯貝耶，就是這樣一位人物。他認識到，在比較文學中，確實存在著極大的弊端，尤其是比較的主觀性、隨意性和盲目性，“人們不厭其煩地進行比較，難免出現那種沒有價值的對比”，“僅僅對兩個不同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主觀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證的明晰性”［8］。因此，他反對牽強附會，主張言必有據，并以自己的出色工作和累累成果，用科學性和實證性精神，有效地鞏固了“比較”這一固有的學科基石。繼他之后擔任巴黎大學教席的梵•第根，也并沒放棄“比較”，也致力于以科學性和實證性，對“比較”進行改進與鞏固，促使了“比較”的科學化、實證化。他曾明確宣稱，不能無論什么東西、無論什么時代、無論什么地方，都亂比一通，“‘比較’這兩個字應該擺脫了全部美學的含義，而取得一個科學的含義的”［2］56。

再如，法、美兩國比較文學界，在經過近十年的嚴重分歧、對立與爭論之后，出現了互相包容、互相吸收的積極健康傾向。1963年，法國的艾金伯勒發表《比較不是理由》，公開承認法國學派確實存在著美國學派所批評的一些嚴重問題，應該學習美國學派對文學的內在審美價值和內在規律的重視，“文學的比較研究甚至對那些互相之間沒有影響關系的比較研究都會對當代文學作出貢獻”。因此，“研究文學類型的歷史演進(即淵源影響和交流)”和“研究不同文化中創造出來的與文學類型相當的每一種形式的性質和結構”不但不會沖突，而且可以互補結合。應該“將歷史方法和批評精神結合起來，將案卷研究與本文闡釋結合起來，將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一舉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2］102－103。美國方面的回應，也是友好而積極的。曾對法國學派進行過激烈批評的韋勒克，現在也一再申明，當年他的批評，“針對的是一種方法”，“不是針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學派”。因此，站在溝通、融合的立場，他提出了全盤調整比較文學研究方向的新主張。勃洛克積極支持韋勒克的主張，他非常誠懇地說:“沒有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做出的努力，就不太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蓬勃發展。”［2］191后來，“從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出發，以‘新批評’為根據，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以作品文本為中心，找到了彼此的契合點，得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出現了影響與平行綜合應用的普遍趨勢”［9］。正是這種慎重、包容，在批判中合理吸收的健康反思，有效地促進了比較文學危機的緩解，推動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新發展。因此，以法、美兩國的和解為標志，從20世紀60年代未始，早期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那種簡單否定、另尋新路的現象大為減少，而包容互補、合理吸收的傾向則越來越成為主流。俄蘇比較文學和亞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比較文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繁興的。從此，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文學進入學科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今天，面對20世紀末出現的比較文學的第三次危機浪潮，我們在反思中應該保持足夠的清醒和冷靜，尤其應該對我們的反思保持經常的反思。我們不必因為圈外的種種攻擊和非議，就急于擺脫和突破，更不必因急于擺脫與突破，就簡單否定、另起爐灶。相反，我們在剔除一切霉爛的同時，也要善于發現并吸收一切營養，洞悉并繼承學科建設已有的合理內核。

三、“比較”和“文學”:比較文學的合理內核

那么，比較文學學科建構的合理內核和真正基石，究竟是什么呢?這是在比較文學的危機反思中，我們首先應予以足夠重視的問題，因為當代比較文學的危機實質上是比較文學要不要有自己的學科理論的問題。當年，針對比較文學的泛文化傾向，喬納森•卡勒大聲疾呼: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今天，面對比較文學危機中新的混亂，筆者想鄭重提醒: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比較”和“文學”，是我們學科建構的合情合理的內核，是我們學科獨立不可或缺的真正基石。問題的關鍵是，比較文學的“比較”，是怎樣的“比較”?比較文學的“文學”，是怎樣的“文學”?比較文學的“比較”，并不像克羅齊所攻擊的那樣，僅是一種被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比較文學的“比較”，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意識與思維。西方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伴隨著海外殖民和擴張，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必然為西方人所意識，因此，跨國家、跨民族、跨文化比較的新意識和新思維，也必然隨之而產生。正是這種跨越性比較的新意識與新思維，直接導致了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許多比較學科，如比較宗教學、比較語言學等的誕生。而作為這些學科基石的比較，就絕不僅僅只是一種方法，而更是一種新意識和新思維———一種跨國別、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跨越性意識和思維。其次，比較文學的“比較”，必然意味著一種寬闊的視野和胸襟。早在比較文學的學科孕育之初，無論是歌德“世界文學”的提出，還是后來馬克思、恩格斯的闡釋，其根本的目標都在于沖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讓“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公共的財產”，最終形成一種共同的世界性文學。因此，比較文學的“比較”，是一種廣闊胸襟和宏大抱負，是在各民族文學“視閾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全新的更宏觀、更全面、更理想的文學視野———以發現人類共同的“詩心”為己任，并要從這種共同的“詩心”中，“去發現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基本規律，以建立一種更新、更科學、更完善的文學理論體系”［10］。#p#分頁標題#e#

最后，比較文學的“比較”，還意味著一種平等意識和對話精神。它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學個性與差異，努力消除它們之間的隔閡、歧視和偏見，努力促成它們之間的溝通、交流和對話。因此，比較文學的“比較”，意味著自覺地疏遠狹隘的鄉土情結，自覺地背離偏激的民族感情，它是超越國別、民族和文化界限的文學對話———在確認不同的異質文學主體性、獨立性的前提下，不同文學主體間進行的平等而公正的審美對話。當然，比較文學的“比較”，也意味著一種研究方法。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不應是膚淺的、隨意的、任性的，而應是深度的、深入的。它不會為比而比，更不會東拉西扯，胡說八道，雖“風馬牛不相及”，也強行“拉郎配”。它要超越不同文學表面的、淺度的、形貌的異同，而深入其深層的、本質的層面，發現其內在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在此基礎上，探尋它們成為世界性總體文學的種種可能或種種障礙，最終使它們都能夠成為“真正全人類”的“公共財產”。這種比較，自然不是膚淺的、無價值的，而是深入的、有意義的，不是封閉的、闡釋性的，而是開放的、創造性的。至于比較文學的“文學”，首先，它絕不是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種語言之內的文學，而應是跨越國家界限、民族界限、文化界限、語言界限的跨越性的文學。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必須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文學之間進行。其次，具備了這種跨越性的文學，也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它還必須是具備真正可比性的不同文學。沒有可比性，無論它多么“文學”，都絕不是比較文學的“文學”。具言之，只有具備淵源影響關系、平行類同關系或學科交叉關系等真正的可比性關系，才能成為比較文學的文學對象。總之，比較文學的“文學”，是具有跨越性、可比性的異質“文學”。這使得“比較”和“文學”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比較文學生氣流轉的有機整體。更關鍵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比較是對“文學”的比較，而不是對“非文學”的比較呢?當年韋勒克和沃倫的話，或許對我們不無啟示，他們說，我們應該謹慎地對待政治、歷史、文化、宗教、哲學等非文學因素，要“衡量這些不同的因素的重要性，還要考察它們與我們主要稱為文學的、或‘以文學為中心的’研究，是否相關”［6］67。

這提醒我們所有非文學的學科或領域，都只是比較“文學”的有效手段，我們跨入它們，是為了更好、更深入地跨入“文學”。換言之，我們之所以走進“非文學”的旅店，是為了更有效地抵達“文學”的家園。因此，筆者贊同曹順慶先生對文學和文化關系的處理，即“應當將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相結合。這種結合，是以文學研究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為重要手段，以比較文化來深化比較文學研究”［11］。不錯，只要我們牢牢記住自己的真正家園，那么，無論我們跨進哪個學科、哪個領域、哪種文化，我們都不會迷失方向。最后必須強調是，“比較”和“文學”密不可分，它們共同支撐起比較文學的學科大廈。其中任何一方的弱化和匱缺，都會導致比較文學整個學科大廈的動搖甚或倒塌。沒有它們，比較文學就無法在學科之林中健康地發展、迅速地前行，更無法朝向世界性總體文學的遼闊天空，自由地飛躍、翱翔。因此，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既要“比較”，又要“文學”，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